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推进，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全中国大陆的解放指日可待。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西藏独立”的步伐，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纳入西方势力范围。较晚插手的美国，则想把西藏作为在冷战中遏制新中国的一个基地。
1949年6月下旬，西藏噶厦在印度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的精心策划下，发动了又一次“驱汉事件”。黎吉生诡秘地对西藏“外交局”局长柳霞.土登塔巴说：“拉萨有很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共军引进来”，并拿出了共产党人的名单。这一伪造的情报，使西藏上层惊恐不安。黎吉生还直接向达扎摄政进言：“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时期，你们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拉萨，如不这样，势必会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于是，噶厦经过紧急商讨后，决定于7月8日由首席噶伦然巴.土登滚钦“召见”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限令办事处及其下属单位人员必须在两周内离开拉萨，同时通知了国民党政府在广州的行政院。当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及其下属的小学、电台、气象测候所等单位人员共有300余人，在藏军的威逼下，分批经亚东撤离出西藏。这是一起明目张胆地策划“西藏独立”的严重步骤。此时已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立即发表声明：“西藏地方当局，此项措施，无论于理于法，实多未合”。行政院同时致函噶厦：对此事“深为骇惋”，“希即撤销前议，迅速恢复中藏固有关系”。
西藏当局断绝了同中央政府的电报联系，却同英国、印度保持着密切的邮电来往。国外从黎吉生的电报中获知拉萨发生“驱汉事件”后，英国路透社于7月27日称：“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统治的说法”。8月10日，美国合众社也说：“西藏当局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西藏当局此举也是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公然挑战。
早在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前后、蒋介石逃离南京时，美国共和党就大肆攻击杜鲁门总统“丢掉了中国”。美国当局出于内政的需要，一改以往明确表示西藏属于中国的态度，开始关注“西藏独立”问题。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露丝.培坎发表政策评述说：“一旦共产党在中国获得胜利，美国不应当继续认为西藏是在中国当局权力范围之内”。她主张立即派遣美国官员赴拉萨预先建立秘密联系。经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与西藏噶厦官员夏格巴联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Lowell Tomas，又译汤姆斯）父子于8月进入西藏。他们同摄政达扎以及噶厦高级官员进行密谈，鼓动西藏建立有技术的游击队，接受技术训练和军事援助等。托马斯父子在西藏活动了两个月后返回美国，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接见。后来他又向国务卿艾奇逊建议，要美国给西藏以更多的现代化武器，帮助他们抵抗进入西藏的中共军事力量。
西藏地方当局因为有美国人的来访而受宠若惊，急切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11月19日，美国外交人员在新德里会见了噶厦官员索康和有权势的邦达仓家族的一位代表。索康告诉这些人说，美国是“最强大和最有力量的国家”，并且是西藏的唯一希望。这样，美国就逐渐取代了英国，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
为加快扩军备战、改善藏军装备的步伐，西藏地方当局同印度政府联系，由印度派人来西藏探讨军援和扩军问题。9月，印度派其驻锡金政治专员达亚尔带着尼赫鲁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函到达拉萨，与噶厦进行了具体磋商，确定了西藏噶厦向印度购买军火的种类和数量，计迫击炮40门、炮弹2万发、步枪和冲锋枪子弹两百万发。9月16日，西藏官员会议讨论通过了经噶厦和基巧堪布提出的具体扩军措施。主要内容是：扩建藏军1万人；成立军饷局，统一调拨各地积蓄的粮食；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同印度签订新的条约等。在此前后，藏军已由11个团陆续扩充到16个团，主要兵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线。西藏地方当局妄图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噶厦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直接唆使策划下，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以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1949年12月2日，在向美国派出的使团携带的西藏“外交局”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称：“近来中国共产党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占领了新疆、西宁以及西康等地。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派出堪穷土登桑杰、定甲.多吉坚赞前往贵国，请求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西藏向其他国家派出的使团，也携带有同样措辞的信函。当西藏地方当局正在同这些国家接洽联系的时候，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这一信息。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当局的非法行径当即予以严厉斥责。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拉萨当局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加之美、英等国考虑自身利益，因而均表示不接纳西藏的“使团”。这样，就使西藏赴英、美、尼泊尔的“使团”未能成行，只有赴印的“使团”秘密前往了新德里。
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政府如此紧锣密鼓地策划“西藏独立”活动，严重地威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西藏的安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绝不能容忍国内外反动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得逞。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于9月2日发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社论在概述了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对西藏的侵略过程之后指出：他们“妄想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侵略者在白昼说梦话。任何人找遍中外公开出版的地图和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文件也无法找出任何的‘根据’”。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表明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分裂西藏的行径。藏族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声明，对西藏当局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殷切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前夕，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针对“驱汉事件”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后，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桑吉悦希（天宝）于1949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的阴谋，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羁留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2月2日，遭受亲英分子迫害而逃往内地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1950年2月，西康省藏族知名人士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表示将像当年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和西藏形势，高瞻远瞩地考虑了解放西藏的时机和策略问题。早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指出：中国“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具体。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总部又向全军发布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后正式名称为主席）。”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回复班禅10月1日的来电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
