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犯罪分为有组织的群体犯罪和一般性群体犯罪两种。其中，有组织的群体犯罪是指那些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严密性的犯罪组织；而一般性群体犯罪则是指那些临时纠集在一起的犯罪组织，多表现为组织结构的松散性与组织存在时间的短暂性。
群体犯罪是指，两个以上的犯罪主体在犯罪目的一致的基础上联合实施的犯罪行为。在犯罪群体中，个人和群体的意向、目的、动机等逐渐形成了适于犯罪的共同心理倾向；当某些具有犯罪倾向的个体聚集在一起时，很可能会在群体的相互作用下，由犯罪倾向转变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因此，群体犯罪是内在心理因素与外在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群体犯罪心理的形成因素有很多。比如模仿，在某一群体当中，尤其是法制意识与道德意识淡薄的群体中，某个做出违法行为的个体反而会受到群体中其他个体的追捧和模仿，从而带动整个群体犯罪行为的产生；再比如说合群需要，个体想要融入某个群体，首先需要与这个群体的其他个体有共同话题，共同需求或者其他，而一旦这个群体的共同话题或者需求是违法的，那么这个群体就很有可能会发展为一个犯罪群体；还有互补性，某些犯罪群体中个体的需求和目的实际并不相同，但他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之上具有互补性，那么也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犯罪群体。例如，某些犯罪者需要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某些执法者又试图获得合法收入之外的利益，两者目的本不相同，但集合在一起却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
群体犯罪分为有组织的群体犯罪和一般性群体犯罪两种。其中，有组织的群体犯罪是指那些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严密性的犯罪组织；而一般性群体犯罪则是指那些临时纠集在一起的犯罪组织，多表现为组织结构的松散性与组织存在时间的短暂性。
有组织犯罪则是指具有3个以上相对固定的成员，故意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群体性犯罪。国际上称之为最高的犯罪形态，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危害极大且极难遏制的一种犯罪形态，被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
一般性群体犯罪又分为团体犯罪、集群犯罪和一般性共同犯罪。其中团体犯罪的主体多为青少年，因为有共同倾向而集结在一起共同实施犯罪。不同于犯罪集团，这种团体只是临时凑在一起的犯罪群体，结构松散且没有明确分工，危害性较低。集群犯罪则是在激烈的互动中自发产生的群体犯罪行为，表现为无指导、无目的并且不受正常社会秩序的约束。大多数集群犯罪都是由狂热的情绪导致的，比如在某位超级巨星的演唱会上，情绪过于激烈的粉丝们为发泄情绪，可能会做出某些犯罪行为。除个别情况中的鼓吹者和引导者之外，集群犯罪中的大部分犯罪个体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一旦犯罪结束，整个组织就会原地解散，如常见的哄抢事件、经济上的闹事或者政治上的骚动事件等。说到一般性共同犯罪，除团伙犯罪、犯罪集团等特殊的共同犯罪之外，其余凡是有两个以上犯罪个体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均属于一般性共同犯罪。
一个人为什么要杀掉另一个人呢？杀人总归要有一个理由，如果毫无理由地杀人，大致就可以归因于具有精神性疾病或者人格障碍了。但是，如果一大群人毫无理由地杀死另一群人，而且杀人者在做出杀人举动之前一直为人和善、宅心仁厚，甚至与被杀者有着不错的交情，那么你会作何感想？大概很多人听了之后就只剩下目瞪口呆了吧！
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事件。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有将近100万的卢旺达人死于屠杀，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杀人者竟然是卢旺达本国的军队及卢旺达的部分居民。在屠杀发生之前，他们曾是邻居，是好友，但转瞬之间一方变成了刽子手，而另一方则一脸不解地倒在血泊之中。
卢旺达当地有两大族群——胡图族和图西族，其中，胡图族占全部人口的80%以上，两大族群合计占卢旺达总人口的99%。在历史上，两个族群之间一直存在矛盾。1990年，流亡于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试图恢复自己被剥夺的政府席位和权力，与胡图族政府之间爆发了内战。3年后，经过周边国家的调停，内战双方达成了和平协定。
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却被胡图族政府内部的极端主义者看作他们的耻辱，并对签订了和平协议的总统心生不满，尤其是协议中关于“共享政府权力”的表述更是让他们坐立不安。在这些极端主义者看来，卢旺达不需要图西族的存在，所以，他们开始暗中策划一起骇人听闻的灭绝计划。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同乘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两位总统同时罹难。胡图族内部的激进派把这起事件的责任推到图西族游击队身上。于是，一起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行动顺势展开。
