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上面的一章已经是过于冗长了。既然如此，我不妨另起一章，也用些笔墨来表达一下我对布赫尔的女房东，阿德里安亲爱的妈妈的敬意。但愿童年时代所怀有的感激，外加她端给我们的可口的小吃，能够始终如一地美化这个人物。要我说呢，在我这一生当中，我还真是没有见过一位比艾尔丝贝特·莱韦屈恩更为迷人的妇女，我只要谈起她的素朴的、聪慧而随和的性情，我便会肃然起敬，我因此也坚信，那位儿子的天才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位母亲充沛而旺盛的青春活力。
如果说凝视她丈夫那老德意志式的漂亮脑袋令我感到愉快的话，那么，我的眼睛也同样喜欢停留在她那令人极为舒服的、绝对独特的和比例分明的外形上。她娘家是阿波尔达一带人，她属于那种褐色的类型，这种类型在德国各地时有发生，其有根有底的家谱使得外人没有理由去猜测他们是不是拥有罗马人的血统。她的深色的皮肤，她的黝黑的头发，她那看起人来溢满宁静和友善的双眸，按照这些体征，人家很有可能把她当成罗曼人来看待，如果不是她面部形态所呈现出的某些日耳曼式的粗犷驳斥了这一点的话。她的这张脸是一个较短的椭圆，下颏早早地变尖，鼻子不是十分规则，鼻梁轻微下陷，鼻尖有点儿上翘，从容的嘴巴既不妖娆，也不呆板。而我上面刚刚说过的她的半遮着耳朵的头发，则在我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也慢慢地镀上了一层银，她的一头头发梳得非常紧绷平整，色泽鲜明，油光闪亮，而额头上的头分线也使得白色的头皮露了出来。尽管如此，仍有几根松散的发丝在两耳前非常优雅地——不是经常地，恐怕也不是故意地——悬垂下来。记得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是扎辫子的，那时，她的辫子又粗又大，她按照农村的习惯把辫子盘在脑后，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再在上面系条彩色刺绣的发带什么的。
城里的服装不关她的事，就跟不关她丈夫的事一样；贵妇人那样的不适合她，相反，乡村那半戏装化的服装却合适极了，我们所认识的她穿的就是这样的衣服，结实的，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自家做的裙子，配上一件绲边紧身背心，有些粗壮的脖子和胸脯的上半部从背心的方形领口处露出，胸前再戴上一个简洁、轻巧的金首饰。浅棕色的、习惯了劳作的双手，既不粗壮，也没有得到过过多的保养，结婚戒指戴在右手上，我想说：这双手有着极为人性的正确和可靠，故而看着它们就是一种愉快，同样令人感到悦目的还有她那两只行动麻利、不太大也不太小的诚实的脚，它们穿在舒适的平跟鞋里，绿色或灰色的羊毛袜子则紧紧裹住那好看的踝骨。她的一切都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她身上最美的东西却是她的声音，按位置划分，是那种温暖的女中音，而按说话所用的语言来分类的话，她的口音则稍稍带有那么一点图林根地方的色彩，听起来格外诱人。我不想说：“婉转动人，”因为这个词有点故意和刻意的味道。这种声音的魅力源自一种内在的、而除此之外却又始终是潜在的音乐性，因为艾尔丝贝特并不关心音乐，也就是说，她并未献身于它。有时，当然了，纯粹是随手玩玩的，她也会从墙上取下那把用作起居室壁饰的旧吉他来，在上面弹几个和弦，可能的话，也同时哼唱一段或半段歌曲什么的；然而，真正的歌唱她是不会去干的，我敢打赌，要论唱歌的话，她绝对是块上好的可造之材。
总之，她说起话来非常好听，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好听的了，虽然，她所说的话都只是些最简单的和最实在的；而且，我也认为，阿德里安从出身的第一刻起就听到了母亲这自然的、由本能的趣味所决定的美妙声音，这一点可谓意义重大。对我而言，这可以有助于解释他的作品里所展示出来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声音的感觉，即使人们很容易反驳说，他的哥哥格奥尔格不也是享有同等的优势么，那他的生活道路怎么没有受到这方面的任何影响呢。之所以如此，另外也是由于他长得更像他父亲，而阿德里安则更多地拥有他母亲的体征——但这又会与下述事实不相符合，即继承了父亲偏头痛毛病的是阿德里安，而不是格奥尔格。然而，不管怎样，这位尊贵的死者的总体面貌连同许多细节：深色的皮肤、眼睛的形状、嘴巴和下巴的结构，统统都是来自母亲一边，这在他刮光了胡子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那也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以后，他才让自己留起那把震惊四座的翘胡子来的。
