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周之后，他从巴伐利亚首府给我来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你若不想出手，你就不可能去推进。”这是他对库姆甫所进行的滑稽模仿。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一来是要表明他已经开始了《爱的徒劳》的作曲工作，二来则是催促我赶紧把剩下的编剧部分给他寄过去。他在信中说，他需要有个总体上的把握，而为了便于建立一些音乐上的连结和联系，有时就希望能够提前看到后面的几个部分。
他住在科学院附近的拉姆贝格大街。这条街上有一栋还算新的小楼。小楼底层的一套单元由来自不来梅的一个名叫罗德的市政议员遗孀及其两个女儿共同租住。阿德里安是她们的二房客。被他转租过来的这个房间朝向僻静的街道，位置就在大门入口的右首。房间布置得干净整洁，朴实温馨，很合他的心意。没过多久，他就用他的个人用品、他的书籍和他的乐谱把这里完全变成了他自己的天地。不过，挂在右侧墙上的那幅巨大的镶在胡桃木镜框里的版画却是件多少有点胡闹意味的装饰品。这幅画展现了一种如今已经风光不再的狂热的余温，画面的中心是吉亚哥莫·迈耶贝尔，只见他坐在钢琴旁才思泉涌地举目仰望，敲击琴键，四周则有他的歌剧人物环绕盘旋。然而，这种神化的场面并未引起我们这位年轻房客的丝毫反感，因为，不管怎样，每当他坐在藤椅里，趴在一张铺着素雅的绿色台布的伸缩桌上埋头工作时，他反正总是背对着它的。所以，他就没有去动它，而是让它继续呆在了它的地盘上。
一架或许能够勾起他的往昔回忆的小小的风琴立在房间里为他效劳。不过，由于市政议员夫人大多数时候是呆在后面的朝向小花园的房间里的，再加上她的女儿们上午又不见踪影，故而，他也可以自由使用放在客厅里的那架虽说有点陈旧破败、音色倒也甚为柔和的贝希施泰因三角大钢琴。除此之外，客厅里还配有几把用回针缝合的圈椅，几盏镀了青铜的枝形吊灯，几个镀金的网格小凳，一张铺有织锦桌布的长沙发桌和一幅镶嵌在富丽堂皇的镜框里的、颜色已经变得十分暗黑的油画，这幅油画作于1850年，其描绘的对象是能够眺望到加拉塔大桥的金角湾：总之，这间客厅里所配置的物件全都可以让人感受到一个曾经富有的市民之家的余韵。正是这里，晚间时常成为一个小圈子进行社交活动的场所。阿德里安也属于其中的一员。刚开始他还不大愿意，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而到最后竟然多多少少地扮演起了少东家的角色。前来此处聚会的人群均是艺术家或半艺术家的性质，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所谓可登大雅之堂的文艺人群体，既有教养，又不乏自由、奔放和风趣，完全能够满足市政议员夫人罗德太太的种种期盼。而她也正是在这些期盼的驱使下把她的家从不来梅搬到了这座南德首府。
她的境况如何，明眼人是不难看出的。一双深色的眼睛，一头褐色的、稍稍泛些灰白的优雅的鬈发，贵妇人的举止，象牙般的肤质，可爱的、依然保养得相当娇好的容颜，她这一辈子，体面风光地出入过城市贵族的社交圈，恪尽职守地打理了一个仆佣成群、义务繁多的大家庭。然而，自从她的夫君（他的身着工作制服的严肃肖像同样也是装点这间客厅的饰物之一）过世之后，家道便开始严重衰落，往昔的地位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很难完全得到维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种永不枯竭、很有可能永远也无法真正得到满足的生活情趣的种种向往从她的身上释放出来，她渴望在人情较为温暖的地方愉快地度过自己的余生。她举办这些社交聚会，按她的说法是为了她的两个女儿，但实际上却首先是，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为了自我享受，为了有人向自己献殷勤。讲些不太出格的低级笑话，对这座艺术之都的轻松愉快而又无伤大雅的风俗作些含沙射影的谴责，说些关于女招待、模特、画家的奇闻逸事，这些都是能够让她感到开心的最好办法，也都能够诱使双唇紧闭的她发出一阵阵秀美而又性感的笑声来。
她的女儿伊涅丝和克拉丽莎显然不爱听到她们母亲的这种笑声；每当她发出这种笑声时，她们就会彼此对望，满脸的阴沉，满眼的拒斥，那种成年子女面对母亲本性中残存的人性的全部恼怒因此而暴露无遗。就小女儿克拉丽莎而言，这种家道的破落，这种对于市民根基的丧失，对于这一点，她至少是有意识刻意地在强调着。这位身材魁梧的金发女郎长着一张用化妆品美白过的大脸，她的下嘴唇是圆形的，下巴则有些发育不良，她打算将来做个戏剧演员，为此她专门拜了皇家暨国家剧院的一位老生为师。她的发型勇敢而大胆，她的金黄色的头发被笼罩在各种车轱辘大小的帽子里，她还喜欢在自己身上披些稀奇古怪的羽毛披肩。这些东西自身虽然沉重，但较之于她的伟岸身材来，哪里是对手，只会落得个黯然失色。另外，她对于那些怪诞阴森的东西也有偏好，故而常常会因此而逗得那些崇拜她的男士开怀大笑。她养了一只名叫“伊萨克”的黄猫，是那种类似于硫磺的黄色，她在它的尾巴上系了一个黑缎子蝴蝶结，以此来寄托她对那个死去的教皇的哀思。骷髅头的图案在她的房间里重复出现，一次是以龇牙咧嘴的真骷髅标本的形式，另一次则是以一块青铜镇纸的形式，这块镇纸的形状宛如一本大开本的古书，这书的封面上就是那个眼窝深陷的短暂性和“分娩”的象征。另外这书上还用希腊字母写有“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书心是空的，封底则十分光滑，用四个小小的螺丝封紧，只有细心地使用精密工具才能将其拧开。后来，也就是克拉丽莎用锁在这个空心里的毒药服毒自杀身亡之后，市政议员夫人罗德太太把它转送给我留作纪念，所以，它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里。
