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一定会走上法官的道路；科密沃什家的大儿子不可能干别的；当他羞涩地向同事们做自我介绍时，他觉得自己仿佛就在家里，在一个更大、更温暖的家庭中。他们信任地接纳他，没有对他另眼相待，只是清楚地认识到他进了这个与他自身相得益彰的圈子，并融入进来。科密沃什家在全国的律师界享有传统的地位，这是世袭的家族权益。他的名字、出身规定了他必须极为严格地遵守职业准则；科密沃什似乎并不情愿出风头，不论他还是他的前辈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任何利益问题。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就像那些尊贵家族的成员往往比职业军官在军队中担任低级别职务的时间更长一样——依照常识或公平原则来看——科密沃什从步入法院大楼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法官圈的上流阶层，一步一步，在自己的职业通道中缓步上行。没有人怀疑他会就这样一直往高处爬，直到最高层，六十岁或更年长时成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大法官之一。他自己对此也从不怀疑。从坐上法官椅的那一刻起，他就可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蓝图了：可以心无旁骛地、健康端正地坐在这儿，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别技能；只要不犯大错，严格遵守法院的规章制度，一切听从上级安排，就够了。当年他还年轻，实习时第一次踏进法院，他猛然感觉到一种家的亲切，身边全是熟人——那些上了年纪的法官大部分都是父亲的旧识——假如他违反了法院的规章，或是犯了什么非主观性错误，法院给他的处罚不会比他对家族中任何一个亲戚犯下小差池所判的罪更重。
他认识的所有人都在这儿，这是他的安全港：这儿的声音、行事方式、人们关注的焦点、职位等级的分配和工作氛围、纸张的气味、人身上的汗味都是他熟悉的，这就像手术中乙醚的气味之于医生，教堂中的熏香之于神父一般。这是他的世界。在家里也一样，父亲房子里的一切皆然：书桌上永远摊着文件，屋里飘散着墨水的气味，书架上排列着猪皮封面的法律书籍，还有那些旧识的面孔、法官的容貌、他们的络腮胡和唇须、亲切的脸庞、充满回忆的声线。他需要沉浸在这熟悉的氛围中，这是他身体的基本组成部分。不管怎么说，他很早便了解了这个机构，这其中神秘的潜规则、隐形的弹簧和上升的空间，很久以前，他在孩提时便知道了；因而他也不需要特别学习，这就像他童年玩过家家时扮的刑事案件审理，现在他只需要重温一下，回忆起来即可……有关父亲，这位老一辈法官们的精神领袖的回忆影响着他的神经、他的思想，也许还有他的梦境。法院，这个致力于寻求正义的机构冗杂、庞大，必然也不完美，犄角旮旯免不了锈迹斑斑、尘埃满布：可谁又能做得更好呢？没有人能找出比这更称心的地方了。这里的人依靠它，要在这里终老。法官也全心全意地迎合着这台机器。他潜意识里觉得，比起文字和“现实”，正义更像是别的什么东西——噢，混乱而模棱两可的“现实”世界已在法庭上令人震惊地扭曲了本来的面目，很多时候法官只能自己总结“真理”的含义，每个人打破随身携带的哈哈镜，这镜子把矮子照得伟岸，把胖子照得苗条，把瘦子照得丰腴！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对的。这不是谁教他的，而是他根据现实情况、前辈们的经验教训和自身的危机意识得出的结论。乍一看，坐在法官席上的他并不是那种“严肃”的法官：他不“严厉”，也不世故，而是显得庄重；他陶醉于这种作风，以简短的、组织严密的语句提问或讨论，显得既有深度又有内涵。愚蠢、暴躁和谎言从不会刺激他，假如有人问他，他也许会承认，每天走上法庭处理不同的案件时，他都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这颗“惴惴不安的心”、这份虔诚、这种自然流露的庄重感并不会随着“案件审理”的进行而消失。老法官们在官场中表现出的世故圆滑和过分严厉他都看在眼里，他想步他们后尘——这是一种旧做派，有些脾气暴躁的朱庇特式人物的生活也像是一场判决，有的人听到谎言或见到卑鄙行径便怒不可遏，与被告或证人展开激烈争执，就像是他本人受到了什么严重伤害。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警惕自己的行为，以免情绪爆发有损他在审理案件时的威严。