这场报复首先在政府内部爆发，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杀害了包括总理在内的4名图西族政府高官。本应迅速平定这次事件的卢旺达政府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举动，大量的当地媒体和电台开始就此事煽动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仇恨，一场对图西族来说毫无防备的屠杀就此开始。
这场屠杀一直维持到同年7月，图西族“卢旺达爱国阵线”联合乌干达军队反攻进入首都基加利，与此同时，200万参与屠杀或只是单纯害怕受到图西族报复的胡图族人逃亡邻国，屠杀事件才就此告一段落。
在这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将近100万的图西族人以及部分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死亡，几乎占了整个图西族人口与75%。而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之大规模的杀戮，不仅在于军队参与了屠杀，更因为无数的胡图族普通民众也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屠刀。
出于政治原因，原本可以阻止大屠杀发生的联合国采取了消极态度，事后为了掩饰自己的不作为造成的惨剧，欧美的官方媒体一致将该事件报道为非洲某国家两个部落之间的战争。直到大屠杀过去多年之后，一些参与过或者见证了当年大屠杀的人，在接受采访时亲口描述当年的情景，才让大屠杀的一部分真相还原在人们眼中。
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可大部分生活在一起的两族普通民众们根本没有什么仇恨，相反关系还很不错。但就是这些相处不错的邻居，却在突然之间拿着屠刀挥向了自己昔日的朋友。一个当年参与过屠杀的胡图族人在采访中说道：“我们本来是很好的朋友，经常一起喝酒聊天，但是有一天政府突然发给我们武器，告诉我们图西族是敌人。”
这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屠杀的开端，在拿到武器时，他一直在犹豫，自己的邻居不像是政府所说的那种坏人，但他的犹豫并没有维持多久。“本来我一直在犹豫，但是看到已经动手的其他邻居和军队，我放弃了思考，开始奉命行事。”
面对突然来临的屠杀，图西族人的反应只有疑惑，他们想不明白，一直秉性温和的邻居为什么突然就把屠刀挥向自己。一名胡图族妇女回忆道：“当我把手中的刀砍向邻居家的孩子时，他并没有惊慌逃跑，反而一脸迷惑地看着我。”这个孩子显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昨天还给自己糖吃的阿姨，今天突然要杀掉自己。
就这样，很多毫无防备的图西族人被自己的邻居和朋友杀害了，而当反应过来这是一场屠杀之后，他们又开始期待联合国的救援。遗憾的是，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等着被杀掉。
屠杀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死亡，对于图西族的女性来说，她们面临的还有更加恐怖的遭遇——超过50万妇女在屠杀中被强暴。对于女性的侮辱开始于胡图族的领导者之一希尔维斯特，他率领众人轮奸了自己昔日好友的女儿，并且宣称要她生不如死。还有更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一些疯狂的屠杀领导者甚至下令在杀死女人之前必须先强暴她们，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胡图族人的残暴在迅速蔓延，其传播速度就像是生化危机中的病毒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染了整个国家。而与此同时，胡图族人的人性也在迅速消失，他们在各种公共场合侮辱女性，甚至将这种共同犯罪的残忍行径当作提高胡图族人群体凝聚力的一种手段。于是，原本漫无目的的随机强暴变成了有组织的轮奸，这对女性来说简直比地狱更可怕。
人性一旦开始消失，人的行为也就变得毫无道德底线。他们会逼着父亲当着众人的面强奸自己的女儿，也会逼着儿子当着父亲的面强奸自己的母亲，甚至会当着被害人的面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残害其亲人。其场面之残暴，一些以血腥恐怖著称的禁播电影，与之比起来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犯罪心理分析】
原本普普通通的胡图族人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残忍呢？据调查，在屠杀的过程中，胡图族的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加残忍。多年以后，很多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试图了解其中的原因，但在访谈中，当年曾经参与屠杀的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说出了挑战专家们心理底线的言论。