姐姐伊涅丝也是一个命中注定要作出悲剧性举动的人物。她代表着——难道我该说：可是？——一种在这个小家庭里发挥维护作用的因素，她的生活内容就是抗议根基的丧失，抗议南德的风习，抗议这座艺术之都，抗议这类艺术家群体，抗议她母亲在晚间举办的这些社交聚会，就是要倒退，尤其是强调要倒回到过去，倒回到她父亲的时代，回归市民的严谨和尊严。不过，在外人看来，这种保守主义似乎是为阻挡她的本性的张力和危险而构筑的一个防御工事，而她本人却又十分知性地重视这种张力和危险。她的体态较克拉丽莎娇小一些，她和她很合得来，而对于她的母亲则是沉默而明确地表示拒绝。她长着一头泛着灰色的金发，她的这头头发非常浓密，所以看上去是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头上的，而每当她伸长脖子撅起嘴巴笑的时候，她的这个头便会歪向一边。她的鼻子驼峰似的微微隆起，她的浅色的眼睛发出的光芒几乎被眼皮遮挡，这是一种疲惫、柔弱、充满不信任的目光，一种知情的和悲哀的、尽管同时又是不免有些狡黠的目光。她所受的教育就是要高贵得体；她有两年时间都是在一所高贵的有宫廷提携的女子寄宿学校里度过。她对艺术或科学并不上心，相反，她把重点放在了如何做个女管家之上，不过，她的书倒也真是读了不少，她“给家里”、给过去、给她寄宿学校的女校长、给她往日的女友写信，这些信件，其文体之优雅，非常人能比。她妹妹有一天曾经把她写的一首题为《矿工》的小诗拿给我看过，我现在还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其中的第一节。那内容是这样的：
我是灵魂深井里的一名矿工
我静静地无所畏惧地沿着黑暗攀登
我看见苦难的珍贵宝藏
在漫漫黑夜里闪烁可怕的光芒。
下面的内容我就记不得了。只有结尾的那一行还没有忘记：
“而我也永远不会再去把那幸福向往。”
关于女儿们的情况现在就说到这里。阿德里安同她们保持着一种建立在合住基础之上的友好关系。她们俩都很欣赏他，并且还对她们的母亲施加影响，促使她也懂得去诊视他，尽管她认为他不大具备一个艺术家的气质。至于出入这栋小楼的客人，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其中也包括阿德里安，或者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我们的房客，莱韦屈恩博士先生”，已经通过轮换挑选的方式被邀请到罗德家的那间餐厅里和她们共进晚餐，这间餐厅里摆放着一个橡木餐柜，而这个餐柜相对于整个空间而言的确是显得过于巨大了，其雕刻也显得过于繁复了；另外一些人则在九点或者更晚的时候前来演奏音乐，喝咖啡，聊天。他们是克拉丽莎的男女同事，某位发大舌音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以及某个声音位置很靠前的姑娘；这之后便是一对名叫克虐特里希的夫妇，男的叫康拉德·克虐特里希，是土生土长的慕尼黑人，从外形上看长得跟古日耳曼人的一支，苏加姆比尔人或乌比尔人一模一样，只不过头顶上缺了那样一簇反拧的头发而已，他所从事的艺术活动并不确定——他原来很可能当过画家，但业余却爱好乐器制作，他的大提琴拉得相当狂放粗糙，而在他拉琴的时候，他的那只鹰钩鼻还会不停地呼哧呼哧喘粗气；女的叫娜塔莉娅，棕色的皮肤，戴着耳环，黑色的鬈发儿弯垂到脸旁，具有西班牙式的异域情调，也同样是画画的营生。跟在这夫妇俩之后而来的是一个学者，克拉尼希博士，钱币学家和负责古币收藏的官员，他的说话方式是明确、明朗而理智的，但他的声音却因为哮喘病而变得沙哑。除以上人员外，还有两个要好的画家和脱离派成员，列奥·齐恩克和巴普提斯特·施彭格勒，一个来自奥地利，老家在博岑一带，就其社交技巧而言很会搞笑，是个善于逢迎的丑角，他会不停地用慢条斯理的语言讽刺自己和自己那超长的鼻子，此人身上还有着那么一股子色迷迷的味道，从他的两只紧密相邻的圆眼睛里发射出来的目光真的十分滑稽，能把女人们刺激得哈哈大笑起来，而一个好的开场始终如此；另一个，即施彭格勒，德国中部地方人，留着非常浓密的金色髭须，是个处世圆滑老练的怀疑论者，此君家财万贯，所以很少工作，生性多疑，却又博闻强记，与人交谈时总是笑容可掬，飞速眨眼。伊涅丝·罗德极不信任他——到何种程度，她自己倒没怎么往下说，但她却对阿德里安说他是个拐弯抹角的家伙，是个鬼鬼祟祟的伪君子。不过，后者倒也承认，巴普提斯特·施彭格勒身上有着某种令他感到宽慰的聪明才智，他喜欢和他交谈——相比之下，他对另一个客人为消除他的矜持和赢得他的信赖而作的努力追求所给予的回报则要少得多。