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三点钟
我差一点上了镜子的当。我避开镜子，却落入玻璃窗的陷阱。我无所事事，晃着胳膊走到窗前。工地、栅栏、老车站——老车站、栅栏、工地。我打着哈欠，连眼泪都打出来了。我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拿着那包烟丝。应该装烟斗，但我没有勇气。我垂着两臂，前额靠在玻璃窗上。那位老妇人使我不快。她固执地碎步疾走，眼神迷惘，有时又畏葸地停住，仿佛刚有一个无形的危险从她身边擦过。她来到我窗下，风吹得她的裙子紧贴着膝盖。她站住了，整理一下头巾，手在颤抖。她又走了。现在我看见的是她的背影。老鼠妇！我估计她会朝右走上诺瓦尔大街，大概还有一百多米吧，照她现在的速度，得用上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我就这样待着，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瞧着她。她会停下二十次，再走，再停……
我看到了未来，它在那里，在街上，比现在稍稍更苍白。它为什么非要实现不可呢？那会给它增加什么呢？老妇人步履蹒跚地走远了，不一会儿又停下来，理理从头巾下遁出的一绺灰发。她走着，刚才她在这里，现在她在那里……我开始糊涂了，我是看见还是预见她的姿势？我再分不清现在和将来，然而它在持续，它在逐渐实现。老妇人在僻静的街上走，摆动着脚上那双肥大的男鞋。这就是时间，赤裸裸的时间，它慢慢来到存在中，它让你等待，可是当它来到时，你感到恶心，因为你发现它早已在这里了。老妇人走近街的拐角，成了一小堆黑衣服。对，不错，这是新事，因为刚才她不在那里。但这种新事褪了色，凋谢了，永远不会使人惊讶。她要拐弯，她在拐弯——无止境的时间。
我奋力使自己离开窗口，踉踉跄跄地在房间里走。我贴着镜子瞧自己，我对自己感到恶心，又是无止境的时间。最后我摆脱了自己的影像，倒在床上。我瞧着天花板，想睡一觉。
安静。安静。我不再感到时间的滑动和擦动。我看见天花板上的图像。首先是圆圆的光圈，然后是十字形，它们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接着，另一个图像在我眼睛的底部成形了。这是一个跪着的大动物。我看见它的前腿和驮鞍，其他部分被蒙在雾里。但我认出了它，它是我在马拉喀什见到的一头骆驼。它被系在一块石头上，一连六次跪下又立起，一些孩子们笑着喊着逗它玩。
两年以前真是奇妙。那时我一闭上眼，脑子里就像蜂箱一样嗡嗡响，于是我又看到一些面孔、树木、房屋、一个光着身子在桶里洗澡的日本釜石女人，一个死了的俄国人——他身上有一个大伤口，血流干了，在身体周围流成一大摊。我又感觉到古斯古斯的味道，中午时分布尔戈斯市满街上的油味，特杜安城街上飘浮的茴香味，希腊牧人的口哨声，我深为感动。然而很久以来这种快乐就耗尽了。今天它会再生吗？
一个炙热的太阳在我脑中迅速滑动，就像一张幻灯片，在它后面是蔚蓝色的天空，它摇晃几下便停住不动了，我的内心被一片金光照耀。这光辉突然来自哪个摩洛哥（还是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的太阳呢？我沉入了往昔。
梅克内斯。那位山民当时是什么模样？在贝达伊清真寺和桑树浓阴下那个可爱的广场之间，他在小街上径直朝我们走来，使我们害怕。当时安妮是在我右边还是左边？
太阳及蓝天都是假象。我这是第一百次上当。我的记忆就像魔鬼钱袋里的钱：打开钱袋时，看见的只是落叶。
至于那位山民，我只看见一只大大的、乳白色的瞎眼。这只眼睛真是他的吗？在巴库向我讲述国家堕胎原则的医生也是独眼。当我想回忆他的面孔时，出现的也是这个发白的眼球。他们俩像诺尔恩一样，只有一只眼睛，轮流使用。
