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清晨，气候温和干燥。这天早上，阿尔卡迪奥法官和他女人欢爱的时候，把蚊帐的挂绳扯断了，两个人一起跌到地上，裹在蚊帐里。
“搁在这儿吧，”法官的女人喃喃地说，“待会儿我来收拾。”
他们赤条条地从乱作一团的蚊帐里爬出来。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到箱子前去找一条干净的内裤。等他回来，他的女人已经穿好衣服，正在收拾蚊帐。法官走过去，也没有看他的女人一眼，就坐在床铺的另一边穿鞋子，还哼哼地喘着粗气。那女人跟了过来，把圆鼓鼓的肚子抵在他的胳臂上，用牙齿咬他的耳朵。法官轻轻把她推开。
“让我安静一会儿。”他说。
他的女人咯咯咯地笑了一阵，显得底气很足。她跟在男人后面走到房间另一端，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腰眼。“驾！小毛驴！”她说。法官往旁边一跳，推开了她的手。她不再逗弄她的男人了，呵呵大笑起来。蓦地，她把脸一绷，高声叫道：
“耶稣！”
“怎么啦？”法官问。
“门敞着哪！”她大声地说，“哎呀！真丢人！”
她咯咯笑着跑进盟洗室。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等着喝咖啡。牙膏里的薄荷味凉丝丝的十分爽口。他高高兴兴地走到大街上。太阳黄澄澄的。叙利亚人坐在自家店铺门前，凝望着静静的小河。走过希拉尔多大夫诊所的时候，法官用手挠了挠纱门，脚步不停地嚷道：
“大夫，治头疼哪种药最好？”
大夫从屋里回答说：
“头天晚上别喝酒最好。”
码头上，有几个女人正在高声谈论昨天晚上贴出来的一张新匿名帖。今天黎明时，天气晴朗，没有下雨。女人们去望五点钟的弥撒，看到了这张帖子，眼下弄得满城风雨。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停下来。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头牤牛，被人穿上鼻环直往台球厅里拉。进去后，法官要了一瓶冰镇啤酒和一片止痛片。刚刚九点钟，台球厅里已经高朋满座了。
“全镇的人都在闹头疼。”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拿着酒瓶走到一张桌子前。桌边有三位顾客守着啤酒杯在发呆。他在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
“又出事了？”他问。
“今天早晨贴出了四张匿名帖。”
“大伙儿看到的那张，”其中一个人说，“是给拉盖尔·孔特蕾拉丝贴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边嚼着止痛片，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第一口喝下去，觉得有点恶心。随后肚子里有了底，再喝就觉着清新爽口了。
“上面说些什么？”
“都是些混账话，”那个人说，“说她今年出了几趟门，她自己说是去装牙套，其实是去打胎。”
“这件事还用得着贴匿名帖？”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人们早就传开了。”
炎热的太阳刺得人眼睛生疼。法官离开台球厅的时候，却还没有觉出早晨带给人的不适。他径直朝法院走去。法院秘书——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那儿煺鸡毛。他用疑惑的目光从眼镜上面看着法官。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这档子事总得办啊。”法官说。
秘书趿拉着一双拖鞋走到院子里，隔着栅墙把煺了一半毛的母鸡交给饭店的厨娘。虽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接任已经十一个月了，今天却是他第一次坐在办公桌前。
这间破旧的办公室被一道木栅栏隔成两间。外屋，在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公正之神的画像下面，放着一张木制的长靠背椅。里屋，面对面放着两张旧办公桌，还有一个书架，书上积满尘土，另外有一台打字机。法官的办公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铜十字架。对面墙上挂着一幅镶框的石板画，画上有一个笑眯眯的秃顶胖男人，胸前佩戴着总统绶带，下面有一行金灿灿的大字：和平与正义。这幅画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件新东西。
秘书用手帕蒙住鼻子和嘴，开始用掸子掸掉办公桌上的灰尘。“要是不把鼻子遮上点儿，准得咳嗽。”他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坐在转椅里把头朝后一仰，伸直两条腿，试了试椅子的弹簧。