一个当时刚成年不久的男子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杀了很多人，但是我并没有感到愧疚，只是在最后觉得有些疲惫。”持这样言论的人在任何文明社会中，都会被当作具有反人类倾向的超级变态杀人狂，是在犯罪档案中被无数犯罪学家拿来研究的特殊个例，但在大屠杀时期的卢旺达，这样的人何止成千上万。
还有一个人曾这样描述自己参与屠杀时的心理：“我知道他们并不是什么敌人，也没有犯罪，但是我停不下来，周围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也停不下来。”而其唯一对屠杀有些微词的言论也同样令心理学家们感到颤栗：“在杀人的时候因为犹豫而迟疑了，一定不能说出自己迟疑的原因，否则就会被当成敌人的共犯，我只能假装自己是累了，但也不能迟疑太久，那会被人看穿的。”
事实正是如此，死在这场大屠杀中的胡图族人同样不少，一部分人是因为对图西人的同情，也有一部分人单纯是因为对杀人的犹豫。在这场屠杀中，大部分的胡图族人都已经陷入丧失人性的疯狂了。
当然，这场疯狂屠杀也不是没有根源的。事实上，最初的卢旺达并没有胡图族和图西族之分，在殖民战争开始之后，欧洲的殖民者才强行把卢旺达人分成了两个种族。殖民者在进入卢旺达之后，挑选长相举止跟白人更接近的人（肤色较浅、鼻梁较高的人），作为统治阶级，称为图西族。这些图西人因为殖民者的缘故，有了接受教育和参与管理的机会，或许在大多数的胡图人看来，图西人就是投靠侵略者的叛徒。于是，仇恨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积累起来。殖民者离开之后，失去了绝对武力的控制，占大多数的胡图人自然会对图西人展开疯狂报复，这场报复在极端主义者的鼓动之下就直接变成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事实上，大屠杀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最典型的便是发生在日本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虽然被害人的数量不如卢旺达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但其残忍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二战当中，希特勒杀害了600多万的犹太人和上百万的苏军俘虏。
1971年，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官因为虐囚事件被起诉，法官们认为虐囚事件之所以会发生，责任完全在于那名军官，所以必须重判。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却有着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虐囚事件的发生更多的原因在于周围的环境，而不应当由某个单独的人来承担全部责任。法官当然不肯接受他的理论，于是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做了一个探讨人性的心理学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显示，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和性格的变化被津巴教授称为“路西法效应”，即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堕落成了撒旦。这一实验在后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也成为斯坦福大学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实验。虽然当时的美国心理学会承认这次实验符合所有的道德规则，但在实验之后，这些标准都被加以修改，目的就是禁止再出现类似的实验。
8月的某天，斯坦福大学的一处公开栏上张贴着一则广告：“关于研究监狱生活的心理学实验急需招募一批男性志愿者，每人每天的酬劳是15美金，实验时间为一到两周。”或许是对于这种从未出现过的实验感到好奇，报名者竟多达70余名。津巴多教授和他的助手们从这些学生里挑出了24人，然后把他们安置在位于斯坦福广场中心的一处模拟监狱中。
8月17日，实验正式开始。通过抛硬币的方式，这些人被随机分成看守和犯人两个团体。津巴多教授知道这样的实验存在一些风险，但他必须让参与者们尽快进入自己的角色状态。虽然扮演看守的学生从一开始就被告知不可以对囚犯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伤害，但同时他们也被告知应当尽力营造一种让囚犯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氛围。虽然事先做过一些评估，但谁也无法预料实验最终会走向何方。
在实验前期，津巴多教授和他的助手们需要做的，就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看守和囚犯一起生活的监狱体系。扮演囚犯的学生在一开始就被要求赤身裸体地接受检查，然后换上囚服，并且每人领取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数字编号。这是一种心理暗示，通过这种形式告诉扮演囚犯的学生们，从此之后他们就完全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甚至连名字也不复存在了，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代表自己的编号。为了让囚犯们更快地进入状态，他们被要求不断地报出自己的编号，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让这些学生完全接受自己囚犯的身份，甚至最好忘记这只是一次实验。
