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罢工这个主意的始作俑者内政部长来说，收集垃圾的员工自愿返回工作岗位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作为部长，他认为，他们这种态度更像是对那些以清扫其街道为荣的妇女们表示声援，任何公正的观察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事实几乎可以被视为共同犯罪。内政部长刚刚听到这个坏消息就打电话给市政委员会主席，要他命令违反指示的责任人立即执行命令，说得明白一些，就是迫使他们恢复罢工，如果他们拒不服从，将按照简易纪律程序处理，一切后果由他们承担，包括法律和规章规定的一切处分，从中止薪酬和职务，到毫不留情地坚决辞退。市政委员会主席回答说，站在远处看，事情都不难解决，但如果身在其中，则必须去啃硬骨头，在做出决定之前听取他们的意见，比如说，部长先生，请您设想一下，我向那些人下达这个命令；我不设想，我是要你去做；是的，部长先生，我同意，但是请允许我自己来设想一下，是这样，我设想，我向那些人下达恢复罢工的命令，他们会说，别来烦我们，一边待着去，要是部长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要是您处在我的位置，怎样强制他们执行命令呢；首先，没有任何人会对我说，别来烦我们，一边待着去，第二，我没有也永远不会处在你的位置，我是部长，不是市政委员会主席，不过，既然摊上这件事，我就要告诉你，我不仅希望得到你这位市政委员会主席根据法律和制度必须给予我的配合，而且也希望得到你根据党的精神理所应当提供的合作，在当前形势下，我认为，后者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更为重要；关于法律和制度意义上的配合，部长先生永远可以相信我能提供，我知道，这是我的义务，但是，至于党的精神，最好就不要提了，我们将会看到，此次危机过后这种精神还能残留多少；市政委员会主席先生，你在回避这个问题；没有，部长先生，我没有回避，我需要的只是您告诉我应当怎样做，怎样强制工人恢复罢工；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在党内，您是我尊敬的同事，却想回避这个问题；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来不曾回避过任何问题；您正在回避这个问题，正在回避这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我不拥有任何手段让他们执行您的命令，除非您想让我叫警察来解决，如果是这样，容我提醒，警察已经不在这里了，与军队一起离开了，都是由政府带走的，此外，我们应当承认，动用警察让工人恢复罢工，无论是以斯文的方式劝说还是用暴力强制，显而易见都是不正当的行为，使用强制的方式更是如此，况且，是让工人罢工，而警察一向都是用来通过渗透或其他不太秘密的手段去破坏罢工的；我很吃惊，一个右翼党党员是不会这样说话的；部长先生，从现在起几个小时以后就是黑夜，我必须说那是黑夜，如果有人说是白天，他不是傻子就是瞎子；这与罢工的事有什么关系；不论我们是否愿意，部长先生，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们发现，正在发生的事情远在我们的理解力之上，超出了我们少得可怜的经验，但我们的做法好像是在沿用多年以来习惯使用的炉子和面粉烤制同样的面包，不是这样吗；我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一下是否要你提出辞职；如果您这样做，就是卸下了我身上的重担，您将得到我对您深深的感谢。内政部长没有马上回答，等了几秒钟，平静下来以后问道，那么，你认为我们应当怎样做呢；什么也不做；请听我说，我亲爱的同事，不能要求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一点事情都不做；请允许我对您说，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政府没有真正进行管理，只是像在管理；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自从事件开始以来，我们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说得对，我们就像一条上了钩的鱼，拼命挣扎，摇动渔线，用力猛拽，但弄不明白为什么短短一根弯曲的金属丝就能把我们逮住，让我们无法跑掉，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挣脱，我不是说不可能，但要冒着胃部被钓钩紧紧钩住的风险；我真的感到困惑了；只有一件事可做；什么事，刚才你还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