“摔不下去吧？”他问。
秘书摇了摇头。“上届法官维特拉遇害的时候，弹簧全都绷开了，”他说，“现在已经修好了。”他没有放下手帕，又接着说：
“换了政府以后，镇长马上派人来修理转椅。把专案人员派出去，四处进行调查。”
“镇长巴不得法院能正常工作。”法官说。
他打开中间的抽屉，拿出一串钥匙，接着把抽屉一个个全都打开。抽屉里塞满了纸。法官用食指翻了翻那些纸片，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他又把抽屉关好，把办公桌上的文具收拾了一下。桌上有一个红墨水瓶、一个蓝墨水瓶和一红一蓝两支钢笔。墨水已经完全干了。
“镇长对您很有好感。”秘书说。
法官坐在转椅里摇来摇去，一边擦抹椅子扶手，一边用阴郁的目光望着秘书。秘书凝视着他，似乎要把此时此刻的光线下法官端坐在转椅上的姿态永远印在脑海里。他用手指着法官说：
“维特拉法官遭到枪击的时候，和您现在的姿势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法官用手敲了敲太阳穴上暴出的青筋。他的头又疼了起来。
“当时我在这儿。”秘书朝木栅另一边走去，指着打字机继续说。他一面不住地唠叨着，一面趴在木栅上，举起掸子当枪一样对准阿尔卡迪奥法官，那副架势活像牛仔片里的江洋大盗。“三名警察就这样站着，”他说，“维特拉法官一看见他们，立刻举起双手，慢吞吞地说：‘别杀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椅子砰地倒在一边，维特拉法官摔倒在另一边，中弹身亡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用手使劲按住脑袋，直觉得里面咚咚直跳。秘书解下手帕，把掸子挂在门后，又说：“这件事，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喝醉了，说什么只要他在这儿，就要保证选举的纯洁性。”说到这儿他住了口，只见法官用手捂着胸口，蜷缩在办公桌上。
“您不太舒服吗？”
法官回答说，是的。他讲了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要秘书到台球厅去要一片止痛片和两瓶冰镇啤酒。一瓶啤酒下肚后，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心里清爽多了，脑袋也清醒了。
秘书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现在有什么可干的？”他问。
“没什么事。”法官说。
“您看，我能不能离开一下，帮玛丽娅把鸡毛煺了。”
法官不同意。他说：“这里是执法机关，不是煺鸡毛的地方。”他摆出一副关切的样子，自上而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又接着说：
“您把那双拖鞋扔了，穿双好鞋再来上班。”
临近中午的时候，天气越发热了。到十二点钟，阿尔卡迪奥法官已经灌下一打啤酒。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醉眼迷离地跟秘书谈起过去逍遥自在的生活。一个个漫长的礼拜天都是在海滨度过，不知餍足的混血女郎躲在大门洞里，和男人寻欢作乐。“那时候，生活就是如此。”法官一边说，一边把大拇指和食指捻得啪啪响。秘书一言不发，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阿尔卡迪奥法官说着说着，舌头有点不太灵便了，却愈发起劲地回忆着往事。
一点的钟声敲响了，秘书显得不太耐烦。
“汤都凉了。”他说。
法官不让他站起来，说道：“在这种镇子上，难得碰上一位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秘书连声道谢。他热得筋疲力竭，只得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这个礼拜五真是长得没有尽头。两个人坐在炽热的锌板屋顶下又闲扯了半个钟头。天气热得像蒸笼，镇上的人开始睡午觉了。秘书勉力支撑着，又提到匿名帖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耸耸肩。
“你也在挂念着这件缺德事哪。”法官说，他第一次用“你”来称呼秘书。
秘书不打算再闲聊下去，饥饿和憋闷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他并不认为张贴匿名帖仅仅是件蠢事。“已经死了一个人，”秘书说，“照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接着，他讲述了某镇发生的事。他说，由于到处张贴匿名帖，那个小镇七天之内就完蛋了，有的居民互相残杀，侥幸活下来的人把死者从地里刨出来，带着遗骨远走他乡，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法官听着秘书的讲述，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他慢悠悠地解开衬衣扣子，心里想，这位秘书倒挺喜欢情节恐怖的故事。
