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多次静心思考那寂静无声的一刻，试着想象胡利安的心情，当他发现等待了十七年的女子已经香消玉殒，当他发现两人爱的结晶已随着往事而逝去，当他发现他对未来所编织的梦想——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从未存在过，那是多么的痛啊！我们大多数人，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看着生命渐渐破灭。但是对胡利安而言，真相却在几秒钟内毁了他的一生。我一度想冲上楼梯，逃离那个被诅咒的地方，再也不要见到他……或许，那样会比较好。
我还记得，当时打火机的火光慢慢熄灭，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里。我在阴暗中找寻他。接着，我找到的是颤抖、无言的他。他几乎已经站不稳，踉踉跄跄地走到角落。我拥抱着他，亲吻他的额头。他静静不动。我用手背轻抚他的脸庞，却没摸到泪水。我想，说不定这么多年来，他早有预感事情会变成这样，而他也会因此获得解脱。我们终于抵达这条路的终点了。胡利安现在总算可以了解，他在巴塞罗那已经毫无牵挂，我们可以远走天涯了。我情愿相信，我们的命运将会有转机，佩内洛佩会原谅我们的。
我在地上找到了打火机，重新点燃。胡利安眼神空洞，茫然望着蓝色的火光。我捧着他的脸，强迫他正视我。我看到的是一双没有生命的呆滞眼眸，充满了愤怒和失落。我觉得仇恨已像毒药在他的血管里慢慢流动，我从眼神中读出了他的心思。他恨我，因为我欺骗了他。他恨米盖尔，因为米盖尔把性命送给了他，如今，这条命却像个血肉模糊的伤口。然而，他尤其痛恨的人，就是造成这些不幸、死亡和悲惨的刽子手——他自己。他痛恨那些他用生命书写却遭人弃如敝屣的垃圾著作。他痛恨这个充斥着欺骗和谎言的生命。他痛恨他活着的每一秒，以及他吐出的每一个气息。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或怪物。我缓缓摇头，摸索着他的双手。他忽然往后一退，站了起来。我企图抓住他的手臂，他却把我推到墙边。我眼见他默默爬上楼梯，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胡利安·卡拉斯已经死了。我跑到大宅院的花园时，早已不见他的踪迹。我爬上围墙，纵身跳到另一边。大街上凄风苦雨，全无人影。我在路中央大声呼喊他的名字，没有人响应我。我回到家已是凌晨四点，公寓弥漫着烟雾和焦味。胡利安已经回来过。我赶紧打开窗子，接着在书桌上发现那个笔盒，里面装着我多年前在巴黎买的钢笔，那支号称是大仲马或雨果曾经用过的钢笔，是我用天价买回来的。浓烟持续从壁炉里飘出来。我打开锅炉的小门，这才发现，胡利安把书架上那些他自己写的小说都丢进去烧了。烫金的封面焚烧到书名都模糊难辨。其他的，全都化成了灰烬。
几个钟头后，我照常到出版社上班，将近中午时，艾瓦洛·卡贝斯塔尼要我去他的办公室。老卡贝斯塔尼几乎已经不到出版社来，医生说他没剩多少日子可活了。我在出版社的职位也即将不保。卡贝斯塔尼的儿子告诉我，早上他才刚到办公室，有个名叫莱因·古博的先生来找他，有意买下出版社所有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存货。这位出版社接班人告诉对方，他在新村的仓库还有许多存货，但是市场需求量很大，所以他希望古博能出更好的价钱。古博没跟他啰唆什么，一阵风似的跑掉了。卡贝斯塔尼的儿子把我叫过去，就是要我跟莱因·古博联络，说是出版社决定接受这笔买卖。我告诉那个笨蛋，莱因·古博根本就不存在，那只是卡拉斯小说里的人物。此人的来意不在于买书，他只是想知道书籍存货放在哪里。出版社印行的作品，卡贝斯塔尼先生向来习惯保留一本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当然也包括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于是我溜进他的办公室，偷偷拿走了胡利安的小说。
