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的朋友福尔摩斯象在一八九五年那样精神振奋，身体健壮。他与日俱增的声望使他有无数的案件要办理，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宅来的有不少著名人物。哪怕只暗示一下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是谁，我也会受到责备，被人认为不够慎重。正象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是为艺术而生活一样，福尔摩斯一向不因他的无法估量的功绩而索取优厚的报酬，只有霍尔得芮斯公爵一案是个例外。他是那样清高，也可以说是那样任性，要是当事人得不到他的同情，那么，即使他有钱有势，福尔摩斯也会拒绝他的。可是有时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当事人，他却可以一连用上几个星期的时间，专心致志地研究案情，只要案件离奇动人，能够发挥他的想象力和智谋。
在一八九五年这难忘的一年中，有一系列奇怪的、矛盾百出的案件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其中有按照神圣教皇的特别指示进行的、对红衣主教托斯卡突然死亡的绝妙侦查，还有劣迹昭彰的养金丝雀的威尔逊的被捕，这为伦敦东区除掉一个祸根。接着以上两桩奇异案件的有屋得曼李庄园的惨案，这是关于彼得·加里船长之死的离奇案件。要是不记述一下这件离奇的案子，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破案记录就会不够完美。
七月份的第一周，我的朋友常常不在我们的住处，并且出去的时间较长，所以我知道他有个案件要办理。在此期间有几个粗俗的人来访，并且询问巴斯尔上尉，这使我了解到他正用假名在某处工作。他有许多假名，以便隐瞒他的使人生畏的身分。他在伦敦各处至少有五个临时住所，在每个住所各使用不同的姓名和职业。至于他正在调查什么事情，他没有对我说，我也不习惯于追问他。可是看起来，他这回调查的案子是非常特殊的。吃早饭以前他就出去了，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迈着大步回到屋内，戴着帽子，腋下丧着一根有倒刺的象伞似的短矛。
我喊道：“天啊！福尔摩斯，你没有带着这个东西在伦敦到处走吧？”
“我跑到一家肉店又回来了。”
“肉店？”
“现在我胃口好极了。亲爱的华生，早饭前锻炼身体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你猜不出我进行了什么运动，我敢打赌你猜不出来。”
“我并不想猜。”
他一面倒咖啡一面低声地笑着。
“要是你刚才到阿拉尔代斯肉店的后面，你会看到一头死猪挂在天花板下摆来摆去，还有一位绅士穿着衬衣用这件武器奋力地戳它。这个很有力气的人就是我，我很高兴我没有用多大力气一下子就把猪刺穿了。也许你想试试？”
“绝对不想试。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因为这可能和屋得曼李庄园的神秘案件多少有关。啊，霍普金，我昨天晚上收到你的电报，我一直盼望见到你。请来一起吃早饭吧。”
我们的客人是位非常机智的人，大约三十岁，穿着素雅的花呢衣服，但是还带有惯于穿官方制服的那种笔挺的风度。我立刻认出他就是年轻的警长斯坦莱·霍普金。福尔摩斯认为他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青年，而这位青年由于福尔摩斯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侦破，对于这位著名侦探家怀着学生般的仰慕和尊重。霍普金的眉梢露出愁容，带着十分沮丧的样子坐下来。
“先生，谢谢您。我来之前已经吃过早饭，我在市内过的夜。我昨天来汇报。”
“你汇报什么呢？”
“失败，先生，彻底的失败。”
“一点没有进展吗？”
“没有。”
“哎呀，我倒要来侦查一下这个案件。”
“福尔摩斯先生，我巴不得您这样做。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案件，可是我却毫无办法。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去帮助一下吧。”
“好，好，我刚好仔细读过目前所有的材料，包括那份侦查报告。顺便问一下，你怎样看待那个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烟丝袋？那上面有没有线索呢？”
霍普金好象吃了一惊。
“先生，那是那个人自己的烟丝袋。袋子的里面有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是用海豹皮做的，因为他是一个捕海豹的老手。”
“可是他没有烟斗吧？”