徒劳无功呢；为总理制订的战术产生效果而祈祷；什么战术；把他们放在文火上烤，这是总理说的，但即使如此，我也非常担心我们将反受其害；为什么；因为火候是由他们掌握的；那么，我们就只有袖手旁观了；让我们严肃地谈谈吧，部长先生，请告诉我，政府是否打算如此结束这场戒严闹剧，派陆军和空军过来，以武力夺取这座城市，杀伤一两万人以儆效尤，然后把三四千人投入监狱，在明明知道不存在任何犯罪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们提起诉讼；我们没有处在内战之中，我们想做的很简单，就是召唤人们回归理性，向他们表明他们陷入了错误之中或者有人使他们陷入了错误之中，对这一点尚需研究，要使他们明白，不受约束地投空白选票将导致民主制度无法运作；到现在为止，好像成果并不辉煌；需要时间，不过人们最终会看到光明；部长先生，我不知道您还有这样的神秘主义的倾向；我亲爱的同事，如果局势更加复杂，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我们就会利用一切方法，我甚至相信，如果有点用处的话，我们政府中的几位同僚会毫不犹豫地手持蜡烛去进香，到教堂去许愿；既然谈到进香，这里有一座另类的庙堂，我愿意劝内政部长先生去献上一支蜡烛；请讲清楚；请您告诉各家报纸和电视台以及电台的人，不要再火上浇油了，如果我们欠缺聪明和智慧，就要冒一切都会暴露无遗的危险，您大概已经知道，政府报纸的社长今天干了一件蠢事，承认这一切可能以血流成河结束；那家报纸不是政府的；部长先生，既然允许我做了上述评论，我更想听听您的高见；那小个子做得不妥，他越界了，往往有这样的事，受托帮忙，但帮过了头；部长先生；说；说到底，我究竟怎样处理市政委员会清洁部门的职工呢；让他们工作吧，这样市政委员会在民众眼里的形象会好一些，将来可能对我们有用处，此外，必须承认，罢工只是诸多战略因素中的一个，肯定不是最重要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把市政委员会当作对市民开战的武器使用，对本市来说不是件好事；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市政委员会不能置身事外，市政委员会是我国的一部分，不属于别的国家；我要求的不是置身事外，而是政府不要给我行使本身职能设置障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给公众造成这样的印象，市政委员会只不过是政府镇压政策的工具，请原谅我使用了这个词，首先，因为这不是事实，第二，委员会永远不会成为工具；我恐怕还不了解你，或者过分了解你了；部长先生，有一天，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本市将重新成为我国的首都；可能，但我不肯定，这取决于他们造反的程度；无论如何，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担任主席，本市政委员会绝不可被视为一场血腥镇压的从犯或共犯，即使仅仅间接被视为也不可，下达镇压命令的政府别无他法，必须承受后果，而市政委员会，本市政委员会，是属于本市的市政委员会，而不是本市属于市政委员会，部长先生，我希望我说得够清楚了；太清楚了，清楚到我不得不向你提一个问题；请问，部长先生；你投了空白选票吗；请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我问你是不是投了空白选票，问你投到票箱里的选票是不是空白的；人们不会知道，部长先生，永远不会；等这一切结束以后，我希望你来与我进行一次长谈；遵命，部长先生，再见；再见，我真想拧你的耳朵；我已经不是那个年龄的人了，部长先生；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内政部长就会知道，拧耳朵和其他体罚从来没有年龄限制；但愿魔鬼没有听到您的话，部长先生；魔鬼的听力极好，对他说什么都不用提高嗓门；那么，愿上帝保佑我们；算了吧，上帝天生是个聋子。
内政部长与市政委员会主席之间这番刺耳的谈话结束了，如果读者原先以为对话双方都属于右翼党，那么在听了他们唇枪舌剑的辩论以及不同观点，不同论据和不同意见的激烈交锋之后，很可能会感到迷惑不解，怀疑起这个事实来，作为执政党，右翼党一直实行肮脏的镇压政策，就首都而言，本国政府宣布戒严状态让全市蒙受屈辱，就个人而言，一些人遭到粗暴的审讯，测谎，威胁，谁知道还有没有更残酷的拷打，当然，是否真的使用了这些手段，当时我们并不在现场，不能作证，但仔细一想，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正如步行穿过红海连脚都没有湿的故事，我们都不在现场，谁都不曾亲眼看见，但所有人都发誓说确曾发生。关于内政部长，你大概早已注意到，在与国防部长进行的暗斗中，这位身披铠甲的不屈战士想方设法揭露对方的短处，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把一个纤细的裂纹说成鸿沟。