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闻到咖啡香，到了厨房，埃莱娜已经帮我倒了一杯，烤箱里面有个英式松饼。电视机开着，正在播放的节目是《今天》，主播凯蒂·库瑞克看着来宾侃侃而谈他那本讨论苏丹种族灭绝事件的书，正试图表现得开朗而得体。
埃莱娜说：“那个可怜的笨蛋。他正在上全国电视网，他写了一本主题严肃的书，可是所有人只会注意到他戴了顶假发。”
“而且品质还不太好。”
“如果是顶好假发，”她说，“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易看穿了。而且你想想头皮上黏着那块死麝鼠似的玩意儿，在摄影棚的灯光下会有多热。”
她喝了杯咖啡，但没吃早餐。她正要去上瑜伽课，一星期去上两天或三天，她觉得空着肚子去上课会更有用。她在八点十五分前出门，结果后来证明，真是幸好走得早。
因为八点二十五分插播本地新闻时，她不会看到。我原先漫不经心听着，但听到的内容让我竖起了耳朵。一个女子在曼哈顿被杀害，不过没说是谁或在哪里。这不稀奇，这个城市很大，这个社会很险恶，但不知为什么我转到“纽约第一”，这个地方新闻台会二十四小时持续播报本地新闻，我看完市长发表一份声明和一个乐观的天气预报，外加几则广告后，一个没出现在镜头里的记者报道着一名未婚的曼哈顿女子被残忍地凌虐谋杀，我的心直往下沉。
然后她所居住那幢大楼的画面充满屏幕，这不表示那一定是她，她不是唯一住在那幢大楼里的人，或许也不是里头唯一的单身女子。不一定是她，可能是另有其人被发现裸身陈尸在卧室里，而且是在记者阴沉地形容为“一个显然马拉松式的凌虐和侵害”之后，被刀刺死。
可是我知道那是她。
报道中说，她的名字要等到通知近亲后才能确定。她有任何亲人吗？我不记得了，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曾经听说过。我记得她父母好像过世了，她也没有孩子。她前夫还在吗？警方会需要通知她前夫吗？或者她有兄弟姐妹吗？
我拿起电话，拨了一个熟记在脑中的电话，一个不认识的声音说：“刑警队办公室。”我这才想起星期五已经过了，乔·德金已经不在中城北区分局了。我认识那个局里的其他两三个警察，不过不熟。而且这不是他们负责的案子，因为没发生在他们的辖区内。换了乔会帮我打几个电话，但我不能期望那里的其他人肯替我费这个事。他们只知道我是乔的一个朋友，一个当过警察没几年、辞职已久的家伙，他们什么也不欠我。
我还认识什么人？我曾密切合作的上一个警察是西一二六八街二十六分局的艾拉·温特沃思。案子解决后——事实上，那案子比较像是自行解决的——我们又联系了一次，他喜欢来我们公寓拜访，说埃莱娜的咖啡是全城最棒的。
可是我们没有继续保持联络，只有圣诞节时寄张卡片，而且现在打电话给他也没用，因为案子也不是发生在他的辖区。
不过我有她的电话。我拨了号，如果她来接电话，我可以想出其他事情来说。但我很清楚她不会来接了。铃响到最后，转到语音信箱，于是我挂断。早晚警方会设立检举电话，会有一个专线让人打去提供这个案子的线索，可是现在电视新闻还不会出现这类报导。我知道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个分局的辖区，我自己也曾在那个分局服务几年，不过当年的同事早就失去联络了。案子可能也不会归他们管，重案组说不定会接手，可是分局警察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应该有人知道些什么。
我查了电话号码，一个正好在办公室的警探接了电话。我没等他问，就报上我的名字和电话，告诉他我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人在他的辖区被谋杀。我认得那幢大楼，我有个朋友就住在里面，但是我没听到受害者名字，很担心就是我那朋友。
他叫我等一下，稍后回来说，他们还没公布受害者的名字。
我说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以前也当过警察。如果我告诉他我朋友的名字，他能否告诉我受害者是不是她？
他考虑了一下，然后决定这样应该没关系。我把她的名字告诉他后，电话那一端传来的片刻沉默便足以回答了。
“我真不愿意说，”他说，“不过我手上的名字就是这个。你要不要等一下？我帮你接到管这个案子的人。”
我等着，然后我猜他帮我转接前，向负责的人简报了一下。他名叫马克·萨斯曼，他和他的搭档被指派负责这个案子，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人接手，案子就归他们管了。