“没有，先生，我们没有找到烟斗。他确实很少抽烟，他或许会为他的朋友准备一点烟。”
“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之所以提到烟丝袋，是因为如果我来处理这个案件，我倾向于把这个袋子做为侦查的开始。我的朋友华生大夫对于此案一无所知，至于我，再听一次事件的经过并无坏处，所以请你给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主要情况。”
斯坦莱·霍普金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条。
“我这里有份年谱说明彼得·加里船长一生做了什么事。他生于一八四五年，现年五十岁。他善于捕海豹和鲸鱼。一八八三年他当了丹迪港的捕海豹船‘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他连续出航了数次，全很有成绩。在第二年，一八八四年，他退休了。他旅行了几年，最后他在苏塞克斯郡，靠近弗里斯特住宅区，买了一小块地方，叫屋得曼李。在这里他住了六年，在上周被害死。
“这个人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他过的是严格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他是一个沉默、阴郁的人。他家中有妻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还有两个女佣人。佣人常常更换，因为环境使人感到不愉快，有时使人不能忍受。这个人时常喝醉，一喝醉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魔。人们都知道他有时半夜把妻子和女儿赶出屋门，打得她们满园子跑，直到全村的人被尖叫声惊醒。
“有一次教区牧师到他家中指责他行为不良，他大骂这位老牧师，因而被传讯。简而言之，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想找一个比彼得·加里更蛮横的人是不容易的，我听说他当船长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的。海员们都叫他黑彼得。给他起这个名字，不仅因为他的面孔以及大胡子是黑色的，而且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怕他的坏脾气。不用说，每个邻居都憎恶他，避开他，他悲惨地死了以后，我没有听到过有谁说过一句表示惋惜的话。
“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在那份调查报告中读到过，这个人有一间小木屋；或许您的这位朋友还没有听说过这点。他在他家的外面造了一间木头小屋，他总叫它‘小船舱’，离开他家有几百码远，他每天晚上在这儿睡觉。这是一个单间小房，长十六英尺宽十英尺。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被褥自己收拾自己洗，从来不准许任何人迈进他的门槛。屋子每面都有小窗户，上面挂着窗帘，窗户从来不打开。有一个窗户对着大路，每当夜晚小屋里点上灯的时候，人们常望着这间小房，并且猜想他在做什么。福尔摩斯先生，调查所能得到的，不过是这间小房的窗户所提供的几点情况。
“您还会记得，在出事前两天，清晨一点钟的时候，有个叫斯雷特的石匠，从弗里斯特住宅区走来，路过这个小房，他停下来看了一下，窗户内的灯光照在外面的几棵树上。石匠发誓说：‘从窗帘上清楚地看见有一个人的头左右摆动，并且这个影子一定不是彼得·加里的，因为他很熟悉彼得。这是一个长满胡须的人头，但是和这位船长的胡须大不一样，这人的胡须是短的，并且向前翘着。’石匠是这样说的，他在小酒店待了两个小时，酒店设在大路上，离开木屋的窗户有一段距离。这是星期一的事，谋杀是在星期三发生的。
“星期二彼得·加里又大闹起来，喝得醉醺醺的，凶暴得象一头吃人的野兽，他在他家的周围徘徊，他的妻女听到他来了便急忙跑了。晚上很晚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小屋。第二天清晨约在两点钟的时候，他的女儿听到小屋的方向传来吓人的惨叫，因为他女儿总是开着窗户睡觉。他喝醉的时候常常大喊大叫，所以没有人注意。一个女佣人在七点起来的时候，看到小屋的门开着，但是黑彼得让人害怕得太厉害了，所以直到中午才有人敢去看看他怎样了。人们站在开着的门那儿向里看，那个景象吓得他们面色苍白，急忙跑回村去。不到一小时我到了现场接过这个案件。
“福尔摩斯先生，您知道我的神经是相当坚强的，但是我跟您说，当我把头探进这个小屋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成群的苍蝇、绿豆蝇嗡嗡叫个不停，地上和墙上看上去简直象个屠宰场。他叫这间房屋小船舱，那确是象一间小船舱，因为在这里你会感到自己象是在船上。屋子的一头儿有一个床铺，一个贮物箱，地图和图表，一张‘海上独角兽’号的油画，在一个架子上还有一排航海日志，完全象是我们在船长的舱中所看到的那样。他本人就在屋子里墙的正中间，他的面孔带着人在痛苦中死去的那种扭歪的样子，他的斑白的大胡子由于痛苦往上翘着。一支捕鱼钢叉一直穿过他宽阔的胸膛，深深地叉入他背后的木墙上。他象是在硬纸板上钉着的一个甲虫。显然他发出了那声痛苦的吼叫便死去了。
