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佛罗伦萨了？”她说，“什么时候？多久以前的事？”
“大约三周前，”我回答道，“我去了那儿，回来时经过法国，在佛罗伦萨我只待了一个晚上，八月十五的晚上。”
“八月十五日？”我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些变调，搜寻的目光说明她在回忆，“我是前一天才去热那亚的呀，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但可能而且确实，”我说，“的确是这么回事。”
她手中的刺绣品落在地上，眼神中再次流露出那种奇怪的、近乎忧虑的目光。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她埋怨道，“为什么我在这里待二十四小时了，你都对此事只字未提？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你就该告诉我的。”
“我以为你知道了，我让我的教父给你写信时提到这个。不管怎么说，事已至此，你现在总算知道了。”
有些胆怯的我希望此事能就此平息，希望她捡起绣品继续刺绣，但事情并不如我所愿。
“你去了别墅，”她仿佛在自言自语，“吉斯普一定让你进去了。他把门打开，看到你站在门口，接着，他会想⋯⋯”她突然中断了，眼中掠过一丝迷雾，目光从我身上移到炉火上。
“我要你告诉我经过，菲利普。”她求道。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里面的信。
“我曾经有好长时间没收到安布鲁斯的信，”我说，“从复活节或是降灵节起——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了，不过他的来信都存放在楼上。那时我越来越心焦，又过了好几周，我有些担心。后来，在七月份收到他的一封来信，只有一页。字很潦草，完全不像他自己写的，我把信拿给教父尼克・肯达尔看，他同意我马上去佛罗伦萨，一两天后我就去了，我要走的时候他又来了一封信，只有几句话。这两封信现在都在我口袋里，你想看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目光从炉火再次移到我身上，眼睛里透着某种逐渐逼近的压力，但既不是咄咄逼人的神情，也不是发号施令的气势，只是一种莫名的深邃，一种莫名的柔弱，仿佛她可以看出我不愿拿出来的心态，也知道其中的原因，所以鼓励我继续往下说。
“现在不想看，”她说，“以后吧。”
我不再凝视她的双眼，而是将目光下移到她的手上。她那小巧玲珑的双手紧握于胸前，一动不动。不知怎么搞的，我感到自己如果不直视她的眼睛，看着她的双手，说话会轻松很多。
“我到了佛罗伦萨，”我继续说，“乘了一辆马车去你的别墅。一个女佣开了门，我要求见安布鲁斯。她似乎有些吃惊，便去喊她丈夫出来，他来了，并且告诉我安布鲁斯已经死了，你也已离开了。他带我去看别墅，我看到了他临终的房间。就在我刚要走的时候，那位女佣人打开了一个箱子，把安布鲁斯的帽子交给我，那是唯一一件你忘了带走的东西。”
我停下不说了，继续望着她的手。她的右指在抚摸左手上的戒指。我注意到她把戒指捏得很紧。
“继续说。”她说。
“我回到佛罗伦萨市区，”我说，“那位佣人给了我瑞纳提先生的地址，我便去拜访他。他刚看到我时极为惊讶，但马上镇静下来，给我讲了安布鲁斯患病和死亡时的详细情况，并给了我一张写给守墓人的条子，如果我想去新教徒墓地可以用得上。可我没去，我询问你的下落，他说不知道。就这些，第二天我便踏上了归程。”
接下来又是沉默。她的手指松开捏着的戒指。“我能看看那些信吗？”她问道。
我从口袋中掏出信交给她，转头看炉火，我听到了她拆信时的窸窣声，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然后听见她说：“就这两封信吗？”
“只有这两封。”我答道。
“你刚才说，复活节或降灵节后一直没来信，这两封信之前一直没信。”
“是的，一直没信。”
她一定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像我一样把那信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背下，最后把信还给了我。