当天下午，我去遗忘书之墓找我父亲，把书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不会有任何人找得到的，尤其是胡利安。我离开那里时天色已黑。我沿着兰布拉大道往前走，一直走到小巴塞罗那区，然后去了海滩，找寻那个我曾和胡利安一起看海的地方。此时，我看到远方的新村仓库冒出熊熊烈火，琥珀色火光蔓延到海面上，火柱和浓烟直窜天际，像凶猛的火蛇。消防队在天亮前不久扑灭了火势，火场什么都不剩，只留下支撑大门的钢架和砖头。我在那里碰到了卢伊思先生，他担任仓库的夜间管理员已经十年了。他呆望着那片潮湿的瓦砾，一脸不可置信。他的眉毛和手臂上的汗毛都被烧焦了，汗水淋漓的皮肤烤成了古铜色。他告诉我，火势在午夜后不久开始蔓延，到了清晨，几千本存书烧成了一片灰烬。卢伊思捧着一摞书，一套《维达格尔诗集》和两册《法国大革命历史》，那就是他救出来的全部书籍了。有几位工会成员也来协助消防队灭火。其中一位告诉我，消防人员在火场瓦砾堆里找到一具焦尸。本来以为他死了，但一名消防员发现还有呼吸，于是将他送医急救。
我从那双眼睛认出了他。大火吞噬了他的皮肤、双手和头发，把他身上的衣物烧成了焦黑的碎布，也把他全身皮肉烧成重度灼伤，现在只能裹在纱布里腐烂化脓。医院将他安置在走道尽头那间可以看海的单人病房，预料他不久后就会断气了。我想去握他的手，但是有位护士小姐提醒我，他那包裹在绷带下的肢体，几乎已经没有肌肉组织。烈火夺走了他的眼睑和睫毛，只留下永远空洞的眼神。护士见我哭倒在地上，问我知不知道伤者是谁。我告诉她，我知道，那是我丈夫！有位凶神恶煞的神父来病房为他做临死祈祷，我的凄厉哭声把他吓得夺门而出。三天后，胡利安依然活着。医生说这简直就是奇迹，强烈的求生意志力永远是医药无可比拟的。他们都错了。原因不是求生意志，而是仇恨。过了一周，那个被死神蹂躏的躯体依然不肯投降，而他的名字也换成了米盖尔·莫林纳。他在那个病房里待了十一个月，一直沉默不语，眼神炽热如火，始终不曾消减。
我天天到医院报到。不久，护士开始对我热络了起来，有时也邀我跟她们一起吃饭。她们都是孤独坚强的女人，等待心爱的男人从前线归来。有些人确实等到了。她们教我如何帮胡利安清洗伤口、换纱布、更换床单，以及如何替一个已无生命力的病体铺床。她们也浇熄了我满怀的希望，直言告诉我，将来出现在我面前的，不可能是原来那个男人了。住院第三个月，医生拆下了他脸上的纱布。胡利安变成了骷髅。他没有嘴唇，也没有脸颊。那是一张没有五官的面孔，宛如烧焦的木偶。他的眼窝变大了，现在成了他唯一的表达工具。护士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知道，她们看到他就觉得恶心反感，甚至害怕。医生告诉我，那些紫色的灼伤皮肤，将来会慢慢长回来。没有人敢提起他的心理状况。大家都猜测，胡利安——也就是米盖尔——已经在那场大火中失去了理智，他能够活下来，多亏有个不离不弃的妻子悉心照料。我凝望着他的双眼，我知道，原来的胡利安还活着，他正慢慢地折磨着自己。他还在等待。
他虽然失去了双唇，然而，医生认为他的声带应该没有受到严重伤害，至于舌头和喉部所受的灼伤，也比预期提早复原了。他们猜测，胡利安一直不愿开口说话，可能是因为丧失心智的缘故。有一天下午，大约是大火发生后半年吧，病房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于是，我倾身吻了他的额头。
“我爱你！”我这样告诉他。
有个撕裂、沙哑的声音从那个丑陋的烧焦木偶嘴里传出来。那双含泪的眼睛已经红了。我想拿手帕帮他拭泪，但他再次发出了那个声音。
“离开我！”他说道。
“离开我！”
新村的仓库发生大火两个月后，卡贝斯塔尼出版社宣告倒闭。老卡贝斯塔尼也在那年去世了，他死前曾经预言，他的儿子六个月内就会把出版社搞垮。这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临死前依然不改本性。我试着去其他出版社找工作，然而，战争已经吞噬了一切。大家都告诉我，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情况一定会好转。内战后来又拖了两年，局势每况愈下。火灾过去一年之后，医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尽力了，时局艰难，病房需求量更大。他们建议我把胡利安转到类似圣露西亚养老院之类的疗养院，但是我拒绝了。一九三七年十月，我把胡利安带回家。自从那天下午说了“离开我”这三个字之后，他就再也没开口说话了。
