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述义（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通讯上士）
我老家在湖北武汉。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我随父亲迁移到陪都重庆。由于父亲是武汉裕华纱厂老板，家庭条件自然比一般人家优越。但是在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感可言。那时的重庆也时时被日机轰炸。在一次大轰炸中，三姨妈一家全被炸死了，只剩下大表妹穿着孝服住在我们家。我没有见过死人，但见到了大表妹心酸的泪水！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也并不安全。我记得有一回，日机来了好久也没回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的佣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尸体埋在河边上，涨水时一冲，就顺江而下，江面上满是死人！
我那时正在位于重庆南岸黄角垭的博学中学念高三，家里的纱厂时时成为日本人的轰炸目标。而且重庆如若不保，再往哪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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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好友卢乐礼（北方沦陷区人）在他叔叔处（他叔叔为当时国民党军医处中将处长）摸清状况后，径直到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关，向卫兵讲明来意，要求见长官。不久，一名上校接待了我们。同我们谈了许久之后，拿出本子要我们先登记。我抢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战时陪都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
那时国内还未提倡学生参军。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学生如若从军，战后谁来重振中华呢？但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快，报上刊出了醒目的头条，让学生们响应号召从军抗日！一时间到处都上演着从军热。母亲整日在家哭泣，父亲和校长不时劝我，但我的心已经飞向了印度。
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出发了！到昆明等待飞印。还要由美军统一重新体检。美国的医官全是笑呵呵的。他们发给每个人一张体检表。检查完一项，若是合格则在对应栏内用铅笔画上个勾。我在行军途中患了角膜炎，两只眼睛红红的，当然检查不合格！怎么办呢？难道要在这里打回票么？想了一下，我撒腿就往机场外跑，找到文具店，抓起铅笔画了一个勾。勾是有了，但体检也近尾声。过关的同学都喜滋滋地出来了，我发现他们的手臂上均印有一个蓝色的表示合格的图章，灵机一动，拉过一位，两手臂紧紧一靠，我也就成了合格者了！虽然字迹全是反的，也没人注意，我就这样上了飞机。
抵达印度后，就到了印度比哈尔邦的蓝姆伽接受军训，编入了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通信学校学习无线报话的那十二周了。班上的同学来自各个营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人根本不懂英文，还需要从ABC学起。第一节课下来美国教官就吃不消了，苦着一张脸把这重担交给了翻译官。第二节课下来，翻译官也吃不消了，见我英文还勉强过得去，他干脆把这担子移给了我！
我辛苦了十天，终于有了成效，课程得以顺利进行。美国教官就同我比较熟了。两个教官都是二十来岁的军士。一个是落腮胡William-Slider；一个是大个子Henry-Camp。落腮胡看我圆满地完成了教授字母的任务后，高兴地送给我两盒“Pall Mall”双狮过滤嘴香烟。课间的时候我们还常常坐在一起聊天。虽然我的英语有些蹩脚，连比带画竟也达到了交流的目的……
学习结束之后，我们都相互留了联系方式，但却在军旅途中不幸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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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春末，我们由一位美军上尉领着，到加尔各答去取新车。到了目的地，就住在美军军营里和他们同吃同住。中国兵习惯用的是一个大口盅加上一个汤匙。美军的伙食对我们来说很不适应。牛肉粥、鸡块、沙拉和冰淇淋等统统倒在一个口盅里，实在是糟糕透顶！为了照顾我们的习惯，他们对中国兵特别优待——允许分几次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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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夏，动身回国时，部队里分配的是一辆卡车。两个人一中一美搭档，轮流开车。我的伙伴是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印第安那州的黑人。当兵前也是个高中生。我英语不好，他中文也只会几个简单的词，但我们交谈得很愉快！他还告诉我，他打算以后要当一名科学家。既然交流费劲，我们就干脆唱歌。唱一些如《Old Man River》、《Old Folks at Home》、《Mississippi River》等之类的老歌。虽然绝大部分都是不和谐的合唱，但我们还是唱得津津有味。有一天，听他唱过一段深沉而雄浑有力的歌曲之后，我接着唱起了福斯特的名曲——《Old Black Joe》。当唱到“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Old Black Joe’”时，他突然大吼一声：“Shut Up！”对我怒目而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见他怒气冲冲，赶紧不停地赔不是。他好容易冷静下来，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谴责我不应当侮辱他们黑人。话说完之后就板着脸不再理我了。车队到昆明之后，他也是冷冷地和我道别。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Old Black Joe》本是一首黑人歌曲，我想破了头也不知道哪里有侮辱黑人的意思。真希望何时还能再见那黑人朋友一面，以冰释前嫌。
这样的误会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打打闹闹中度过的。有一次我的车在下山出了毛病。放空挡滑下坡之后，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我正检查车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回头一看，有好几辆美军军车被我挡了道。就在我请老乡帮着推车的当儿，有一个美国大兵像是等不及了似的，张开嘴用英语在一旁唧唧歪歪地就骂开了。我也不甘示弱，用英语也骂开了。那美国大兵把车子一停，跳下车向我走过来。我才一米七二，而他却有一米九左右，简直像头大熊！他走到我面前，只是伸出了右掌，按着我的头，向下一用力，我就摔了个跟头。我刚爬起来，他就又来那么一下。三五次下来，我看见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围观的人都在哈哈大笑。我抓住一个空子，一下子往外跑去。回到车上提起冲锋枪就对准了美国大兵，子弹上膛。这一下，他笑不出来了，愣在一旁，但随即又面带微笑地两手高举，连连对我说：“顶好！顶好！”我看他笑的不假，就只用枪头在他屁股上狠狠戳了几下，大喊一声：“Get way!”他如获大赦般赶快跑回车上去。车子开动时，居然还伸出脑袋，嬉皮笑脸地向我招手：“Bey bey!”一场喜剧就这样收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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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胜利之后，我们在离雷多小镇约四十公里的地方扎起营寨，等待回国。虽然只是住在大森林的外围，但原始森林的恐怖我们还是见识到了。在森林的夹缝中有一条十米左右日照不足的深绿色小河，营里的炊事班就搭建在河边。往对岸看，参天大树密密排开，树间缝隙长满了三四米高的巨草，城墙似的密不透风！仔细看，可以发现，密草丛中有一个大洞。当地人告诉说，那是象道，是大象为了便于饮水用身子拱出来的。这条通道也就成了野兽们喝水的专道。时常有各种动物到河边饮水，再原路返回。一开始我们很怕野兽游过河来，又不敢说出来怕惹人笑话。班长、排长、营长和老兵们都完全不提这一回事，只是不停叮嘱大家不许下河玩水。传说是河里有鬼。有个战友小福建，中等身材，很壮实，仗着自己好水性，一天吃过午饭就摸下水。一会儿工夫就没了人影。河面上平平静静的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旁边有同学扔了根木棒下去，泡也没冒一个就沉了下去。仔细观察，木棒一下去，立即就被纤细的水草缠上了，越缠越多，根本浮不起来！小福建就这么被留在了水下，没能回国。
（邓述义口述，孙艳婷整理）
（选自父亲的回忆录《印度从军》，原载《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