这个人就是鲁道夫·施维尔特费格，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小提琴家，撞塞子乐队成员，该乐队和宫廷乐队一样在这座城市的音乐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他可是该乐队的第一小提琴之一。虽然生于德累斯顿，但从他的祖籍看倒更像是来自低地德语地区的人，满头的金发，中等匀称的身材，举止文雅，彬彬有礼，萨克森文明那迷人的精明世故和大方洒脱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性情温和，同时又热衷于卖弄风情，他频繁出入沙龙聚会，他的每个闲暇的晚上至少是在一个，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在两到三个社交场所度过，从年轻姑娘到半老徐娘，他和漂亮的异性调情，如痴如醉，飘飘欲仙。列奥·齐恩克和他关系冷淡，偶尔还会发生一些磕磕绊绊——我常常发现，讨人喜欢的人却很少喜欢别人，而这一点无论对于男性征服者还是对于漂亮的女人都是一样适用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反感施维尔特费格，是的，我还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他，而他的过早到来是悲惨的，在我看来另外也是笼罩着一层特别的阴森恐怖的死亡，也使得我的心灵深处很受触动。时至今日，这个年轻人连同他那孩子气的举止仍是如此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只见他把穿在衣服里面的一只肩膀摆正，短促麻利地扮出一个鬼脸，同时把一个嘴角向下撇去；他的另一个天真的习惯，即同别人说话时紧张急切而又似乎是义愤填膺地看着对方：与此同时，他的那双钢青色的眼睛会一本正经地在人家的脸上来回搜寻，一会儿去迎合人家的这只眼睛，一会儿又去迎合人家的另外一只眼睛，一张嘴巴则会随之而撅了起来。此外，即便是完全撇开他的可以算作可爱之处的才能不说，什么样的优良品质他又没有呢。坦率，正直，不带偏见，艺术上毫无妒忌之心，淡泊金钱物质，总之，某种纯洁的东西，也会从他那双——我现在要再次重申这一点——美丽的钢青色眼睛里放射出来，从而令他那张无论怎样看都有点像斗牛狗或哈巴狗，同时却又是年轻迷人的脸庞大放异彩，而这些说实话，又全都只是为他个人所特有的东西。他常常和钢琴弹得绝不蹩脚的市政议员夫人一起合奏——同时还得兼顾那位强烈要求横扫他的大提琴的克虐特里希，因为大家更多的是冲着鲁道夫的表演而去的。他的演奏干净利落，训练有素，声音虽然不大，却很甜美动人，技巧上也极为出色。维瓦尔第、魏奥当和史博尔的某些东西，格里格的c小调奏鸣曲，甚至连克鲁采奏鸣曲和赛萨尔·弗兰克的一些作品，人们都是很难再听到比他更加无可挑剔的演绎了。他思想质朴，也没有受过文学的熏陶，但他对于文化修养高的人士所发表的好的意见却很在意——这不仅只是出于虚荣心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他真心实意地重视同他们的交往，并且也希望通过这种交往使自身得到提高，从而变得更加完美。他很快就把目标锁定在了阿德里安身上，他向他献殷勤，不惜因此而怠慢那些贵妇人，他请他作出评价，要他为他伴奏，但当时都被阿德里安一一加以拒绝了，他表现出极大的同他谈论音乐和音乐以外的事物的渴望，而且——一种非同寻常的忠诚的标志，但同时也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理解和自然的文化的标志——无论怎样的冷淡、矜持、拘谨都不能使他醒悟、退缩和反感。有一次，阿德里安由于头痛得厉害，所以完全没有了参加社交聚会的兴致，于是便谢绝市政议员夫人的邀请，一个人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突然，施维尔特费格跑了进来，穿着他那件前下摆向后斜切的燕尾服，戴着他那条黑色宽领带，跟他说，他是受好几个或者全体客人的委托前来请他回去参加聚会的。他说，没有他在场简直是无聊透顶……这话听起来就有点令人吃惊，因为阿德里安绝对不是一个能够活跃气氛、陪人消遣的社交伙伴。我至今也不清楚他那时是否被成功说服。讨人喜欢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需要，也许他只是充当了这种需要的一个对象而已，尽管这是一种推测，但仅凭这一点，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对这样的毫不气馁的亲近感到某种惊喜。——
至此，对于参加罗德家沙龙的人员的组成情况，我已经进行了相当全面的介绍，这些人物都是我本人后来在弗莱辛做教书匠期间亲自结识，与此同时，我还结识了这个慕尼黑社交圈中的其他许多成员。不久之后还有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加入进来——他，也学着阿德里安的样子认为，应该在慕尼黑而不是在莱比锡生活，于是乎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做成了这件值得一做的事情。而出版他所翻译的中古英语文学作品的出版商也正好就在此地落户，这一点对于吕迪格尔来说具有实用价值；此外，缺少同阿德里安交往的日子让他感到遗憾和挂念，而现在他马上又可以用他爸爸的那些故事和他的那句“您参观参观那个！”