若非如此，我们就不会看到他的计划一个又一个接连失败，就没有机会看到他的宝剑迅速失去剑锋，正如刚刚结束的这场对话表明的，他进来的时候像头雄狮，出去的时候像只老驴，还有更难听的话就不必说了，只要看到他指名道姓地说上帝天生是个聋子，就知道此人多么缺乏教养。关于市政委员会主席，借用内政部长的话说，我们高兴地发现他看到了光明，倒不是内政部长想让首都投票人看到的光明，而是投空白选票的选民希望有人开始看到的光明。在我们跌跌撞撞盲目前行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最为常见的是，当我们拐过第一个街角，就碰到一群生活幸福且事业有成的男女，多年前十八岁的他们不仅像是美好的春天一样绽放着笑容，而且，或许尤其重要的是，那时的他们还是精力充沛的革命者，决心摧毁父辈的制度，以博爱的天堂代之，而现在，经过名目繁多的温和保守主义的熏陶，热身和锻炼之后，他们的肌肉变软了，信念和实践都融入了极端顽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浊流。不客气地说，这帮狗屎一样的男女每天都对着生活的镜子骂自己当年狗屎不如。一位右翼党的政治家，一直衣食无忧，在证券交易所有空调送去凉爽，在市场有柔风吹拂，到了四五十岁却揭示或者径直承认在他负责管理的城市发生的温和造反具有深刻的意义，这是一件值得载入史册并且应该受到所有人感谢的事，只是现如今我们已经不习惯这种奇特的现象了。
对于特别苛求的读者或听众来说，他们不会忽视，如果说本故事的讲述人不是不关注的话，至少也很少关注所描述的行动发生的环境，即使行动进行得相当缓慢。第一章是个例外，那一章中还能看到与选民大会相关的寥寥几笔，而且也仅限于大门，枝形灯和桌子，以及测谎仪，或者叫捕捉说谎者的机器，而在篇幅不算短的其余部分，故事中的人物仿佛居住在非物质的世界，对所在地方的舒适与否都无动于衷，只是忙于说话。政府不止一次在会议室开会，偶尔有国家元首出席，讨论面临的形势，采取稳定居民情绪和恢复街头平静的必要措施，会议室必然有一张大桌子，部长们坐在桌子四周舒适的沙发椅上，桌子上不可能没有瓶装矿泉水和杯子，以及铅笔和各色圆珠笔，书签，报告文本，法律汇编，记事本，麦克风，电话和这种地方常有的其他用具。还会有悬挂式枝形吊灯和壁灯，加厚的门和带窗帘的窗户，地板上铺有大地毯，墙上挂着油画和古典或现代挂毯，还有必不可少的国家元首肖像，共和国缔造者的半身塑像和国旗。这些东西都没有说到，将来也不会再说到。就谈谈这里吧，这里是市政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虽然足够宽敞，但相当简朴，露台朝着广场，墙上有一幅巨大的本市鸟瞰图，即使这里也不乏一些必备的东西，来个大致的描写也要占去本书一两页的篇幅，还是利用这点时间休息片刻，深深呼吸一下，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灾难。我们觉得，观察一下市政委员会主席的前额因为忧虑而刻上的皱纹要重要得多，他也许在想，是不是话说得太多了，让内政部长留下印象甚至形成看法，认为他已经投奔到敌人那一伙旗下，这次言语不慎也许无可挽回地影响到他在党内外的政治生涯。另一个可能性遥远得不可想象，就是他提出的那些理由能够促使内政部长走向正确道路，重新全盘考虑政府解决叛乱的战略战术。我们看见他摇了摇头，这是个可靠的信号，说明他在迅速审视之后立即放弃了后一个设想，认为这个想法天真得近乎愚蠢，不现实得近乎危险。他和部长谈话之后一直坐在椅子上，到现在才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没有打开窗户，只是把窗帘拉开一条缝，朝外面看了看。广场一如往常，不时有人走过，三个人坐在树荫下的长凳上，咖啡馆的露台有几位顾客，目光回到广场，有几个卖花女，一个女人后面跟着一只狗，还有报刊亭，公共汽车，轿车，与往常没有两样。出去转一转，他做出了决定。现在他回到办公桌前，拨通了办公室主任的电话，我要出去走一走，他说，只有本楼里的市政委员会委员问起的时候，才告诉他们说我出去看一看，其他的事都交给你处理了；我会告诉您的司机，让他把车开到门口；谢谢你，现在就办，告诉他今天不需要他开车，我自己开；今天还回不回市政厅呢；我想会回来的，否则我通知你；很好；城里情况如何；没有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市政委员会没有接到比往常更糟的消息，有几起交通事故，一两处交通拥堵，一起小火灾，但没有造成损失，一宗抢劫银行支行的未遂案；现在我们没有警察，是怎样处理的；抢劫犯是个可怜虫，生手，手枪倒是真的，但没有装子弹；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些人解除了他的武装，把他交到了消防队；为什么，那里并没有关押被拘捕者的设施；总得给他找个地方吧；后来怎么样；他们告诉我说，消防队员们苦口婆心劝了他整整一个小时，后来就把他放了；没有别的办法；是啊，主席先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告诉我的秘书，车子到了门口告诉我一声；是，先生。