对于扮演看守的学生们也制定了类似的措施。事实上，最开始被分配扮演看守的学生们并不乐意，就如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们认为只有扮演代表规则对立面的囚徒才够酷。但这种抵触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当他们穿上狱警的制服，并被告知身为看守的种种权力并试着开始表现自己的权威之后，他们甚至比扮演囚徒的学生们更早地忘记自己只是在参与一次实验。
实验的第一天，看守们显得有些无所事事，虽然他们进入状态最快，但是并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这个时候双方还是相安无事的。但是，第二天的时候囚犯们组织了一次反抗行动，他们撕掉了自己的编号，拒绝服从看守们的命令，甚至还对那些看起来非常着急却显得无可奈何的看守们进行嘲笑。面对这样的状况，看守们一开始有些手足无措，但当津巴多教授暗示他们应该采取一些可以控制局面的措施时，残酷的镇压行动开始了。看守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不给他们吃饭，而且没收了枕头和被子等物品来禁止囚犯们睡觉。当囚犯们进行了更加激烈的反抗之后，看守们开始禁止囚犯们上厕所，让他们裸体睡在水泥地上，等等。
当年参与实验的一名学生在40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曾这样表示：“当时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觉得很难堪，毕竟对于年轻人来说，反权威才是最酷的事情。但当囚犯们开始反抗的时候，我们的想法都变了。”他说那是一种丝毫没有犹豫的转变：“在当时看来，他们进行反抗就是对我的蔑视，是对我和我背后体制的挑衅，对于挑衅者我们必须进行镇压。”这种心理愈演愈烈，甚至到最后变成了只要囚犯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看守们就会认为他们在对自己进行挑衅。另一名参与者在后来的采访中也表示，原本自己认为特别丢人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电影中狱警们的各种虐囚行为，这时候都会被自己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看守和囚犯之间的互动开始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很快地进入角色，其中一名囚犯的扮演者就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名真的囚犯，并且不断地向周围的人强调这只是一次实验。但他的不合作遭到了看守们的残酷镇压，甚至包括一些性侮辱，最后他变得比任何人更相信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囚犯。
为了让实验看起来更符合实际情况，在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安排了一次亲人探视活动。这些家长到来之后，甚至会向扮演看守的学生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和犯人拥抱之类的问题，当探视时间到了之后，看守们会非常粗暴地中断谈话。实验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所有的学生甚至包括大部分的家长都已经开始忽略这只是一次实验的事实，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家由斯坦福代管的真正的监狱。
第四天的时候，部分囚犯提出希望获得假释，他们可以为此放弃自己这些天参加实验应得的酬劳，却被看守们拒绝了。事实上，这些扮演囚犯的学生们只要退出实验就随时可以离开，但他们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囚犯。
在实验中，津巴多教授所扮演的是典狱长这一角色。这位教授是一个很著名的反战人士，深受学生的爱戴，待人也非常和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好人也渐渐在试验中迷失自我。他开始遗忘了自己组织这次实验的目的，并且忘记了自己本该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反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典狱长这一角色中。40年后，津巴多教授在著作中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我开始完全代入了角色，我会痛恨那些不合作的囚犯们，同时我也会在心里思考某个看守的表现越来越棒。”津巴多教授完全忘记了自己需要把握实验的进度，他开始一心沉醉于典狱长这一角色当中，并没有发现实验已经开始失控了。
当一名犯人开始用绝食来抵制看守们的残酷镇压时，看守们很自然地对这名犯人进行各种羞辱，甚至还强迫其他犯人也一起这么做。因为看守们一开始就被告知不可以对犯人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伤害，所以他们会假装做出各种羞辱性动作，并在没有其他观察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悄悄地殴打囚犯，他们认为单纯的假动作惩罚已经无法让囚犯们听话了。看守们还会不定时地干扰囚犯的睡眠，逼着他们穿上女装，禁止他们洗澡，强迫他们待在因为不能去厕所而变得非常脏的屋子里面，用灭火器袭击囚犯等。