老法官们第一次看科密沃什正式审理案件时，愉快地回忆起了“科密沃什做派”。他们微笑地耸着肩，摇头晃脑。这些老法官甚至看过科密沃什的父亲和祖父审理案件。行为、方式和“做派”在年轻法官身上怪异地融合。克里斯托弗不安地接受了这些在笨重的书桌边耸着肩膀的法官们的肯定。是的，有时他会疑虑，哪种“做派”更人性些？这些老法官们循着实践与经验的轨迹，仍然能够亲身参与到人类永恒的官司中，他们指手画脚、怒气冲天，他们坐在台上神气十足，也许还会在亲近的同僚圈内，向比如他这种乍看上去只懂得宣判的刻板、正派之人，传布“法律”的意义和正义的内涵。在实践中，对于法官来说究竟何为“正义”？这世界与官司、凶手、名利、嫉恨、饥渴相融合；这里有法律；这是一所具有固有结构、正规仪式、审理制度、秩序和态度的组织机构，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一同站在法官面前；最后才轮到法官，他们用各种死亡的原材料烹煮从法律的化学图谱来看适用于正义的食物。但正义超越法律范畴，它永远是“个性化”的；而那些撼天动地的老法官们擅长“指手画脚”，知道该如何引导辩论，仿佛在为私事争吵。他们循循善诱，指导有方；他们痛加斥责，也懂得温情抚慰。他们维护着存留在法律用语与司法框架范畴之间的个性，以及每个家族中领袖们世代流传下来的审判做派，也许他们是比人们想象出来的完美形象更世俗、更现实的法官。是的，这就是法律，这就是“正义”；但也许只有永远对世俗之争深恶痛绝之人，才有资格行使裁决之权。
他在一个审判委员会中担任了四年陪审法官，不知不觉竟被派为“离婚案件法官”。这个新职位，至少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颇让他松了口气。他只需解决问题即可，再没有人强迫他宣判；他觉得，自己还太年轻，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审查这个世界上恐怖官司内幕的地步。对于别人的生活，他又能了解些什么呢？年轻的法官能了解些什么呢？一切想象都是苍白的，每一天、每一次协商、每一个证人的每一句证词都在展示着新的病态、陌生的疾病和隐秘的伤痕。法官面前，站着满面须髯的古稀老童，拧着劲儿要求他们的游戏对手去墙角罚站，或是那些老气横秋的早熟幼童，激动得浑身颤抖，死乞白赖地央求他满足自己的心愿或是索求赔偿。他初为法官时，社会还未从大革命的创伤中完全复原——科密沃什有时想，经历了这样的动荡后，每一种理想、每一种共存都伤痕累累，是否还存在宁静，是否还能步入生活的正轨，是否还能让时间倒流，警察和安全部门的行动是否真正阻止了那些明显不是出于某些人的意愿，却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种“某些人的意愿”也许不只是一个公共政党或一部分心怀不满者蠢蠢欲动的意愿……正是在这些岁月中，生命开始寻找新的形式；关于此事，在某种程度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更容易理解人们绝望的行径了。一切都在改变，潮流、机器、思想、妥协，一切都归于沉默，年华逝去，潮流变换……但法官的首要任务并非理解，而是决断。社会对他的要求仅此而已，不多也不少。这样的动荡过后，人们开始修补被损坏楼房的裂缝和缺损，粉刷楼房的外立面，每个人都坐回办公桌前，商店逐渐恢复营业，铁路开始谨慎地运行起来，人们精心粉饰生活的边界；法官没有权利质问他们要什么，信仰什么，期待什么。法官意识到，这个社会黏滞于旧时的形态中。只是滚烫的物质仍未冷却，那是爆发而出的物质；而旧时的气候温和宜人，仿佛文明的沃土之上没有波涛汹涌。人们的内心喷涌着岩浆、烟尘和黑色的沥青。人们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苏醒，极度饥渴地追随着金钱的脚步，在最初的几年中，一切是向钱看的，那卷着边角、皱皱巴巴的纸币。一方面，金钱控制了一切公共事务，掌控了家庭、个人情感和思维逻辑——另一方面，比起从前，人们失去了目标，失去了评判价值的标准，只剩下简单的麻木，就像被注射了吗啡的吸毒者一样，对日渐加大的剂量仍欲求不满。他们撒谎、欺骗、造孽、杀人，他们迷信妄为，这破败架构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都能听见战栗之声，而疯狂的税务员则伙同走私贩在大街上公然贩售大麻——现在，你站上审判席，作出判决，为某些人，某些“事件”，站上去，作判决！他有时会这么想：也许假如每一个大法官都出身作风老派的审判员，那么法官们就都变身为教士，宣扬神谕，神色严厉，一个个都成了萨沃纳罗拉注——萨沃纳罗拉的印记却无从寻找。法官也没什么其他事要做：他只要拿出案卷，传唤双方，并作出判决即可。