“你说的这些不过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侦探小说。”法官说。
秘书摇了摇头。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上大学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专门破解奇案的组织。每个成员都要看一本情节离奇的小说，看到关键的地方就停下来。周末，大家聚在一起来破解这些案件。“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法官说，“我很熟悉经典作家的作品，这自然帮了我大忙。经典作家们发现了生活的一条逻辑，借助它可以洞察一切秘密。”接着，他举出一个例子：一天晚上十点钟，有一个人在一家旅馆登记住宿，登完记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服务员给他送咖啡，发现他死在了床上，而且尸体已经腐烂。把尸体一解剖才发现，原来头天晚上的来客早在八天前就死了。
秘书站起身来，浑身的骨节咔吧咔吧直响。
“这就是说，来客到旅馆之前已经死了七天。”秘书说。
“这个故事是十二年前写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接着说，“但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这个秘密就被点破了。”
他正要把秘密说出来，秘书却忍耐不住了。“自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没有人弄清过匿名帖是谁贴的。”他毫不客气地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斜睨着他。
“我敢打赌，我会发现的。”法官说。
“好吧，一言为定。”
对面房子里，蕾薇卡·德阿希斯躺在闷热的卧室中，简直喘不过气来。她脑袋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打算睡午觉，可又睡不着。她在太阳穴上贴了两片湿润的树叶。
“罗贝托，”她冲着丈夫说，“你再不开窗子，我们都要热死了。”
罗贝托·阿希斯打开窗户。这时候，阿尔卡迪奥法官正好离开办公室。
“你睡吧。”罗贝托·阿希斯恳求体态丰盈的妻子说。她身穿一件薄薄的尼龙衫，张开两只胳臂，躺在玫瑰色的幔帐里。“我发誓把这一切通通忘掉。”
妻子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罗贝托·阿希斯睡不着觉，在卧室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亮的时候，他差一点抓住那个张贴匿名帖的人。他听见房子前面有沙沙的纸声，还听见有人用手来回摩挲，把纸平贴在墙上。不过，他明白得太晚了。等他打开窗子一看，匿名帖已经贴好，广场上连个人影也没有。
从那时候起，蕾薇卡·德阿希斯一直费尽心思地开导她丈夫，劝他不要激动。最后，她提出一个绝办法：为了彻底证明她的清白无辜，她愿意当着丈夫的面向安赫尔神父大声忏悔。这个委曲求全的法子还真灵验。罗贝托·阿希斯尽管气昏了头，听到妻子提出这个办法，也只好偃旗息鼓，不敢再闹下去了。到下午两点钟，他答应妻子说，不再惦记匿名帖的事了。
“心里有事最好说出来，”妻子闭着眼睛说，“闷在肚子里，会闹大病的。”
罗贝托·阿希斯走出房间，顺手把门关好。在这栋宽敞昏暗、关得严严实实的房子中，他听见隔壁屋里隐隐地传出电风扇的呼呼声，母亲正在睡午觉。他从冰箱里取出一杯柠檬水，喝了下去。黑人厨娘睁开一双困倦的眼睛看了看他。
厨娘待在一个风凉的地方，问罗贝托·阿希斯要不要吃午饭。他掀开锅盖，一只甲鱼四脚朝天地漂在滚开的水里。他脑海中倏地闪过一个念头：这只甲鱼被扔进锅里的时候，还是活生生的，等到把它端上桌子，用刀切开，它的心脏恐怕还得跳一阵吧。想到这儿，他并没有感到震悚。心底如此坦然，今天这还是头一次呢。
“我不饿。”说着他把锅盖盖好。走到门口，又说：“太太也不吃了。她一整天都闹着头疼。”
他的房间和母亲的房间有一条墁着绿砖的走廊相连。从走廊上望去，可以看见院子深处有一个铁丝搭的鸡窝。在靠母亲那边，走廊的屋檐下挂着几只鸟笼，还有好多盆艳丽夺目的鲜花。
他七岁的女儿刚刚在躺椅上睡完午觉，面颊上还留着藤条的印迹。她嘟嘟嚷嚷地向父亲问了声好。
“快三点了。”罗贝托·阿希斯压低声音说，然后又慈祥地补了一句：“快醒醒吧。”
“我梦见一只玻璃猫。”女儿说。