市政委员会主席靠在椅子上，等着，额上的皱纹又出现了。与厄运论者们的预言相反，这些天来出现的偷盗，强奸和杀人案件都不比以前多。看来城市安全并不一定需要警察，民众自发或者多少有点组织地把警戒的任务担当起来了。银行出的这件事就是例证。他又想，银行这起案件毫无意义，那家伙是个新手，精神紧张，心里发毛，而银行的职员们察觉到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明天可能就不会这样了，我这里指的是明天，今天，甚至现在，最近这几天本市出现的犯罪显然不会受到惩罚，既然我们没有警察，没有人逮捕罪犯，没有人进行调查，没有人提起诉讼，法官们回家了，法院不再运作，那么，犯罪率的上升不可避免，似乎所有的人都指望市政委员会承担起城市的警务，提出请求，提出要求，说没有安全将失去安宁，那么我就得想怎么办，征集志愿者，建立城市民兵，总不能让我们像喜剧里的宪兵一样，穿着从剧团服装道具组租来的制服到街上去，还有，武器呢，哪里有武器，还要会使用武器，拔出手枪，射击，有人想象过吗，看见我本人，还有市政委员会委员和公务员们，深更半夜在屋顶上追捕杀人犯，追捕强奸犯，或者走进上层社会的沙龙里搜捕装扮成绅士的窃贼。电话铃响了，是女秘书打来的，主席先生，汽车在门口等您；谢谢，他说，我现在就去，还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回来，如果出现什么问题，请拨打我的手机；愿您一切顺利，主席先生；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在这种时候，这是相互间最起码的祝愿；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只要我能够回答；如果不愿意，就不要回答；我在等着听您的问题；你把选票投给了谁；没有投给任何人，主席先生；这就是说，你弃权了；我想说的是投了空白选票；投了空白选票；是的，主席先生，是空白选票；你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吗；您也是这样直截了当问我的；好像这使你有了充分的信心回答；差不多，主席先生，只是差不多；如果我没有误解你的话，你想过这样做可能有风险；我希望不会有风险；正如你看到的，你有理由相信这一点；这就是说不会有人要我递交辞职书了；放心，你可以安心睡觉了；如果不需要靠睡觉就能安心那就更好了，主席先生；说得好；任何人都会这样说，主席先生，我不会因为这句话获得任何文学奖；不过你一定会因为得到我的称赞而高兴；我把这视为对我更高的报偿；就这样吧，一旦有需要就拨打我的手机；是，主席先生；明天见，如果不是回头见的话；回头见，或者明天见，女秘书回答说。
市政委员会主席草草收拾一下办公桌上散乱的文件，其中大部分好像与别的什么国家或者另一个世纪有关，而与这座处于戒严状态的首都风马牛不相及，这座城市已经被自己国家的政府抛弃，被自己国家的军队包围。如果把这些文件撕毁，如果把它们烧掉或者扔进废纸篓，谁也不会为此事来找他算账，现在人们有许多重要得多的事情需要考虑，这座城市，请注意，这座城市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世界的一部分，它变成了一口装满腐烂食品和蛆虫的大锅，一个被推到外海的孤岛，一个危险的病源地，被检疫隔离，以防万一，直到瘟疫失去毒性，或者无人可杀而使它们自我吞食的时候。他请杂役把风雨衣送来，拿起一个准备回家去看的文件夹，然后下了楼。司机看见他，赶紧把车门打开，他们说您不需要我，主席先生；是这样，你可以回家了；那么，明天见，主席先生；明天见。有趣的是，在生活中我们天天告别，日复一日地说或听别人说明天见，但对某个人来说注定有那么一天是最后一次，或者，我们对其说再见的那个人已经不在，或者，说再见的我们已经不在。如果今天的这个明天，即我们通常说的第二天，市政委员会主席和他的私人司机再次见面了，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是否能理解他们说过的明天见是多么不同寻常，是多么近乎奇迹，竟然看到他们真的履行了一个可能性十分可疑的承诺。市政委员会主席钻进汽车，要在城里转一转，看看不慌不忙走过的人们，不时停下车，步行一会儿，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总之，感受一下城市的脉搏，估量一下潜伏中的瘟疫的力量。他记得曾在儿童读物里读到过，东方有一个国王，国王或者皇帝，他不确定，很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哈里发，有时候乔装打扮走出宫殿，混入广场和街道的庶民百姓当中，听他们在坦率的闲谈中如何议论他。实际上他们的谈话不会太坦率，因为在那个时代，和任何时代一样，也不乏密探记下人们的评论，抱怨和批评，甚至某个尚在萌芽中的阴谋计划。