“先生，我知道您的方法，也用了这些方法。我仔细地检查过屋外的地面以及屋内的地板以后，才允许移动东西。没有足迹。”
“你的意思是没有看见足迹？”
“先生，肯定根本没有足迹。”
“我的好霍普金，我侦破过许多案件，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飞行的动物作案。只要罪犯生有两条腿，就一定有踩下的痕迹、蹭过的痕迹以及不明显的移动痕迹，一个运用科学方法的侦探全可以看得出来。使人难以相信的是一个溅满血迹的屋子竟会找不到帮助我们破案的痕迹。从你的调查我可以看出，有些东西你没有仔细检查过。”
这位年轻的警长听到我朋友的这番讽刺的话以后有些发窘。
“福尔摩斯先生，我那时没有请您去是太傻了，可是这无法挽回了。屋子里还有一些物品值得特别注意。一件是那把谋杀用的鱼叉。当时凶手是从墙上的工具架上抓到的。还有两把仍然在那儿，有一个位置是空的。这把鱼叉的木柄上刻有‘SS，海上独角兽号，丹迪。’可以断定凶杀是在愤怒之下发生的，杀人犯是顺手抓到了这个武器。凶杀是在早晨两点钟发生的，而且彼得·加里是穿好衣服的，这说明他和杀人犯有约会，桌子上还有一瓶罗姆酒和两个用过的杯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福尔摩斯说：“我想这两个推论都是合情理的。屋子里除去罗姆酒外还有别的酒吗？”
“有的，在贮物箱上有个小酒柜，摆着白兰地和威士忌。可是这对于我们说来并不重要，因为细颈瓶中盛满了酒，柜子中的酒没有动过。”
福尔摩斯说：“尽管这样，柜子中的酒还是有意义的。不过先请你讲讲你认为和案件有关的其他物品的情况。”
“桌子上有那个烟丝袋。”
“桌子上的哪一部分？”
“在桌子的中间。烟丝袋是用海豹皮，未加工的带毛的海豹皮做的，有个皮绳可以捆住。烟丝袋盖儿的里边有‘P.C.’字样。袋里有半盎斯强烈的海员用的烟丝。”
“很好！还有什么吗？”
斯坦莱·霍普金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本有黄褐色外皮的笔记本，外表很粗很旧，边缘有点脏。第一页写有字首“J.H.N.”及日期“一八八三”。福尔摩斯把笔记本放在桌子上，进行仔细检查，霍普金和我站在他身后从两边看着。在第二页上有印刷体字母“C.P.R.”，以后的几页全是数字。接着有“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圣保罗”等标题，每项之后均有几页符号和数字。
福尔摩斯问道：“这些说明什么问题吗？”
“这些象是交易所证券的表报。我想‘J.H.N.’是经纪人的名字的字首，‘C.P.R.’可能是他的顾客。”
福尔摩斯说：“你看‘C.P.R.’是不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斯坦莱·霍普金一面用拳头敲着大腿，一面低声责骂自己。
霍普金接着喊道：“我太笨了！你说的当然是对的。那么只有‘J.H.N.’这几个字首是我们要解决的了。我检查过这些证券交易所的旧表报，在一八八三年我找不到所内或所外任何经纪人名字的字首和它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是我全部线索中最重要的。福尔摩斯先生，您也许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几个字首是现场的第二个人名字的缩写，换句话说是杀人犯的。我还认为，记载着大笔值钱证券的笔记本的发现，正好给我们指出了谋杀的动机。”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面部表情说明案件的这一新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两个论点。我承认这本在最初调查中没有提到的笔记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我对于这一案件的推论没有考虑到这本笔记的内容。你有没有设法调查笔记本中提到的证券？”
“正在交易所调查，但是我想这些南美康采恩的股票持有者的全部名单多半在南美。必须过几周后我们才能查清这些股份。”
福尔摩斯用放大镜检查笔记本的外皮。
他说：“这儿有点弄脏了。”
“是的，先生，那是血迹。我告诉过您我是从地上捡起来的。”
“血点是在本子的上面呢？还是下面？”
“是在挨着地板的那一面。”
“这当然证明笔记本是在谋杀以后掉的。”
“福尔摩斯先生，正是这样，我理解这一点。我猜想是杀人犯在匆忙逃跑时掉的，就掉在门的旁边。”
“我想这些证券里没有一份是死者的财产，对吗？”
“没有，先生。”
“你有没有依据可以认为这是抢劫杀人案呢？”
