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半
情况不妙！糟糕透了！我感觉到那个脏东西，恶心！这一次它在咖啡馆里袭击了我，这是从未有过的，因为迄今为止咖啡馆是我惟一的避难所，这里有许多人，又有明亮的灯光，然而以后连这也没有了。我在房间里走投无路时，我再也无处可去。
我来咖啡馆寻欢做爱，可是我刚推开门，女侍者玛德莱娜就对我喊道：
“老板娘不在，上街买东西了。”
我大失所望，生殖器一阵发痒，很不舒服。与此同时我感到乳头在与衬衣摩擦。我被一种缓慢的、有色彩的涡流围住、裹住，这是由烟雾和镜子组成的雾和光的涡流，尽头处有几张长椅在发亮。我不明白为什么它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我站在门口犹豫不决，这时产生了一股旋涡，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阴影。我感到自己被朝前推了一下。我在飘浮，明亮的雾气从四面八方进入我体内，使我晕头转向。玛德莱娜飘浮着走过来，帮我脱下大衣。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是往后梳的，她戴着耳环，我认不出她来了。我瞧着她的大脸颊，它们没完没了地往耳朵延伸。在颧骨下方的颊窝里有两个孤立的粉红色印迹，它们在这可怜的肉体上似乎感到乏味。面颊延伸，朝耳朵延伸，玛德莱娜笑着说：
“您要点什么，安托万先生？”
于是恶心攫住了我，我跌坐在长椅上，甚至不知身在何处。颜色在我周围慢慢旋转，我想呕吐。就这样，从此恶心不再离开我，它牢牢地抓住我。
我付了钱。玛德莱娜端走了碟子。我的玻璃杯紧压着桌面上一小摊黄色啤酒，酒里漂着一个小气泡。长椅的软垫在我坐的地方塌了下去，于是我不得不用鞋底紧紧蹬着地面，以免滑下去。天很冷。在我右边，他们正在呢绒桌布上玩牌。我进门时没有看见他们，只是感到那里有暖暖的一大团东西，一半在长椅上，一半在最里面的桌子上，还有成双成对挥动的手臂。后来玛德莱娜给他们送去纸牌、桌布和一只盛着筹码的木碗。他们是三个人还是五个人，我不知道，我不敢看他们。我身上断了一根弹簧，我能转动眼睛，但不能转动脑袋。我的头软软的，富有弹性，仿佛正好架在我脖子上。我要是转头，头就会掉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听见一个短促的呼吸声，眼角偶尔瞟见一个布满白毛的发红的闪光。这是一只手。
老板娘上街买东西时，她的表亲便替她站柜台。他叫阿道尔夫。我坐下时开始看他，一直看着他，因为我的脑袋不能转动。他穿着衬衣，挂着淡紫色的背带，衬衣袖子一直卷到肘弯以上。蓝衬衣上的背带几乎看不见，它们隐没了，隐藏在蓝色中，但这是虚假的谦虚，事实上它们不甘于被遗忘。它们温顺而固执，令我不快，仿佛它们原来要成为紫色，但中途却停了下来，放弃了最初的抱负。我真想对它们说：“去呀，成为紫色，事情就了了。”可是不，它们悬在那里，既未完成抱负，又痴心不改。有时，四周的蓝色滑过来将它们完全盖住，有一刻我根本看不见它们。但这仅仅是一阵波浪，不久以后，有几处蓝色变淡了，于是我看见迟疑不决的淡紫色像小岛一样露了出来，小岛逐渐扩大，相互连成一片，重新组合成背带。阿道尔夫没有眼睛，他的眼皮肿胀翘起，只露出下面一小点眼白。他在微笑，似睡非睡，不时地响响鼻子，叫一叫，身子轻轻抖动，活像一只睡梦中的狗。
他那件蓝布衬衣在巧克力色的墙壁前显得欢快。这也产生了恶心，或者这就是恶心。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感到它在那里，在墙上，在背带上，在我四周。它与咖啡馆合而为一。我在恶心中。
在我右手，那暖暖的一团开始喧闹起来，成双的手臂在挥动。
“噫，这是你的王牌。”“王牌，怎么回事？”一个大黑脊梁俯在牌桌上：“嘿嘿嘿！”“怎么，王牌，他出了王牌。”“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对，我出王牌。”“那好，红心王牌。”他哼唱：“红心王牌，红心王牌。红—心—王—牌。”说白：“怎么回事，先生？怎么回事，先生？我要了！”
再度寂静——我的口腔后部感到空气的甜味。气味。背带。
表亲站起来走了几步，将手背在身后。现在他微笑，抬起头，身体往后仰，重心放在脚跟上。他就用这种姿势睡着了。他摇摇晃晃，始终带着微笑，双颊在颤动。他要跌倒了。他往后仰，往后仰，往后仰，面孔完全对着天花板，接着，快跌倒时，他灵敏地抓住柜台边沿，又恢复了平衡。如此这般往返不已。我看腻了，将女侍者唤过来：
“玛德莱娜，在留声机上放一支曲子吧，好不好？你知道，就是我喜欢的那支歌：Some of these days.”