我每天不断地重复告诉他，我爱他。他坐在窗边的摇椅上，身上盖着毛毯。我喂他果汁、烤面包，如果买得到的话，我也给他喝鲜奶。我每天会花上好几个钟头为他读经典文学，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他的身体开始慢慢长肉了。从医院回家后不久，他开始练习活动双手和手臂。有一天，我甚至发现他在地板上爬行。大火发生一年半之后，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我在半夜醒了过来，发现有人坐在我床上，轻抚着我的头发。我对他微笑，努力隐忍着泪水。我又找回了人生的一面镜子，虽然这是一面隐藏许多事实的镜子。他以沙哑的声音告诉我，他已经变成了自己小说里的怪物——莱因·古博。我想亲吻他，我想让他知道，我一点都不讨厌他那丑陋的外貌。但是，他不让我吻他。没多久后，他甚至已经不让我碰他了。他的身体日渐强壮。我出门觅食的时候，他就独自在家里踱来踱去。米盖尔留下的存款暂时让我们勉强度日，可是没过多久，我必须开始变卖珠宝和古董才能维生。最后，我实在没有东西能卖了，只好带着那支在巴黎买的雨果钢笔出门，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我在军备总部大楼后面找到一家专门买卖古董精品的小店，听到我郑重发誓那支笔曾经为大文豪雨果所有，老板脸上没什么惊讶的表情，不过，他也承认这是一支手工精致的极品，愿意尽量付我最好的价钱，他说，在物资匮乏的战乱时期，那个价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后来，我把卖掉钢笔一事告诉胡利安的时候，怕他会暴跳如雷。没想到，他只是幽幽地说我做得很好，他本来就不配拥有那支笔。有一天，我跟平常一样出去找工作，回来后却发现胡利安不在家。他一直到隔天清晨才回来。我问他去了哪里，他没搭腔，倒是从大衣（那是米盖尔的旧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丢在桌上。从那时候起，他几乎每晚出门。在暗夜里，他戴着帽子、裹着围巾，然后戴上手套、穿上风衣，他自己就是一团影子。他始终不肯告诉我他去了哪里，几乎每次出门就会带着钞票或珠宝回来。他都是到了早上才睡觉，端坐在他的摇椅上，连眼睛都没闭。有一次，我在他口袋里找到一把折刀，双排刀片，还有自动弹簧。刀片上沾有暗沉的污渍。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听见街上路人议论纷纷，大家都说有个古怪的歹徒，专门在深夜里破坏书店橱窗，然后潜入店内去焚书。有好几次，他甚至还溜进图书馆或收藏家的书房。他总是会偷走两三本书，然后把书烧了。一九三八年二月，我走进一家旧书店，想询问是否还有机会在哪里买到胡利安·卡拉斯的作品。老板告诉我，不可能了！有人用尽各种手段，就为了让他的书消失。他自己本来也有好几本，但是后来都卖给了一个蒙面怪人，说话的声音微弱而模糊。
“直到不久前，在这里和法国还有一些私人收藏家拥有卡拉斯的作品，不过，很多收藏家决定开始抛售那些书。因为他们害怕呀！”他说，“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
有时候，胡利安会连续好几天不见人影。后来，他出门的时间越来越长，经常好几个礼拜不在家。他始终在黑夜里出没，总是会带钱回来。他一直不肯多做解释，顶多是随便一两句话就敷衍过去了。他告诉我，他去了法国的巴黎、里昂和尼斯。家里偶尔会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信，收信人的名字都是莱因·古博。信件都是旧书商或收藏家寄来的。只要有人来信说找到了胡利安·卡拉斯的旧作，他就会像一头野狼似的消失好几天，然后满怀愤怒地回到家里。