底线在不断地被突破，越来越多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面对这一切，津巴多教授却视而不见，他一方面开始挑选自己的得力“干将”，一方面也在思考着该派谁去收拾那些不听话的囚犯。
一切都在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幸好在第五天的时候，一名刚刚完成博士学业的学生前来观摩实验。这个学生名叫克里斯汀娜·马斯拉奇，当时是津巴多教授的恋人。她站在实验区域之外观察了看守对囚犯的种种行为之后，向津巴多教授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已经不再是一个实验了，你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
直到这时，津巴多教授才发现自己因为太过投入而忽略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自己本该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但此时已经变成了和学生一样的参与者。为了不让场面彻底失控，他决定立即停止实验。
事实上，这次实验的后遗症在当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当得知实验结束的时候，囚犯们表现得欢呼雀跃，而看守们却觉得意犹未尽。他们不是为了贪图每天15美元的报酬，而是在享受一种作为看守的感觉。一些本来性格温和的学生在参与了实验之后突然变得凶悍起来，而大部分囚犯的扮演者在实验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都保持着对看守扮演者的痛恨和不信任。
在后来的心理测试中，参与实验的学生当中有三分之一被测试出有真正的“暴力虐待”倾向，这些在实验之前是不存在的；而囚犯中的大部分人都受到了心理创伤，甚至有两个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其中的一个在实验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宣布退出，当时，他的父母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于是，看守们决定准许他获得假释。但这名囚犯自己却不愿意退出，他在一门心思地组织其他囚犯进行更加激烈的反抗。
津巴多教授本人则遇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不仅要面对各界人士的指责和批评，而且在弄清楚自己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之后，他曾经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无法面对自己一手创造的这次实验。
至于卢旺达大屠杀中那些原本性格很温和的胡图族人，为什么会突然持刀砍向自己的邻居，我们或许也可以从这一实验中找到原因。
在实验中，扮演看守的学生们最开始并不愿意做出那些伤害其他人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本性或者其他原因，而是在他们之前接受的教育中一直重复着这样一个道理，伤害别人是不对的，再加上他们并没有理由去伤害自己的同学，虽然他们分属一个实验当中的两个不同阵营。
事实上，一个人在找到足以支撑自己行动的理由之后，几乎可以做出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扮演看守的学生在完全投入角色之后，就会渐渐放弃之前的道德坚持，对囚犯的羞辱和镇压也有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这是在挑衅我和我背后的体制，那么这时候对他们做出一些之前认为很过分的事情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并且在事后不会有一丝愧疚。”
在对卢旺达大屠杀参与者的采访当中，一个胡图族妇女告诉采访者自己当年亲手杀过一个图西族的小女孩，而之所以杀掉她，是因为她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经被杀了，如果不杀掉她，她就会成为孤儿，遭受各种痛苦。这个看起来非常荒诞的解释却成为这个女人毫无心理负担地把人杀死的理由。
如果只有一个人进行自我欺骗，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如果所有人都在进行自我欺骗，那么那些本来十分荒诞的、和自己原本的信念不相符的东西就会变得合理起来。
斯坦福实验当中的看守们，原本因为不伤害他人的信念和反权威的叛逆思想而对自己的身份非常不满，但当扮演囚犯的学生们真的做出了一些类似囚犯的事情之后，他们又会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作为看守的职责来。在双方一次又一次的互动中，看守开始把镇压囚犯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囚犯也因为受到迫害而认为进行抗争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向着不可测方向发展的恶性循环。
当一个胡图族人拿起刀的时候，他会怀疑自己的行为，更会本能地抵触屠杀行动；但当所有的胡图族人都开始做同样的行为时，自己的邻居就已经不再是普通的邻居了，而成为一种和自己敌对的存在。“他们已经不是普通人了，而是我们必须除掉的障碍”“为了大局着想”“必要的牺牲”等话语就成了他们的理由，这样一来，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了。