“没有，先生。象是没有动过什么东西。”
“啊，这是件很有意思的案子，那儿有一把刀，是吗？”
“有一把带鞘的刀，刀还在刀鞘里，摆在死者的脚旁。加里太太证明那是她丈夫的东西。”
福尔摩斯沉思了一会儿。
他终于开口说：“我想我必须亲自去检查一下。”
斯坦莱·霍普金高兴地喊出声来。
“谢谢您，先生。这的确会减轻我心中的负担。”
福尔摩斯对着这位警长摆摆手。
他说：“一周以前这本来是件容易的工作。现在去，可能还不会完全无补于事。华生，如果你能腾出时间，我很高兴你同我一起去。霍普金，请你叫一辆四轮马车，我们过一刻钟就出发到弗里斯特住宅区。”
在路旁的一个小驿站我们下了马车，匆忙穿过一片广阔森林的遗址。这片森林有几英里长，是阻挡了萨克逊侵略者有六十年之久的大森林——不可入侵的“森林地带”，英国的堡垒——的一部分。森林的大部分已经砍伐，因为这里是英国第一个钢铁厂的厂址，伐树去炼铁。现在钢铁厂已经移到北部的矿产丰富的地区，只有这些荒凉的小树林和坑洼不平的地面还能表明这里有过钢铁厂。在一座小山绿色斜坡上的空旷处，有一所长而低的石头房屋，从那里延伸出一条小道弯弯曲曲地穿过田野。靠近大路有一间小屋，三面被矮树丛围着，屋门和一扇窗户对着我们。这就是谋杀的现场。
斯坦莱·霍普金领着我们走进这所房子，把我们介绍给一位面容憔悴、灰色头发的妇女——被害人的孀妇。她的面孔削瘦，皱纹很深，眼圈发红，眼睛的深处仍然潜藏着恐惧的目光，这说明她长年经受苦难和虐待。陪着她的是她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头发金黄的姑娘。谈到她父亲的死，她很高兴，当她说到要祝福那个把她父亲戳死的人的时候，她的眼睛闪耀着反抗的光芒。黑彼得把他的家弄得很不象样子，我们走出他家来到日光下时，有重新获释之感。然后我们沿着一条穿过田野的小路向前走，这条小路是死者用脚踩出来的。
这小房是间最简单的住房，四周是木板墙，房顶也是木头的，靠门有个窗户，另一个窗户在尽头的地方。斯坦莱·霍普金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弯身对准锁孔，忽然他停顿了一下，脸上显出又惊异又全神贯注的样子。
他说：“有人撬过锁。”
这个事实是不容怀疑的。木活部分有刀痕，上面的油漆被刮得发白了，好象刚刚撬过门。福尔摩斯一直在检查窗户。
“有人还想要从窗子进去。不管他是谁，反正他失败了，没有进到里面。这个人一定是个很笨的强盗。”
这位警长说：“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我可以发誓，昨天晚上这里没有这些痕迹。”
我提醒说：“或许村子里有些好奇的人来过。”
“多半不可能，他们没有人敢走到这儿，更不必说闯进小屋。福尔摩斯先生，您怎样看这件事？”
“我认为我们很幸运。”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还会来？”
“很有可能。他那次来的时候是没有料到门关着。所以，他要用小折刀弄开门进来。他没有进到屋里。他会怎么办呢？”
“带着更适用的工具第二天夜里再来。”
“我也这样说。我们要是不在这儿等着他，那就是我们的错误。让我看看小屋的里面的情形。”
谋杀的痕迹已经清理掉了，可是屋内的家具仍然象在那天夜里那样摆着。福尔摩斯非常专心地一件一件地检查了两个小时，但是他的面容表明检查不出什么结果来。在他耐心检查的时候，有一次他停了一会儿。
“霍普金，你从这个架子上拿走了什么东西没有？”
“我什么也没动。”
“一定有东西被拿走了。架子的这个角落里比别处尘土少。可能是平放着的一本书，也可能是一个小箱子。好，没有事可做了。华生，我们在美丽的小树林里走走吧，享受几小时的鸟语花香。霍普金，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见面，看看能否和这位昨夜来过的绅士短兵相接。”
我们布置好小小的埋伏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一点。霍普金主张把小屋的门打开，福尔摩斯认为这会引起这位陌生人的怀疑。锁是个很简单的锁，只要一块结实的小铁片就能弄开。福尔摩斯还建议，我们不要在屋内而是在屋外等候，在屋角附近的矮树丛里。要是这个人点灯，我们便能看见他，看出他在夜间偷偷来的目的是什么。
守候的时间又长又乏味，但是有一种历险的感觉，好象猎人在水池旁等候捕捉来饮水的动物一样。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来到我们这儿的是什么样的野兽呢？那是一只伤人的猛虎，只有和它尖锐的牙齿以及锋利的爪子进行艰苦的搏斗以后才能捕到呢，还是一只躲躲闪闪的豺狼，仅对于怯懦的人和没有防备的人才是可怕的？
我们蹲伏在矮树丛里，一声不响地等候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起初有回村很晚的人的脚步声和村中传来的讲话声，引起我们的警觉，但是这些不相干的声音，——相继消失，我们的四周一片寂静，只是偶尔传来远方教堂的钟声报告给我们夜晚的进程，还有细雨落在我们头顶树叶上的簌簌声。