就在胡利安某一次离家期间，我在大教堂的回廊下碰见富尔杜尼先生，一个人若有所思地闲逛着。他还记得我那次跟米盖尔一起去店里找胡利安，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帽子师傅把我拉到角落，接着以坚定的语气告诉我，胡利安一定还活着，但是他怀疑，他儿子不跟大家联络，一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八成跟那个叫作傅梅洛的败类有关系！”我告诉他，我的想法跟他一样。内战那几年，傅梅洛反而飞黄腾达，他的盟友每个月都在更换，从无政府主义分子到共产党，什么立场的人都有。有人指控他是间谍、帮凶、杀手，也有人赞誉他是大英雄、救世主。这些都无所谓，总之，大家都怕他，大家都想待在他身边。或许，内战时期的巴塞罗那有太多纷扰，傅梅洛似乎忙得忘了胡利安这个人了。说不定，他跟帽子师傅想的一样，以为胡利安已经远走他乡了吧！
富尔杜尼问我是不是他儿子的老朋友，我告诉他确实如此。他要求我跟他聊聊胡利安，并忧伤地向我坦承，胡利安已经变成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命运把我们拆散了，您知道吗？”他告诉我，为了找寻胡利安的小说，他跑遍了巴塞罗那的所有书店，但是一本都找不到。有人告诉他，有个疯子到处搜集胡利安的书，然后把书烧掉。富尔杜尼坚信，一定又是傅梅洛在搞鬼。我没有反驳他。我尽可能地隐瞒他，是因为怜悯，还是绝望？我也不知道，只是告诉他，我想胡利安大概是去巴黎了，他应该会平安无事的，我还说，我知道胡利安一直深爱养育他的帽子师傅，只要情况允许，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看他。“这场战争啊……”他哀叹道，“把所有东西都腐蚀了。”道别之前，他坚持要把他和前妻苏菲的地址都给我。“误解”多年之后，他们两人又恢复了联络。苏菲目前定居波哥大，他告诉我，她和一个名医同居，拥有她自己的音乐学校。她总是在信中问起胡利安。
“您知道吗，胡利安已经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了。一个人一生会犯下许多错误，小姐，但是总要等到老了才会觉悟。请问，您有信仰吗？”
告辞前，我答应他，只要有胡利安的消息，我一定会通知他和苏菲。
“对他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胡利安的消息更让她高兴的了。女人啊，经常倾听自己的心声，很少听进废话。”帽子师傅悲伤地下了这个结论，“因此，女人多半活得比较久。”
虽然以前听过许多他的恶毒言行，但我还是忍不住替那个可怜老人觉得难过。在这个世界上，等待儿子归来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他满怀希望，总觉得可以寻回失落的时光，因为他每天去大教堂祷告，天主一定会对他展现神迹的。我曾经把他想象成吃人魔，一个满怀仇恨的大坏蛋，然而和他相处之后，倒觉得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或许有点盲目，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或许是因为他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逃避一切，把自己藏在阴暗的书海里；或许是因为，他大概没发觉，他也是我和胡利安之间的联系，所以我喜欢他，也成了他唯一的朋友。在胡利安不知情的状况下，我经常去圣安东尼奥环城路的公寓探望他。帽子师傅已经不开店了。
“我已经没有手艺也没有客户了，还开什么店呢！”他说。
他几乎每个礼拜四都在家里等我，他会请我喝咖啡、吃饼干、甜点，自己却一口都不尝。我们连续好几个小时聊着胡利安的童年，以及他们在帽子专卖店一起工作的情形，他还拿旧照片给我看。他带我去胡利安的房间，房里依旧保持得像博物馆那样一尘不染，他向我展示胡利安的旧笔记本，里面画着无意义的图形，仿佛是一种不曾存在过的圣物，但富尔杜尼先生忘了，他早就已经让我看过这些，那些往事，他以前也告诉过我了。其中一个礼拜四，我上楼时碰到一位刚从富尔杜尼家出来的医生。我问他，帽子师傅身体怎么样？他露出怀疑的眼神睨着我，问：“您是他的家人吗？”
我告诉他，我是这位可怜老先生最亲近的人。于是，医生告诉我，富尔杜尼已经病得不轻，恐怕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