母亲的虹膜的乌黑和父亲的虹膜的碧蓝在他的眼睛里混合，成为一种阴凉的蓝—灰—绿，这细小的散发着金属光芒的斑晶，与之相对应，瞳孔周围现出一圈锈红；对我而言，我敢打心眼里肯定，正是父母的眼睛之间的这种对立及其颜色在他的眼睛里的混合，使得他的对于美的判断力在这方面变得摇摆不定起来，让他在长达一生的时间里无法决定，当着别人的面应该给予哪种眼睛，黑的还是蓝的，以优先的权利。然而，他却总是爱走极端，要么是睫毛之间那宛如沥青一般的光芒，要么就是那清澈透亮的天蓝。
艾尔丝贝特太太对布赫尔的帮工极具影响力。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她在这些人那里的威信甚至高过她的丈夫。这些帮工，遇农闲时他们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只有在收割的季节才会增加人手，才会从附近乡村的居民中雇佣几个来帮忙。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形象至今还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比如说牧马人托马斯的身影，就是他，经常到魏森菲尔斯的火车站来接我们，然后又把我们送回到那里去，他是个瘦骨嶙峋、高个子、却又长着个驼背的独眼龙。他常常让小阿德里安在他的驼背上骑来骑去：后来，这位大师还常常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说，那个驼背当座椅非常实用，也非常舒适。其次，我还记得，有一个管牲口棚的女佣人，名字叫汉芮，她的胸脯颤动高耸，一双赤脚永远沾满粪污，小男孩阿德里安曾经同她结下一段较为亲密的友谊，个中缘由则还有待于我以后做更进一步的说明；另外，还有乳酪房的女管家卢德尔太太，她是一个戴着便帽的寡妇，表情异乎寻常的威严，一来是为抗议她的名字，二来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她是公认的美味可口的和兰芹奶酪的制作高手。如果不是女主人自己的话，那么，在牛棚里款待我们的便会是她。对我们而言，这牛棚可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好去处，只见这位女佣坐到小凳上，开始挤奶，而随着她的手指的挤动，温暖的、冒着泡沫的、散发着被挤动物体香的牛奶，便汩汩地流进了我们的杯子里。
田野和森林，池塘和山丘，乡村的儿童世界连同其四周简朴的风景，这正是阿德里安十岁以前的早期环境，他父母的家，他的发源地，我因此也被包括在内，和他联系在了一起。倘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又何必流连于这些个别的回忆当中呢。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以“你”相称开始生根发芽，而且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即便是他，那对我肯定也是直呼名字的——我现在当然是再也听不到他这样叫我了，但是，如果说六岁或八岁的他可能没有叫过我“塞雷奴斯”或是“塞雷”，就如同我可能没有叫过他“阿德里”一样，这却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法确定，但那肯定是在我们学生时代的初期。从那时起，他不再用这样的称呼来满足我，而且只要他还叫我，就只用姓来称呼我，而在我看来，用同样的方式去回敬他，则似乎完全是粗鲁的和不可能的事情。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缺少的只是，我差点就要去告他的状了。在我看来，恰恰值得一提的倒是，我叫他的名“阿德里安”，他却相反，叫我的姓“蔡特布罗姆”，如果他非得使用一个名称不可的话。——对于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就让我们将它束之高阁，重新回到布赫尔来吧！