钟声已经敲过两点半，这是黎明前最暗的时刻，突然从大门那里传来一声低沉而尖锐的滴答声，我们全都吃了一惊。有人进来走在小道上。然后又有较长时间的寂静，我正猜想那个声音是场虚惊，这时从小屋的另一边传来悄悄的脚步声，过一会儿有了金属物品的摩擦声和碰撞声。这个人正在用力开锁。这次他的技术好些或是工具好些，因为忽然听到啪嗒一声和门枢的嘎吱声。然后一支火柴划亮了，紧接着蜡烛的稳定灯光照亮小屋的内部。透过薄纱窗帘，我们的眼睛盯视着屋内的情景。
这位夜间来客是个身体瘦弱的年轻人，下巴的黑胡须使得他象死人一样苍白的面孔更加苍白。他象个刚过二十岁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象他这样又惊又怕，他的牙齿显然在打冷战，他的四肢全在颤抖。他的衣着象个绅士，穿着诺福克式的上衣和灯笼裤，头戴便帽。我们看他惊恐地凝视着四周，然后他把蜡烛头放在桌子上，走到一个角落里，我们便看不到他了。他拿着一个大本子又走回来，这是在架子上排成一排的航海日志里的一本。他倚着桌子，一页一页地迅速翻阅，直到翻出他要找的项目。他紧握着拳作了一个愤怒的手势，然后合上本子，放回原处，并且吹熄了蜡烛。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身走出这间小屋，霍普金的手已经抓住了这个人的领子。当他明白他是被捕了的时候，我听到他大声叹了一口气。蜡烛又点上了。在侦探的看管下他浑身打颤，蜷缩起来。他坐在贮物箱上，不知所措地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
斯坦莱·霍普金说：“我的好人，你是谁？来这儿干什么？”
这个人振作一下精神，尽力保持冷静，然后看着我们。
他说：“我想你们是侦探吧？你们以为我和加里船长的死有关。我向你们保证，我是无辜的。”
霍普金说：“我们会弄清楚的。先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约翰·霍普莱·乃尔根。”
我看见福尔摩斯和霍普金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有机密的事情，能够信托你们吗？”
“不，不必。”
“那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
“如果你不回答，在审问你的时候可能对你不利。”
这个年轻人有些发窘。
他说：“好吧！我告诉你们。没有隐瞒的必要。可是我很不愿意让旧的流言蜚语又重新传开。你听说过道生和乃尔根公司吗？”
从霍普金的面孔我看出他从未听说过，但是福尔摩斯却显得很感兴趣。
他说：“你是说西部银行家们吗？他们亏损了一百万镑，康沃尔郡的一半的家庭全破了产，乃尔根也失了踪。”
“是的，乃尔根是我父亲。”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点肯定的东西，可是一个避债潜逃的银行家和一个被自己的鱼叉钉在墙上的彼得·加里船长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全都专心地听这个年轻人讲话。
“事情主要涉及到我父亲。道生已经退休了。那时我刚刚十岁，不过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件事带来的耻辱和恐惧。人们一直说我父亲偷去全部证券逃跑了。这不符合事实。我父亲深信要是给他一些时间，把证券变成现款，一切全可以好起来，并能偿清全部债务。在传票刚发出要逮捕我父亲之前，他乘他的小游艇动身去了挪威。我还记得他在临走前的晚上，向我母亲告别的情景。他给我们留下一张他带走的证券的清单，并且发誓说他会回来澄清他的名声，信任他的人是不会受累的。可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他本人和游艇全无音信。我母亲和我认为他和游艇以及他所带的全部证券全沉到海底了。我们有一位可靠的朋友，他也是一个商人。是他不久以前发现伦敦市场上出现了我父亲带走的证券。我们是多么惊讶，你是不难想象出来的。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追查这些证券的来源，经过许多波折和困难，我发现最早卖出证券的人便是彼得·加里船长，这间小屋的主人。
“当然喽，我对这个人做了一些调查。我查明他掌管过一艘捕鲸船，这只船就在我父亲渡海去挪威的时候，正好从北冰洋返航。那年秋季风暴很多，南方的大风不断吹来。我父亲的游艇很可能被吹到北方，遇到加里船长的船。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父亲会怎样了呢？不管怎样，要是我可以从彼得·加里的谈话中弄清证券是怎样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便会证明我父亲没有出售这些证券以及他拿走的时候，不是想要自己发财。