至于当时我每天都去的那个梅克内斯的广场，事情更简单，它的形象完全记不起来了。我只模糊地感到它很可爱，而这几个字牢牢地连在一起：梅克内斯可爱的广场。如果我闭上眼，或者茫然盯住天花板，也许我能重建那个场景：远处有一棵树，一个矮壮的黑影朝我奔来。但这是为回忆而臆想出来的。那个摩洛哥人是瘦高个，当他碰到我时我才看见他。这么说我仍然知道他是瘦高个，某些简化了的知识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搜索记忆，但是枉然，寻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形象，我不清楚它们代表什么，也不清楚这是回忆还是臆想。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片断本身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字词。我还能够讲故事，讲得太好了（要说讲趣闻，除了海军军官和故事专家以外，我谁也不怕），但它们只是框架。有一个人，他干了这个，干了那个，但这不是我，他与我毫不相干。他游历一些国家，而对于这些国家我知之甚少，和从未去过一样。在我的叙述中，有时会出现从地图上看到的美丽名字：阿兰胡埃斯或坎特伯雷。它们在我身上引发了全新的形象，就像从未出门旅行的人根据书本所臆想的全新形象一样。我根据字词来遐想，就是这样。
然而在一百个死故事中，总有一两个活故事。对它们我是十分谨慎，偶尔讲讲，但不经常，惟恐损坏了。我打捞上一个故事，重又看见它的背景、人物、姿态。突然我停住了，我感到有损耗，我看见在感受的脉络之间出现了一个字词，我猜它将很快地取代我喜爱的某几个形象。我立刻停住，想别的事。我不愿意使记忆疲劳，不过这样做也没用，下一次讲述往事时，一大部分将会是凝滞的。
我做了一个泛泛的动作想站起来，去找我在梅克内斯拍的照片。它们放在推到桌子下面的一个纸箱里。其实何必呢？这些刺激性欲的东西对我的记忆力不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我在吸墨纸下面找到一张发白的照片，上面有一个女人站在水池旁微笑。我端详了一会儿没认出她来。照片反面写着：“安妮，朴次茅斯，二七年四月七日”。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缺乏深度，我被我的身体及从它那里像气泡般轻盈升起的思想所限制。我用现在来构筑回忆。我被抛弃，被丢弃在现在中。我努力要和过去会合，但是枉然，我逃不掉。
有人敲门，这是自学者，我把他忘了。我答应过让他来看我的旅行照片。真见他的鬼。
他在椅子上坐下。屁股紧张地挨着椅背，僵直的上半身向前倾斜。我跳下床，开灯。
“怎么，先生，刚才不是很好吗？”
“看照片太暗了。”
他不知怎样处置帽子，我接了过来。
“真的吗，先生？您真想让我看照片？”
“那当然。”
这是策略。我希望他看照片时会闭上嘴。我钻到桌子下面，将纸箱推到他的漆皮鞋旁边，抱出一堆明信片和照片放到他膝上：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
从他那副笑吟吟的开心神气，我明白要让他闭嘴谈何容易。他看了一眼那张从伊格尔多山俯瞰圣塞巴斯蒂安的风景照片，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说：
“啊，先生，您真走运，俗话说旅行是最好的学校。您同意这个观点吗，先生？”
我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幸好他没有讲完。
“那该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哪一天我能去旅行，出发以前一定要用文字记下我的性格，详详细细，这样，当我回来时，便可以把从前的我和后来的我作一番比较。书上说，有些人旅行以后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连他们最亲的亲人都认不出他们了。”
他心不在焉地摆弄一大包照片，取出一张放在桌上，但是不看，接着又死死盯住下一张照片，那是布尔戈斯大教堂讲道台上的雕刻——圣热罗姆像。
“您见过布尔戈斯的那个动物形状的基督雕像吗？有一本奇怪的书，先生，专讲那些动物形状，甚至人形的雕像。还有黑圣母？它不在布尔戈斯，是在萨拉戈斯吧？不过布尔戈斯也有一座？朝圣者都亲吻它，对吧？我是指萨拉戈斯的黑圣母。一块石砖上还有她的脚印？是在一个洞里？母亲们把孩子推下去了？”