一些内心里不愿意把屠刀挥向自己邻居的人也难以幸免。身处于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产生“如果我不参与，就会被当成叛徒”的心理是在所难免的。而一旦开始杀人之后，“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反正我已经杀人了”等念头就会一丝一丝地蚕食掉本身的理智，甚至还会产生“即便我不杀也会有别人杀，甚至还会死得更加痛苦”等念头，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完成一项使命，是完全正确的事情。
提起法国大革命，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法国人民高唱着斗志激昂的马赛曲，一路前行的场景。但“革命并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1792年9月2日，就发生了法国历史上著名的“九月大屠杀”。
巴黎爆发的“九月大屠杀”在历史中被称作“九月惨案”，当时的巴黎爆发了“无套裤汉革命”，之所以称作“无套裤汉革命”，是因为当时的法国贵族只习惯穿套裤（紧身裤），而普通的百姓穿的是无套裤，因此“无套裤汉革命”指的是一场没有贵族的革命，是一场只有底层平民参加的革命。
当时的巴黎，外敌逐渐入侵，隆维已然失守，旺代等地甚至发生了保王党叛乱。9月2日，凡尔登陷落，巴黎警钟敲响，义勇军整装待发，这时候的巴黎谣言四起，有谣言说有犯人要在监狱中发起暴动，在这些谣言的蛊惑下，有群众和义勇军就自告奋勇地跑到狱中处死这些要发起暴动的犯人。
1792年9月2日至5日，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在这样的大屠杀面前，法律显然已经失去了它该有的约束力。9月2日晚上，大多数民众集合在了贡塞榭峄监狱，从晚上8时开始，进行了长达9个多小时的屠杀，死难者达到350人之多。而在另外一个监狱——亚培监狱，暴行更是持续了41个小时，同样屠杀了上百人，甚至还对一些被害人使用了极其残酷的刑罚，将其肢解。在这短短的3天时间里，整个巴黎一共有上千人死于这场屠杀，这场屠杀还蔓延到了巴黎之外的城市。
在这场大屠杀中，有一位典型的被害人，就是当时的德·兰巴拉公主。德·兰巴拉公主是当时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闺密，她在这场大屠杀中被活活虐死。“无套裤汉”首先用剑刺到了德·兰巴拉头上，然后又将她的额头划破，鲜血从划破的裂口处冒了出来，她全身上下都被血打湿了，德·兰巴拉失去了意识。
但是，“无套裤汉”不愿意德·兰巴拉就这样安静地死去，于是他们开始了更加残暴的行动，要让德·兰巴拉承受生不如死的折磨，他们用刺刀撕开了德·兰巴拉的衣服，纷纷用牙齿撕咬她的身体，这些疼痛让已经昏迷的德·兰巴拉又苏醒了过来。为了让德·兰巴拉感受到自己死亡的全过程，“无套裤汉”强迫德·兰巴拉站起来，继续对她进行折磨和羞辱。最后，德·兰巴拉被他们折磨得已经没有了丝毫站立的力气，他们才决定要赐德·兰巴拉一死，然后用武器杀死了她。
“无套裤汉”对德·兰巴拉的尸体也不放过，用利剑对她进行了分尸，砍去她的全部手脚，开膛破腹，完全不成人形。疯狂的人们将德·兰巴拉的肠子拽出体外，缠绕在手上来显示自己的勇敢，甚至有人将她的心脏挖出来，哈哈大笑。他们砍下德·兰巴拉的头颅，用长枪挑着，在关押法国王后的牢房窗外游行。德·兰巴拉公主的生命定格在她43岁时的这场恐怖血腥中。
法国“九月大屠杀”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也被人们视为法国革命的一次恐怖事件，当时英国驻法国大使发出了“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呀？”的感慨。
这个杀人群体杀了大约一千多人，这个群体中除了少数职业无赖，主要是一些小店主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等等。他们在别人的怂恿下，已经没有了判断力，他们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义举，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着杀人犯罪。他们感觉自己在整个屠杀过程中既是法官又是执行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丝毫不认为这是在犯罪。
这些人大多数都来自底层平民，对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人有着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在得知囚犯在监狱中可能24小时都喝不上水之后，他们感觉这一切都是狱警的错，这些狱警真的该死，就应该把这些狱警活活打死。阿巴耶就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一名罪犯，当这名囚犯被宣告无罪后，所有人都高兴地与他拥抱，疯狂地鼓掌。之后，他们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在整个屠杀的过程中他们的情绪都十分高涨，整个屠杀人群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他们围着尸体唱歌跳舞，欢快地观赏着被他们处死的贵族，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充满着正义的行为，这场屠杀是充满正气的屠杀。