他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是农庄里那条叫做苏索的狗——它奇怪地叫着这个名字，这是一只可怜的老勃拉克。每当有人给它喂食的时候，它的脸就会笑成一朵花，而对于陌生人，它却绝对不是不危险的。它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白天，它被链条拴在它的狗窝里吃食，只有等到宁静的夜晚，它才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农庄里四处溜达。我们一起去看脏兮兮的、拥挤不堪的猪圈里的猪，心里想的却尽是女佣们老讲的故事，说的是这些家猪，它们长着狡黠的小蓝眼睛，睫毛是金色的，膘肥滚圆的身体跟人的颜色一样，可是，它们有时却会吃掉小孩子，于是，我们就强迫我们的喉咙去模仿它们从喉管深处发出的那种“嗯、嗯”的咕噜声，眼睛则会一动不动地紧紧盯住猪崽们的锈红色的、吮吸着母猪奶头的小嘴巴。养在铁丝网后面的母鸡也不忘为我们增添快乐，它们的沸腾的生活伴随着咬文嚼字的、庄严而适度的叫声，只是偶尔才会有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我们还会小心翼翼地跑去屋后蜜蜂居住的地方造访，尽管我们深知被蜜蜂蜇到是何滋味，那种疼痛，虽说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但你仍旧还是会疼得龇牙咧嘴，而当这些蜂箱之中的一员稀里糊涂地飞到你的鼻子上，并且很不聪明地多此一举地使劲一蜇的时候，这种疼痛就开始了。
我想起了果园里的约翰尼斯莓，我们把它的果茎塞进嘴里；我想起我们曾经品尝过的长在草地上的酸酸模；我想起一些小花儿，我们很善于吮吸它们脖颈里的那一丁点儿美味的浓汁；我想起那些橡树的果实，我们仰面朝天躺在林子里咀嚼它们；我想起那些紫色的、留有太阳余热的黑莓，我们在路边的灌木丛中采摘它们，用它们浅色的汁液来化解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干渴。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不是出于自身的敏感，而是由于他的缘故，所以，一想到他的命运，一想到专门为他而设计的，从天真无邪的低谷到偏僻阴冷、甚至于毛骨悚然的顶峰的上升，这番回顾便令我心潮起伏。那是一个艺术家的生活；而又因为我这个质朴的人，被赋予了如此近观的使命，所以，我的灵魂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所怀有的全部情感，也就一股脑儿地集中到了人类存在的这一特殊形式上来。这种特殊形式，它在我的眼里，鉴于我和阿德里安的友情，就是所有命运形态的范例，是被我们称之为成长、发展和命中注定的那种东西所感动的经典动机——而它很可能也真是如此。因为，尽管艺术家在长达一生的时间里，可能会比专注于功用-现实的人更加接近，而不是更加忠实于他的童年；尽管人们可以说，他和后者不同，他持续地坚守在儿童那梦幻般兼纯人性的和游戏的状态，那么，从不曾被触动过的早年直至那不可被预测的成长的晚期，他所走过的这条道路，就不知要比作为市民的那个人所走过的道路宽广多少倍、凶险多少倍和令旁观者更感震惊多少倍了。而只要一想到，他也曾经是个孩子，我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此外，我还想恳请读者，把我刚才慷慨激昂地说出的一番话，全都算在我这个写书之人自己的账上，而千万不要以为，那是莱韦屈恩说过的话。我是一个守旧的人，我始终坚持着某些为我个人所喜好的浪漫主义的观念，其中当然也包括艺术家和市民之间的激情对抗。类似于上述的言论，阿德里安如果听到，那可是会冷冷地加以驳斥的——如果他认为还值得一驳的话。因为，他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认识极为清醒，甚至是条件反射式的入木三分。对于世人一度喜好用来装模作样的“浪漫主义的小题大做”，他可是绝对的深恶痛绝，他甚至不愿意听到“艺术”和“艺术家”这两个字眼。而且，只要有这两个字眼在他的耳边响起，他对它们所怀有的那种极端的厌恶之情就会一清二楚地挂在他的脸上。