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的华北平原白雪皑皑。千里沃野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银色光芒。万物寂静无声，整？冬天正孕育着一场新的更大的萌动。
一辆吉普车疾驰。细雪夹着冰粒子刷刷地打在吉普车的顶棚和玻璃窗上，路坑坑洼洼，车子上下颠动，车内，陈毅已全然进入梦乡，胖胖的身子颠簸得像滚动在簸箕里的黄豆。刘伯承十分羡慕身边的陈毅，他没有这个本事，越疲劳，越难入睡，更不要说在如此颠簸的车上。
12月12日，在淮海战役进入尾声、黄维兵团即将全部被歼之际，毛泽东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发来一封电报：
“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则尚需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我们希望伯承能于12月20日至12月25日间到达中央会谈。”
1948年12月28日，刘伯承和陈毅风尘仆仆，紧赶慢赶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列席党中央政治局会议。
刘伯承一行还在路上，远远地就望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路口亲自迎接。
刘伯承微笑着和三位中央领导一一握手，镜片后的独目闪烁着镇定、自信的光芒。
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加强各野战军的正规化建设。
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整个大厅里回荡，激励着每一位出席会议的同志。
1月7日，刘伯承在会议上发言。他着重讲了4个问题：
（一）前年我们跃进式的进军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在最后胜利时，稳健地集中兵力使用，是极其重要的。
（二）开辟新区的组织问题。在未出动前最好即有地方党政及军区的配备。
（三）正规化。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如何着手，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
（四）野战军与后方问题。补给主要并尽可能取于前线，但完全解决人力、物力、财力问题，还必须靠后勤。这次170万人南下江南作战，没有后勤是不行的。
这4项意见，其实也是刘伯承对渡江战役及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设想。
此后几天，毛泽东专门召集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问题。刘伯承说：“总前委已经研究过，一吃掉杜聿明，大部队就可以向南开进，准备渡江。现在就是时间紧一点，部队很疲劳，需要抓紧时间结束淮海战役。”
刘伯承认为：在军事上，渡江是没有问题的，与进军大别山相比，那时我军是跃进式的进军，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一次是齐头并进，是一字长蛇阵，是全面进攻。但是美国可能出兵干涉，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毛泽东认真地听取了这位前方统帅的意见，随后分析了渡江南下的利弊条件。他说：“南方最广大区域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党的组织还不强大，群众还没有发动，这将给军队的给养供应和大城市夺取后的管理带来一些困难。可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当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之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大的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和1927年以后数年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还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这些都是有利条件。蒋介石的空海军也救不了他的命，三大战役他都有空军支持，但都输了。至于海军嘛，长江不是大海，海军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只要把炮往北岸一架，国民党的军舰就不敢开了。”
对于美国人可能出兵干涉，毛泽东认为刘伯承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他说：“我们还是要防止美国出兵，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占领沿海若干城市干扰我军作战作为一种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这一种计算现在还不能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之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虽然美国出兵干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为了应付美国出兵的局面，渡江作战时，让中野紧靠华野，两大野战军都在汤恩伯防区内突破，共同进攻南京、上海。总之，我们一定是要过江的，这个长江，我们是非过不可。”
1949年2月11日，中原大地，千里冰封，雪花纷飞。此时，一辆美式吉普正穿破晨雪，急驰在通往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途中。
车中坐的，是刚被中央军委任命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他正衔中央军委之命，火速从石家庄赶回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整顿部队，为渡江作战做准备。
到司令部后，刘伯承来不及休息，便以主要精力主持部队的整编工作。1949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陈赓5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部队以原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等7个纵队为基础，加以地方兵团升级，补充？兵、俘虏等，扩编为第3、第4、第5兵团，下辖9个军。
第3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王近山、杜义德任副司令员，下辖第10、第11、第12等3个军。
第4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3、第14、第15等3个军。
第5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6、第17、第18军等3个军。
第二野战军还成立了直属特种兵纵队，下辖1个榴弹炮团，1个战车队，1个工兵团，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兵力共28万余人，装备大大加强，拥有各种火炮1，500门？开始由单一步兵向合成军队和现代化的建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为胜利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和解放南中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它把正规化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刘伯承在3月份向毛泽东递交了工作报告。报告围绕着部队整编工作，系统地表述了有关正规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了组织调整、兵员补充和后勤建设等3个问题。关于组织调整，他说：“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不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且是组织的变动或扩大整编，这就必？牵动其他组织的调整。”他还强调，“统率机关，包括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件大事。”
关于兵员补充，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虏、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他认为：第二野战军“兵员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五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原来在中野正规军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同时在正规化的口号下，对那些指导不深入部队实际的官僚主义是要坚决反对的。”
关于后勤建设，他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畅通，部队物资拥挤和一切物资要当地人民供应，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站的设施，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地？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把各地已有的物资与输送工具充分组织起来，供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依靠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刘伯承为渡江战役所做工作的周密细致，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
晨风吹拂，毛泽东审阅完报告点燃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禁喃喃自语：“我有刘伯承，蒋介石完蛋了。”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刘伯承因年后刚从中央返回，便留在商丘主持渡江准备工作？邓小平与陈毅等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专门与邓、陈等人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初定4月10日为发起时间。
七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还受中央委托，提出渡江作战胜利后华东方面人事安排。
离开西柏坡的前夜，毛泽东披一件棉衣站在已经吐出铜钱大小新叶的柿子树下，和邓小平再次商谈渡江作战问题。