他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怎么回事？”
“全身都是玻璃的，”女儿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她梦见的那只猫什么模样，“就跟一只玻璃小鸟一样。不是鸟，是猫。”
罗贝托·阿希斯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愣怔怔的仿佛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迷了路。“把梦忘掉吧，”他咕咕哝哝地说，“这种事不值得记住。”这时，只见母亲走到卧室门口，他顿时打起精神来。
“你好点儿了。”他说。
阿希斯寡妇苦笑了一下。“我一天比一天好，好去投张票。”她抱怨地说，边说边把浓密的铁青色头发挽了个髻，然后走到走廊上给鸟笼换水。
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刚才女儿睡觉的躺椅上，用手垫着后脑勺，一双无神的眼睛瞧着身穿黑衣、骨瘦如柴的母亲和小鸟悄悄地低语。小鸟浸到冷水里，欢快地扑棱着翅膀，把水溅了老太太一脸。阿希斯寡妇换完水，扭过脸来，心神不安地打量着自己的儿子。
“你上山去了？”她说。
“没去，”儿子说，“有些事要办。”
“礼拜一再走吧。”
罗贝托·阿希斯用目光表示同意。这时候，一个赤脚的黑人女仆领着小女孩穿过堂屋，送她去上学。阿希斯寡妇站在走廊上，一直等到她们走出去。随后，她向儿子打了个手势，罗贝托·阿希斯跟着她来到宽敞的卧室里。电风扇还在呼呼吹着。老太太疲惫不堪地一屁股跌坐在电风扇前破旧的藤摇椅上。刷过浆的洁白的墙上悬挂着九个镶黄铜边的镜框，里面放着几个人童年时的照片。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华丽的床上。照片上有些人就是郁郁不乐地老死在这张床上的，其中就有罗贝托·阿希斯的父亲。他是去年十二月去世的。
“出了什么事？”寡妇问。
“你相信人们说的话吗？”罗贝托·阿希斯反问了一句。
“到了我这把年纪，什么话都得信啊。”寡妇回答说，接着又淡淡地问道：“人们说些什么？”
“说蕾薇卡·伊莎贝尔不是我亲生女儿。”
寡妇在摇椅上慢慢地摇晃起来。“按说她的鼻子长得可像阿希斯家的人。”她沉吟了一会儿，又漫不经心地问：“是谁说的？”罗贝托·阿希斯用牙咬着手指甲。
“有人贴了一张匿名帖。”
寡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的黑眼圈并非是长年失眠的结果。
“匿名帖又不是人。”她果断地说。
“不过，匿名帖上说的正是人们纷纷议论的，”罗贝托·阿希斯说，“虽然你也许不知道。”
其实，多年来镇上的人对她家有些什么议论，老太太是一清二楚的。像她这样的家里，到处都是女仆、干女儿、受保护的女人，上年岁的、年纪轻的都有，即使把她们通通关在卧室里，也难免要引起街谈巷议、流言蜚语。当年创建这个镇子的时候，阿希斯家的人不过是些猪倌而已。他们个个都好惹是生非，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教人议论的。
“人们说的话，虽然你听见了，”她说，“可也不一定都是真的。”
“蒙特罗家的罗莎莉奥和巴斯托尔一块儿睡觉，这件事谁不知道？”他说，“巴斯托尔最后那首歌就是献给罗莎莉奥的。”
“大伙儿说是那么说，可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寡妇反驳道，“现在倒好，人们都知道了，那首歌是献给玛戈特·拉米蕾丝的。他们准备要结婚，这件事只有他们俩和巴斯托尔的母亲知道。要是他们不那么使劲地保守秘密就好了。唉，咱们镇上也只有这么一件事没透出风来。”
罗贝托·阿希斯飞快地瞥了母亲一眼。“今天上午，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他说。寡妇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
“阿希斯家的人都爱争风吃醋，”她说，“真是家门不幸啊。”母子俩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工夫。快四点了，天气凉快下来。罗贝托·阿希斯关上电风扇，整栋房子顿时充满了女人的说话声和小鸟的啁啾声。
“把床头柜上那个药瓶递给我。”寡妇说。
她吃了两粒像人造珍珠一样圆滚滚的灰白色药丸，然后把药瓶交还给罗贝托·阿希斯，说道：“你也吃两粒吧，能让你好好睡上一觉。”罗贝托·阿希斯用母亲杯里剩下的水服下两粒药，把脑袋斜倚在枕头上。
寡妇舒了口气，沉思了片刻。她想着镇上那五六户和她家处境相似的人家，说道：
“这个镇倒霉就倒在男人都得去上山，女人单独留在家里。”这句话听上去，仿佛全镇居民都如此似的。