“好，不过这些先生们可能不高兴，他们玩牌时不喜欢音乐。哦，我去问问。”
我使出很大力气才转动了脑袋。他们是四个人。女侍者俯身对一位老头说话，他脸膛红红的，鼻尖上架着黑圈单片眼镜。他把纸牌藏在胸前，从下朝上看我一眼：
“好吧，先生。”
微笑。他的牙齿烂了。那只红手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邻座——一个蓄着黑髭须的人——的手。此人鼻孔极大，占去他半张脸，似乎足以为一大家人泵送空气，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张着嘴呼吸，还气喘吁吁。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长着狗脸的青年。第四位玩牌的人我看不清楚。
纸牌旋转着落在呢绒桌布上，然后几只戴着戒指的手拾起它们，指甲刮着桌布。手在桌布上构成白色的斑点，显得鼓胀，灰尘扑扑。纸牌不停地落下，手也来来回回地动。多么古怪，既不像游戏，也不像仪式，也不像习惯。我想他们这样做仅仅为了填满时间。但时间太长了，无法填满。我们往时间里投的一切都软化了，变得松弛。譬如这只红手，它踉踉跄跄地拾牌，这个动作太松弛无力，应该把它拆散、压缩。
玛德莱娜摇动留声机的手柄。但愿她没有弄错，可别像那天一样放上Cavalleria rusticana这首大曲子。她没有弄错，正是我要的曲子，一听旋律我就认出来了。这是一首拉格泰姆老曲子，迭句是歌唱。一九一七年我曾经在拉罗歇尔的街上听见美国兵用口哨吹这个曲子。它在战前就有了，但录音则是近得多的事。不过，这张唱片是这一套中最老的，是使用宝石唱针的帕泰牌唱片。
一会儿就有迭句，我最爱听，它像悬崖绝壁一样陡直地伸入海中。眼下还是爵士乐，没有旋律，只有一些音，一大堆小震动。它们没有间隙，一个不可变更的顺序使它们诞生和死亡，它们无法从容不迫，无法为它们自己而生存。它们在奔跑，一个紧跟着一个，狠命地敲我一下就消失了。我很想留住它们，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拦住一个，它在我手里将只是一个暧昧和萎靡的音。我必须接受它们的死亡，我甚至应该盼望它们的死亡。我的感觉很少如此尖锐，如此强烈。
我开始感到暖和，感到快活。这还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恶心的快乐。这快乐在黏糊糊的水洼深处，在我们的时间——浅紫色背带和破长椅的时间——深处伸展，它是由大而软的瞬间组成，瞬间的边沿渐渐向外扩展。它刚诞生就已经衰老，我似乎认识它有二十年了。
还有另一种快乐。外面有那条钢带——音乐的狭窄时间，它穿透我们的时间，拒绝它，并且用冷冷的小尖角刺伤它，这是另一个时间。
“朗迪先生出红心，你出A。”
声音滑过去，消失了。门开了，一阵冷气拂过我的膝头，兽医领着小女儿走了进来。但这一切丝毫无损于钢带，音乐刺破和穿越这些模糊的形状。小姑娘刚一坐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睁大眼睛，直挺挺地听着，一面用手在桌上摩擦。
再过几秒钟，那位黑女人就要唱了。这似乎不可避免，这音乐是必然的，任何东西也无法使它中止，任何来自这个让世界搁浅的时间也无法使它中止，它会自动地、按顺序地停止。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更喜欢这美丽的声音，不是因为它宽阔，也不是因为它忧郁，而是因为它被那么多音符千呼万唤才出来，音符的死亡带来了它的诞生。然而我很担心，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会使唱片停下来，或者是弹簧断了，或者是表亲阿道尔夫突发奇想。奇怪而感人的是，这段时间竟如此脆弱。任何东西都无法使它中断，然而任何东西都能使它破碎。
最后的音符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寂静，我强烈地感到：行了，发生了什么事。
Some of these days
You\'ll miss me honey.
