我跑去找那个官员，无疑是一种错误。然而他那样不耐烦和盛气凌人对我的错误来说，未免太过分了。他不必向我下逐客令，其实我最多不过占他五分钟的时间，只是他根本不愿意听我讲话。他本来可以客客气气地请我走，可是权力已把他迷醉到一种反常的地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官员毫无忍耐的美德，侮辱来访者已成为他的习气，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不如意，就可以把这位老爷弄得暴跳如雷。
现在我的大部分工作自然都在他的法庭里，我又不能和他敷衍，也不愿意讨好他。况且，既然声言要控告他，我也不甘缄默。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懂得一点地方上的小政治。卡提亚华是由许多小邦组成的，自然是充满着勾心斗角之争了。各邦之间的猜忌和官吏的争权夺利，已成为家常便饭。就是那些王公们也总听别人的摆布，让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出主意。连那位老爷的听差都得好生待他，而那位老爷的文书比他的主子还要厉害，因为他是他的耳目和译员。这位文书的意见就是法律，他的外块总是比他的主子的收入多好几倍。这也许是夸大了，不过他的确不是靠薪水生活的。
我觉得这种气氛是有毒的，怎样可以不受它的沾染倒成了我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了。
我的确感到非常苦恼，这一点我哥哥显然是明白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如果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一点事，我就应当离开这种勾心斗角的气氛。但是如果不耍一点手段，要想弄个部长或法官的职位，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和那位老爷发生了龃龉，要继续执业就有困难了。
当时波尔班达已受英国人的管辖，我在那里有一点工作，就是替波尔班达的王公多争一些权力。为了佃农所负担的地租过重，我还不得不去见一个行政官。这位官员虽然是个印度人，我发现他的气焰让那位老爷还要嚣张。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可是我看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得益。我总算给兰纳多争了一些权力，但并没有为佃农减轻多少负担。他们的苦难竞没有人加以注意，这实在使我吃惊。
所以我虽然担负着这个使命，仍然是相当失望。我觉得我的当事人所受的并不公道，可是我又没有办法主持公道。我至多只能上诉于政治监督官或省督，他们就会把我的上诉撇开说：“我们不便干涉。”如果有什么规章可以抑制这些决定，还可以有点办法，但是在这里那位老爷的话就是法律，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实在愤慨极了。正在这个时候，波尔班达有一家弥曼商行写信给我哥哥，提出下列建议：“我们在南非洲做生意，有一家大商行，我们在那里的法院里有一件重大的案子，牵涉到40，000英镑的得失。这件案子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如果你能叫你弟弟到那里去，这对我们和他自己都有好处。他会比我们更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顾问。他自己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见见新世面，交些新朋友。”
我哥哥找我商量这件事。我不清楚我到那里只是为了给他的顾问出出主意，还是要亲自出庭，但我有意接受这个建议。
我哥哥介绍给我去见最近才去世的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他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就是上面所说的商行。他告诉我说：“这不是一件困难事。我们有好多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就会认识他们。你到我们的铺子里对我们很有用处。我们的信件多数是用英文，你还可以在这上面帮我们的忙。你到那里当然是我们的客人，所以不会有什么费用。”
“你要我替你们做多久事情？”我问道。“报酬是多少？”
“不会超过一年。我们负担你的来回旅费，坐头等舱房的轮船，另外付给你105英镑，一切在内。”
这不象是给律师的一种待遇，倒象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然而我很想离开印度。去见识见识一个新的国度，体验一些新的经历；这也是一个不应错过的好机会。而且我还可以把那105英镑寄给我的哥哥帮助家用。我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到南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