罗贝托·阿希斯渐渐地进入梦乡。寡妇瞅着他胡子拉碴的下巴和高耸的长鼻子，不由得想起了谢世的丈夫。阿达尔贝托·阿希斯也经历过这样绝望的时刻。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山民，一生当中只戴过一次赛璐珞的假领，而且总共才戴了十五分钟，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如今还摆在床头柜上。据说，就在这间卧室里，他杀死了一个同他老婆睡觉的男人，随后又把他偷偷地埋在院子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阿达尔贝托·阿希斯用猎枪打死的是一只长尾猴。当时，阿希斯太太正在换衣服，这只猴子蹲在卧室的房梁上，一边直勾勾地盯着她，一边手淫。猴子死了四十年了，可是流言一直未得更正。
安赫尔神父顺着陡峭的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上走。二楼走廊的墙上挂着几支步枪和子弹带。走廊尽头，一个警察仰面朝天躺在行军床上。他看书看得入了神，直到听见有人向他打招呼才发现神父来了。他把杂志一卷，翻身坐了起来。
“看什么呢？”安赫尔神父问。
警察给他看了看那本杂志。
“《特利与海盗》。”
神父扫视了一下那三间钢筋水泥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朝走廊的一面有个栅栏门，铁门闩又粗又大。在中间的牢房里，另外一名警察穿着短裤，叉开两腿，躺在吊床上睡得挺香。另外两间牢房空荡荡的。安赫尔神父向警察打听塞萨尔·蒙特罗关在什么地方。
“在那边，”警察用下巴指了指一扇紧闭着的房门说，“那是头儿的房间。”
“能和他谈谈吗？”
“不行，不准他和外界接触。”警察说。
神父没再坚持。他只是问了问犯人目前情况如何。警察回答说，他被安置在警察局最好的房间里，阳光充足，还有自来水。可是，他已经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镇长派人从饭店里给他送饭，他就是不肯吃。
“他是怕人家给他下毒。”警察最后说。
“你们应该从他家里给他打饭。”神父说。
“他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老婆。”
神父嘟嘟哝哝，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这件事我去和镇长谈谈。”他打算朝走廊的尽头走去，镇长派人在那里修了一间装有铁甲的办公室。
“他不在，”警察说，“这两天他牙疼，一直待在家里。”
安赫尔神父去拜访镇长。镇长精神委顿地躺在吊床上，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一罐盐水、一包止痛片，还有子弹带和手枪。他的腮帮子还在发肿。安赫尔神父把一把椅子挪到床前。
“找人把牙拔了吧！”神父说。
镇长漱完口，把盐水吐到便盆里。“说得容易。”他把头俯在便盆上说。安赫尔神父明白他的意思，低声说道：
“要是您同意的话，我可以去跟那个牙医说一说。”神父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又壮着胆子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就像头骡子，”镇长说，“早晚得给他几枪，把他脑袋打成漏勺。到那时候，我们俩就疼得差不离了。”
神父眼瞅着镇长走到水池边上。镇长拧开水龙头，把红肿的脸颊放在凉水底下冲了一阵，觉得舒服多了，然后他嚼了一片止痛片，用手捧起自来水喝了一口。
“说真的，”神父坚持道，“我可以去找牙医说说。”
镇长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随您的便吧，神父。”
镇长仰面躺在吊床上，闭目养神，两手放在后脑勺下，气哼哼地直喘粗气。牙不那么疼了。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只见神父坐在吊床旁边默默地注视着他。
“您又要为镇上哪一位说话呀？”镇长问。
“塞萨尔·蒙特罗，”神父开门见山地说，“他需要做忏悔。”
“眼下他不能和外界接触，”镇长说，“等明天预审之后，他可以向您忏悔。礼拜一得把他押送走。”
“要关押四十八小时。”神父说。
“哼，这颗牙折磨我两个礼拜了。”镇长说。
在幽暗的房间里，蚊子开始嗡嗡叫起来。神父朝窗外望了一眼，只见一片绯红的云彩飘浮在小河的上空。
“那吃饭的问题呢？”神父问道。
镇长下了床，把阳台的门关好。“我已经尽到责任了，”镇长说，“他既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老婆，又不肯吃饭店里做的饭。”说着，他开始在房间里喷洒杀虫药。神父在口袋里摸着手帕，害怕被药水呛得打喷嚏。他没找到手帕，却摸到了一封揉皱的信。“哎呀！”神父喊了一声，连忙用手指把信捋平。镇长停了下来，神父用手捂住鼻子，巳经来不及了。他一连打了两个喷嚏。“有喷嚏尽管打吧，神父。”镇长说，接着微微一笑，又加重语气道：