我会不会是她的亲戚呢？我说我不是。那么我可以联络上任何被害者的亲戚吗？我说没办法，也不确定她有任何活着的亲人。我没提到她前夫，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甚至是不是还活着。
“我们找了个邻居帮我们指认，”他说，“而且她长相就跟她抽屉里身份证件上的照片一样，所以她的身份其实没有问题。不过你来做个正式的认尸会更好，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尸体还在公寓里吗？
“不，法医检查过，拍完照片后，我们就把她移到这里了。她现在在停尸间，那是在……你知道在哪里的。”
我的确知道。我说我可能会耽搁一下，得先等我太太回家。他说没关系，不急。
“无论如何，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他说，“在你认尸之前或之后都行。如果你认识这个女人，也许你可以指点我们一些有用的调查方向。”
“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
“因为我们还没拿到鉴定科的初步报告，但看起来那个王八蛋没留下什么物证。地板看起来干净得简直可以吃。这是指如果你有胃口的话，但你不会的，只要你看过他怎么对待她，就不会有任何胃口了。”
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我反常地又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可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喝了太多咖啡了。我倒了咖啡，再度打开电视，其实电视里所讲的根本不会比萨斯曼所告诉我的要多。那名路况报道主播的声音让我心烦，于是他还没讲完，我就又关掉了电视。
我不断拿起电话听筒又放下。我到底想打给谁？又能说什么？有一度我拨萨斯曼的电话拨到一半，才想到自己在干什么，于是又挂断。我能告诉他什么？说我可以猜到是谁干的，可是我不知道凶手的名字，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他。
我看着电话，一个号码忽然闪进脑海里，我好几年没打过了。那是吉姆·费伯的电话，我向上帝祈求，真希望能拨那个号码，听到我已故的戒酒辅导人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那一端。他会跟我说什么？很简单，他会告诉我不要喝酒。
我不想喝酒，根本没意识到这点，不过现在我只是很高兴埃莱娜和我向来不在家里放任何酒精饮料。因为人们为什么要制造威士忌、装进瓶子里？不就是为了像眼前这样的时刻吗？
我还可以打给几个戒酒协会的朋友，有男有女，他们一定也会告诉我不要喝酒。可是我不打算喝，也不想跟他们说话。
我打给TJ，跟他简单讲了目前的情况。他说：“哦，大哥，真是太可怕了。”
“是啊，的确是。”
“我开了电视，听到他们播报了这条新闻，可是完全没把事情连在一起。”
“嗯，你怎么想得到呢？”
“该死，我觉得很难过。”
“我也是。”
“埃莱娜在家吗？”
“她去上瑜伽课了。这会儿应该随时会回来。”
“除非她直接去店里。你需要的话，我就过去，陪你等她回家。”
“股市不是开盘了吗？”
“快了，不过无所谓。纽约股票交易所没了我，还是照样可以运作。”
“你不必过来了，我没事的。”我说。
“你改变主意的话，打电话说一声就是了。我要不了一分钟，就可以结束这里的事赶过去。”
我挂了电话，试了埃莱娜店里的号码。我不认为她会过去，她很少在十一点之前开门，不过还是有可能。应答机接了电话，我努力维持正常的声音，告诉她是我，如果她在的话，请她接电话。没人接，我很高兴。
几分钟之后，我听到她的钥匙插进锁孔。
她开门时，我正站在离门数英尺之处，她一看到我的脸，就知道有事情不对劲了。我叫她进来，接过她手里的运动包，叫她坐下。
我不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坐下，我们说，指着椅子。你现在坐着吗？我们通过电话告知坏消息时，都会这么问对方。这有什么差别？我们真担心我们的话会击倒对方吗？有很多人听到坏消息时，会倒下去受伤吗？
振作一点——我们会这么说。好像这么说就真能让人振作，好像这样就能让人对噩耗有心理准备。
“电视新闻播了，”我说，“莫妮卡死了。她被谋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