掌权者有个一成不变的规则，对于脑袋，最好在它会思考之前砍掉，在开始思考之后可能就太晚了。市政委员会主席不是这座被围困城市的国王，而所谓的内政大臣呢，已经流亡到边界另一边去了，此时肯定正在与其合作者们开会，究竟是哪些人，为什么开会，我们慢慢会知道。因此，这位市政委员会主席无须用假胡须和假唇髭伪装，在戒严状态下，他的脸仍然是往常那张脸，只是比原来显得多一点忧心忡忡，这从他额头上的皱纹可以看出来。有些人认出来是他，但很少有人跟他打招呼。不过，请不要以为那些对他冷漠和仇视的人只是当初投了空白选票，把他视为对手的人，还有不少把票投给了他本人所在的党或中间党的人，也向他投去异样的目光，如果不说是公开反感的话，至少是不加掩饰的怀疑目光，这家伙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们会这样想，为什么混到这群社会渣滓白票人当中呢，大概收了人家的钱在为人家干事吧，鉴于现在另一方成了多数，也说不定他是来捞取选票的。如果有谁持这样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不会这么早就举行选举，如果我是政府，就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办，解散这个市政委员会，任命一个政治上绝对可靠而且正派的管理委员会取而代之。在继续讲述之前应当解释一下，前面刚刚用过白票人这个词，这既非出于意外，也不是因为电脑键盘上的点击错误，更不是作者追逐新潮，标新立异，以生造词填补空缺。这个词存在，确实存在，在任何现代字典上都能查到，问题在于，如果这是问题的话，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相信自己知道白这个字及其派生词的含义，于是不肯浪费时间去查明来源，或者犯了智力懒惰综合征，因此在离美好的发现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停止了脚步。在本市，不知道谁是这个词意外的发现者和好奇的调查者，但可以肯定，这个词迅速传播开来，并且只要读到它就立刻赋予其贬义。虽然此前我们没有提到过这个从各个方面看都可悲的事实，但社会传媒本身，尤其是国家电视台，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仿佛是指最难以启齿的什么淫秽之物。当它出现在纸上，我们只是读到了，还不至于有如此强烈的感觉，要是听到别人说出来就不同了，说的时候像被恶心到似的紧闭着嘴唇，发出鄙视的巴巴声，人们必须身着骑士的道德盔甲，才不至于立即起身便跑，穿上忏悔者的长袍，把绳索套在脖子上，一边捶胸顿足，一边喊叫着要摈弃一切陈旧的原则和观念，我曾经是白票人，将来再也不是了，请祖国饶恕我，请国王饶恕我。市政委员会主席没有什么人可饶恕，因为他既不是国王也永远不会当国王，甚至不会是下次选举的候选人。现在他不再观察过往行人，倒是想看看有什么玩忽职守或者环境恶化等现象，至少第一眼看上去没有发现。商店和大商场生意似乎并不红火，但都开门营业，公共汽车运转通畅，只有个别拥堵现象，但都不算严重，银行门前不像从前出现危机时那样，有焦急的顾客排起长长的队伍，一切都显得正常，没有一件明火执仗的抢劫案发生，更没有弄枪舞棒的打斗，只有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既不冷，也不热，好像这个下午来到世界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所有的愿望，抚平一切焦虑，但不包括市政委员会主席的担心，或者用文雅一点的话说，不包括他内心的忐忑不安。他所感到的，也许在所有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感到的，是在空气中飘浮着的威胁，对这种威胁，生性敏感的人能够察觉，当满天乌云翻滚，等待雷声炸响的时候能够察觉，当黑暗中的门吱扭一声打开，一阵冰凉的风吹到脸上的时候能够察觉，当凶兆打开我们绝望之门的时候能够察觉，当魔鬼的狂笑撕破我们灵魂薄薄的面纱的时候能够察觉。这种威胁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绝不能从原因与目的的角度加以讨论，但有一点实实在在，即市政委员会主席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控制自己，不至于去拦住第一个迎面走来的人，对那个人说，你要小心，不要问我为什么要小心，小心什么，只是请你要小心，我预感到有件不祥的事情即将发生；先生，您是市政委员会主席，是肩负责任的官员，如果您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人们会这样问您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小心，是不是什么瘟疫；我想不是；地震；我们这里不属于地震多发地带，从来没有发生过地震；河水泛滥成灾；河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涨到河岸了；那么；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说；您能原谅我下面向您提的问题吗；在你提出问题之前已经得到原谅了；我无意对您不恭，市政委员会主席先生，莫非您多喝了一杯，正如您应当知道的，最后一杯是最厉害的；我只在吃饭的时候喝酒，并且总是很有节制，不是酒鬼；这样的话，我就不明白了；事情发生以后你就会明白；什么事情发生以后呢；就是即将发生的事。