把他逗得忍俊不禁了。他在离他这位朋友的住处不远的阿玛利恩大街的一栋楼房的四层里找了一间屋子，他坐在里面，由于天生特别需要空气，所以整个冬天都会开着窗子，他身披大衣和花格毛毯坐在他的那张桌子旁，历尽艰辛，吞云吐雾，半是满腔仇恨、半是如痴如醉地为能替那些英语单词、短语和节律找到精确的德文对应值而奋力拼搏。他经常和阿德里安一起在宫廷剧院餐厅或者在城里的某个地下酒家吃中饭，但很快他便通过莱比锡的关系搞到了进入私人宅邸的敲门砖，甚至还有办法让这一家人或那一家人哪怕是在中午时分也会专门为他添加一副餐具——例如，在他陪同一个为他的人穷志不穷而着迷的家庭主妇去购完物之后，更别说是晚上的邀请了。在诸侯大街他的出版商——一家名为“拉德布鲁赫商行”的公司的老板那里，情况是如此；在施拉金豪芬家里情况亦是如此，这是一对上了年纪、家财万贯、却无儿无女的夫妇，男的是编外学者，祖籍施瓦本，女的来自慕尼黑的一个贵族世家，在布里内尔大街拥有一套光线不大好，但却华丽的住宅，住宅的客厅里装饰有高大的立柱，这里是一个包括艺术家和贵族在内的社交圈子的聚会场所，而这位娘家姓冯·普劳斯西的主妇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艺术家和贵族这两种元素能够在同一个人身上水乳交融，就像在王室戏剧总管冯·里德泽尔阁下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他是那里的常客。——此外，席尔德克纳普也在一个富有的造纸厂主、实业家布林格尔那里吃饭，布林格尔的家就安在临河的维登麦耶大街上，是一幢由其本人自建的出租公寓，而这幢公寓的二楼就由他自己居住；当然，除此之外，席尔德克纳普另外还在普硕尔啤酒股份公司的一个经理家中以及别的一些人家中混饭吃。
在施拉金豪芬夫妇家中，吕迪格尔也引荐了阿德里安。这个少言寡语的外人在那里见到了有贵族头衔的大画家们，瓦格纳歌剧女主角的扮演者唐娅·奥兰达，还有费利克斯·莫特尔，巴伐利亚的宫廷贵妇，“席勒的曾孙”、撰写文化史书籍的冯·格莱辛—茹斯伍尔姆先生，以及一些个啥都不写，就只知道一门心思充当口头文人引上流社会入胜的作家，所有这些人，他和他们全都是萍水相逢，纯粹的点头之交而已。不过，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结识了让内特·硕伊尔。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具有奇特魅力的女人，大他整整十岁，其父已故，生前为巴伐利亚的一个行政官员，她的母亲则是巴黎人——一个长年瘫痪在轮椅上，思想却很活跃的老太太，她从未下过气力去学德语：她也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她那备受习俗护佑的大行其道的法语全然就是金钱和地位的保障。硕伊尔太太和她的三个女儿，让内特是其中的老大，她们一起住在植物园附近的一套公寓里，尽管这套公寓的面积相当有限，可她偏偏就是喜欢在她家这间巴黎风味十足的小小客厅里举办音乐会，用茶水招待客人。男女功勋歌唱家标准纯正的嗓音在这几间狭窄的房间里充斥集聚，大有要把它们撑破之势。人们也可以看到，常有蓝色的宫廷马车在这栋简朴的楼房前停留。
让内特自己的情况则是这样的，她写文章，写书，还写小说，她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她用一种不正确但却迷人的个人语言撰写优雅独特的社会研究，这些研究不乏心理学的和音乐的魅力，绝对属于高雅文学。她一眼就注意上了阿德里安，她始终如一地支持着他，而他也感到和她有共同语言，同她谈话很安全。她衣着华丽，但相貌丑陋，一张优雅的羊脸上土气和贵族气相间杂陈，这跟她说话时巴伐利亚方言和法语混用的情况完全相似。她这人可谓绝顶聪明，但同时却又免不了某种老姑娘的天真无知，所以尽提一些幼稚可笑的问题。她的思想有点变化无常，有点滑稽混乱，她也真心诚意地取笑自己的此等毛病——但绝对不是像列奥·齐恩克那样搞自嘲之名，行阿谀奉承之实，而是纯粹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好笑。另外，她在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弹得一手好钢琴，迷恋肖邦，为舒伯特摇旗呐喊的文字也写了不少，她还和不止一个当代音乐界名人交好，而有关莫扎特复调音乐及其同巴赫关系的意见交换则是她和阿德里安之间进行的第一次面谈，双方对此均感到满意。他是，而且一直是她怀有好感并信赖多年的人。
顺便提一下，谁也休想指望，这座城市，这座被他选为自己逗留地的城市，它的氛围，真的会让他融入其中，真的会有朝一日把他变成它的一员。它的美丽，它那雄伟的、山涧流水潺潺的富于田园风光的城市图景，在吹着燥热风的阿尔卑斯山蓝天的衬托之下，或许也会使他感到赏心悦目，它的无拘无束的习俗有点像旷日持久的化装舞会上的行动自由，这或许也会给他的存在带来些许轻松。它的精神——请允许我这样说！——它的愚笨、但却一团和气的生活情调，这座自娱自乐的卡普阿感性的、爱装潢的和狂欢节式的艺术思想，对一个像他这样深刻而严肃的人来讲，必定会永远从骨子里感到陌生——这种城市本质才真的是他所射出的那种很久以来为我所熟知的目光的合适的对象，他的目光是朦胧的、冷漠的、若有所思和遥远的，而他的人则会随着这种目光微笑着转身离去。