“你一定非常恨我吧！”她缓缓地说。
我惊讶地抬起头来，当我们相互注视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她现在知道了我有过的一切想法，她看到了这几个月来我心里所勾画的一张又一张女人的脸。否认已毫无意义，抗议也显得荒谬，屏障已被拆除。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正一丝不挂地坐在椅子上。
“是的。”我说。
一旦说出来，就轻松多了。我暗自想到，或许这便是一个天主教徒忏悔的感觉，被洗涤净化的意义所在。负担卸了下来，内心反而觉得空寂。
“你为什么还要邀请我到这儿来？”她问道。
“为了谴责你。”我回答。
“谴责我什么？”
“我说不清，或许是谴责你让他伤心绝望，这等于谋杀，不是吗？”
“还有呢？”
“我还没想好。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你痛苦，看着你受痛苦的折磨，然后，就让你离开。”
“这未免太宽宏大量了，叫我如何担待得起。不过你已经成功了，你已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继续看着我痛苦吧，直到你满足为止。”
她看着我，眼里开始发生变化，脸色煞白，好一阵没有表情。即使我一脚把这张脸踩成粉末，那对眼睛也会依然存在，里面的泪珠永不会滚落脸颊，不会掉落。
我站起来，走到一边。
“这没用，”我说，“安布鲁斯总说我是不中用的士兵，我不会残忍地杀人，请到楼上或别的地方去，别再待在这里。我母亲在我记事以前就去世了，我从没见过女人哭。”我为她打开门，但她仍坐在火炉旁，一动也不动。
“到楼上去，瑞秋表姐。”我说。
我不知道自己说话的声音是过高呢，还是有些刺耳，正躺在地上的老多恩抬起头来看我，使我不由得注意到它那聪明的样子。它站起来伸了伸腰，张开嘴像是在打哈欠，然后又走过去将头靠在火炉旁她的脚上。她动了动，把手伸过去摸了摸它的头，我关好门又回到炉边，拿起那两封信丢进火里。
“这样做同样是没用的，”她说，“因为我俩都记住了信的内容。”
“我会忘掉的，”我说，“如果你也愿意忘掉的话，火能消除一切，什么也留不下，火灰是没什么意义的。”
“如果你年纪再大点，”她说，“如果你过的是另一种生活，如果你不是你，而是别的什么人，也没有爱他如此之深，那么我会和你谈谈这两封信的事，也可说是安布鲁斯本人的事。然而我现在不愿这么做，我宁愿让你来指责我，从长远来看，你这样做对我俩都有好处，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待到星期一之后再走，从那以后，你再用不着为我费神了。尽管有悖你的意思，但昨晚和今天我都很开心。祝福你，菲利普。”
我拨了拨火，余烬落了下去。
“我没责怪你，”我说，“事情根本没按我的想象发展，我无法憎恨一个不存在的女人。”
“可我的确存在。”
“你不是我所憎恨的那个女人，就这么简单。”
她继续抚摸多恩的头，多恩抬起头靠在她膝上。
“你大脑里这个女人的形象，是你在读信时才形成的，还是在那之前就有了？”她问道。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把想说的话一下子全抖落了出来，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深埋心底呢？
“在那之前，”我慢慢地说，“从某种意义上，我收到信后倒解脱了，这些信给了我憎恨你的理由。在那之前，我没有任何理由恨你，便感到很羞愧。”
“你为什么会感到羞愧？”
“因为我相信没有别的东西能像嫉妒一样具有自我毁灭性，没有别的情绪能像嫉妒一样可鄙。”
“你嫉妒⋯⋯”
“是的。真奇怪，现在竟可以说出口了。自从他来信告诉我他结婚时起，我就开始嫉妒。也许在那以前就有了某种潜在的情绪，只是我不太清楚。人人都很高兴，可我总是做不到。你听后肯定会觉得我的嫉妒太感情用事了，甚至有些荒唐可笑，或许我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像个宠坏了的孩子，问题是除了安布鲁斯之外，我再不认识其他人，也没爱过其他人。”
我在尽情抒发自己的思想，全然不顾她怎么看待我。我只想把以前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全都说出来。
“这难道不也是他所面对的问题吗？”她反问道。