发生的事就是恶心消失了。在寂静中，歌声渐高，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变硬了，恶心消失了。突然一下变得如此坚硬，如此鲜红，几乎令人难受。与此同时，音乐的时间膨胀了，像龙卷风一样膨胀开来，金属般透明的时间充溢了整个咖啡厅，将我们可怜的时间挤到墙边。我在音乐中。玻璃镜里滚动着火球，烟雾的环圈围绕着它们转动，将光线的冷酷微笑时而遮住，时而揭露。我的啤酒杯缩小了，蜷缩在桌子上，显得稠实、不可或缺。我想拿起它掂量掂量，我伸出手……老天爷！它变了，我的手变了。我的臂的动作像威严的旋律一样扩展，沿着黑女人的歌声滑动，我仿佛在跳舞。
阿道尔夫的脸就在那里，靠在巧克力色的墙上。它仿佛就在近旁。我捏紧手时，看见了他的头。它显出了结论一般的确凿性、必然性。我用手捏住杯子，瞧着阿道尔夫，我很快活。
“瞧这个！”
在嘈杂的背景前迸出了这个声音。这是我的邻座，那个红脸膛老头在说话。棕红色的长椅更衬托出他紫红色的面颊。他将牌往桌上一拍。方块王牌。长着狗脸的年轻人微微一笑。红脸膛牌友身子俯在牌桌上，偷眼瞧他，随时会蹦起来。
“瞧这个！”
年轻人的手从暗处露了出来，显得白净，它懒洋洋地在空中停留了一刻，接着便突然像鸢一样俯冲下来，紧紧压着桌上的一张牌。红脸膛的胖子跳起老高：
“妈的！他用王牌压。”
在痉挛的手指下露出了红心国王的模样，随后国王脸朝下地被翻了过去，游戏继续进行。漂亮的国王来自远方，那么多计谋，那么多已消失的行动为他的出现做了准备，而现在他也消失了，让位给另一些计谋，另一些行动，进攻，反攻，胜负易手，一大堆小小的冒险。
我很激动，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台停住的精密机器。我有过真正的冒险，现在想不起任何细节了，但我看到种种情境中有严格的连贯性。我曾漂洋过海，告别许多城市，沿着河逆流而上或者钻进森林。我总是朝另一个城市走去。我有过女人，有过斗殴，而我永远不能倒退，就像唱片无法倒转一样。但这一切将我带到了哪里？带到了此时此刻，带到了这张长椅上，带到了这个响着音乐的、光亮的气泡中。
And when you leave me.
是的，在罗马，我喜欢坐在台伯河畔，在巴塞罗那，我喜欢黄昏时分在宽人行道的街上散步，在吴哥附近的波罗坎巴莱小岛上，我见过一株用根缠着纳加神庙的印度榕树，此刻我在这里，和玩牌的人生活在同一时刻，我听着黑女人唱歌，外面是游荡中的虚弱的夜。
唱片停止了。
夜进来了，虚情假意，犹犹豫豫。人们看不见它，但它在这里，它蒙住灯光，你呼吸空气，感到其中有什么厚厚的东西，这就是它。天冷。一个玩牌的人将乱七八糟的牌推向另一个人，让他收拢来。有一张牌被漏掉了。难道他们看不见？这是一张红心9，终于有人拾起它来，递给了长着狗脸的年轻人。
“啊！红心9！”
很好，我要走了。红脸膛的老头低头瞧着一张纸，嘴里吮着铅笔头。玛德莱娜用明亮而无神的眼睛瞧着他。年轻人将那张红心9拿在手中转来转去。老天爷……
我艰难地站起身。我看见在镜子里，在兽医的头部上方，滑过一张非人的面孔。
待会儿我要去看电影。
新鲜空气使我很舒服，它没有糖味，也没有苦艾酒的酒气，可是，老天爷，天真冷。
现在是七点半钟，我不饿。电影要到九点才开演。我干什么呢？快步走走，暖暖身子。我在犹豫，我身后的那条大街通往市中心，通往灯火辉煌的中心区街道，通往派拉蒙宫、帝国宫、雅昂大商场，但它们对我毫无吸引力。现在是喝开胃酒的时刻。一切活物，无论是狗是人，一切自然活动的柔软主体，我都看腻了。