他直挺挺地，双手将幻想中的孩子往前推，仿佛在拒绝阿尔塔薛西斯的礼物。
“啊，习俗，可真……真奇怪，先生。”
他稍稍气喘，对我扬起驴一般的大下颌。他身上有烟草和腐水的气味。那双美丽而迷惘的眼睛像火球一样闪光，几根稀疏的头发给头部蒙上雾气。在这个脑袋里，萨莫泽德人、尼亚姆—尼亚姆人、马达加斯加人、火地岛人都有极其怪异的庆典，他们吞食自己的老父亲和孩子；他们随着鼓声旋转，直至昏倒在地；他们是杀人犯，焚烧死人，将死人晾在屋顶上，或者将死人放在点着火把的船上，任它随波漂流；他们随意交媾——母与子、父与女，兄弟姊妹之间；他们毁伤自己的肢体，阉割自己，将托盘吊在嘴唇上，在腰部刻上凶恶的动物形象。
“我们能不能像帕斯卡尔那样说：习俗是第二天性呢？”
他那双黑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他在乞求回答。
“那要看情况。”我说。
他舒了一口气。
“我也是这样想的，先生。但我怀疑自己，得读过所有的书才行。”
他看到下一张照片，激奋起来，高兴地喊着：
“塞戈维亚！塞戈维亚！我读过一本关于塞戈维亚的书。”
他带着几分高贵神气又说：
“我记不起作者是谁了，先生，我有时爱忘。是讷……诺……诺德。”
“这不可能，”我立刻说，“您刚刚读到拉韦尔尼。”
话一出口我便后悔。毕竟他从未谈起他的阅读方法，这种狂热应该是秘密。果然，他不知所措，撅起嘴唇好像要哭，接着他低下头，一言不发地翻看十几张明信片。
但是，三十秒钟以后，一种强烈的热情使他膨胀，他再不说话就会爆炸了。
“等我完成学业以后（大概还需要六年），要是可能，我就参加大学师生们每年组织的近东旅行。我想对某些知识进行确认，”他热情地说，“我还希望遇到意外的事，新鲜事，总之，奇遇。”
他降低了声音，一副调皮的神气。
“什么样的奇遇？”我吃惊地问。
“各种各样的，先生。坐错了火车，下错了站，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丢了钱包，误遭逮捕，在牢房里过了一夜。先生，我看可以给奇遇下个定义：一件反常的、但并不一定是非凡的事情。有人谈到奇遇的魔力。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先生。”
“什么问题？”
他脸红了，笑着说：
“也许冒昧……”
“说吧。”
他朝我俯下身，半闭着眼睛说：
“您有过许多次奇遇吗？”
我本能地回答说：“有几次吧。”我的身体往后缩，避开他的口臭。是的，我这样说是出于本能，未经思考。一般说来，我为奇遇而自豪。但是今天，话刚出口，我便对自己愤愤不满，觉得自己在撒谎。我这一生没有任何奇遇，或者说我甚至不知何谓奇遇。与此同时，我肩上感到重负：气馁，这气馁与四年前在河内感到的一样，那时梅尔西埃催促我与他同行，而我闭口不答，只是盯住一尊高棉雕像。思想，这个使我十分厌恶的白色大物，就在这里，我有四年没有见到它了。
“我能问您……”自学者说。
当然啦！给他讲一件事，一件出名的奇遇。但是，关于这个我一个字也不想说。
“这里，”我俯在他窄窄的肩头上，指着一张照片说，“这里，这就是桑蒂亚纳，西班牙最美的村庄。”
“吉尔·布拉斯的桑蒂亚纳？我以为它是虚构的呢。啊，先生，您的谈话真使我长见识。显然您去过不少地方。”
我往自学者口袋里塞满了明信片、画片、照片，然后就把他赶出了门。他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灭了灯。现在我独自一人，不完全独自一人。还有那个思想，它在我面前，它在等待。它缩成一团，像只大猫待在那里。它什么也不解释，一动不动，只说不。不，我没有过奇遇。
我往烟斗里装烟丝，点燃烟斗，倒在床上，用大衣盖住腿。令我惊奇的是，我竟如此忧愁、如此烦闷。即使我的确没有过奇遇，那又怎样呢？首先，这似乎仅仅是语言问题。譬如我刚才想到的梅克内斯的那件事：一个摩洛哥人扑到我身上，想用一把大折刀扎我，但我给了他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下方……他用阿拉伯语喊了起来，于是来了一大群肮脏的人，他们追赶我们，一直追到阿塔兰市场。这件事，你管它叫什么都行，总之，它是我遇到的一件大事。