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灵感”一词，无论何人，当着他的面，可千万不要去提这个词，如果迫不得已非提不可的话，那么，也得用“点子”这个词来取而代之。他仇恨这个词，他嘲弄这个词——而我则不得不拿起放在我手稿边上的吸墨纸，用它来遮住自己的眼睛，因为我现在所纪念的正是他的这种仇恨和嘲弄。啊，这种仇恨和讽刺，它们遭受了太多的摧残和折磨，它们甚至连因精神兼时代的变化而引起的那种非个人的结果都算不上。然而，这些变化却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我记得，他上大学时就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十九世纪肯定是一个舒服得不能再舒服的世纪，因为，同上一个时代的观念和习俗决裂，还从来没有让人类像现今生活着的这一代人那样感到苦恼。
那个池塘，也就是周围有柳树环绕的那一个，距离布赫尔的小楼只有十分钟路程，在前面的回忆中我已经匆匆地提起过。它有一个名称，叫“牛槽”，大概是因为它的形状呈长方形，也因为奶牛们喜欢到它的岸边去饮水吧，不过，不知何故，这池塘里的水却是出奇的凉，所以，大人们只允许我们在经过阳光长时间照射之后的下午下到里边去游泳。至于那座小山丘，若是散步到那里——这是一项深受我们喜爱的活动——则需要半个小时。这座山冈叫“锡安山”，这个名字虽说起得十分不恰当，但也肯定是很早很早以前就起了的。这里冬天很适合滑雪橇，不过我冬天却很少在这里露面。夏天，它的“山顶”有一圈阴凉的槭树环绕，这里另外还有用村社基金修建的、用于小憩的长椅，不失为一个乘凉、望远的好去处。我常常在星期天下午吃晚饭之前，和莱韦屈恩一家人一起出来欣赏这里的风光。
不过，我现在要强迫自己做出如下记录。阿德里安日后作为成熟男人而为自己的生活所营造的那种风景的和家庭的氛围，也就是他后来在位于上巴伐利亚瓦尔茨胡特附近的普菲弗尔林，在此地一户姓施魏格施迪尔的人家做长期房客期间所拥有的那种风景的和家庭的氛围，与他童年时代的这种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罕见的相似之处和重复之处，换言之：他日后的活动场所其实就是对他早年的活动场所的一种奇特的模仿。普菲弗尔林（或菲弗尔林，写法不完全确定）这地方也有一个安放有村社长椅的小山丘，只是这山丘的名字不叫“锡安山”，而叫“罗姆冈”；除此之外，在离房东的农庄大约同样远的地方，也有一个和“牛槽”一样的池塘，这里的这座叫做“夹子湖”，里面的水也同样很凉；而且，还不止于此，不，还有呢，就连房子、农庄和家庭状况都和布赫尔那边的有着某些决定性的关联。这里的农庄里也长着一棵树，也有点碍事，也是同样由于主人重感情而没有被砍掉——不过，这棵树不是菩提树，而是榆树。当然，应该承认的是，施魏格施迪尔家的这栋房子和阿德里安父母家的那栋房子，两者在建筑种类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是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似的建筑，墙体粗厚，窗缝深而拱，走廊的过道有点发霉。但是，话又说回来，这里的房东也和那里的一样，也抽烟斗，烟斗里面填的也是劣质烟草，而且，这种劣质烟草的味道也同样是在一楼的各个房间的空气中四处弥漫，另外，这位房东及女房东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就相当于是“父母大人”，也就是说：他们一个是长脸的、少言寡语的、周到而平静的农夫，另一个虽则也是上了年纪的农妇，可举手投足之间依旧还透着几分昔日的矜持，而且，她的身材匀称，为人处事机智灵活、泼辣麻利，一头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手型和脚型都长得十分好看——他们此外还有一个已经成年的继承人，名叫格雷翁（不叫格奥尔格），是一个经营思想非常先进的、关心新式机器的年轻后生。他们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克莱门蒂娜。普菲弗尔林农庄的狗虽然不叫苏索，却也跟苏索一样能笑，它的名字叫卡施佩尔，至少最初是叫这个名字的。关于这个“最初”，农庄的那位房客也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而我则是这个过程的见证人，即在他的影响下，卡施佩尔这个名字逐渐被人弃用，成为纯粹的记忆，最后连这狗自己都喜欢人家唤它“苏索”了。——这家人没有第二个儿子，这一点不仅没有削弱，反倒强化了那种重复；因为，这第二个儿子，舍他其谁？