“此话怎讲？”
她的手从多恩的头上拿开，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巴，双目注视着炉火。
“你才二十四岁，菲利普，”她说，“你人生的路才开始，会有很美好的前程。毫无疑问你会娶个你所钟爱的妻子，还会有子女，你对安布鲁斯的爱将永不磨灭，但此爱定会终有所属，是一种儿子对父亲般的爱。然后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他婚结得太晚了。”
我单膝跪在火炉前点燃了烟斗。我没请求她的许可，我知道她不会介意。
“为什么太晚了？”我问道。
“他两年前去佛罗伦萨时是四十三岁。”她说，“我那时是第一次见到他。你熟悉他的容貌，他的言语，他的风度，他的笑容。从婴儿时起，这一切便成了你生命的构成部分，但你不会明白，他在一个生活并不幸福却对男人有不同看法的女人身上产生的效应。”
我没有表态，但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注意到我，但他确实注意到了我，”她说，“有些事永远无法说得清，但往往确确实实发生了。为什么这个男子会爱上那个女子？我们血液中哪一种奇特的化合物使得我们相互吸引，谁能说清楚？对我这样一个孤独、焦虑、经历过太多感情挫折的幸存者来说，他无疑是一位救世主，或是一个祈祷者所获得的恩赐。他身体强壮，柔情似水，又绝不自高自大，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人，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知道他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对他⋯⋯”
她突然住了口，眉头紧皱，凝望着炉火，手指又一次抚弄戴在左手上的戒指。
“他就像一个从睡梦中惊醒之后一下子发现了整个世界的人，”她说，“他发现了世界上所有的美丽以及不幸，如饥似渴。所有他以前不曾想过、不曾知道的事物都在他眼前展现，并放大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碰巧，或者说命里注定——随你怎么认为，正好是我。瑞纳提——他所憎恶的人，大概和你一样反感的人——曾对我说安布鲁斯结识我正如有些人结识某种宗教一样。他以同样的方式深陷其中。可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可以走进修道院整天在祭坛上面对圣母玛利亚祷告，不管怎么样，圣母是泥做的，不会因人的祷告而有任何变化。女人可不是这样，菲利普，她们的心情每日每夜，有时甚至每时每刻都有变化，正如男人们一样。总之我们是人，这是我们的弱点。”
我不能明白她想通过宗教说明什么。我只能想到圣布拉泽的老伊萨，成为卫理公会信徒后光着头穿街走巷到处传教。他信仰上帝耶和华，说在上帝眼里他和我们所有人都是痛苦的罪人，所以我们必须去叩响新耶路撒冷的大门。不知道这些事怎么会和安布鲁斯联系在一起。当然，天主教徒就不一样了。她肯定是说安布鲁斯把她看成“十戒”中的偶像了。你用不着对他们鞠躬，也用不着朝拜。
“你是说，他对你期望很高，在某种程度上把你当作偶像崇拜吗？”我问道。
“不是的。”她回答，“我经历过如此艰辛的一生，倒真希望自己成为一座神像，神像上的光环是个好东西，只要你不时将它取下来，偶尔做做人。”
“然后呢？”
她突然显得很疲惫，叹息着，双手垂向两侧，后仰在椅子里，头靠在垫子上，双目紧闭。
“寻求宗教并不总能使人得到长进。”她说，“安布鲁斯醒来后发现了世界，但他并没有自救，他的性格变了。”
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疲乏，平淡得有些奇怪。也许如果说我刚才想在忏悔室里忏悔过，那么她的腔调也像是在忏悔室讲话。她躺在靠椅里，双手摁住两只眼睛。
“变了？”我惊讶地问，“他性格怎么会变？”
我感到内心有种奇怪的惊吓，就像一个孩子突然听到死亡、邪恶或是残暴之类的事时所产生的惊吓一样。