我向左转，我要钻进那排路灯尽头的洞里，顺着诺瓦尔大街一直走到加尔瓦尼大道。洞里刮着冰冷的风，那里只有石头和泥土。石头是硬的，而且不会动。有一段路十分讨厌。右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大团灰色气体，夹带着几串火光，发出贝壳类的声音，这是老火车站。它的存在丰富了诺瓦尔大街上的头一百米——从棱堡大街到天堂街——使那里出现了十几盏路灯和四家并排的咖啡馆：铁路之家和另外三家。咖啡馆在白天有气无力，一入夜便灯火通明，并向街心投下长方形的光影。我还要沐浴在三条黄色光影中。我看见从拉巴什针线杂货店里走出一位老妇，她将方巾拉起盖着头，跑了起来。现在走完了，我来到天堂街人行道的边沿，站在最后一根灯柱旁边。沥青地突然中止。在街对面是黑暗和泥泞，我空过天堂街，右脚踩在水洼里，袜子湿了。散步开始了。
人们不住在诺瓦尔大街这个区里。这里气候严酷，土地贫瘠，无法定居和发展。索莱伊兄弟（他们曾为海滨圣塞西尔教学提供有护壁的拱穹，价值十万法郎）的三家锯木厂门窗都朝西，开向静谧的冉娜—贝尔特—克鲁瓦街，使这条街上机声隆隆。三家工厂都背朝维克多—诺瓦尔大街，以围墙相连。这些建筑物沿着左边人行道，长约四百米，没有一扇窗户，连天窗都没有。
这一次我踩在水里走着。我走到对面人行道上，那里有惟一一盏路灯，它像地球尖端的灯塔，照着一道破损的、有几处被拆毁的栅栏。
木板上还挂着几张破广告。在一张星形的破绿纸上，有一个满脸仇恨的、美丽的面孔正在作怪相，有人用铅笔在它鼻子下面画了一副钩状髭须。在另一张碎纸上，可以看出白色的字puratre，它滴下几个红点，也许是血。这张脸和这个字也许属于同一张广告。现在广告撕碎了，它们相互之间的简单关系消失了，另一种关系则自动地在扭曲的嘴、血迹、白字、字尾tre之间建立了起来。这些神秘的符号仿佛试图表达一种毫不松弛的、罪恶的情欲。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可以看见铁路的灯光。栅栏过去就是一堵长长的墙。墙上没有缺口，没有门，没有窗，直伸到二百米开外的一座房屋。我走出路灯的光区，进入黑洞。我看着脚前自己的影子融入黑暗，我仿佛掉进了冰水。在前方尽头，透过层层稠密的黑暗，我看见浅浅的粉红色，那是加尔瓦尼大道。我回转身，在远方，在路灯后面，有一点光亮，那是火车站和四家咖啡馆。在我前面，在我后面，都有人在啤酒店里玩牌，但这里只有黑暗。风间或送来一阵微弱而孤独的铃声，它来自远方。做家务的声音、汽车的隆隆声、呼喊声、狗吠声，它们都留在温暖处，不会离开明亮的街道，但这铃声却穿过黑暗达到我这里。它比别的声音更坚硬，更缺少人性。
我停步聆听它。我很冷，耳朵疼，耳朵大概冻得通红。但我感到自己是纯净的，我的四周以其纯净征服了我。没有任何东西有生命，风吹着，僵直的线条遁入黑夜。诺瓦尔大街没有卑下的姿态，不像资产阶级的大街那样向行人献媚。没有人想到要装饰它，它恰恰是反面，冉娜—贝尔特—克鲁瓦街的反面，加尔瓦尼大道的反面。布维尔的居民对车站附近还稍加收拾，为了旅客有时去打扫打扫，可是再往远他们就完全不管了。于是这条街便盲目地、笔直地向前，与加尔瓦尼大道相撞。它被这座城市遗忘了。有时一辆土色大卡车飞快驰过，发出雷鸣声。这里甚至没有谋杀案，因为既缺乏凶手也缺乏受害人。诺瓦尔大街是无人性的，就像一块矿石，就像一个三角形。布维尔能有这样一条街真是幸运。一般说来，这种街只是在首都才有，譬如在柏林的新科隆或腓特烈海因附近，或者在伦敦的格林威治附近。这是些笔直的狭长通道，十分肮脏，刮着吹堂风，人行道很宽但没有树。它们几乎总是在城郊的古怪街区，有了它们才有了城市，附近是货车车站、有轨电车车站、屠宰场、煤气储气厂。暴雨过后两天，全城在阳光下半潮半干，散发出潮湿的热气，但这些街道仍然十分寒冷，而且到处是水洼和烂泥。有些水洼终年不干，除非到了每年的八月。
恶心待在这里，待在黄色的光中。我很快活，寒冷是如此纯净，夜晚是如此纯净，连我自己不也是一股冰冷的空气吗？没有血液，没有淋巴，没有肉体。在这条长长的通道里朝着远处苍白的光线流动。只有寒冷。
这里有人。两个人影。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一个小个子女人拉着一个男人的袖子。她低声说话，说得很快。由于有风，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你闭嘴，行不行？”男人说。