“我来苏塞克斯打算见这位船长，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件谋杀案。我从验尸报告中得知这间小屋的情况。报告说这只船的航海日志仍然保存在小屋里。我一下想到，要是我能够看到一八八三年八月在‘海上独角兽’号上发生的事，我便可能解开我父亲失踪之谜。我昨天晚上想要弄到这些航海日志，但是没能打开门。今天晚上又来开门，找到了航海日志，可是发现八月份的那些页全被撕掉了。就在这时我被你们抓住了。”
霍普金问：“这是全部事实吗？”
“是的，这是全部事实。”他说的时候，眼光躲闪开了。
“你没有别的事情要说吗？”
他迟疑了一下。
“没有。”
“昨天晚上以前，你没有来过吗？”
“没有。”
霍普金举着那本作为证物的笔记本，本子的外皮有血迹，第一页有这个人名字的字首，喊道：“那么你怎样解释这个呢？”
这位可怜的人十分沮丧。他用双手遮住脸，全身颤抖。
他痛苦地说：“你是从哪儿弄到这本子的？我不知道。我想我是在旅馆里丢掉的。”
霍普金严厉地说：“够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到法庭上说去吧。你现在和我一同去警察局。福尔摩斯先生，我非常感谢你和你的朋友，到这儿来帮助我。事实说明，你来是不必要的，没有你我也会使案件取得圆满的结果，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感谢你的。在勃兰布莱特旅店给你们保留了房间，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到村子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马车回伦敦的时候，福尔摩斯问：“华生，你觉得这事怎么样？”
“我看你是不满意的。”
“喔，亲爱的华生，我是很满意的。可是斯坦莱·霍普金的方法我不能赞同。我对霍普金感到失望。我本来希望他会处理得好一些。一个侦探总是应该探索是否有第二种可能性，并且防备确有这种可能性。这是侦查罪案的首要原则。”
“那么什么是此案的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我自己一直在调查的线索。可能得不出结果。我很难说。但是至少我要把它进行到底。”
在贝克街有几封信正在等待着福尔摩斯。他抓起一封拆开，马上发出一阵轻轻的胜利笑声。
“华生，好极了！第二种可能性在发展着。你有电报纸吗？请替我写两封：‘瑞特克利夫大街，海运公司，色姆那。派三个人来，明早十点到。——巴斯尔。’这就是我扮演角色时用的名字。另外一封是：‘布芮斯顿区，洛得街46号，警长斯坦莱·霍普金。明日九点半来吃早饭。紧要。如不能来，回电。——歇洛克·福尔摩斯。’华生，这件讨厌的案子使我十天以来一直不得安宁。从此我要把它从我心中完全除掉。我相信明天我将会听到最后的结果。”
那位警长准确地在规定的时刻来到了，我们一起坐下吃赫德森太太准备的丰盛早餐。这位年轻的警长由于办案成功而兴高采烈。
福尔摩斯问：“你真地认为你的解决办法是对的吗？”
“我想不会有更完满的解决办法了。”
“在我看来，案子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
“福尔摩斯先生，您的意见出我意料。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查询的呢？”
“你的解释能够说清事情的各个方面吗？”
“毫无疑问。我查明这个乃尔根就在出事的那一天到了勃兰布莱特旅店，他装作来玩高尔夫球。他的房间在第一层，所以他什么时候愿意出去就可以出去。那天晚上他去屋得曼李和彼得·加里在小屋中见面，他们争吵起来，他就用鱼叉戳死了他。他对于自己的行动感到惊恐，往屋外跑的时候掉了笔记本，他带笔记本是为了追问彼得·加里关于各种证券的事。您或许注意到了有些证券是用记号标出来的，而大部分是没有记号的。标出来的是在伦敦市场上发现而追查出来的。其它的可能还在加里手中。按照本人的叙述，年轻的乃尔根急于要使这些证券仍归他父亲所有，以便归还债主。他跑掉以后，有个时候他不敢走进小屋，但是为了获得他所需要的情况，他最后不得不再去小屋。事情不是十分明显和清楚的吗？”
福尔摩斯笑了，并且摇了摇头。
“我看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去杀人。你用鱼叉叉过动物的身体吗？没有？哼，亲爱的先生，你要对这些细小的事十分注意。我的朋友华生可以告诉你，我用了整整一早上做这个练习。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手臂很有力，投掷很准。钢叉戳出去得很猛，所以钢叉头陷进了墙壁。你想想这个贫血的青年能够掷出这样凶猛的一击吗？是他和黑彼得在半夜共饮罗姆酒吗？两天以前在窗帘上看到的是他的侧影吗？不，不，霍普金，一定是一个强壮有力的人，我们必须要找这个人。”
这位警长的面孔在福尔摩斯讲话的时候拉得愈来愈长。他的希望和雄心全粉碎了。但是不经过斗争他不会放弃他的阵地。