他在这股大潮中将自己拴在了离婚案的孤岛上——起先，他认为这片土地更平和安宁些，也许更明朗些，也许更痛苦些，但无论如何，都是一方充满人性的净土。这里发生的事，大多应该是他和她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他们犯下了悲哀的，有时是悲剧性的错误，说出了一句句人间悲剧中的最后台词，而这幕悲剧永远始于阳台的惊鸿一瞥，终于法官的办公桌前。他的任务，只是判定两个人无法继续共同生活，没有别的。很多人经常以这个理由来到法官面前；其中一人坦白自己的罪过，但法官却清楚地知道，两人都有责任，又或许两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别的人或别的事——每当他“宣判离婚”时，都会深刻地体会到人类意志干涉了上帝权力。科密沃什相信，婚姻是神圣的。这种信念是他信仰的根基。婚姻是神圣的，这是特殊的仁慈，是神的意愿；人就像接受其他一切上帝赐予的事物一样接受婚姻，肮脏的双手应尽量远离。婚姻不存在“完美”或“不完美”，婚姻只是一种道德的坐标，是不同性别的人们为共同的生活规定上帝的框架。而人类还能要求些什么？“更完美的”婚姻？人类伸手索取的一切都变得丑陋扭曲，变得残缺破败，人类无法遵守十诫，他们偷盗、撒谎、私通、贪恋他人财物与妻子——只有疯子才会想着“现代化”十诫并始终恪守。上帝的法则是完美的，无力承受的人类则是破败残损、终将消散的。他就是这么想的，这一信念从他的内心深处，从比意识的推理更神秘的源泉喷涌而出。人们在承受家庭和婚姻的负担时都表现得令人失望么？是的，所有现象——都是些骇人的现象！——表明家庭的楼宇垮塌时，人们便纷纷逃离行将崩塌、冷却的家，各种假冒的塔托斯注纷纷显现，还有赶时髦的、讨厌的预言家，他们口头上说着“合作婚姻”、“试婚”这些概念，也滔滔不绝地谈论“婚姻危机”——科密沃什厌恶这种虚伪的预言家和他们的信仰，厌恶那些神经紧张，也许只是胆小怕事、不负责任又渴望幸福的生活伴侣，可有一天，他们却因为“无法忍受”婚姻的义务和重担，低眉顺目地来到他面前！就像有人曾经说过： “数字的真理”也遭遇了危机，A加B不再等于C；抑或上帝也遭遇了“危机”，他的旨意不再有效力，世俗当局应顺应时代，承认上帝播撒在人间的慈悲之爱，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与之共存……在处理了几年离婚案件后，他发现，在所有法官中他的工作是最繁重的；他用被亵渎了的双手破坏那早前已由上帝联结起的婚姻。
年复一年，人们排着可怕的长队来到他面前，撒着谎，发着誓；除此之外，他们的眼睛从不对视，也不敢看法官的脸；他们捏造美德和罪孽，承受着耻辱和压力，只希望赶紧逃离这种“被胁迫”的状态，从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解放出来，麻木地站在法官面前——而他则遵章守制，根据法律条款的规定为他们解开枷锁。可在宣读判决时，他也低下了头，因为他知道，他只是宣读人类的法律，他宣读的这一切都与上帝的精神相违。这些年来，“离婚案件”法官们总是事务繁忙。婚姻失败的夫妻哀求着，排着队来到法官面前，所有人都一副事态紧急的模样，只希望把自己从对方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法庭便成了全科诊所，人们像是精神病诊所里那些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一般，乞求将他们从疯狂的思绪中解救出来。但科密沃什相信，并不存在什么解脱。做了“离婚案件”法官几年后，有时他会觉得，自己仿佛阅尽了人世的哀求，这些离婚案就像隐藏在组织的血液中最神秘的疾病一样，向他展示了家庭溃烂的病态。有时他又认为，这就是一切“危机”、病态压力和社会恶行的单细胞结果：一桩桩这样的离婚案件，除了与他和她有关，与别人谁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想再遵循上帝的旨意共同生活了……他看见细胞在成倍地增殖，看见一部分人，社会的细胞——家庭。细胞，也就是家庭，能清除一切慢性恶疾。不论在国会还是民间，教堂的神父们纷纷在神坛上宣讲“家庭危机”。措辞严厉的人们要求提高离婚的“难度”。科密沃什仔细考量了多种观点，他就像医生埋首于平日的病例之中，有时怀疑人们是否还有痊愈的能力，是否还存在像耶稣撒播于人间的新希望那样的新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