“医生们后来告诉我说，那是他的病造成的，”她回答，“所以才无法自控。他生命中潜伏的一些东西最终以痛苦和恐惧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但我永远无法肯定他们说的话，不敢认定一切就非得这样发生。是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引发出了他潜在的因素，发现我只会使他获得片刻狂喜，他马上就会感到失望泄气。你憎恨我是对的，如果他没去意大利，这会儿肯定还和你生活在一起，绝不会死的。”
我深感羞愧，局促不安，不知道怎么说才对。“在这里他同样会生病的，”我仿佛是在安慰她，“那样的话，承受压力的人就是我，而不是你了。”
她的手从脸上放下来，静静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那么爱你，”她说，“仿佛你是他儿子，他为你感到自豪，总是说我的菲利普会这么做，我的孩子会那么做。噢！菲利普，如果这一年半以来你一直在嫉妒我，我想我们现在该扯平了，上帝可以作证，如果没有你的存在，我会好很多。”
我回头看着她，也慢慢笑了。
“你也在脑子里想象我的样子吗？”我问她。
“我从没停止过，”她答道，“那个宠坏了的孩子，我总是这样想，一直写信给他，而他只给我读信的大概内容，从不给我看。那是个十全十美丝毫没有缺点的孩子；那个孩子能理解他，我却不行；那个孩子占去了他心中四分之三的最佳位置，而我仅占了四分之一，且不是好位置。啊，菲利普⋯⋯”她停止不说了，再次对我微笑。“天啊，”她继续说，“你说到了嫉妒，男人的嫉妒就像孩子的一样，是短暂而滑稽的，没什么深度，而女人的嫉妒则完全是成熟型的，迥然不同。”她把垫子从头后面抽出来拍了拍，又整了整长裙，然后从椅子上坐直身子，“我觉得今晚对你说得够多了。”她弯下身去，拾起了掉在地上的那块刺绣品。
“我不累，”我说，“时间长点，再长点都没关系，我可以不说话只听你讲。”
“我们还有明天一天时间。”她说。
“为什么只有明天一天时间？”
“因为我星期一要走。我来这里只是度个周末，你教父，尼克・肯达尔已邀请我去派林。”
她这么快换地方，我觉得荒谬且无意义。
“你没必要急着去那儿，”我说，“你才刚到这里，有足够的时间去参观派林，这里你才看了一半，我不知道那些佣人和其他当地人会怎么想，他们可能会很气恼。”
“是吗？”她问道。
“此外，”我说，“普利茅斯来的运输马车把所有的花木与插枝送到这里，你还得和塔姆林安排此事。另外还有一些安布鲁斯的东西要整理。”
“我想你一个人完全可以处理这些事。”
“本来可以两人一起办的事，为何要留给我一个人处理？”
我站起身伸了伸胳膊，然后又踢了一脚趴在地上的多恩。“起来。”我喊道，“别打鼾了，和你的同伴一块儿回到狗舍去吧。”它动了动，发出呼呼的叫声。“懒家伙。”我又说了一句，瞥了她一眼，她正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我，仿佛在透过我，看我身后的另一个人。
“有事吗？”我问道。
“没什么，”她回答，“什么也没有。菲利普，你能帮我找支蜡烛吗？好让我回房睡觉。”
“好的，”我说，“随后我再把多恩带到它的狗舍去。”
蜡烛就在门旁的桌子上，她拿了一支，我帮她点燃。大厅里很暗，但是在上面的楼梯转弯处，斯考比留了一盏灯照亮过道。
“这就行了，”她说，“我可以自己走了。”
她在一阶楼梯上伫立了一会儿。她的脸隐在阴影中，一只手握着蜡烛，另一只手撩着衣服。
“你不再恨我了吗？”她问我。
“是的，”我回答，“我说过我恨的不是你，而是另一个女人。”
“你能肯定的确是另一个女人吗？”
“十分肯定。”
“那么晚安，祝你好梦。”
她转身要走，我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了回来。
“等一下，现在轮到我问你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菲利普？”
“你还在嫉妒我吗，还是你原本嫉妒的就是别人，根本不是我？”
她笑着把手伸给我，因为她站得比我高，看上去仿佛有一种我以前从未发现的优雅。她的眼睛在摇曳的烛光里显得格外大。
“你是说那个讨厌的孩子吗？那个骄横呆板的孩子吗？”她说，“昨天你一走进波比姑妈的闺房，他就消失了。”
她突然弯下身，吻了吻我的脸颊。
“这对你来说是第一次吧，”她说，“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认为不是我在吻你，而是别的女人。”
她离开我走上楼梯，墙上映出了她的身影，暗淡而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