我正在说的这座城市就是君主摄政晚期的慕尼黑，时间距离战争爆发还只剩下四年，战争的后果将会把这种惬意变为抑郁，将会导致一个又一个阴暗的怪诞在这里上演。这座有着透视美的首府，其政治问题局限于一种情绪化的对立，对立的双方，一个是半分裂主义的群众基础广泛的天主教，一个是忠实于帝国条条框框的清新活跃的自由主义。慕尼黑连同在慕尼黑统帅厅举办的卫兵仪仗队音乐会，连同它的艺术品商店，做装饰装潢生意的大卖场及旺季展览会，连同它的谢肉节期间的农民舞会，它的由喝烈性黑啤酒引起的酩酊大醉，它的十月啤酒节草地上的长达数周的巨兽般的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在这里，一群群倔强而又快活的人们庆祝他们的农神节，尽管这种庆祝早就被现代大众化经营所收买；慕尼黑连同其被保留下来的瓦格纳崇拜，它的秘密的躲在凯旋门后举办美学晚会的小集团，它的为公众的善意所围裹且实质上是舒适惬意的放荡不羁的文艺人团体。所有这一切，都在阿德里安此次于上巴伐利亚度过的贯穿一秋、一冬、一春的那九个月里被他尽收眼底，他徜徉其间，体会个中滋味。在他和席尔德克纳普一同前往参加的艺术家庆典上，在装饰雅致、若隐若幻的大厅中，他本人重又和罗德圈子里的成员，那些年轻的演员、克虐特里希夫妇、克拉尼希博士、齐恩克和施彭格勒、这家的两个女儿，相聚在了一起，他同克拉丽莎和伊涅丝，外加吕迪格尔、施彭格勒和克拉尼希，很有可能还有让内特·硕伊尔一起围坐一桌，其间也会突然冒出个施维尔特费格来，他或是扮成农村小伙，或是穿上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服，这种古装有利于突出他的美丽大腿，并使他看上去有点像波提切利肖像画上的那个戴红帽子的男孩——他兴高采烈地跑来，他把提高自身精神境界的要求忘到九霄云外，他“以友好的方式”邀请罗德家的姑娘们去跳舞。“以友好的方式”是他爱用的一个口头禅；凡事皆应友好地发生，避免不友好的忽略，这是他所遵循的原则。他在客厅里原本有着繁重的义务和浓厚的与人调情的兴趣，而他同拉姆贝格大街的这两位女士的关系更多的也只是一种兄妹之情，但他觉得如果完全忽略她们的话不大友好，可是，这种刻意的友好又由于他的匆忙接近而表现得太过明显，以至于克拉丽莎傲慢地对他说道：
“上帝啊，鲁道夫，您一来，就摆出一副救世主的表情，您能不能不这样啊！我向您保证，我们已经跳够了，我们根本不需要您。”
“需要？”他用他那带点后腭音的声音喜怒参半地回应道，“那么我的内心需要就该毫无价值吗？”
“一文不值，”她说道，“再说了，我对您而言个子也太高了。”
她一边这样说，一边很是傲慢地抬起她那吊在圆圆的嘴唇之下的缺乏凹陷的短下巴，起身和他一起离开座位去跳舞。要么，换了他请的人不是她，而是伊涅丝，那么，伊涅丝则会低眉撅嘴地跟着他去跳舞。此外，他的友好也不仅仅只是针对这姐妹俩。他十分善于控制自己的忘性。他可以突然地，尤其是当那姐妹俩拒绝跟他去跳舞的时候，摇身一变，若有所思地在桌边找个紧挨着阿德里安和一直穿着化装舞服喝红酒的巴普提斯特·施彭格勒的位置坐下来。后者一边绘声绘色地说事，一边眨眼睛。他的脸上有一个酒窝，就悬在他那浓密的髭须的上方，他此时正在引用龚古尔兄弟的日记或是阿贝·加里亚尼的书信，而施维尔特费格则带着他那种恰恰是因为注意力集中而显得愤怒的表情，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的脸。他和阿德里安谈论下一场“撞塞子”音乐会的曲目，要求阿德里安把他不久前在罗德家发表的关于音乐、关于歌剧状况之类的言论作进一步解释，那个迫切劲儿呀，就好像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能够让他感兴趣，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义务需要他去承担了似的，而且，他还真是一门心思地扑在了阿德里安一个人身上呢。只见他挽起他的胳膊，同他一起绕开热闹拥挤的人群，围着客厅闲逛，用狂欢节式的你来称呼他，全然不顾对方的不予理睬。让内特·硕伊尔后来曾告诉我说，有一次阿德里安这样漫步回来之后，伊涅丝·罗德对他说道：
“您可别让他得逞。他什么都想要。”
“恐怕莱韦屈恩先生也是什么都想要吧。”克拉丽莎用手托着下巴这样补充道。
阿德里安耸了耸肩膀。
“他想要的东西，”他回答道，“就是，希望我能给他写一部甚至能让乡下农民都接受他的小提琴协奏曲。”
“这事您可别干！”克拉丽莎又说道，“如果您在这件事情上同他搭上边，那您恐怕就只剩下满脑子的奉承话了。”
“您也太高看我的灵活性了，”他回复道，一旁的巴普提斯特·施彭格勒于是咯咯地笑了起来。
不过，阿德里安对慕尼黑享乐生活的参与我也介绍的不少了，就到此为止吧！其实，他冬天就已经开始在席尔德克纳普的陪同下，当然大多数情况则是在他的催促之下，乘车到尽人皆知、风光优美的郊区去游玩，尽管那里的面貌因为大搞旅游业而被弄得好不滑稽，此外，在埃塔尔、奥伯阿梅尔高、米滕瓦尔德，他还和他一起度过了数个不免艰苦，但却美妙的雪天。当春天来临之际，这样的远足甚至还愈发地多了起来，所去之地尽是些著名的湖泊，以及那个尽人皆知的疯子的戏剧城堡，而且，他们常常也漫无目的地骑车（因为阿德里安爱把自行车作为自主漫游的工具）到发绿吐芽的乡间，走到哪里住到哪里，不管那里显眼还是不显眼。我之所以至今对此念念不忘，是因为阿德里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得以发现和熟悉了那个日后将要被他选作个人生活环境的地方：位于瓦尔茨胡特附近的普菲弗尔林及施魏格施迪尔家的庭院。
