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关于脏钱的一切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国人的文章说,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脏钱”的概念。这话我可不爱听。这个“没有”到底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呢,还是实体意义上的呢?中国还没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们这儿就没混蛋,这只是不同文化里的定义法则不同罢了。唐伯虎就说,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看“造孽钱”的含义就比脏钱的更广。脏钱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钱连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进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唐伯虎就很能理解现代文明,倘若他这样的人得势,中国历史就会大大不同。

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类人想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没戏。吴思先生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血酬的历史。哥儿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上,拉杆子起了事,东征西讨,血沃沙场,终于坐了金銮殿了,多不容易?这里头的成本,不折换成利润,中国式的老天爷都不答应,这利润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命运的无限裁量权。唐伯虎敢拿刀杀人吗?不敢,那好,玩儿去。有意见?要么闭嘴,画画去,要么来个痛快的,叛乱去。想商量却是绝对没门儿——能商量那就是召开议会了。

街边儿那个小孩说了,这不是黑社会嘛!这孩子说得没错。可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黑社会也不尽如此。我看过黑手党的历史,他们做事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实在不行了,才用枪解决问题。中国却甚少类似的时候:一帮穷棒子砸了县衙,朝廷派出几个调研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开个会吧!

如今我们知道,以暴易暴,殊为不智。拥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拥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统治者遇到麻烦与人商量,是得体而且了不起的举止。比之几千年的互相屠戮,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是极富天才的办法。姑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国国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签署了《大宪章》,后辈们现在还住在白金汉宫里呢。同时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谁都不商量,从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没有蒙军南下,我看他们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免于兵祸、赖以存在的常识所在。问题仅仅在于常识未必总被赏识。

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民一看,唐伯虎这人不错,就跟他说,我们准备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给纺织业减税呢?这就叫游说与募捐。苏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就叫一个大的选举人团。最终唐伯虎击败了我,获选了新皇上,我就说,伯虎兄比我风流比我帅,获得的女性票比较多,不过我并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为民众打好这份工,这就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费厄泼赖精神。

到了这一步,脏钱这东西已经不大好存在下去。民众会说,唐伯虎皇上,你说了你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我们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么样,倘若你食言而肥,那么别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来好好商量上一回!那么怎么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监督权力的体制架构出来。到了这儿,套用《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说,脏钱这东西就像一只吵人的苍蝇,“终于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静了。”

我曾服务于新闻业,对脏钱并不陌生。小额脏钱和由受访对象付费的“软文”在这个行业里简直司空见惯,对此我始终极瞧不起。不过我仍可以客观地说,与构建“商量”社会相比,个人和机构的品行之类的是极其次要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关于脏钱,也就这么点儿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