“他生了什么病？”
“我只能告诉您，病由心生，让他病情越来越糟的是孤独。回忆比子弹更具有杀伤力。”
帽子师傅一看到我就说，刚刚那个医生说的话都不能信。他说，医生都是搞低劣巫术的坏蛋。帽子师傅这辈子都是有信仰的人，老了以后信教更虔诚。他向我解释，他看到恶魔的手已经染指了每个地方。那个恶魔啊，他说，已经污染了人心，也毁灭了这个世界。
“您看看战争就知道了，还有，我这个人也是。我老了，个性也温和多了，年轻的时候啊，我根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无赖、窝囊废！”
就是恶魔把胡利安从他身边抢走的，他补充道。
“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然而，这个世界的房东却是个恶魔……”
那天下午，我们就在谈论神学和这些老掉牙的话题中度过了。
有一次，我问胡利安，他是否想过要回去看看父亲，即使是匆匆一眼也好。其实，胡利安一直在探望他父亲，只是老先生不知道罢了。他总是远望着他，他常去大教堂的回廊，坐在广场另一边，看着他父亲一天天老去。胡利安说，他宁愿老先生在回忆里留着他多年来为儿子塑造的美好形象，而不是现在这个丑陋的真面目。
“你也替我保留那个美好形象吧！”我告诉他。可是话才刚出口，我立刻就后悔了。
他没搭腔，但是，在那一刻，他似乎恢复了冷静，认清了我们被囚禁在地狱里的事实。医生的预测没多久就应验了，富尔杜尼先生并没有看到战争结束那一刻。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正端坐在摇椅上，拿着苏菲和胡利安的旧照片。回忆一直纠缠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内战接近尾声时，也就是进入人间炼狱的预告。整座城市活在远方战事的阴影下，仿佛在忍受着一个迟迟无法痊愈的伤口。大家过了好几个月充满谣言、冲突、轰炸和饥饿的日子。那几年，谋杀、冲突和猜忌已经腐蚀了城市的灵魂，但即使如此，许多人仍以为战争还在遥远的地方，这场暴风雨总会过去。如果真是这样，等待反而变得更难熬。当痛苦被唤醒时，世间就不再有怜悯了。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容易茁壮遗忘的能力，达涅尔。我们大家都沉默不语，努力说服自己：我们的所见所为，我们向自己和别人学习的事物，一切都是幻象，一场暂时的梦魇。战争没有记忆，因为没有人敢去理解战争，到最后谁也无法诉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战争渐渐被遗忘，它便卷土重来，换一副面孔，改名换姓，吞噬剩下的一切……
这段时期，胡利安几乎已无书可焚，那个消遣活动成了过去式。他父亲去世，虽然他始终不曾提起，但这件事已经把他变成一个不再满怀愤怒和怨恨的人。周遭充斥着谣言和监听，只能战战兢兢过日子。我们得知傅梅洛背叛了内战期间所有提携过他的人，转而投效战胜的阵营。据说，他甚至在蒙锥克堡的地窖亲自处决昔日同僚，使用的正是他偏爱的方式——把枪管塞进嘴里。遗忘的机器似乎在武器平息的那一天开始强力运转。那段日子我终于领略到，世间最残忍的事，莫过于让一个在战争中幸存的英雄叙述他的恐惧，叙述他是如何看着所有人倒在脚边，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巴塞罗那投降后，接下来几周的乱象简直无法形容。城市陷入废墟，在那几天里泛滥的鲜血，比战时流得还要多，而且是秘密地流、偷偷地流。最后，和平时刻终于来临，却是那种沾染了黑牢和坟墓气味的和平，披着沉默和后悔的裹尸布，慢慢腐蚀着我们的灵魂。没有一双手是无辜的，没有一个眼神是清澈的。所有身在其中的人，没有任何例外，我们都将带着秘密直到死去为止。