瓦尔茨胡特是座没有魅力也没有名胜的小城，位于加米施—帕滕基兴铁路沿线，距离慕尼黑一个小时，而下一站，只需再开十分钟便是普菲弗尔林，又称普法弗尔林，但是快车在此不停。它们呼啸而过，把此处仍显平淡的风景和高耸其间的普菲弗尔林教堂的葱头形尖塔孤零零地晾在那里。阿德里安和吕迪格尔造访这么个小地方纯属一时兴起，这一次完全是匆匆一瞥。他们甚至没在施魏格施迪尔家过夜，因为两人第二天早上还有事要办，所以要赶在天黑之前坐火车从瓦尔茨胡特返回慕尼黑。他们在小城广场边上的酒家里吃了中饭，而按照火车时刻表他们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于是他们沿着两旁绿树成荫的公路继续向普菲弗尔林骑去。他们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转悠，从一个小孩子口里打听出附近池塘，即“夹子湖”的名字，又匆匆看了一眼“罗姆冈”，那座由绿树为之加冕的山丘，然后，在一条被赤脚女佣唤作“卡施佩尔”的用铁链拴住的警犬的阵阵狂吠声中，来到一座装饰有一个僧侣标志的大庄园门口，准备讨要一杯汽水喝——与其说是因为口渴，倒不如说是因为这幢农村建筑物浓厚的富于个性的巴洛克风格，一俟跃入他们的眼帘，就立马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我不知道，阿德里安那时在多大程度上有所“觉察”，某些关系以另一种并不遥远的面目显现，他是否当时就或者是逐渐地、事后地、隔段时间回忆一下地把它们认了出来。我倾向于相信，他起初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发现，只是后来才，也许是在梦里，大吃一惊地明白过来。反正他没有向席尔德克纳普透露一个字，同样，他也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这奇特的雷同。当然，我也许会搞错。池塘和山丘，庭院里那棵巨大的老树——但是棵榆树——连同绕树一圈的涂着绿色油漆的环形椅，以及其他的还在增加的细节，都可能让人第一眼就有瞠目结舌之感；或许他无须做梦便能睁开眼睛，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当时的只字未提证明不了任何问题。
在大门口隆重迎接来访者的人是艾尔泽·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她的态度十分友好，听完他们的来意之后，就拿出高脚杯和长柄勺来为他们配制汽水。她把他们让进一个形状近似礼堂、有拱顶的会客室，把配好的汽水端给他们喝。这会客室位于门厅左侧，门厅则是一种农家沙龙，里面摆放着一张巨大的桌子，几个窗龛能让人清楚地看到墙壁的厚度，一个窄柜刷的是五彩漆，窄柜上面放着一尊石膏像，是长有一对翅膀的萨莫德拉克胜利女神尼基。这个厅堂里还立着一架棕色的桌式钢琴。施魏格施迪尔太太一边冲着他们坐下，一边向他们解释说，这个厅她家里人是不用的；他们晚上睡在斜对过紧挨楼门口的一间小些的屋子里。这楼里空闲的地方多的是，此外在这边还有一间漂亮的小房间，即所谓的修道院院长室，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奥古斯丁教团的僧侣们从前在这里有过经营，他们的首领用它作过工作室。她以此证实，这个庭院曾经为修道院所有。施魏格施迪尔家族住在这里面已有三代之久了。
阿德里安说，他自己原本也是农村出身，不过在城里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他问这个庄园共有多少地产，得到的答复是，耕地、草场连同森林加起来足足有四十个塔格维尔克。另外，位于农庄对面空地边上的那些低矮建筑及其前面的栗树也是属于庄园的财产。那里以前住过帮工，现在几乎是常年空置，基本上不具备住人的条件了。前年夏天曾经有个慕尼黑的画家租过那里的房子，为的是在周边地区，瓦尔茨胡特沼泽一带写生，画风景，倒是也画出了几幅好画，不过内容都有点悲伤绝望，其中有三幅在水晶宫展出，她本人去那里参观时又跟它们见了一面，有一幅还让巴伐利亚汇兑银行行长施蒂格尔迈尔给买去了呢。两位先生是不是也是画家啊？
她大谈那个租房人的目的，恐怕只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这一猜测，同时也弄清楚，自己大致在和什么人打交道。当她得知他们一个是作家，一个是音乐家时，便恭敬地扬起眉毛说，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也比较有意思。而画家则不然，他们可是遍地开花，多如牛毛啊。两位先生相当严肃，这一点她也是一眼就看出来了的，而画家们却不同，他们大都是些轻浮放荡、无忧无虑之徒，对生活的严肃没有多少兴趣——她所指的并不是那种讲究实际的严肃，比如挣钱之类的事情，而是，如果她谈严肃的话，那么，她更多地指的则是生活的沉重，生活的黑暗的方面。当然，她也不想冤枉所有的画家，因为，比如说她当时的那个房客，人家很快就表明自己是个例外，是个很安静、很内向的人，一点也不逍遥自在，心情反倒十分沉重——而他的画看上去也是如此，不外乎迷雾重重的沼泽气氛和孤独寂寥的森林草地，所以呀，银行行长施蒂格尔迈尔居然选中其中一幅，而且恰恰还是最为阴郁的那一幅，给自己买下，着实叫人感到奇怪：他这个金融家想必也有发愁的时候。