对话者一脸茫然，环顾四周。你莫不是在找一个警察把我带走，市政委员会主席说，别操心了，所有警察都走光了；我没有找警察，那人显然在撒谎，我在这里等一个朋友，对，他在那边，好吧，改天见，主席先生，祝您平安，我，坦率地说，如果我处在您的位置，现在就回家上床躺下，人睡着了就把一切都忘记了；我从来不在这个时间睡觉；躺下睡觉，任何时间都好，我家的猫会对您这样说；我也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吗；哪里的话，主席先生，您随便提；你投了空白选票吗；您在做调查吧；没有，只是出于好奇，如果你不愿意，就不要回答。那人犹豫了一秒钟，然后严肃地说，是的，先生，我投了空白选票，就我所知，这不是被禁止的；倒也不是禁止，可是你要看看结果。那人似乎忘记了刚才想象中的朋友，主席先生，我本人一点都不反对您，甚至承认您在市政委员会工作得很好，不过您刚才说的所谓结果不是我的过错，我按我的喜好投了票，符合法律，现在你们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如果觉得山芋烫手了，那你们就去吹一吹吧；不要发火，我只是愿意告诫你；我还在等着您告诫什么事呢；即使我愿意，也不知该如何解释；那么我是在浪费时间；请原谅，你的朋友还在等你；并没有什么朋友等我，我只是想走开；那么，感谢你又在这里多待了一会儿；主席先生；请说，说吧，不要客气；如果说我的头脑弄懂了一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先生您的良心感到内疚；为没有做的事而内疚；有人说这是所有内疚当中最糟糕的一种，可以称为自寻内疚；也许你说得有理，让我想一想，无论如何你要小心；我会小心的，主席先生，谢谢您的告诫；虽然你仍然不知道告诫的是什么事；有些人值得我们信赖；你是今天第二个对我这样说的人；这样，您可以说这一天已经有所收获了；谢谢；再见，主席先生；再见。
市政委员会主席转过身，朝停放汽车的地方走去，他很满意，至少告诫了一个人，如果他把那些话传出去，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整座城市都将警觉起来，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和到来的事件。大概我精神不完全正常，他想，显然，那个人什么也不会去说，他不像我这样愚蠢，好了，这不是愚蠢不愚蠢的问题，我感觉到一个不能解释无法确定的威胁，这是我的事，不是他的事，我最好听从他的劝告，回到家里，这一天绝对没有白白度过，起码得到了一个善意的劝告。他钻进汽车，告诉办公室主任他不再回市政厅。他住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离轻轨铁路站不远，这条铁路是城市东区最重要的交通线路。他的妻子是外科医生，今天在医院值夜班，不会在家，至于两个孩子，小伙子在军队，此时可能正在哨所里，脖子上挂着防毒面具，抱着一挺重机枪，和众多的士兵一起保卫边界，姑娘在国外，在一家国际机构担任秘书兼翻译，当然是那种在重要城市里设有地标性豪华总部的机构，这里说的重要是指政治上重要，对女儿来说，政府是个付出和收取好处，给予和得到利益的官方体系，有一个在这个体系身居高位的父亲，对她自然不无帮助。正如人们所说，即使对最好的劝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听从一半，市政委员会主席没有上床睡觉。他看了看带回来的文件，对其中几份做出了决定，另外几份留待以后再说。临近晚饭的时候，他走到厨房，打开冰箱，没有找到任何引起食欲的东西。妻子早已想到了，不会让他挨饿，但今天，摆放餐具，加热食品，然后还要洗盘子，这对他来说似乎是非人力所能及的。于是他离开家，到了一家餐馆，在一张桌子边坐下来，利用等待的时间给妻子打了个电话，你工作忙吗，他问道；没有太多问题，你呢，怎么样；还好，只是有点心神不安；面对这种情况，我不用问你为什么；更厉害一些，是一种内心的颤抖，一个阴影，好像是凶兆；我从来没有发现你还迷信；时候到了，什么事都会来；我听到那边人声嘈杂，你在哪儿；在餐馆，吃完饭再回家，也许先去看看你，当市政委员会主席的人有许多地方可走；我可能要做手术，耽误一些时间；好，我已经想到了，吻你；也吻你；大力吻你；更用力地吻你。侍者把饭放在桌上，请用，主席先生，祝你好胃口。