天完全黑了，我不知道烟头是否熄灭。一辆有轨电车驶过，天花板上闪过红光，接着又驶过一辆笨重的汽车，连房屋也在震颤。现在大概是六点钟。
我不曾有过奇遇。我有过麻烦事、事件、事故，你叫什么都行。但是没有奇遇。这不是语言问题，我开始明白了。我一直珍视某个东西胜于一切，但我自己并未意识到。那不是爱情，不是，也不是荣誉，也不是钱财，而是……总之我想像自己的生活在某些时刻会具有珍贵罕见的品质，那并不需要非凡的条件，我只要求一点点严格性。我目前的生活没有多少光泽，但是时不时地，例如当咖啡馆里响起音乐时，我便沉入往昔，心里想：从前，在伦敦，在梅克内斯，在东京，我也有过美好的时光，有过奇遇。但是现在，我连这一点也被夺去了。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我明白十年来我在欺骗自己。奇遇是在书本里。当然，书本讲的事也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但方式不同，而我重视的正是这种发生的方式。
首先，开始应该是真正的开始。唉！我现在明白我想要什么了。真正的开始，像一声号角，像爵士乐的第一个音符，它突然切断了烦闷，加固了瞬间。它属于那样的黄昏，你事后说：“那是一个五月的黄昏，我在散步。”你散步，月亮刚刚升起，你很清闲，无所事事，甚至有点空荡荡的，但突然间，你想道：“有点什么事发生了。”不论是什么事：黑影里轻轻的爆裂声或是穿过街道的隐约人影。但这件小事与别的事不同，你立刻就看出它只是隐在朦胧中的一个大形态的前部；于是你暗想：“有点什么事开始了。”
开始是为了结束。奇遇是不能加延长线的。它的意义来自它的死亡。我被永不复返地引向这个死亡——它也可能是我的死亡。每一时刻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引来后面的时刻。我全心全意地珍惜每一时刻，我知道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但我绝不阻止它的死亡。我在萍水相逢——在柏林和伦敦——的女人怀中度过的最后一刻——我热爱那一刻，我几乎爱上了那个女人——会结束的，这我知道。不久我就要去另一个国家。我再也见不到这个女人，再也见不到这一夜。我细察每一时刻，将它汲尽，无论是美丽眼睛里短暂的柔情，还是街上的嘈杂、黎明的微光，我都一一捕捉，并且永远将它固定在我身上。然而，那一刻在流逝，我不挽留它，我喜欢它流逝。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断裂了。奇遇结束了，时间又恢复它通常的惰性。我向后转头，身后那个富有旋律的美好形态完全沉没于往昔中。它越来越小，收缩成一团，现在，结尾与开端合而为一了。我瞧着这个金点在缩小，心想我愿意在同样条件下，从头到尾再生活一次，哪怕因此几乎丧命，哪怕因此而失去财富、朋友。然而，奇遇是不能重新开始的，也不能延长。
对，这就是我以前想要的——唉，也是我仍然想要的。当黑女人唱歌时，我是多么快活。如果我自己的生活成为旋律，又有什么高峰我达不到呢？
思想一直在那里，无以名之。它静静地等待。现在它似乎在说：
“是吗？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可这正是你从未得到过的（你想想，你一直用字词欺骗自己，将华而不实的旅行、女人的情爱、殴斗、玻璃首饰，称为奇遇），而且将来也永远得不到——任何人也得不到。”
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星期六，中午十二时
自学者没有看见我走进阅览室。他坐在最里边那张桌子尽头。他面前放着一本书，但他不在看书，而是微笑地看着右邻，那是常来图书馆的一位很脏的中学生。那青年最初任凭他看，后来突然伸舌头扮了一个可怕的鬼脸。自学者脸红了，赶紧将脸藏在书里，埋头看书。
我改变了昨天的想法。昨天我太生硬了，觉得有没有奇遇都无所谓，只想弄清楚是否可能有奇遇。
