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七日，信长率军抵达美浓不破郡平尾村，翌日便到达近江的高宫，和浅井长政的部队会合，一同进军南近江。
日文以“疾风扫落叶”一词来形容连战皆捷的快速进攻，西方则以“刀切奶油”来形容。
此时，后面这句话更能传神地表达出织田大军快速猛攻的情形。因为，信长并未一一攻打南近江的各个山城，不断扩充领地，而只攻陷上京途中的要冲，心无旁骛地直奔京都。换言之，他努力地贯彻不理会外围，只专心攻打重要据点的“直捣黄龙战略”。
这是信长极为擅长，且一生中经常采用的战略。他曾用这个战略接二连三地打败了朝仓、武田、本愿寺等强敌，不过很讽刺地，他的灭亡也是因为敌人（明智光秀）采用了这个完全锁定目标猛攻的“直捣黄龙战略”，而且一捣就捣进了信长的心脏。
许多有识者曾批评二次世界大战时，同盟国和轴心国都忘了这个战略，耗费了许多无谓的战力和时间去攻打及防御没有绝对重要性的地点。这样看来，战国时的名将虽然没有学过近代的战略理论，就已经比二十世纪的军官拥有更正确的战略思想了。
言归正传。一个月前拒绝协助信长的六角承祯特别联络了在京都的三好三人众（三好长逸、三好政康、岩成友通），意图阻止信长上京，并设法巩固南近江诸城。不料信长大军竟然来得出奇的快，根本来不及做万全的准备。
织田大军率先攻打六角家的一个重要分城——箕作城。攻击从九月十二日申时（下午四点左右）展开，当晚便已拿下该城。下午四点才开始攻城，以当时来说是晚得有些不寻常，但竟然当天就能攻下，更是快得令人咋舌。交战的时间，恐怕前后只有两个小时吧。
名列这场攻城之战的人，包括了佐久间信盛、浅井新八、丹羽长秀，以及木下藤吉郎秀吉。立有战功者则有佐久间的部下佐久间盛次、丹羽的部下志津摩通，率领德川家援军前来的松平信一，以及木下藤吉郎的部下竹中半兵卫重治、蜂须贺正胜、木村隼人佐等人。如此看来，木下藤吉郎因为修筑墨俣城、宣抚美浓三人众等，在攻略美浓上立下了大功，此时已经升到了足以和佐久间、丹羽等重臣并列的地位了。
在此同时，织田家的另外一组独立部队，正朝着敌人的根据地观音寺城前进，隔天（十三日）便占据了该城，六角承祯与六角义弼父子则在败阵中逃往伊贺。就这样，信长靠着迅速果敢的行动和强大的兵力，在两天之内便拿下了南近江。三好三人众风闻此事，大惊失色，立即离京西去。十四日，正亲町天皇下令宫中小心警戒，防范信长。
织田信长除了将情况通知上杉谦信等人之外，同时也派遣家臣不破河内前往岐阜，迎接足利义昭前来近江，和他一同入京。九月二十六日，就在信长将足利义昭迎至美浓的立政寺后两个月又一天，足利义昭竟然就实现了他的梦想。义昭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如此快速而顺利吧。
可是，对织田信长而言，上京并不等于“美梦成真”。上京既不是他的目的，也不是重要的目标，而只是为了达成“天下布武”理想的一个过程。
身为一个性情刚猛严苛的武将，信长无法休息，也无意休息。为了维持京城的安定，他必须立即清除残敌余孽。九月二十九日，信长发兵攻打天王山附近的胜龙寺城，又袭击摄津，并派兵前往和泉及大和。
在现代史家的眼里，“织田信长上京”是一件划时代、开创全新纪元的大事，但当时的人恐怕并没有这种认知，大部分的人可能认为这只是“织田家取代了过去的三好家”。直到信长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极权统治倾向之后，他们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
第一个徵兆出现在同年十月，信长开始向摄津、和泉的寺社或村镇课徵矢钱，对象甚至包括大和的法隆寺等历史悠久、地位崇高的寺院。特别是要求横跨摄津、和泉两地的大邑，堺，缴交两万贯的矢钱，更是让畿内的人惊愕不已。
从鎌仓幕府到室町幕府，长久以来，绝大多数势力强大的寺社都拥有自己的领地，形成不受大名掌控的独立“王国”。他们在财政上极为丰裕，自备有僧兵或社武士，军事力量相当雄厚，因此不但不缴交年贡，也很少捐款协助大名。而大名们固然眼红这些宗教团体的财富，但因为顾忌他们的战力和信众的反弹，一直也不敢招惹他们。不仅如此，一般大名还会主动布施或分封领地，以讨好这些宗教势力。可是织田信长却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这些惯例。他是个彻底的合理主义者，充满革命性，不但不畏惧神佛的惩罚，也不担心俗世中寺社的武力或信众的反抗。
对于以堺市为代表的都邑也是一样。堺市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工商都市，户数多达两万户。整个城市因为频繁的商业活动和各类制造业而繁华富裕，市政由三十六名豪商组成的“会合众”负责营运，独立自治，不允许其他大名干涉。那些亟思利用堺市的财力与物资供给力的大名，也不敢轻言干犯。更何况堺市本身也有武装，以防万一。他们掘河围住整个城，雇用大量的浪人守城，市民更是人人都备有武器，尤其是洋枪的数量，恐怕不逊于任何战国大名。因为当时的商人必须往来治安欠佳的山野，横渡海盗猖獗的海域，所以武器成为随身必备的物品。一直到德川幕府成立以后，市民才开始不再随身携带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堺市当然不会从命。他们不但不肯出两万贯矢钱，还专程派了一个九人代表团前往岐阜表明态度。然而，织田信长根本毫不尊重堺市的传统或让市民引以为傲的优势，因为在信长“天下布武”的政治理想中，不论是固有的权威或地域自治，都没有任何容身之地。
“织田信长是个可怕的大名，是个任意践踏传统的人。”
这种印象开始如燎原般地传遍京畿。看起来，信长似乎不懂得罪了守旧派的寺社势力，也招惹了新兴的都市商人。
另一方面，信长也做了一些让足利将军义昭颇感不安的事。同年十月，他开始展现出否定足利将军权威的举动，也就是在十月八日献给宫中万疋钱。当时宫内财务艰困，百官因此大为高兴。但这也意味着信长越过足利将军，直接和宫中接触。
不过，在这段期间，信长不断压抑有助于形成近代国家的种种基础。举例来说，他废止领国中所有的关卡，定出明确的方针，要将乐市乐座制度推广到全国。这样做，使得以关卡的通行税或座的股份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寺社或村落组织，在经济面受到极大的打击。信长其实就是希望能藉着截断财源，来削减这些团体的力量。只要失去财源，就无法豢养足够的僧兵或农村武士，自然也就丧失了军事上的抗衡力。不过，织田信长废止关卡和推广乐市乐座制度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能防止叛乱和确立集权统治的体制。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立刻了解到这个政策的效果。
信长只在京畿待了一个月，便于十月二十六日离开京城，在二十八日回到岐阜。一方面是因为挂念刚占领不久的美浓和北伊势的状况，另外还有跟武田、上杉间的外交问题亟待解决，不能长期离开根据地。
信长命明智光秀、细川藤孝等娴习传统礼仪与人脉的人留守京都。这样的安排，主要也是考虑到这些人比较能让宫中诸人或足利将军身边的人安心。不过，传统习惯或权威遭到严厉挑战的京畿旧势力，当然不可能因此善罢甘休，立即策动反攻，最后甚至连那些被课徵矢钱的城市商人也加入了声援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