就在他把餐叉送到嘴边的时候，忽然一声地动山摇的爆炸，震得他所在的建筑物从上到下颤动，里里外外的玻璃顿时裂成碎片，桌子和椅子掀翻在地，有些人大声喊叫，有些人不停地呻吟，有些人受了伤，有些人惊慌失措，有些人吓得浑身颤抖。市政委员会主席的脸被飞来的玻璃片划开一道口子，鲜血直流。显然是爆炸的冲击波所致。大概在地铁站，一个女人挣扎着站起来，抽噎着说。市政委员会主席用餐巾纸捂住伤口，朝街上跑去。脚下发出玻璃的碎裂声，前面有一个浓浓的黑色烟柱缓缓上升，他仿佛真的看到了大火的亮光，真的发生了，在车站，他想。用手按住脸他觉得不便，干脆把餐巾纸扔到一边，任鲜血顺着脸和脖子流下来，濡湿了衬衫领子。他问自己，市政机关是否还在运作呢，于是他停住脚步，拨通了应急部门的电话，对方的声音紧张，这表明那里已经得到消息。我是市政委员会主席，本市东部地铁地面部分主要车站发生爆炸，把能派的都派来，消防队，民防队，如果还有童子军的话，把童子军也派来，还有护士，急救车，初步抢救所需的物品，把我们能够找到的一切都动员起来，啊，还有一件事，有没有办法查到退休警察的居住地点，叫他们也来帮忙；消防队已经在路上了，主席先生，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他不等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又开始奔跑。有人在他旁边跑，一些速度快的超过了他，赶到前面去了，他的两条腿沉得厉害，像灌了铅，肺部似乎不肯呼吸这难闻的气味，疼痛，疼痛迅速固定在气管部位，并且越来越厉害。离车站只有五十来米了，在大火辉映下，褐色和灰色的浓烟像一个个线团疯狂地向上滚动。有多少人烧死了，是谁放的炸弹，市政委员会主席问自己。不远的地方已经传来消防车警报器的声音，酷似焦急的吼叫，越来越尖利，不像是前来救命者的呼喊，更像是请求救命的哀号，这些车似乎随时会从最近的路口横冲直撞冒出来。第一辆消防车出现了，市政委员会主席设法从围观火灾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通道，我是主席，他说，我是市政委员会主席，请让我过去，请让我过去，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他感到既痛苦又可笑，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担任市政委员会主席的事实并不能为他打开所有的大门，不需要走得更远，就在那边，眼下就有一些人的生命之门永远关闭了。短短几分钟以后，粗粗的水龙射进以前是门或者窗户的洞口里，或者射向空中，淋湿房屋顶部的结构，减少火势蔓延的危险。市政委员会主席走到消防队队长身边，队长，你看情况怎么样；这是我见到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我甚至闻到了一股硫黄味；不要这样说，不可能；这是我的印象，但愿是我错了。这时候一辆电视台的采访车出现了，随后是另外几辆，是报社和电台的车，现在，市政委员会主席被摄像机和话筒团团围住，正在接受提问，您估计会有多少人死亡；已经掌握了什么线索吗；有多少人受伤；多少人被烧死；您认为车站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运营；已经怀疑肇事者是什么人了吗；爆炸之前是否曾收到过什么警告；如果收到过，是谁收到的，为及时从车站疏散人员采取了哪些措施；您认为这是不是与当前城市颠覆活动有关的某个团体实施的恐怖袭击；您估计还会出现更多这类犯罪行为吗；作为市政委员会主席和本市唯一的首长，您拥有进行必要的调查所需的哪些手段。面对雨点般的提问，市政委员会主席做出了在那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回答，有些问题超出了我的权限，因此不能回答诸位，但是我想，政府应当很快就发表一个正式声明，至于其他问题，我只能说，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救助受难者，但愿能够及时到达，至少救助一些人；但是，究竟死了多少人，一个记者穷追不舍；我们能进入那个地狱里的时候才能知道，在那个时刻以前，请你不要再向我提这种愚蠢问题。记者们抗议说，这不是对待社会传媒的正确态度，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履行广而告知的义务，因此有权受到尊重，但市政委员会主席立刻打断了对方代表记者团体的谈话，他说，今天有一份报纸竟敢要求血洗本市，指的还不是这一次，这一次烧死的人都成了油渣，无血可流了，好吧，请让开，让我过去，我没有任何话可说了，一旦有具体消息再请你们来。众人一片不满的议论声，后面冒出一句轻蔑的话，他以为他是谁，市政委员会主席根本没有理会如此不礼貌的话是从哪里发出的，但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在问自己，我以为我是谁。