社会在猜忌和仇恨中缓缓恢复平静，然而，我和胡利安依旧悲惨度日。我们已经花光所有积蓄，包括莱因·古博深夜掠夺的战利品，家里也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变卖了。我到处找工作，从翻译、打字员到洗碗工，然而，我过去在卡贝斯塔尼出版社的资历，显然成了无法言喻的污点。有个西装笔挺、唇上蓄着一字胡的公务员，正是那种战后突然崛起的新贵，他语带暧昧地告诉我，像我这种美丽迷人的女孩，不应该做这么低贱的工作才对。左邻右舍都认为我必须照顾可怜的丈夫米盖尔，他在战争期间被毁容，目前瘫痪在家……大家常会好心送来牛奶、奶酪或面包，有时甚至还把乡下亲戚寄来的土产如咸鱼、腊肠送来给我们。四处谋职了数月，一直没有着落，后来，我决定进行一项计划，那是我从胡利安的一本小说里学来的招数。
我写了一封信给胡利安远在波哥大的母亲，使用的名义是富尔杜尼先生临终前指定处理遗产的律师事务所。我在信中告诉她，帽子师傅死前并没有立遗嘱，至于他遗留下来的资产，也就是圣安东尼奥环城路的店面和公寓，理论上，目前是在他那个流亡巴黎的儿子胡利安名下。由于法律上仍有些程序尚未完成，加上她又远在国外，因此，负责本案的律师（我用的名字是何塞·马里亚·雷克豪，那是我幼时初吻的男孩）请求她签署同意书，由律师事务所开始进行转移资产到她儿子名下的必要法律程序，同时，雷律师也会请求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协助寻找胡利安。在寻找继承人期间，他会处理所有相关文件，并负责管理资产。他也要求她和大楼管理公司联络，请对方邮寄相关文件，并请她支付相关费用给雷律师的事务所。我在邮局以雷克豪律师的名义申请了邮政信箱，填写的是个假地址，那是距离阿尔达亚旧宅两条街外废弃已久的车库。我只有一个期望，希望一心一意想和胡利安取得联系的苏菲能够相信我这一派胡言，从遥远的哥伦比亚为我们提供一点经济上的援助。
几个月后，大楼的管理公司开始按月收到一笔支付圣安东尼奥公寓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付给雷律师事务所的部分，然后，管理公司会按照苏菲·卡拉斯在信中的指示，另外开立一张支票寄到巴塞罗那邮局2321号信箱。我发现，管理公司每个月都私下侵吞了一些钱，但我宁可保持沉默。就这样，他们乐得轻松赚钱，平常也不多问什么。靠着那一点钱，我和胡利安勉强维持生活。就这样，我们熬过了那几年可怕而绝望的日子。我渐渐开始接了些翻译工作。到了后来，已经没有人记得卡贝斯塔尼了，人们也开始学会了宽恕，学会快速遗忘，也学会把旧日的对立和仇恨放在一边。我仍然活在傅梅洛随时会出现的阴影下，我怕他突然又会回来拘捕胡利安。有时候，我会努力说服自己，不会的，他一定以为胡利安已经死了，或者根本忘了胡利安这个人。傅梅洛不再是昔日的无情杀手，他现在成了公众人物，一个法西斯政权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已经无暇顾及胡利安·卡拉斯这个幽魂。然而，我偶尔会在半夜惊醒，心跳急促，冷汗直流，以为警察又来敲门了。我怕会有邻居对我那生病的丈夫起了疑心而去向警方报案，因为我丈夫从来不出家门，而且有时像个疯子似的痛哭、撞墙。我怕胡利安又会销声匿迹，决定再去找书、焚书，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抹去。在这么多担忧恐惧之中，我却忘了自己年华老去，生命已过去了一大半，我把青春都用来爱一个已经被摧毁的男人，一个没有灵魂的幽灵。
然而，那几年倒是都在平静中度过了。越是空虚的日子，消逝得越快。没有意义的生活，就像过站不停的火车。战争的伤痕快速愈合。我在几家出版社找到了工作，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家。我曾经有过几个不知名的情人，都是在电影院或地铁上遇见的绝望面孔，我们彼此交换着内心的孤独。然后，莫名其妙地，我被强烈的罪恶感包围，每次看到胡利安，总有一股想哭的冲动，我在内心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要背叛他了。在电车或大街上，我常会呆呆望着怀抱孩子的年轻女子。她们总是一脸幸福平和，仿佛那些小生命足以填补生活所有的空虚。有时候，我也会想象自己像那些女人一样，怀里抱着孩子，胡利安的孩子。接着，我想起了战争，想起了杀戮战场上那群无情的人，他们也曾经是孩子。
