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郎西关，沿途的驿站门楣上都悬了白花，馆内的驿丞也冠扎白巾，腰束白带，竟是在服国丧。我胆战心惊，问道：“是谁崩了？太后，还是……”
“是皇后娘娘山陵崩。”
我松了口气，却又不敢置信：“我东去之前刺史府还接到了皇嫡长子出世，母子均安，赐今岁产子妇人一雉、壶酒、十钱的恩养诏令，怎么可能喜讯传来一个多月，皇后娘娘就崩了？”
徐恪突然急令我去曲靖与他会合，会不会是皇后驾崩影响了政局，刺史府有什么变故？
可那也不对，承汉朝虽然不禁皇后与闻政事，但这位皇后是太后自小抚养大的侄女，天性纯孝，为免与姑母兼婆婆发生冲突，一向是不理政事的。她的驾崩不可能产生足以使政局动荡的冲击，进而影响到南州刺史府。
我转动脑筋，却得不到解答，最后脑里灵光一闪：莫不是天子夫妻情深，痛失皇后，做出了什么不理智的政治决策？
我胡乱猜测，那刚才被我询问的驿丞也没有皇后驾崩原因的确切情况，也用胡乱猜测的答案敷衍我：“皇后娘娘或许是产后风吧？”
“绝不可能。”
产后风多是不良生育习惯而导致的感染，自我给太后动过妇科手术以后，宫里的卫生习惯已经照着我的提议改进了许多，生育感染的几率大幅度降低。加之皇后又是在二十五岁的生育黄金期产子，不像未成年女子生育那么凶险，怎么可能在产后两个多月才闹出什么产后风来？
我在胡思乱想中吃过午饭，骑上驿丞换好的马匹继续赶路，终于在徐恪勒令的十日期限内赶到了曲靖。到了徐恪的临时办公地后，我才发现本该留守大理的别驾吴通和都官从事郑会都在室内发呆，不禁大吃一惊：到底是什么事，竟能够让这两个应该主理州务的刺史府能吏，跑到曲靖来对着刺史发呆？
我俯身给三人行礼，徐恪也不废话，直接便从案头递给我两只锦匣。
我看那锦匣的制式一只是装天子诏令、另一只是装相台行令的，便依礼接过后再打开锦匣，天子诏令写的是：“着将曲靖、冲头、西屏以东至现南疆大营新得夜郎旧地，从南州刺史部析出，另设贵州，以贵阳侯越诚为刺史。南州刺史部须应越诚所请，输送钱粮物资，襄助筹建贵阳刺史府，不得延误。”
南州这六年里有南军武力开疆，也有远处部落自愿依附，疆土已经扩张得比滇国全盛时还大许多，加上张典从南方掳来的俘虏，全州总计人口六百多万，析出一部分另组州郡本是必然之势。但析出两州的话，其中便有一件事不能不解决——南疆大营十五万大军的供养！
南疆大营的总营盘在南州析分以后，就落在了贵州辖内。它本来一直由南州以一州之力供养的，现在南州一分为二，原本的粮草输送系统便要拆分重组，南军的供养问题该如何处置？
这诏令析分南州，竟对南疆大营十五万大军的给养问题只字不提，岂不是本末倒置？
我错愕无比，拿起那诏令对着窗户透过来的明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细看几遍，终于发现其中异况，震骇惊怒，莫可名状，下意识地将那诏令一掷：“混账东西，谁敢窃取国器，伪造天子诏令！”
徐恪等人吓了一跳，连忙示意我安静，免得使人生疑。吴通问道：“云抚使，你从哪里看出这是伪诏？”
“天子勤政，凡涉及正式行政诏令多御笔亲书，极少使人代笔。这诏令的笔迹虽与天子相似，独缺风骨，定是有人着意模仿。”
我回想以前在齐略身边，看他理事的习惯，一指诏书上盖着的玺印：“天子行诏都是先书后印，这诏书却是墨迹写在印泥上，次序颠倒，分明是有人先以空白诏书盗印天子宝玺，然后再伪造诏令！”
吴通将那诏令拣了起来，就光细看：“我们也是看这诏令不清，大有蹊跷，却没想能从这用笔用印的细微之处，就断定其真伪。”
我胸腔里的一颗心突突地乱跳，说不出的慌张：齐略一直在努力加强中央集权，像这种设置州郡的事，怎能容忍他人弄权？且这盗取国器，伪造诏令的事何等严重，不是长安有大变，哪个权臣有这等胆量？
我眼前阵阵发黑，心中便只有一个念头：“难道有人害了他？谁敢害他？！”
徐恪安慰我：“云抚使，陛下是英明难欺之主，宵小之辈须害他不得。”
“正因为他是难欺之主，若非身有不测，谁如此胆大妄为？”
我这才发现自己怎么镇定也无济于事，只得抖着手去摸另一道相台政令，哑声问道：“那贵阳侯越诚是什么人？”
“乃天子贵戚，皇长子之母越婕妤的兄长。”
我神思恍惚，喃道：“皇后驾崩，后宫便以她生育有功，地位最尊，她借机重用兄长也属正常。”