对于这种全面的、无法回避的类同，我从未和阿德里安说起过，正因为如此，以后我也不再打算这样去做了；然而，这种现象却从未令我喜欢过。选择这样一个逗留之地来重建人之初的光景，隐遁于最古老的过去——童年，或者至少是它的外在的状态，这或许可以是依恋的证明，却也同时表明了一个男人精神生活上的压抑。而莱韦屈恩的情况则更加令人诧异，因为，我从未发现他和他父母家的关系有过特别的亲密和情感上的重视，有一段时期，他甚至断绝和他们来往，而且一点也不因此而感到痛苦。难道那种人为的“回归”就只是一种单纯的游戏吗？我无法相信。这一切反倒更让我想起了我所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虽然长得人高马大，内心却是软弱无力，所以，每每生病之时——他很爱生病——他都只愿意找儿科专家来给他治病。再说那个他信得过的大夫，长得却是如此的矮小，以至于单从字面上讲，成人诊所对他就不合适，所以也只能当个儿科大夫。
这个病人和这位医生在这部生平记录中将不再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则关于他们的轶事便意味着跑题。看来，明智的做法便是由我自己来确认这一点。如果这是一个错误的话，如果我管不住自己爱抢先的毛病而提前在这里提及普菲弗尔林和施魏格施迪尔一家人，如果这无疑已是一个错误的话，那么，我请求读者原谅我由于激动而冒昧做出的这类有违常规的事情。因为，自从开始写作这部传记以来——而且不光是在写作过程中的那几个小时里——这种激动的情绪便左右着我，使我不能自拔。现在，我写这些东西也已经有好多天了，我尽量试图让我的词句保持均衡，让我的思想找到适宜的表达，但愿这样的做法不会使读者感到迷惑，误以为我处于一种持续激动的状态，甚至于平素运笔稳健的手都在颤动不已。另外，我不仅相信，读我的书的人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理解这种灵魂的震颤，而且，我也相信，这种震颤将不会永远令他们感到陌生。
有一点我忘记说了，那就是在施魏格施迪尔家的农庄里，也就是阿德里安后来的逗留之地，完全不出人所料，也另外有一个管牲口棚的女佣，其人挺着颤动的胸脯，一双赤脚从没见它们干净过。她和布赫尔的汉芮长得很像，就跟管牲口的女佣长得就跟管牲口的女佣那样。不过，她的这个翻版的名字叫做瓦尔特普尔吉丝。但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原型汉芮。小阿德里安同她十分要好，因为她很爱唱歌，而且还常常和我们这些孩子一起练习歌唱。够奇怪的吧：有着美妙歌喉的艾尔丝贝特·莱韦屈恩出于某种贞洁的需要而竭力克制的东西，却无拘无束地从这个浑身上下满是动物气味的女人的喉咙里冒了出来。她的声音虽然大而难听，但辨音能力还算不错。傍晚时分，在菩提树下的长凳上，我们听她唱各种各样的歌曲，民歌，军歌，还有街头巷尾的流行小调，大都是多情的或阴森的性质，歌词和调子我们很快就能烂熟于心。然后，我们会跟着一起唱，她于是转唱第三声部，而一旦时机成熟，又会从中跳入低四声和低六声，而当她把高音留给我们时，她自己则又会极尽炫耀地、如雷贯耳地去坚守高音二部。同时，也许是为了邀请我们去真正懂得欣赏和声的乐趣，她常常会笑着把脸舒展开来，这跟苏索看见有人给它送饭时的表情十分相似。
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阿德里安、我和格奥尔格。格奥尔格那时已经十三岁了，而他的兄弟和我则分别还是八岁和十岁。小妹妹乌尔泽尔总是因为年纪太小而不能参加这些如同祈祷一般的练习。然而，即便是我们四个歌手，当中也有一个会在某些时候显得多余，因为，牲口棚的汉芮很善于把我们的一齐—预备—开始—唱提升为声乐的那种。她教我们轮唱——当然是儿童最常见的那种：“哦，傍晚我是多么的惬意”、“歌声响起来”以及布谷鸟和驴子之类的，我们以此自娱自乐的这段黄昏时光，因此而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心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段记忆后来具有了更高的意义，因为，正是这段黄昏时光，只要我的证明还能管用，那么，正是它们，使得我的朋友首先接触到了一种比单纯的口干舌燥的齐唱组织得更加艺术一点的“音乐”。