当我开始相信世界已经遗忘我们的时候，有一天，有个人出现在我家门口。那是个连胡须都还没长出来的年轻小伙子，看着我的时候还会脸红。他问起了米盖尔·莫林纳，因为他在一份新闻工作者的名单里看到了这个名字。他告诉我，莫林纳先生有机会每个月获得一笔补助款项，若想提出申请，必须填写详细资料。我告诉他，莫林纳先生已经不住在这里，早在内战刚爆发时，他就到国外去了。他告诉我，他觉得很遗憾，然后，那个满脸青春痘的小鬼立刻带着暧昧笑容跑掉了。我知道，我无论如何都必须让胡利安当天晚上就离开这个公寓。当时，胡利安几乎已经完全枯萎了。他顺从得像个孩子，生活重心只剩下晚上和我一起听广播音乐节目，他已经愿意让我牵他的手，还会默默地轻抚着我。
那晚，我拿着圣安东尼奥公寓的管理公司寄给雷律师的钥匙，陪着胡利安回到他成长的旧宅。我把他安顿在他原来的房间里，我也答应隔天就会来看他，还交代他千万要小心。
“傅梅洛又开始在找你了！”
他幽幽点头，仿佛什么事都不记得，好像他已经不在乎傅梅洛这个人。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个礼拜。我每天晚上都到那间公寓，一直待到午夜才离开。我问胡利安白天都怎么打发时间，他却是一副不解的表情看着我。有时候，我们会共度一整夜，两人紧紧相拥，然后我在凌晨离去，临走前再三向他承诺，我一定会尽快再来看他。离开时，我会用钥匙把公寓大门锁上。胡利安没有备份钥匙。我宁可把他当囚犯关起来，也不能让他丢了性命。
后来，再也没有人到家里来问起我丈夫，倒是我主动向左邻右舍提起，我丈夫在法国。我写了好几封信到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信中提到有个名叫胡利安·卡拉斯的西班牙国民在巴黎失去音讯，请他们协寻此人。我猜想，这些信迟早会落入某人手里。我尽量谨慎行事，但是我也知道，一切都只能拖延时间罢了。傅梅洛这种人永远不会放下仇恨。他的仇恨，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他的仇恨，就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
圣安东尼奥环城路的公寓是个阁楼。我发现，还有另一扇门可以进入天台，然后从那里上顶楼。整个社区的天台都是相连的，每一栋楼之间仅以一道不及一米高的水泥墙相隔，住户多半在天台上晒衣服。没多久，我在社区另一边找到另一栋建筑物，大门就在华金柯斯塔街上，我可以从那里进去，上了天台后跳过水泥墙，来到圣安东尼奥环城路的公寓，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看见我进出那栋旧公寓了。有一次，我收到一封公寓管理公司寄来的信，信中提到某些住户发现富尔杜尼家的旧公寓出现一些嘈杂声。我以雷律师的名义回了信，说事务所同事偶尔会去处理一些文件，所以，即使夜间出现声响，还是请其他住户不必担心。最后我还特别提到，对某些事业有成的男性来说，例如会计师和律师，有个秘密房子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珍贵。管理公司老板以非常体谅的语气回了信，请我不必担心，这种情况，他完全可以理解。
那几年，扮演雷律师成了我唯一的娱乐。我每个月会去遗忘书之墓探望父亲一次。他始终没兴趣认识我那个从未现身的丈夫，我也不主动提起。我们总是随意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就好像明明是潜水高手，却一直漂浮在海面上。有时他会不发一语地看着我，问我需不需要援助，有没有什么他帮得上忙的。有时候，我会在周六清晨陪胡利安去看海。我们爬上天台，穿越一栋又一栋相连的建筑，然后从华金柯斯塔街走出大门。出门之后，我们在拉巴尔区的小巷弄穿梭。没有人跟在我们后面。大家都怕胡利安，即使远远看到他都怕。我们甚至还去了防波堤。胡利安喜欢坐在大石块上远眺巴塞罗那这座城市。我们就这样消磨了好几个钟头，几乎没有交谈。有一天下午，我们去了电影院，当时电影已经开演。在黑暗中没有人会注意到胡利安；我们一直活在黑夜和沉默中。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我学会把这样的异常日子当作正常状况，后来，我甚至以为我的计划完美无缺。唉！我这可怜的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