我脑筋混乱，连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在说什么，正不知所措，突听一声断喝：“云抚使，你给我坐好！”
我悚然一惊，直觉地反应就是挺直腰身坐好，汗湿重裳，终于招回了一线清明，望向对面坐的三人，道：“内宫除去皇后驾崩以外，必定还有其他异变。越姬以兄长为贵州刺史，其目的恐怕不在一州之地，而在十五万南军！只是其无法拿到虎符，直掌兵权，才迂回行事。”
徐恪的脸色也十分难看，吸了口气才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已整整五十二天没有接到陛下寄来的廷录。事发突然，长安的消息不通，无法探知内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徐恪是天子为了日后的改革而刻意培养的相辅人选，天子将南州这比中原落后的地方交给他，有随他折腾寻找新的治政之法的原因。同时为免他偏安南疆，不了解政治中心的形势，目光囿于一角，天子每隔十天就会派人将朝廷的议事记录摘要送一份过来。
徐恪离开大理巡视治下的民生，间断一次没收到廷寄是正常，但五十几天没收到，却足以断定长安有异。不过现在天子诏令还是冒着齐略之名发的，内宫的局势应该还没到最坏的地步。
我深深地呼吸，镇定了一下，打开相台行令：“着南州征调粳米三十万石，铜十万斤，金万斤，绢万匹，棉花万斤，上品玉器万件，香料万斤，香水千罐……”
这相台行令的笔迹和大印倒没有异况，可这索取财物的清单，却把我看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南州除上缴赋税以外，还养着南疆十五万大军，每年修路铺桥，开荒垦野，府库没有寅吃卯粮都已万幸，哪有余力份外上纳？难不成要刺史府搜剥民间，敲骨吸髓？”
南州经过六年休养改革，往南开通身毒的商途，商事农业大兴，民间确实小有余财，但老百姓有财是他们的，怎能因为相台令的份外勒索就搜剥民间？要是老百姓连自己的财产安全都没有办法保证，我这几年奔波算什么？那数万冲着南州各种优惠政策的纷纷来投，捐财出力帮助改革的商贾又算什么？
矫诏传递的信息令我脑筋混乱，这相令却让我逐渐清醒过来，“叭”的一声将相令合上，大声道：“我反对！”
“我们都反对，但现在长安情势不明，如果贸然向上直谏，只恐南州刺史和佐吏将被大肆替换，再也没有庇佑南州之力。”
我明白，我想得到的：一道意在军权的伪诏，一道意在敛财的相令，这明显是在为政变做准备。南州如果直接抗令，现在的当权者是绝不吝于派人过来收取权力。等到那时，我们才是真的进退两难。
眼下除了拖住析分南州的越诚是首要之事以外，我们还需要派人直入长安，探清宫中的变故，明白中央权力到底落在谁手里。
我心思转动，料想徐恪等人早定了应对之策，只是有事需要我去办理，便问：“使君有什么事要云迟办？”
“长安事态难明，需要有人返京探听消息。探问者不仅要熟悉长安，更要与内宫有通信。”
徐恪顿了顿，看着我恳切地说：“云抚使，此事危险，论理本不该让你一个女子犯险，但我和别驾要回大理安抚贵阳侯，另两位从事是川陇出身，在长安毫无根基；只有你是从长乐宫出身的，昔日行朝南驻，你又曾随侍圣驾，与中官和近卫熟悉。加之你是女子，领的是虚衔，你去长安执政者能减少戒备，所以我想请你押送一批财帛返京。”
“谨遵使君吩咐。”
徐恪见我答应得痛快，反而有些犹豫，显然十分担忧，顿了一顿才道：“你到长安以后，先以祭酒从事身份往司徒府述职，再以押解官的身份往相台陈情，说南州之窘；我知道你有探听消息整理情报之才，但这次探长安政局用意只在确定陛下及太后的安危，并非对外作战。你行事之时多走正渠，有所得即派人南递。切不可轻身犯险，去探听会危及性命的机密。”
我静了静，才回答：“使君放心，云迟会爱惜性命的。”
探听权柄的转移，天子和太后的安危，怎么可能没有危险？
然而无论此事如何凶险，我都不可能不去——我可以不在齐略身边，不怀想与他相守，不留连他的柔情，但我须得确定他平安。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如果准备上纳的财帛已经备好，我现在就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