她坐在他俩边上，腰板挺直，棕色的、稍稍有点斑白的头发梳得平整而紧绷，白色的头皮因而清晰可见，身上套着一件方格纹料理围裙，圆圆的领口处别着一枚椭圆形的胸针，一双手小巧灵活，修长优美，十指交叉地放在桌面上，其中的右手腕上还戴着一只光滑的结婚手镯。
尽管她的话里夹杂着“就是么”、“听见没”、“是不是唦”这类方言，不过，她的语言总的讲来还是相当纯净的，她说她喜欢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是些善解人意的人，而理解又是生活中最美好和最重要的东西——画家们的轻松愉快实际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理解的确有轻松的和愉快的两种，而另外还要弄清楚的是，应该优先考虑两者中的哪一种。或许最合适的是某个第三种：一种冷静平和的理解。艺术家当然得住在城里，因为那里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文化发生；其实，他们和农民打成一片要比和城市市民正确得多，农民由于是生活在自然当中，因此也就更接近理解，而那些市民呢，他们的理解不是萎缩，就是遭到压制，因为这些人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秩序不得不这样做，结果就是，这种做法恰好导致萎缩。不过，她也不想把城里人说得一无是处；例外总是有的，或许还是些隐秘的例外，姑且再举银行行长施蒂格尔迈尔的例子来说吧，他买下那幅沉重的画，以此证明他所怀有的诸多理解，而不仅仅只是对艺术家的理解。
她接下来请她的客人们喝咖啡，吃斤糕，但席尔德克纳普和阿德里安似乎更愿意利用他们余下的这段时间去看看房子和院子，他们说，很想麻烦她带他们去转一下。
“那好吧，”她说道，“只是遗憾得很，我家马克斯（即施魏格施迪尔先生）正在外面地里干活，和格雷翁一起，这是我们的儿子。格雷翁新买了一台撒肥机，他们想试试它好不好使。看来只能由我代劳了，还请两位先生务必将就一下吧。”
“这可不叫将就，您太客气了，”他们一边回答，一边起身和她一起穿过这座结实耐用的楼房，没走几步，就来到前面，参观了主人家的起居室，这里是四处弥漫的烟草气味的发源地；再往下走就是那间修道院院长室，一间讨人喜欢的屋子，不是很大，同整栋楼的外部建筑风格相比显得有些落伍，就性质而言，倒更像是1600年代，而非1700年代的，墙上装有护墙板，地面铺的是木板，但木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一块用皮革制成的裱糊布紧贴在格栅平顶的下面，窗龛扁平隆起，窗龛的墙壁上是圣像，嵌进铅环的玻璃上镶着正方形的玻璃画，五彩斑斓；一个壁龛，里面挂着一把紫铜水壶，壶的下方放着同样质地的水盆，一个壁橱，上面安装了铁手镯和卡锁。一只角凳上了皮垫套，还有一张橡木桌，夯实沉重，放在离窗户不远处，形状宛如一口箱子，桌面经过抛光处理，下面的抽屉开得很深。桌面的中间部分低陷，边缘高出，加装了一支供阅读用的雕花斜面架。桌子的上方自格栅平顶向下悬挂着一只巨大的枝形吊灯，吊灯表面残留的蜡烛清晰可见，这是一件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摆设，它不规则地伸向四面八方，最终以兽角、掌状鹿角顶之类的奇形怪状收场。
对于这间修道院院长室，两位来客可谓赞不绝口。席尔德克纳普甚至若有所思地点头说，应该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生活，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听罢，却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怀疑，说这样对一个作家会不会太孤单，太远离生活和文化了。她还领着她的这两位客人登上楼梯，上到二楼，那里有很多卧室，沿着刷得雪白、散发着霉味的过道一字排列，一间挨着一间，她让他们看了其中的一两间。这些卧室都配备了床架和柜子，趣味和客厅的五彩窄柜保持一致，不过，只有几间卧室里的床是已经铺好了的：按照农民的趣味，用蓬松的鸭绒被铺得高高的，跟小山似的。这该有多少卧室啊！这俩说道。是的，通常情况下几乎都没人住，女主人答道。只有几间被人临时住过。汉德舒赫斯海姆的一位男爵夫人在这里住过，在这楼里散过步，有两年时间呢，直到去年秋天才走，那是一个贵妇人，她的想法，如施魏格施迪尔太太所说，和别人的想法不太合拍，所以她就跑到这里来躲避这种分歧。她本人和她处得相当好，很喜欢和她聊天，有时她甚至有办法让她自己去嘲笑她自己的那些个离经叛道的念头。但遗憾的是，这些念头不仅没有能够被铲除，反倒越来越多，大有难以遏制之势，无奈之下，亲爱的男爵夫人最后只好被送到专业人士那里接受内行的护理去了。