在屠杀过程中，为了让女士们看得更加真切，就把女士们安排在了前面，于是其中的一名刽子手当时抱怨说，这样使在场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才能享受到痛打贵族的乐趣。他们决定让被害人从他们中间慢慢走过，然后用刀来刺伤被害人们的背部，这样痛苦的时间就会长一点，大家就都可以感受到痛打贵族们的乐趣。在福斯监狱，被害人甚至被剥得精光，每个人都观赏着被害人，直到每个人都看够看腻以后，再用刀切开他们的五脏六腑。
在他们的所有行为中，都可以看到群体头脑特有的那种幼稚的推理方式。因此，在屠杀了1200～1500个民族的敌人之后，有人提议说，那些关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其实是在养着一些没用的人，因此不如把他们全都杀掉，他的这种建议居然立刻就被采纳。在屠杀的过程中，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目的，好像每个人都是该死的，屠杀的范围越来越广，囚犯无一例外地全被处死，其中包括50名12岁到17岁的儿童，他们用自己的理由把这些人都变成了人民的公敌，全部处决。一周的屠杀结束，所有这些处决也终于停止，杀人行动也停止了，刽子手们以为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深信自己为祖国立了大功，还前往政府去请赏，有的甚至要求被授予勋章。
群体事件中，还有这样一个例子，攻破巴士底监狱时监狱长被杀，杀死监狱长的是巴士底监狱里的一个厨师。这个厨师与监狱长并没有什么冤仇，并且厨师还是监狱长选拔进来的。当时厨师无事可干，监狱长出于同情把他招了进来，没想到他竟然成为杀死自己的凶手。
《乌合之众》中记载：一群人通过武装斗争攻破了巴士底监狱的铜墙铁壁，这群人围住监狱长的时候非常兴奋，他们不断地向监狱长进行拳打脚踢，结束之后又开始了他们的屠杀狂欢，有人说要吊死他，有人说要砍下他的头，有人说要把他拴在马尾巴上……
狱长在反抗的过程中，踢中了一个殴打他的人，这时有人建议让那个被踢到的人杀了狱长，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在场群体的认同。此人正是这个监狱的厨师，他来巴士底监狱工作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事情可做，或者是出于一种好奇心，他被狱长踢到确实也是偶然。但是，这时群体的意见是让他杀了狱长，他认为既然大家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光荣的事情，而且还认为杀死了狱长一定会得到这个群体对他的认可。他便拿来一把刀，由于这把刀有点钝，所以并没有成功。因为是厨师，所以他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随身携带的小刀，很容易地就将狱长杀死。
集体其实就是那些组织有序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比起那些毫无组织性的群体来说，有时候可能更可怕，就像当年的纳粹，是一个组织有序、纪律严明的群体，在纪律严明的组织中，那绝对是身不由己的。集体主义精神必然消灭个性，扼杀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德国纳粹当年做出了无数的暴行：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和婴儿被受过高中或大学教育的人们枪杀。
【犯罪心理分析】
“九月惨案”，群众在暴怒之中，一口气杀死了上千人，这些人在群体情绪的怂恿下，感觉自己是在完成一个光荣的任务，是在为大家为国家做一件好事。他们冲进监狱杀人放火，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而不是在犯罪。他们满脸的正义感，没有任何愧疚地大肆屠杀。不管当时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的残忍，但是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感觉不到自己的残忍，在屠杀的过程中他们欢呼，他们舞蹈，在欢呼喧嚣中进行着血腥的屠杀。他们杀人的时候，满脸的正义感与荣耀感，享受着杀人和折磨人的乐趣。杀人之后，这些人没有感觉自己是在犯罪，反而要求政府为自己授予勋章。因为，自己替政府消灭了那些社会的残渣余孽，是为社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
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与我们在所有群体中看到的特征几乎都是一致的：易受怂恿、轻信、易变，把良好或恶劣的感情进行夸大，都披着某种道德的衣裳，等等。参与“九月惨案”的群体中间，这些特征一应俱全。
当时在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知道是谁下了杀掉犯人的命令，这些并不重要，但是，明确的一点是他们当时都受到了极大的怂恿和蛊惑，他们在这样的蛊惑之下开始了屠杀行动。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他们的这种行动有着强烈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他们认为自己是一名正义的爱国者，他们自己判断对方是否该死，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幼稚的良知得到了满足，于是他们认为他们是在进行着合法的屠杀，残忍的本能也可以尽情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