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素食的信仰越来越增长。萨尔特的书扩大了我研究饮食的兴趣。我到处搜罗并阅读一切有关素食的书，其中有一本是霍华德·威廉斯的《饮食伦理学》，是一部“自古迄今人类有关饮食著作的传记史”。这本书力图说明，自毕达哥拉斯和耶稣到现代的一切哲学家和先知，无一不是素食者。安娜·金世福医师的《饮食善方》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艾林生医师关于卫生和健康的许多著作也很有帮助。他提倡一种以正规饮食治疗病人为基础的治疗制度。他自己就是一个素食者，他给病人开的方子也是严格的素食。读了这一切著作以后，饮食实验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开始作这些实验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健康问题，但是后来宗教便成为凌驾一切的动机了。
同时我的朋友并没有终止对我的关怀。由于他对我的眷爱，他总以为如果我坚持不吃肉，不但我的身体会变弱，而且我也会变成一个无用的人，因为我在英国人的社会里永远不会感觉自在。当他获悉我正沉溺于素食理论的著作中时，他很担心这种研究会冲昏我的头脑，担心我的生活会消耗在实验中，担心我会忘了自己的工作，而成为一个幻想者。因此，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我改造过来。有一天他请我去看戏。在演出之前，他又请我到贺尔朋饭店去吃晚饭。这是我离开维多利亚旅馆以来第一次见过的大饭店，是宫殿式的。我住在那个旅馆实在没有得到多个有益的经验，因为我住在那里的时候，还有点糊里糊涂。这位朋友有计划地把我带到这个饭店来，显然以为礼貌会禁止提出任何问题。当时在这饭店里吃饭的人很多，我的朋友和我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餐桌上。第一道送上来的是汤。我不知道这汤是什么做的，但又不敢问那位朋友。因此我就召唤侍者过来。我的朋友看见我这种举动，在桌子那边严峻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很犹豫地告诉他，我想问一问这汤是不是素汤。他很生气地嚷起来：“你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莽汉。如果你不能克制你自己，你最好请便吧。你到别的饭店去吃你的吧，吃完了在外面等我。”这倒使我高兴，我自个儿出去了。附近本来有一家素食馆，可是已经关门了。所以那一夜我根本没有吃饭，我陪着那位朋友到剧院里去，但是他只字不谈我所造成的局面。我呢，当然也没有什么好说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友好的争执，它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我的朋友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出于爱护，这一点我是明白而且感激的，而且正因为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中的分歧倒使我对他更为尊敬。
然而我决定我应该使他宽心，我应当向他保证我不再做莽汉了，而是竭力使自己成为适合于这个有礼貌的社会——一个文质彬彬、虽然素食却又不令人生厌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挑起了一个更不可能的任务——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绅士。
我从孟买带来的衣服，现在看来，似乎不大适合于英国社会，所以我就到陆海军商店去买一些新的衣服。我还花了十九先令——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买了一顶礼帽。我犹以此为未足，又到伦敦最时髦的中心区股票大街花了十英镑买了一套晚礼服；还叫我那个善良而心地崇高的哥哥给我寄了一条双层的金表链。打着现成的领结在当时是不体面的，所以我又学会了自己打领结的艺术。在印度的时候，镜子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家庭理发师来给我刮脸的时候，才有机会照一照。在这里我每天要花去十分钟的时间，站在一面大镜子面前，按当时正确的样子打领带和梳头发，独自端详一番。我的头发是很硬的，所以每天总要用刷子经过一场正规的斗争，才能弄得服服贴贴。每次戴上和摘下帽子的时候，我的手便会不知不觉地掠到头上去调理头发，更不必说坐在温文尔雅的圈子里，为了同样的目的，这只手应该随时随地怎样动弹才算合乎礼仪的那些有教养的习惯了。
这一切似乎还不足以显示我对这事情的认真，我又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成为一个英国绅士所必要的细节。有人告诉我，我必需学会跳舞、法文和演讲术。法文不单是法兰西邻国的语言，而且还是我想去周游一趟的欧洲大陆的混合语言。我决定到一个跳舞班去学跳舞，并且交了三英镑作为一个学期的学费。我在三个星期内大概上了六堂课，可是我总学不会那有节奏的动作。我不懂钢琴的音调，所以无法使步伐与节拍吻合。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隐士养了一只猫防鼠，又养了一头牛挤奶给猫吃，又雇了一个人来看牛，如此不已。我的欲望同那隐士的家庭一样，有增无巳。我认为我应当去学一学小提琴，以便使我的听觉习惯于西方的音乐。所以我又花了三英镑买了一把小提琴，还花了一些学费。我还请了第三个教员给我讲授演讲术，并且付了一个基尼的头一期学费。他给我介绍一本培尔的《演说家典范》作为课本，我也买来了，而且开始学起毕特的演说词来。
但是培尔先生的书却给我一个警告，使我醒悟过来。
我并不打算在英国住一辈子，我这样对自己说。那么我去学演说术有什么用呢？跳舞怎么能够使我成为一个绅士呢？小提琴我在印度也可以学的。我是一个学生，我还是应当去读书。我必须取得成为律师的资格。如果我的品行能使我成为一个绅士，那是再好不过了，不然，我就得放弃这种欲望。
这些类似的思想占有了我，我便写了一封信给那位演说教员，把这些想法告诉他，并且要求他原谅我不再去上课了。其实我只上了两三堂课。我还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舞蹈教员，又亲自去找小提琴教员，请她替我卖掉那把小提琴，售价多少不计。她对我很和气，所以我告诉她，我怎样从追求一种错误的思想中觉悟过来。她鼓励我这种完全改变的决心。
这种愚昧可笑的生活大概过了三个月。至于服饰的讲究，还继续了几年之久。但是从此以后，我便成为一个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