“咱们是讲民主的嘛！”
安赫尔神父也笑了。他拿出封好的那封信，说：“我忘了把信交给邮局了。”然后他从衣袖里找到手帕，擦了擦被杀虫药刺激得发痒的鼻子。他还在想着塞萨尔·蒙特罗。
“这样做等于教他挨饿。”神父说。
“那是他自讨苦吃，”镇长说，“我们也不能把饭强塞到他嘴里去。”
“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心灵。”神父说。
安赫尔神父用手帕捂住鼻子，两眼瞅着镇长在屋里走来走去地喷药。等镇长喷完，他又说：“他害怕人家给他下毒，这说明他的心灵十分不安。”镇长把喷雾器撂在地上。
“巴斯托尔很讨人喜欢，这一点他很清楚。”镇长说。
“塞萨尔·蒙特罗也讨人喜欢。”神父反驳道。
“可是，被打死的是巴斯托尔啊。”
神父看了看手中的信。这时，天色越发暗淡了。“巴斯托尔都没来得及忏悔。”神父咕咕哝浓地说。镇长把灯打开，躺到吊床上。
“明天我会好一点，”镇长说，“提审后，他可以做忏悔。您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表示同意。“我不过是为了让他的心灵得到安宁。”说完，他神态庄重地站起来，劝说镇长别服太多止痛片。镇长一面答应着一面叮嘱神父别忘了寄信。
“还有一件事，”镇长说，“无论如何您得跟那个拔牙的说一说。”他望着正在下楼的神父，又微笑着说：“事情办成了，大家更能相安无事嘛。”
邮电局局长坐在办公室门口，看着暮色愈来愈浓。安赫尔神父把信交给他，他走进邮电局，拿出一张一角五分钱的邮票，这是寄航空信的邮资，还要缴支援建设的附加邮费。局长用舌头把邮票洇湿了，又去翻办公桌的抽屉。路灯亮了，神父把几枚硬币往柜台上一丢，没有告辞就走了。
局长还在翻抽屉。翻了一会儿，他自己也不耐烦了，抄起钢笔在信封角上注明：没有五分的邮票。然后，他在下面签上字，盖上邮戳。
当天夜里，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发现圣水池里漂着一只死老鼠。特莉妮达正在洗礼堂里安放老鼠夹子。神父捏着尾巴把老鼠提溜出来。
“你这么干，别人可要倒霉了。”神父拿着死老鼠在特莉妮达眼前晃了晃，对她说，“有的教徒用瓶子装圣水，带回去给病人喝，难道你不知道？”
“这又怎么了？”特莉妮达问。
“什么怎么了？”神父说，“这还不明白，病人喝下的圣水里有砒霜。”
特莉妮达告诉神父他还没把买砒霜的钱给她呢。“那是石膏！”接着，她一五一十地对神父说，她把石膏撒在教堂的角落里，老鼠吃了石膏，过一会儿渴得要命，于是跑到圣水池里喝水。石膏遇见水，在胃里就变硬了。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拿钱去买砒霜吧，”神父说，“我可不想在圣水池里再看见死老鼠。”
书房里有几位女信徒正在等他，为首的是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神父把买砒霜的钱交给特莉妮达，说了声“屋里真热”。随后，他站在书桌旁，对面坐着三位太太，一语不发地等着他。
“有话请讲，尊敬的夫人们。”
她们互相望了望。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打开那把日本山水画折扇，直截了当地说：
“就是为了匿名帖的事，神父。”
她像给小孩讲神话故事的，用委婉的语气讲述了镇上居民的惊恐情绪。她说，巴斯托尔之死固然“完全是个人的事”，但是所有体面人家无不感到必须过问匿名帖的事。
年纪最大的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拄着阳伞，把话说得最明白：
“我们这些信仰天主教的妇女们决定干预这件事。”
安赫尔神父琢磨了一小会儿。蕾薇卡·德阿希斯长长地吐了口气。神父暗自心想：这个娘儿们怎么会散发出这样一股热烘烘的香味。你看她，浑身上下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白腻腻的皮肤照得人眼花缭乱，她长得多么丰满啊！神父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
“依我看，”他说，“对那些乌七八糟的话，我们不必介意。应该站得高一些，像以往一样，还是遵照上帝的意旨办事。”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另外两位太太不同意，她们觉得，“长此以往，这种灾难定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这时候，电影院的高音喇叭一颤一颤地响起来了。安赫尔神父用手拍了拍前额。“对不起。”说着，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找出教会审查过的电影目录。
“今天放什么电影？”
“《空中大盗》，”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是一部战争片。”