现在我是这样想的：要使一件平庸无奇的事成为奇遇，必须也只需讲述它。人们会上当的。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之中，他通过故事来看他所遭遇的一切，而且他努力像他讲的那样去生活。
然而必须做出选择：或是生活或是讲述。例如我在汉堡与埃尔娜相处的日子，我不信任她，她也害怕我，我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但是既然我在生活里面，我就不去想它。后来有一天晚上，在圣保利的一家咖啡馆里，埃尔娜离我去盥洗室。我独自待着，留声机里放出音乐Blue Sky。我开始向自己讲述来汉堡以后发生的事。我对自己说：“第三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叫蓝洞的舞厅，注意到一位半醉的高大女人。那女人就是此刻我一面听Blue Sky一面等待的女人，她即将回来坐在我右边，用双臂搂住我。”于是我强烈感到这是奇遇。埃尔娜回来了，在我身边坐下，用手臂搂着我，但我却莫名其妙地憎恶她。我现在明白：当你必须重新开始生活时，奇遇的印象便消失了。
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单调乏味的加法。时不时地你会作部分小结，你说：我已经旅行三年了。我在布维尔已经住了三年了。但是也不会有结尾，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座城市。再说，一切都很相似。两星期以后，上海、莫斯科、阿尔及尔，都是一回事。有时——这种时候罕见——你检查自己的位置，发现你和一个女人粘上了，你被卷入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一长串的日子又开始了，你又开始做加法：小时、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四月、五月、六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这，这就是生活。可是当你讲述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只不过这种变化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证据便是你说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仿佛世上确有真实的故事。事件朝某个方向产生，而我们从反方向来讲述。你似乎从头说起：“那是一九二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马罗姆当公证人的书记。”实际上，你是从结尾开始的。结尾在那里，它无形，但确实在场，是它使这几句话具有开端的夸张和价值。“我一面散步，一面想我的拮据，不知不觉地出了村。”这句话就它的本意而言，表明说话人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与奇遇相隔万里，即使有事件从身边掠过，他也视而不见。然而结尾在那里，它改变了一切。在我们眼中，说话人已经是故事的主人公。他的烦闷、他的拮据比我们的烦闷和拮据要珍贵得多，它们被未来热情的强光照成金黄色。叙述是逆向进行的。瞬间不再是随意地相互堆砌，而是被故事结尾啄住，每一个瞬间又引来前一个瞬间：“天很黑，路上没有人。”这句话被漫不经心地抛出，仿佛是多余的，但我们可别上当，我们将它放在一边。这是信息，到后来我们才明白它的价值。主人公所体验的这个夜晚的一切细节，都仿佛是预示，仿佛是诺言，甚至可以说，他只体验那些诺言性的细节，而那些不预示奇遇的事情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忘记了未来还没有来到，那人在毫无预兆的黑夜里散步，黑夜向他提供杂乱而单调的财宝，他并不作选择。
我希望我生活的瞬间像回忆中的生活瞬间一样前后连贯，井然有序。这等于试图从尾巴上抓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