两个小时以后，宣布大火得到了控制，又用了两个小时扑灭余火，但还不知道多少人死亡。三四十人不同程度受伤，当时他们正在门厅的一角，离爆炸地点较远，躲过了致命的伤害，现在已经送往医院救治。市政委员会主席继续留在那里，直到最后浇灭余火，消防队长过来对他说，去休息吧，主席先生，余下的事留给我们，去处理一下您脸上的伤口吧，我不明白，怎么这里谁都没有发现您受伤了；没关系，他们都忙着更重要的事情。随后他问，现在怎么办；现在，现在搜寻尸体，把尸体运出来，有些人可能被炸得肢体破碎，大部分可能被烧得面目全非；不知道我能不能受得了这场面；我看，根据您现在的状态，您承受不住了；我是个懦夫；这与懦弱无关，主席先生，头一次我也几乎昏过去；谢谢，你尽力而为吧；只剩下最后一块木炭上的余火，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了；至少有你在这里。他带着一身烟垢，脸上满是凝固的黑色的血迹，开始艰难地朝家的方向走去。由于奔跑，由于精神紧张，由于站立的时间太长，他浑身疼痛。给妻子打电话也无济于事，那边接电话的人肯定会说，很遗憾，主席先生，夫人正在执行手术，不能来接电话。街道两边都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但没有任何人认出他是谁。一位真正的市政委员会主席有官方的汽车接送，有秘书拎公文包，有三个贴身保镖开道，而走在街上的那个人是个又脏又臭的流浪汉，是个可怜得让人掉眼泪的人，是谁也不肯施舍一桶水让他洗洗裹尸布的幽灵。电梯的镜子里映出了他的脸，若是炸弹爆炸的时候他在车站前厅的话，此刻这张脸就该烧焦了，恐怖，太恐怖了，市政委员会主席嘟嘟囔囔地说。他用颤抖的手打开家门，走到盥洗间，从柜橱里拿出急救药品匣子，卫生棉，过氧化氢，碘酒和大块纱布。他想，最好是缝几针。血迹从衬衫一直延伸到裤腰，他忍不住喃喃自语，血流的比想象的要多。他脱掉外衣，艰难地解开黏黏糊糊的领带结，脱下衬衫。贴身背心也染上了血污。现在应该做的是洗个澡，钻到淋浴喷头下面，不，不能这样，简直是胡闹，水会冲掉伤口结下的痂皮，会再次流血，他低声说，应该，对，应该，应该什么。什么，这个词如同一个死去的躯体横卧在路上，必须弄明白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做什么，对，抬尸体。消防队员和民防组织的助手们正进入车站。带着担架，用手套保护双手，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从来没有碰过烧焦了的人体，现在即将知道这是多么艰难。应该做什么呢。他走出盥洗间，来到书房，坐在写字台前，拿起电话，按了一个事先储存下的号码。将近凌晨三点。一个声音回答说，这里是内政部办公室，你是哪一位；我是市政委员会主席，想和部长先生通话，非常紧急，如果他在家，请帮我接通；请稍等。一个稍等就等了足足两分钟。请讲；部长先生，几个小时以前在东区地铁地面站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尚不知道造成多少人死亡，但一切表明死亡人数很多，伤者达三四十人；这我已经知道了；到现在才打电话给您，是因为我一直在现场；你做得很对。市政委员会主席深深呼出了一口气，问道，部长先生，没有任何话对我说吗；你指的什么；关于什么人放的炸弹，您是否有什么想法呢；这好像相当清楚，你那些投空白选票的朋友决心直接投入行动了；我不相信；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但这是真相；是真相还是可能是真相呢；随你怎样理解；部长先生，这里发生的是一起可怕的犯罪；我想你说得有理，人们习惯于这样称呼他们这种行为；部长先生，是谁放的炸弹呢；你好像精神错乱了，我劝你去休息一下，白天再给我打电话，但绝不要在上午十点钟以前；部长先生，是谁放的炸弹呢；你这是想影射什么；只是提个问题，不是影射，如果我对您说的正是我们两个人此刻都在想的事情，那才叫影射；我的想法没有必要与一个市政委员会主席想的东西吻合；这次吻合了；小心，你现在走得太远了；我不是走得太远，是已经到了；这是什么意思；我在与对这一罪行负直接责任的人说话；你疯了；我倒是情愿疯；你竟敢怀疑一个政府成员，这是前所未有的；部长先生，从此刻起我不再是这座被围困的城市的市政委员会主席；我们明天再谈，无论如何，你要记住，我不接受你的辞职；您必须接受我放弃职务，权当我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以政府的名义告诉你，如果对此事不保持绝对沉默，你会痛苦地后悔，或者连后悔都来不及，我想这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你对我说你已经死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另一端挂断了电话。这个曾经是市政委员会主席的人站起身，走进盥洗间，脱光衣服，钻到淋浴喷头下面。热水很快冲掉了伤口上形成的痂皮，血又开始流出来。消防队员刚刚找到第一具烧焦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