“福尔摩斯先生，您不能否认那天晚上乃尔根在场。笔记本是证据。即使您挑毛病，我的证明仍然能使陪审团满意。此外您的那位可怕的罪犯，他在哪儿呢？”
福尔摩斯安详地说：“我想他就在楼梯那儿。华生，我看你最好把那把枪放到容易拿到的地方。”他站起来把一张有字的纸放到一张靠墙的桌子上。他说：“我们准备好了。”
刚一听到外面有粗野的谈话声，赫德森太太便开了门，说是有三个人要见巴斯尔船长。
福尔摩斯说：“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进来。”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个子矮小、样子引人发笑的人，面颊红红的，长着斑白、蓬松的连鬓胡子。
福尔摩斯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问：“名字是什么？”
“詹姆士·兰开斯特。”
“对不起，兰开斯特，铺位已经满了。给你半个金镑，麻烦你了。到那间屋子去等几分钟。”
第二个人是个细长、干瘦的人，头发平直，两颊内陷。他的名字是休·帕廷斯。他也没有被雇用，同样得到半个金镑，并让他等候。
第三个申请人的外表是很奇怪的。一副哈叭狗似的凶恶面孔镶在一团蓬乱的头发和胡须中，浓重的、成簇的眉毛向下垂悬着，遮住两只黑黑的蛮横的眼睛。他敬了一个礼，象水手似地站在一边，两手转动着他的帽子。
福尔摩斯说：“你的名字？”
“帕特里克·凯恩兹。”
“叉鱼手？”
“是的，先生。出过二十六次海。”
“我想是在丹迪港？”
“是的，先生。”
“挣多少钱？”
“每月八镑。”
“你能马上同探险队出海吗？”
“只要我把用的东西准备好。”
“你有证明吗？”
“有，先生。”他从口袋中拿出一卷已经揉搓了的带着油迹的单子。福尔摩斯看了一下又还给了他。
他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合同在靠墙的桌子上。你签个字，事情就算定了。”
福尔摩斯靠住他的肩膀，并把两只手伸过他的脖子。
他说：“这就行了。”
我听到金属相撞声和一声吼叫，象被激怒的公牛的吼叫声。紧接着这个海员和福尔摩斯在地上滚打起来。虽然福尔摩斯已经敏捷地给他戴上了手铐，可是他的力气很大，要不是霍普金和我赶忙帮助，福尔摩斯会很快被这个海员制服。当我把手枪的无情枪口对准他太阳穴的时候，他才明白抵抗是无用的。我们用绳子绑住他的踝骨，然后气喘吁吁地站起来。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霍普金，我很抱歉，炒鸡蛋怕是已经凉了。不过当你想到案子已经胜利地结束了的时候，你继续吃早餐就会吃得更香。”
斯坦莱·霍普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他红着脸，还未想好就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象从一开头我就愚弄了自己。现在我懂得了我永远不该忘记我是学生您是老师。虽然我刚才亲眼看见了你所做的一切，可是我还不明白你是怎样办理的以及它的意义。”
福尔摩斯高兴地说：“好。经一事长一智。这次你的教训是破案的方法不能死守一种。你的注意力全部贯注在年轻的乃尔根身上，分不出一点儿给帕特里克·凯恩兹这个真正谋杀彼得·加里的人。”
这个海员嘶哑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他说：“先生，您听，这样对待我，我并不抱怨，但是我希望你们说话要确切。你们说我谋杀了彼得·加里，我说我杀了彼得·加里，这个区别很大。也许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也许你们想我在给你们编故事。”
福尔摩斯说：“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听听你要说什么。”
“很快就会说完，而且每句话全是真的，我敢向上帝发誓。我很了解黑彼得，当他抽出刀子的时候，我知道不是我死就是他死，所以我抄起鱼叉对准他戳去。他就是这样死的。你们说是谋杀。不管怎么说，黑彼得的刀插在我的心脏上，或是绞索套在我的脖子上，我全是一样要死的。”
福尔摩斯问：“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对你从头说起。让我坐坐，这样讲话方便些。事情发生在一八八三年——那年的八月。彼得·加里是‘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我是后备叉鱼手。我们正离开北冰洋的大块碎冰往回行驶，是顶风航行。我们从海上救起一只被吹到北方来的小船，因为刮了一星期的猛烈的南风。船上只有一个人，是一个新水手。我们船上的水手们以为大船已经沉没在海底，这个人乘这只小船去挪威海岸。我猜船上其他海员全死了。一句话，我们把这个人救到我们船上，他和我们的头儿在舱里谈了很长时间。随着这个人打捞上来的行李只有一只铁箱子。这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至少我是不知道，而且第二天夜晚他就不见了，好象他没有来过船上一样。传出话来说，这个人不是自己跳海便是当时的坏天气把他卷到海里去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就是我，因为我亲眼看见，在深夜第二班的时候，船长把他的两只脚捆住，扔到船栏杆外边。又走了两天我们便看见瑟特兰灯塔了。