安赫尔神父按照字母的顺序，用食指点着长长一串经过批准的电影目录往下找，嘴里嘟囔着一个个片名。翻过一页，他停下来说：
“《空中大盗》。”
找到片名后，神父又用食指顺着横向查找对该片的道德评价。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影院老板的声音（本来应该放唱片的）。老板宣布，由于天气不好，影片暂停放映。屋里的一个女人补充说，观众们提出如果影片放映不到一半因雨停映，他们就要求退票。因此，老板才决定干脆不放了。
“太可惜了，”安赫尔神父说，“这部影片对大家都有教益。”
他合上电影目录，又接着说：
“我过去说过，咱们镇上的人都是遵守教规的。记得十九年前我来接管这个堂区的时候，曾经有十一户有地位的人家公开姘居。如今只剩下一户了。但愿这一户也维持不了多久。”
“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了自己，”蕾薇卡·德阿希斯说，“那些可怜的人们……”
“不必担心，”神父没容她把话说完，又继续说下去，“应该看到咱们镇上的变化。那个时候，来过一个俄国舞女，在斗鸡场专门为男人演出。演到最后，她居然把身上穿的衣服来了个大拍卖。”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打断神父的话：
“是有那么回事。”
是的，她确实记得人们传说的那件丑闻。当时，那个舞女脱得赤条条的。一个老头子在走道上大嚷大叫起来，随后跑到最高一层台阶，冲着观众撤尿。据说，其他观众也纷纷仿效。在一片狂呼乱叫中，你冲着我撒尿，我冲着你撒尿。
“现在，”神父接着说，“事实证明，咱们镇上的人是最听教区的话的。”
神父固执地坚持他的主张。他谈到在同人类的弱点和缺陷作斗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时刻，直讲得几位虔诚的太太热得再也听不进去了。蕾薇卡·德阿希斯又打开了折扇。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才发现，原来那股香味是从扇子里冒出来的。在憋闷的房间里，檀香味几乎凝固起来，经久不散。神父连忙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捂上鼻子，免得再打喷嚏。
“此外，”神父接着说，“这座教堂在整个教区里是最破旧不堪的，几口钟全都裂了，教堂里到处是老鼠。这还不是因为我把全副精力都用于提倡道德和良好风尚了吗？”
他解开衣领上的扣子。“体力劳动，那是任何一个青年人都能干的。”说着，他站了起来，“而培养道德观念，则需要坚持多年，需要多年的经验。”蕾薇卡·德阿希斯抬起一只仿佛透明的纤手，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上面镶有一块碧绿的翡翠。
“正因为如此，”她说，“我们才认为这些匿名帖会使您前功尽弃。”
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女人趁这个空说了一句：
“此外，我们还认为，现在咱们这里正休养生息，眼下这场灾难恐怕不太有利。”
安赫尔神父从柜子里找出一把扇子，不慌不忙地扇了起来。
“这两件事毫不相干。”神父说，“我们经历了一个政治上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家庭的道德并没有改变。”
他站在三位妇女面前接着说：“再过几年，我要向主教区报告，这里已经是个模范镇了。现在只差派一位年轻有为的人到这里来，兴建本教区最好的教堂。”
他十分疲乏地向大家躬身施了一礼，又高声说道：
“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老还乡，心地坦然地告别众生。”
这句话立即引起三位太太的反对。阿达尔希莎·蒙托娅代表大家说：
“这里就是您的家乡，神父，我们希望您一直待到最后一分钟。”
“要是想兴建一座新教堂，”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我们马上可以开始募捐活动。”
“办事总得按部就班啊。”神父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他换了一种口气说：“另外，我不想上了年纪还在堂区任职。我可不愿意像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那样。这位人称‘卡斯塔涅达-蒙特罗祭坛圣餐’的神父曾经向主教报告说，在他的堂区里，死鸟像暴雨一样往地上掉。主教派人去调查，看见他正在广场上和孩子们玩‘侦探捉贼’哪。”
几位太太听了这番话，有些莫名其妙。
“他是谁呀？”
“就是在马孔多接替我的那位堂区神父，”安赫尔神父说，“他整整一百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