由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10月底前全部解放，战争已经结束，而解放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加上从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比较平坦，班禅行辕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泽东考虑改由西北局为主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赴苏联访问，在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此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后，即派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一月之后，范明交出一份调查报告。彭德怀据此于12月30日报告中央并毛主席。毛泽东当即于1950年1月2日由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将进军西藏的任务赋予西南局。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在电报中对进军西藏作了详尽的战略部署：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一九五一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五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一场举世瞩目的历史壮举，由此拉开了序幕。
“地主”受命
西南局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出访在苏联的毛泽东发回来的电报后，开始商量进藏人选问题。西藏是个很特殊的地方，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交通极其困难，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再加上清末民初中国外侮不断，内乱频频，西藏上层的一些分裂主义者与内地中央政府离心离德，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虽派官员驻拉萨，但不驻军，行政事务由其地方政府自治。新中国成立之前，西藏一直受到外国势力的渗透。如今，要进军西藏，由谁领军，非同一般，得慎重考虑。邓小平吸着烟，深思许久，对刘伯承说：“让‘地主’去吧！”“谁？”“张国华。”刘伯承笑了：“我也正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张国华，1914年10月22日出生于江西永新，1929年3月在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当兵。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张国华任红四军第二师五团连队指导员，长征途中任红一军团政治教导大队政委，到达陕北后任河东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第二团兼运西军分区政委、鲁西军区第七支队政委、教导第四旅政委。1949年2月18日，豫皖苏军区部队及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十旅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由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出任军长，谭冠三任军政委。张国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首任军长时，才35岁。然而，就是这么年轻的军长，却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当年，二野、三野发起渡江战役后，南京很快解放了，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刘邓决定抽各军的随营学校的人员来接管南京。部署会上，当张国华报出十八军随营学校人员有4500多人时，全场一片哗然，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二野其他各军随营学校人员的总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张军长如此富有，真是个‘地主’！”张国华“地主”的绰号自此落地生根。
1950年1月8日，张国华被召到重庆曾家岩西南局临时办公地。刘伯承首先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电报精神。邓小平则说，张国华可以指挥二野最有战斗力的十军部队进军西藏。张国华思考了许久，终于下了决心：“我还是带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给十八军传达了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并正式下达了进军西藏的命令，同时组织召开了十八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部署了工作。刘伯承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1月18日，十八军召开了动员大会，邓小平坐镇参加。张国华首先讲话。他站起来，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现在进军西藏是以我们十八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还要由我们到那里去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
邓小平以带头鼓掌的形式肯定了张国华的这次动员讲话，并给十八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3万人要进西藏，百事都需要有个谱。张国华正在“打谱”考虑时，却出现了一个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逃兵数量猛增。原来，十八军多数指战员是愉快表示服从进藏的，但个别不想去的“逃兵”私下捣鼓，讲了许多去西藏的坏处，开始没有及时发现苗头，因此，逃兵数量猛增起来，严重的一天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急得连队干部夜里都不敢睡觉，轮流把门，营团干部天天追问逃兵数量。张国华想，十八军是一支打日军、打老蒋的光荣部队，即使是在挺进大别山那样艰苦、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出现逃兵现象，今天去西藏完成更光荣的任务，却发生了逃兵事件，难道这支队伍变了？张国华气得虎眼圆睁，恨不能亲自去把逃兵抓回来：“去，把他们统统给我抓回来！”
军长的话就是命令，部队立即成立了“抓兵队”，四面出击，绑回来了许多逃兵。这边把逃兵绑回来，那边又出现了干部队伍里的“逃兵”。十八军第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副政委刘结挺写信提出“因身体不好，不愿进藏”。张国华拿信的手开始发抖，谭冠三也失去了当政委的沉稳，“他不去，捆也要把他捆到西藏！”张国华被政委嘴里的“捆”字一刺激，倒是把自己的思路激活了：进藏是件光荣的事儿，不能让这些人败坏了十八军的名声。于是，张国华决定：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西藏，就地转退地方。这一招还真管用。想当年，谁敢不把“荣誉”举过头顶！再说，“思想有问题的人”，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开小差的人急了，生怕被裁减，在自己的历史上留下污点，今后翻不过身来。这样一来，“写血书”的人纷至沓来，干部们只好倒过头来做那些留地方工作的人的思想工作。但张国华一言九鼎：逃兵一个都不要！
3月18日，十八军先遣队由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率领，如期从乐山出发。出发前，张国华一再提醒王其梅和李觉：“部队进藏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