说到这里时，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已经沿着楼梯走下楼来，他们仨又来到外面的院子里，准备再去看看畜棚。另外还有一次，她说，时间要更早一些，在这么多卧室的一间里还住过上流社会的一个小姐，她在这里生下了她的孩子——既然她是和艺术家们在说话，那么，她就可以开诚布公地把事情说出来，无须躲躲闪闪，尽管当事人的名字不能直说。这位小姐，她父亲在巴伐利亚那边属于地位很高的法官阶层，他给自己买了一辆电动汽车，不曾想从此埋下祸根。为什么呢？因为他还专门雇了一个司机开车送他去公干，而这个年轻人呢，可以说毫无特别之处，只是在穿上他那混纺制服时才勉强显得整洁漂亮，就这么个人，却让人家小姐不顾一切地给喜欢上了。她怀上了他的孩子，她的父母发现之后，大发雷霆，深感绝望，又是绞手，又是抓头发，又是诅咒，又是痛哭，又是谩骂，怎么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理解在他们那里是没有的，既没有一般老百姓的，也没有艺术家的，有的只是城市市民害怕失去社会名誉的极度恐惧，面对父母的诅咒和拳头，小姐缩作一团，哭泣哀求，直至最终，她和她的母亲一起同时晕倒在地。一天，那位法院院长找到这里来，要求和她，施魏格施迪尔太太，谈一谈：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只见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胡子花白，整个人伤心得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他们约定，小姐先在这里悄悄分娩，然后再在这里继续呆上一段时间，如果有人问，就说是贫血。之后，这位矮小的高官起身告辞，但还没走出几步就又折了回来，只见那金丝边眼镜片后面有眼泪流出，他再次同她握手，同时对她说道：“亲爱的夫人，我谢谢您，谢谢您的善意的理解！”不过，他这里所指的是对抬不起头来的父母的理解，而不是对他们的女儿的理解。
这位女儿倒也真的来了，好一个可怜的人儿，嘴巴老是张着，眉毛老是竖着；她在这里等待分娩，等待期间她向她，施魏格施迪尔太太，透露了许多实情，她承认自己有罪，但不承认是被人引诱——相反，卡尔，那个司机，人家甚至还说过：“那样不好，小姐，我们还是别那样的好！”可是，他们终究没有能够抵挡住，她也是做好了随时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而且，她后来也是这样去做的，在她看来，死亡的决心可以抵消任何后果。她也表现得相当勇敢，她生了一个女儿，帮她接生的是这里的专区医生，好心的屈尔比斯大夫，对他而言，孩子是怎么来的并不重要，只要其他一切正常，胎儿不是横位就好。然而，尽管有乡下清新的空气和良好的护理，小姐分娩之后身体却一直十分虚弱，她也从未放弃过她那张嘴竖眉的老习惯，这样一来，她的双颊就显得更加瘦削，又过了一段时间，她那矮小的身居高位的父亲过来接她，见她这副模样，金丝边眼镜后面又禁不住泪光涟涟起来。那孩子被送到班贝格的方济各会修女那里，孩子的母亲从此也就只能是个面如死灰的小姐：她成天呆在她的屋子里，拖着一直就有肺痨的身子，悲苦地度日如年。她的双亲发慈悲送给她一只金丝雀和一只乌龟做伴。最后她又被送到达沃斯，而这似乎给她以致命打击，因为她一到那里就——如愿以偿地，一命呜呼了；一切都可以用死亡的决心来预支，如果她的这个想法没错的话，那么她就算是解脱了，一了百了了。
他们参观了牛棚，观赏了骏马，瞄了一眼猪圈，女主人同时把她接待过的那位小姐的故事讲与他们听。他们还去了屋后的鸡舍和蜂房，两个朋友接下来便问他们要付多少钱，她却说不要钱。他们对这一切表示感谢，然后便骑车返回瓦尔茨胡特去赶火车。他们一致认为，这一天没有白过，普菲弗尔林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好地方。
这个地方的图景被阿德里安保存在了心底，不过，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图景还不会左右他的决定。他要走，他要远走高飞，而不只是坐个把小时火车进山观景。那时，《爱的徒劳》的音乐已经写完了阐述场景的钢琴草稿；但这个工作却卡壳了；这种风格的滑稽模仿的艺术性很难坚持到底，它导致一种变化多端的古怪情绪，也促使那种对于远方的空气和更为陌生的环境的向往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他感到烦躁不安。他厌倦了他安在拉姆贝格大街的那个小家，因为他在那里根本无法独处，猛不丁地就会有人跑来叫他去参加他们的社交聚会。“我在寻找，”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寻找，我的内心在不停地发问，我听到一个命令，命令我去一个地方，我可以在那里隐身遁世，不受干扰地过我的生活，和我的命运进行对话……”尽是些不吉利的奇谈怪论！他那是在为怎样的对话、怎样的会面和约定寻找地点啊，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能不发凉吗，我这握笔的手能不发抖吗？
他决定去的地方正是意大利，在旅游淡季，在夏天将来临之际，约摸六月底的时候，他开始动身启程。他还说服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和他一同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