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由是必需品，因为一个人必须尽量脱离周遭世界中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
我有关自由的一切思想都始于我妈把我送去幼儿园的那一天。那天先是飞沙走石，妖风阵阵，后来风歇了，就下了一场夏日午后的小雨，淅淅沥沥落在人脸上竟然全是黄泥。我沦落人间不过千余日，何曾见过这种阵仗？心下不免感慨：嚯，这个世界还真是操蛋呐！
到了幼儿园，一堆奇形怪状的小朋友就纷纷跑过来搭讪，搞得我非常难受。我可是从来不跟人说话的呀。他们净问一些炫耀性的蠢问题，比如“你吃过香蕉没？”什么狗屁香蕉，我书包里还带着糖三角呢，跟你说得着吗？我痛哭了几场，终于逮着机会把糖三角和鸡蛋统统安全地吞下肚去，才施施然俯允阿姨协助自己撒了尿，捱到下午，终于逃跑了。这就是我一生中不断逃学的开端。
此后的漫长时光中，我则学到了世界的本质是竞争性的。什么事都讲个资格。你要干点儿啥又要不惹人嘲弄，就得有个等级。水晶鞋和南瓜马车就是灰姑娘的等级，齐达内就是前几年的皇马的等级，天价香烟就是被网民们揪出来的那个局长的等级。我看过一篇小说，里面有个在富人学校上学的姑娘，她说：“你知道当富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可以说自己没钱！”
因此一般来看，自由就像个樱桃，你在社会中的等级则是那个蛋糕，蛋糕越大，樱桃就显得越漂亮。可是我总是想，为什么不能颠倒过来呢？我就想拿自由做个蛋糕，拿等级当个樱桃。
我发现这可真不容易。范跑跑被嘲弄那会儿，我就想，这哥们也没做错什么呀。他就是害怕了，然后又好作惊人之语地说自己的害怕比别人的不害怕更有等级。我看了他对教育的反思什么的，说得其实不赖。他提倡真实的历史教育，还极力避免泯灭孩子们的天性。我小时候要是有这样的一位老师，过年我还想给他送挂历呢。
可是你想想为什么大家都嘲弄他而完全不听他说什么呢？因为他的自由权利不够大。他的蛋糕不够大所以他的樱桃显得比较蔫。他那些话，要是一字不改由罗素来说，大家早啧啧赞叹了：嗨，虾米叫智慧？虾米叫特立独行呀？
就此可以推论，我之所以能够提到自己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逃学，一定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在学问上已经有了一个不至于被人嘲笑的等级。你可能还没想到吧，虽然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还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哩！当然了，我必须承认，直到大学时期为止，我从没认真地上过几堂课。
我相信这是一个不错的教育经验，虽然不是最好的。我想最好的教育经验就是你小时候琴棋书画样样比划，少年时期在市少年队踢球，长大之后就去常春藤名校，跟费正清学历史，跟纳什学数学。如果这等好事降临不到你头上，那么退而求其次，来个180度大转弯，差不多也就是我这种了。甚至于，再少一点、再业余一点的教育就未必不好。比方说我就一直很欣赏那些没上过大学的家伙们的那种天然、活跃的幽默感。最差的可能就是上个中不溜儿的大学而又规规矩矩。想想你自己在那缺乏自由的校园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想想在课堂上跟老师念得那些阿弥陀佛，再想想当时窗外的小鸟们的引诱性的歌声，用一句广告词来讲：你被耍啦！
西方有句俗语说：自由永远都不晚。可是我又觉得，自由永远都不早。
如今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贪恋自由了。我却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由是必需品。这是因为一个人必须尽量脱离“体制”。我指的是周遭世界中因为习以为常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我看过一本书，才了解到恐怖分子们有多么正直，多么富有理想主义。可是你见过比他们干的那些事更讨厌的事情吗？他们是“体制化”的人，他们信了一种“文化”，这种“信”是如此荒谬却又如此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