王其梅和李觉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受到了当地族人和活佛的拥护。后来邓小平将进藏情给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久久不语，最后决定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进藏的十八军。
7月初，张国华率领的十八军部队全部抵达甘孜。部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一切，都看在格达活佛的眼里。于是，格达活佛主动接待了张国华。他说：“我认识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人，如果张军长需要，我本人愿意去拉萨劝和。”
张国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报告西南局，建议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前往拉萨谈判。
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张国华的电报后，立即请示中央。中央很快复电同意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格达活佛抵达西昌后，在英国特务福特的唆使下，西藏当局软禁了他，并于8月22日将其杀害。消息传来，张国华立誓：“坚决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之花开遍西藏！”为此，张国华向西南局和中央军委建议，进行昌都战役：“只有打开昌都的大门，才有可能和平解放西藏。”
昌都是进军西藏的必经之地。中央军委接到电报后，十分重视。毛泽东认为，“解放昌都有助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9月初，张国华正式接到中央军委有关昌都战役的作战命令。
接令后，张国华立即进行了“对昌都南北两线钳形作战”部署：南线由十八军五十三师一五七团担任，北线由五十二师担任。整个作战重点放在北线，主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中路部队正面进攻，左路部队迂回昌都以南，配合中路作战，右路由一五四团和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等组成，由师副政委阴法唐指挥，直插昌都西面20公里的恩达，对昌都实施千里大包抄，断藏军退路。
昌都战役在张国华的指挥下，于10月7日发起。
10月18日，右路部队如期抵达并抢占了恩达，封死了昌都的藏军退路，正面部队快速进攻昌都，于10月24日拿下昌都，歼灭了藏军6个代本（相当于团）全部、3个代本各一部，计5738人，其中毙伤180人，俘虏898人，争取一个代本投诚起义4317人，活捉了英国特务福特。
进军西藏的大门被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曙光突现。刘少奇称赞说：“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15日，张国华奉命回京参加谈判。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三人，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参与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字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参与签字的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凯黑·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签字后的当天，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张国华。当得知张国华曾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当过3个月兵的经历时，毛泽东说：“袁文才、王佐都是对革命有贡献的同志。”当然，毛泽东不会过多地回忆过去，但这次接见，留给毛泽东更多的印象是，张国华是“井冈山的兵”，以至于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称张国华为“井冈山”。对于西藏问题，张国华谈了筑路的重要性。毛泽东点点头，说：“要筑路与生产并重。部队要很快进入拉萨，为实行‘十七条协议’而努力。”
“佛光将军”
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要求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
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扫清了进军西藏的障碍。1951年10月，进军西藏的部队在张国华和谭冠三的率领下全部部署到位。红旗顺利地插到了世界屋脊上。1952年2月，以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基础，成立了西藏军区，同时撤销十八军番号。西藏军区为军级级别的军区，归西南军区管辖。司令员由张国华担任，政委由谭冠三担任。1955年5月，西藏军区由军级上升为大军区级，直接归中央军委领导，张国华、谭冠三分别升任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1955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张国华中将军衔。至此，由于张国华率部走进了雪域高原西藏，把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给如今人们称为“天堂”的地方带去了曙光。由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美丽的称号——“佛光将军”。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举行成立大会，正式成立。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担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担任秘书长。
虽然部队顺利进军西藏了，但西藏高层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断筹划叛乱，一而再、再而三，直到1959年3月发生了西藏大叛乱。1959年3月17日，达赖逃离拉萨。3月19日，拉萨叛乱分子聚集了7000余人，在罗布林卡成立了叛乱指挥部，并形成对西藏军区机关及其部队分割包围之势，打出来的口号是：“同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大干一场！”
此时，张国华因心脏有病在北京医治，但他密切注视着西藏。政委谭冠三在电话里对张国华说：“达赖和主要官员及家属都化装逃出拉萨了。”
张国华清楚，部队早已在拉萨周围布置好了，只要谭冠三和参谋长李觉一声令下，不要说达赖离开不了拉萨，叛乱分子一个个都将粉身碎骨，但毛泽东有指示，“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们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于是，张国华说：“这就对了。你们在西藏要注意安全，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先不要开第一枪’，因为兵力有限。明天我就按中央军委的命令，带五十四军三十师、三十一师和兰州军区的十一师入藏平叛。”
3月20日凌晨4时许，叛乱分子指挥部认为西藏解放军无能，为庆贺胜利，组织叛匪包围了军区大院。这时，偏偏西藏军区与外界失去了一切电讯联系。军区指挥机关危在旦夕。谭冠三在忍无可忍之下，于当天上午10时下达了反击命令。6个小时后，张国华与谭冠三终于联系上了，他向谭冠三通报了自己已带上部队向西藏进发的消息。谭冠三这才松了一口气。
至4月14日，平叛作战结束，捣毁了盘踞在山南地区的叛匪老巢，封锁了亚东以东、米林以西的边境线，切断了叛乱分子与国外陆上联系的重要通道。因在这次武装叛乱中，许多寺庙与叛匪有瓜葛，正在火头上的指战员们主张扫平它。张国华说：“不能。划叛乱寺庙要有确凿的、足够的证据。”
一句话，避免了寺庙的毁损。“‘佛光将军’保护菩萨”的事儿就传开了。
平叛结束后，西藏并没有就此安定下来，印度又盯上了这块佛土。1962年8月，印度政府悍然挑起一场大规模的侵略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战。
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冲突。
开始，为了避免边界冲突，中央军委命令部队，单方面从实际控制线上后撤20公里。
如此一来，印度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1962年10月18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中印边界问题作出重大决策，研究对印度的军事方针问题。
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会上，毛泽东问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我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同志！”