她仍然在说。男人猛然推开她。他们四目相视，迟疑不决，接着男人把两手插进口袋，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消失了。我与那女人相距不到三米。突然间，一种沙哑深沉的声音将她撕裂，从她身上迸发出来，整条街便响起了激烈冲动的话语：
“夏尔，求求你，你知道我对你说什么？夏尔，回来吧，我受不了，我太痛苦了！”
我从她身边走过，几乎能碰着她。这是……怎么能相信这个热情冲动的肉体，这张痛苦不堪的脸竟是……但我认出了那条头巾，那件大衣，以及她右手上的那块紫红色大胎痣。这是她，是女佣吕西。我可以帮助她，但她得有能力提出要求。我慢慢地从她面前走过，眼睛瞧着她。她盯着我，但仿佛看不见我，她痛苦得不知身在何处。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不错，是她，是吕西，但神情完全变了，不再是她自己。她正在埋头忍受痛苦。我羡慕她。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张开双臂，仿佛等待被打上烙印。她张着嘴，呼吸困难。我感到街道两旁的墙在升高，在相互靠近，她好像站在井底。我等了一刻，我怕她突然倒在地上，因为她很娇弱，承受不了这异常的痛苦。但是她凝然不动，仿佛像周围的一切那样变成了石头。片刻间我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她，这突然显现的才是她真正的本质……
吕西发出轻微的呻吟，惊讶地睁着大眼，用手摸着喉咙。不，她能承受这样的痛苦，这力量不来自她本身，而来自外部……就是这条街。应该搂住她的双肩，将她领到明亮处，领到粉红色温暖的街道上，领到人们中间，因为在那里人们不会感到如此强烈的痛苦。她会软化，恢复她那讲究实际的神气以及普通程度的痛苦。
我背朝她转过身去。毕竟她运气不错。而我呢，三年来过于平静。从这种悲惨的孤独中，我如今只能得到一点空空的纯净。我走开了。
星期四，十一点半
我在阅览室工作了两个小时，然后下到抵押广场抽烟。这是一个用红砖铺砌的场地，修建于十八世纪，是布维尔居民的骄傲。在夏马德街和絮斯佩达街的街口，横挂着旧铁链，表示禁止车辆通行。一些身着黑衣的女士在遛狗，她们沿着墙，在拱廊下慢慢走动，很少来到空地上，但她们像年轻姑娘一样偷眼瞧着居斯塔夫·安佩特拉兹的雕像，悄悄投去满意的目光。她们大约不知道这尊大铜像是谁，但是从他的礼服和高礼帽看，他显然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他左手拿着礼帽，右手放在一大叠对开本的文书上。她们感到底座上的这尊铜像像是她们的祖父。她们不需久久注视就能明白他和她们想法一致，在一切问题上都完全一致。他用他的权威，用被他的手所沉甸甸压着的渊博学识为她们服务，为她们狭隘而牢固的思想服务。黑衣女士们大可放心，尽可以安安心心地操持家务和遛狗。至于那些神圣的思想，那些从父辈传下来的良好思想，已不再由她们，而由这个铜铸的人来捍卫了。
《大百科全书》上有关于这个人物的几行文字，我去年读过。我把书放在窗沿上，透过玻璃窗看到安佩特拉兹的绿色脑袋。我读到他于一八九○年左右踌躇满志，提任学区督察，画了一些精美的小玩意，又写了三本书：《论希腊人的民主》（1887）、《罗兰的教育学》（1891）以及一八九九年的诗体遗嘱。他于一九○二年去世，受到同胞及有识之士的深深惋惜。
我靠在图书馆正面的墙上。烟斗快灭了，我抽了一口。一位老妇人畏畏缩缩地从拱廊里走出来，精细而固执地瞧着安佩特拉兹。她突然壮起胆子，尽快地穿过院子，来到铜像前站立片刻，一面翕动嘴唇。接着她那在粉红色石砖上的黑色身影便逃走了，消失在墙的裂缝里。