“这件事我对谁也没说，等着瞧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到了苏格兰的时候，事情已经压了下来，也没有人再问。一个生人出了事故死了，谁都没有必要去问。过了不久加里不再出海，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哪儿。我猜到他害那人是为了铁箱子里面的东西。我想他现在应该给一大笔钱让我闭住嘴。
“有一个水手在伦敦遇见了他，我通过这个水手知道他住在哪儿，我马上来找他要钱。头一个晚上他很通情理，准备给我一笔钱，让我一生不再出海。我们说好，过两个晚上就把事情办完。我再去的时候，见他已半醉，并且脾气很坏。我们坐下来喝酒，聊着过去的事。他喝得越多，我越觉得他的脸色不对。我一眼看见挂在墙上的鱼叉，我想在我完蛋以前也许用得着它。后来，他对我发起火来，又啐又骂，眼睛露出要杀人的凶光，手里拿着一把大折刀。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大折刀从鞘里拔出来，我的鱼叉已经刺穿了他。天啊！他那一声尖叫！他的面孔在我眼前模糊起来，我站在那儿，浑身溅满了他的血。等了一会儿，四周很安静，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气。我看看屋子四周，见到那只铁箱子就在架子上。可以说我和彼得·加里都有权要这只箱子，于是我拿着它离开了屋子。我真傻把我的烟丝袋忘在桌子上了。
“现在我告诉你一件最怪的事。我刚走出屋，就听到有个人走来，我立刻躲在矮树丛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来，走进屋子，喊了一声，好似见了鬼一样，撒腿就拚命跑，一会儿就没影了。他是谁，要干什么，我没法说。我呢，就走了十英里，在顿布芝威尔兹上火车，到了伦敦。
“我一检查这只箱子，发现里面没有钱，只有一些证券，可是我不敢卖。我没有把黑彼得抓在手心，现在困在伦敦，一个先令也没有。我有的只是我的手艺。我看到雇叉鱼人的广告，给钱很多，所以我去了海运公司，他们把我派到这儿来。这是全部事实，我再说一遍，我杀了黑彼得，法律应当感谢我，因为我给他们省了一条麻绳钱。”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点上烟斗说：“说得很清楚。霍普金，我看你应该赶快把这个犯人送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房间是不适合作监房的，而且帕特里克·凯恩兹先生身体魁梧，在屋内要占很大的地方。”
霍普金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才好。甚至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您是怎样使犯人自投罗网的。”
“不过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幸运地抓住准确的线索。要是我知道了有那本笔记本，我的思想便有可能被引到别处，象你原来的想法一样。可是我所听到的全集中于一点：惊人的力气、使用鱼叉的技巧、罗姆酒、装着粗制烟丝的海豹皮烟口袋，这些全使人想到有一个海员，而且是个捕过鲸鱼的人。我确信烟丝袋上的字首‘P.C.’不过是巧合，而不是彼得·加里，因为他很少抽烟，而且在屋里也没有找到烟斗。你记得我曾问过，屋内是否有威士忌和白兰地，你说有。有多少不出海的人在能弄到这些酒的时候，要喝罗姆酒呢？所以我确定杀人者是一个海员。”
“您怎样找到他的呢？”
“亲爱的先生，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如果是个海员，一定是‘海上独角兽’号上的海员。就我所知，彼得·加里没有登过别的船。我往丹迪打了电报，三天以后我弄清一八八三年‘海上独角兽’号上全部水手的姓名。我看到叉鱼手中有帕特里克·凯恩兹的名字的时候，我的侦查便即将完成，我推想他可能在伦敦，并且想要离开英国一个时期。所以我到伦敦东区住了几天，设置了一个北冰洋探险队，提出优厚的条件找叉鱼手，在船长巴斯尔手下工作——你看，有了结果！”
霍普金喊道：“妙极了！妙极了！”
福尔摩斯说：“你要尽快地释放乃尔根。我想说你应该向他道歉。铁箱子一定还给他，当然彼得·加里卖掉的证券弄不回来了。霍普金，外面有出租马车，你把这个人带走。如果你要我参加审判，我和华生的地址是在挪威的某个地方——以后我写给你详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