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任命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为前线总指挥。很快，一个代号为“419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
10月19日，张国华进驻前方指挥所。
10月20日7时30分，张国华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便铺天盖地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两个小时后，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笑了：“这么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10月23日，中央军委连电致张国华，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作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捷报频传，中央、军委极为高兴。”
电报转发部队，前线士兵被鼓舞起来了。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又指挥部队打了两次大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取得了骄人的战果：歼印军3个旅，生擒印军王牌旅长达维尔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印军7000余人。
1963年2月，张国华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常规会议，但张国华接到通知：“会议增加一个议题，毛主席要亲自听张国华汇报工作。”
2月19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张国华走上怀仁堂主席台时，原来泰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自己射来，都对着自己笑。张国华左看看，右瞧瞧，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张国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座位上去的，显得非常拘谨。
会议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由张国华同志汇报刚刚结束的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情况。毛泽东也看到了张国华的拘谨，他幽默地说：“‘井冈山’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仗打胜了，你还紧张么子哟！今天是你唱主角喽！”经毛泽东这么一讲，大家哄的一声，笑了起来，会场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张国华照直说起前线亲身经历的事来。张国华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都给我们作了及时、具体而又详尽的指示……”
张国华刚说完“指示”两个字，毛泽东又插话说：“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小平。”
张国华说：“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靠的就是我们的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毛泽东立即给予了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完，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张国华：“这是你的发明权。”
最后，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评价了中印边境之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1965年7月24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议案，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决议。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以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参加大会，并表示祝贺。大会于8日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等7人为副主席。9日，大会举行闭幕式，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西藏各族群众真正成为了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
50年来，从当牛做马到当家作主，从民不聊生到昂首奔小康……如今欢欣鼓舞的雪域儿女永远铭记：今天的幸福生活始终凝聚着党中央的心血、全国人民的关爱。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引西藏各族人民顺利实现了和平解放，进行了民主改革，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权，西藏实现了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跨越。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将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常系于心，开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局势稳定的崭新局面，推动西藏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
中央的特殊关怀为西藏插上腾飞的翅膀。为加快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央轮番启动了大规模的援建工作。仅1994年至2005年，中央政府累计投资630.11亿元，用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省市、中央国家部委和中央企业为西藏提供援助项目、物资和资金价值77.6亿元，援藏范围覆盖到全区所有地市和73个县（市）区。
为解决西藏缺少人才问题，国家各有关部门和全国各省市对西藏各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动员大批专业技术人员进藏参加建设。对重点工程建设，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藏进行调查研究、编制规划、勘察设计、指导施工。从1985年起，内地24个省、市开办西藏中学或西藏班，对在内地学习的藏族学生在学习、生活上给予特别的优待。
同时，中央还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包括对西藏财政补贴，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政策；在税收上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政策；对农牧业继续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等。在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确定对西藏继续实行的优惠政策有50条，2006年11月，国务院还制定了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40条优惠政策。
2007年1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藏“十一五”规划项目方案，确定项目180个，总投资1097.6亿元，其中“十一五”期间投资778.8亿元。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西藏“十一五”规划项目方案，是西藏发展进步历程中的又一大盛事、喜事。
党的温暖阳光照耀着西藏的山山水水，祖国大家庭的甘甜雨露滋润着西藏各族人民，一个又一个标志性工程支撑着西藏的发展，一批又一批援藏项目改造着西藏的河山，一串又一串援藏干部的足迹丰富着西藏团结奋斗的历史，一座又一座不朽丰碑矗立在各族人民心中……
我们高幸地看到，在党中央正确领导、英明决策、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无私支援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正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坚持“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不动摇，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经济社会建设正在并将继续取得辉煌成果。站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一个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必将昂首屹立在世界屋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