一八○○年时，这个广场也许是很轻快的，因为它有粉红色的地砖和周围那些房屋，但现在它却显出几分冷漠与不祥，稍稍令人厌恶，这是由于底座上那个高高的铜像。这位大学教师被铸成铜像，也就成了巫师。
我看着安佩特拉兹的正面。他没有眼睛，也几乎没有鼻子，胡须上到处有一种古怪的斑点，它像传染病一样，有时袭击本区所有的雕像。安佩特拉兹在致敬，在他坎肩上，靠心脏的地方，有一大块浅绿色印迹。他看上去体弱不适，精神不佳。他没有生命，是的，但他也不是死的。他发出一种隐约的力量，像风在推开我。安佩特拉兹想将我赶出抵押广场。我得抽完烟斗再走。
一个瘦瘦的大黑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使我吓了一跳。
“对不起，先生，我本不想打扰您。我看见您的嘴唇在动。您大概在重复您书里的话吧。”他笑了，“是在寻找十二音节诗句？”
我惊讶地看着自学者，他对我的惊讶感到吃惊。我说：
“在散文里不是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诗句吗，先生？”
我在他眼中的身价降低了。我问他此刻在这里做什么，他说老板让他走，他便直接来到图书馆。他不打算吃午饭，他要看书，一直看到图书馆关门。我不再听他讲，他大概离开了最初的话题，因为他突然说：
“像您那样享受写书的幸福。”
我得说点什么。
“幸福……”我的语气流露出怀疑。
他误解了这句回答，迅速纠正说：
“应该说：本领，先生。”
我们走上楼。我无心写作，便拿起有人忘在桌上的一本书，《欧也妮·葛朗台》，它翻到第二十七页，我机械地拿起它，开始读第二十七页，接着又读第二十八页。我没有勇气从头读起。自学者快步朝靠墙的书架走去，取回两本书放在桌子上，就像一只找到骨头的狗。
“您在读什么？”
他似乎不想告诉我，犹豫了一下，转动着迷惘的大眼，接着无可奈何地递过书来。这是拉尔巴莱特里耶的《泥炭和泥炭沼》以及拉斯泰克斯的《希托帕代萨或有益的教诲》。怎么了？有什么使他为难的，这些书不是很正派的吗？为了于心无愧，我翻了翻后一本书，其中都是高尚的东西。
三点钟
我放下《欧也妮·葛朗台》，又工作起来，但情绪不高。自学者看到我在写，用既尊敬又艳羡的目光观察我。我不时稍稍抬起头，看见从他那硕大的硬领中伸出一个鸡脖子，他的衣服磨损了，但衬衣却白得耀眼。他在同一个书架上又取了一本书，我从反面看清了标题，那是朱莉·拉韦尔尼小姐的诺曼底编年史《科得贝克之箭》。我不由得对自学者的阅读书目感到困惑。
突然间我想起他最近读的书的作者姓名：朗贝尔、朗格卢瓦、拉尔巴莱特里耶、拉斯泰克斯、拉韦尔尼。我心头一亮，原来这就是自学者的方法：按字母顺序来阅读。
我看着他，带着几分赞叹。慢慢地、坚持不懈地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他必须有多么大的毅力！七年前的某一天（他告诉我他已经自学七年了），他大模大样地走进阅览室，用眼光扫过那些靠墙的、不计其数的书，大概像拉斯蒂涅一样说：“人文科学，咱们俩来拼一拼吧。”然后便从右端第一个书架上取下第一本书，翻开第一页，对自己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定怀着敬畏之情。现在他读到了字母L，J后是K，K后是L。他从鞘翅目研究跳到量子论研究，从瘸腿帖木儿评传跳到抨击达尔文主义的天主教小册子，而且从不感到困惑。他什么都读，单性生殖的理论，反对活性解剖的论据，他都东拉西扯地全部收进大脑里。在他后面，在他前面，有整整一个宇宙。有一天他将合上最左端最后一个书架上的最后一本书，对自己说：“现在呢？”
该吃点心了。他老老实实地吃面包和一块加拉彼特牌巧克力。他垂着眼皮，我可以尽情欣赏他那美丽的、弯弯的睫毛——女人的睫毛。他发出一股老烟草的气味，吐气时还夹杂着淡淡的巧克力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