这里是一种时间上的交叉，一种模仿着的进入。管牲口棚的汉芮用胳膊肘碰碰某个人的肋骨，要求他在这给出的一瞬间进入。这时，歌唱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已经唱到了某个附点，但还没有结束。我们从不同的位置来演唱曲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仅没有造成混乱，相反，第二个演唱者重唱第一段，这样，他便一点一点地、非常舒服地加入到第一个演唱者的连续的演唱当中。可是，如果这个率先—向前的人——前提是唱《哦，傍晚我是多么的惬意》那只歌——唱到“钟声响起”并重复一遍，然后开始唱那说明性的“叮当-咚-砰”的时候，那么，这就构成男低音运动，不仅向着“如果去休息”而去，这里正好是第二个人所在的地方，而且也向着开头“哦，多么惬意”而去。随之，作为新的一个胳膊肘碰肋骨的结果，第三个人进到了这个音乐时段里，并随之在其中，在他达到了旋律的第二个阶段之后，被重新开始的第一个所取代。而这一个也已经把那作为基调和拟声的“叮当—咚—砰”转让给了第二个——如此这般，等等，等等。我们之中的第四个人的声部必然和另一个人的声部在同一时间发生，于是，他便在一个音阶里发出低沉而模糊的声音，试图以此来激活那份二重性；或者在第一个人之前，也就是说在天亮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敲响那作为背景烘托的连续不断的钟声，并在歌唱持续的整个过程中，从事这一活动，说得确切一些就是，愉快地低声哼唱那些个围绕歌曲的前几个阶段打转的啦—啦—啦。
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始终相隔遥远，而每一个人的旋律的现在，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那样的令人感到欣喜，从我们身上发出的声音，构成一件优美的织物，一个音的主体，而“同时性”的齐唱却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容忍它的声音，而不去继续追问它的性质和根源。八九岁的阿德里安大概也是不会去追问的。当最后的“叮当—咚”随着晚风飘散之后，人们可以听到他发出的短暂而又嘲讽多于惊奇的大笑，对于他的这种笑声，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日后也是——或许这笑声想要说明，他看透了这些小歌小曲的把戏，这些把戏非常简单，不就是在乐曲的开头构成一组乐句的第二声部，而第三部分则可以作为两者的低音部吗？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清楚，为了给自己制造快乐，在一个喂牲口的女佣的指导下，我们的音乐修养相比较而言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属于肯定是发明于十五世纪的模仿性复调音乐的范畴。不过，当我现在再度回想起阿德里安当时所突然爆发出来的那种大笑时，我这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那笑声是有着某种先知先觉意味的。这笑声永远地留在了他那里，日后，当我和他一起坐在音乐厅或戏院，而某个艺术技巧，某个机智的、不为大众所理解的、处于音乐结构内部的过程，戏剧对白中的某个精细的灵魂的影射，等等，让他感到惊愕不已的时候，我也多次听到过他所发出的这种笑声。那个时候，这种笑声还根本不能与他的年龄相配，但已经跟他成年以后的是完全一样的了。这种笑声的发出，它是通过嘴巴和鼻子轻轻地呼出空气，同时把头部向后仰，充满了勉强、冷漠、甚至是鄙视，或者至多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想说：“这个不错，好玩，稀奇，有趣！”——然而，他的一双眼睛却同时会奇怪地四下留意，向着远处搜寻，而眼睛里面那有着金属斑点的朦胧则会深深地陷入阴凉暗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