月牙挂在西天，他们已经谈了许久。毛泽东沉默了一阵子，说：“江南这扇门我们是要开启的，长江是开启这扇门的钥匙，我们一定是要过江的。和谈成功，我们就开过去，和谈失败，我们就打过去。这是任何人，任何国家不能阻挡我们的！”
夜色浓重，毛泽东最后用6个字结束了他们的谈话：“交给你指挥了！”
邓小平从中央回到总前委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渡江作战的指示。
3月26日，总前委会议在蚌埠南郊一个村庄茅舍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首先传达了中央对渡江作战的指示，然后说要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问题，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和提出问题。
前委成员和兵团司令们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分析了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是：
长江的港汊很多，特别是三野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故入江的出口较多。虽然国民党军近来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唯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需架设及增修桥梁，否则部队不易通过，对部队展开运动阻碍大。所以渡江作战，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先期展开侦察，尽可能地掌握这些情况，以利于部队行动。
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现在发给部队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移动较大。比如南通的狼山，原距江岸有数里之迢，现在江水已紧靠山麓。
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此等沙洲多沙质。沙洲可利用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必要时可先夺取之。
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以便提高作战技能。
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因月亮的引力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
长江的船民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比如说，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平放于饭碗上，而应放在桌子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言乱说，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民们禁止用枪打，怕惹祸上身；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听完大家的议论，邓小平说：“长江确有不少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不管有多少问题，渡江作战的核心是能不能登上对岸，只要上岸，一切好办。至于那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可以先不进攻。”
陈毅说：“我很同意小平的意见，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把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说：“1947年6月二野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司令员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近来他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战术问题，写了一份材料，叫《渡江作战之研究》。只是这几天他在组织部队向长江北岸开进，没来参加会议。不过他的研究材料却在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听。刘司令员可是我党的军事理论家。我在这里照本宣科，你们可要好好听哦！”
刘伯承在文中写道：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设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邓小平一口气念了许多，兵团司令们都听得入了迷，这些都是他们近些天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
可是，书到精彩处，邓小平突然止住，他笑着摆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老总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脚忙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总前委扩大会开了四五天，对渡江作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最后决定渡江时间延迟到4月15日黄昏，因为那天是阴历18，晚9时以前月亮不会升起，正有利于我军首批部队过江。
此后数日，邓小平一直在推敲渡江作战的总体方案。他集思广益，多次召开会议，把三野指挥部机关干部全部发动起来，主持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于3月31日完成，第二天即发往中央军委审核。
《纲要》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以全线渡江遂行本战役。
以第二野战军为西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以第三野战军为中、东两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间实施渡江。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司令员在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部队为西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指挥机构，直接指挥第8、第10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7、第9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棕阳段渡江作战；三野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
战役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
战役的关键在于第三野战军第7、第9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同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突击集团两个集团迅速东西对进，打乱敌之作战体系，完成钳形合围，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
第二野战军着重密切协同第三野战军行动，适时以主力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之任务，并以主力一部迅速出衢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纲要》同时指出：只要渡江成功，战局的发展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变成敌人全部溃乱的局面。
4月1日下午，邓小平和陈毅带着新组建的总前委的轻便指挥机构，在蚌埠火车站登上一节闷罐车厢，开向前线。
4月2日邓小平和陈毅醒来，列车已到合肥车站。出了车站他们乘吉普车向东开去，直奔总前委渡江战役的指挥位置——瑶岗村。
4月3日，他们刚刚到达新的指挥所，就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
4月1日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后来毛泽东在4月18日的电报中指出：
“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三野战军作战参谋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是这个村子曾驻过第27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对清楚。此外，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空袭的危险；瑶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以瑶岗为中轴，划出175公里至200公里的线，它的东北方紧靠津浦铁路南京终点的前站滁县，东南紧接芜湖至九江的防线，因此，总前委的指挥位置恰恰就在联结沿江东、西线渡江大军的中点上。
瑶岗的环境十分安静，村子里到处是浓阴遮掩的大树。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房主姓王，叫王世鑫，是个地主。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报科科长。
邓小平、陈毅住下的第二天，房主王世鑫的妻子到前院舀水浇菜，一位正在值班的士兵走过来，轻轻说：“大嫂，以后请你们不要过来。”
当时陈毅正在院中理发，听见警卫说话，忙问原因。有人汇报，说这个房主的大哥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做官。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怕啥子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陈毅住在这幢四合院头进屋的东厢房，屋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铁床，一张条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和方凳。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这个人民解放军中的大才子，这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就是起草部队进入城市后的布告等文件。
头进屋正中是值班室，常在这里值班的是邓小平的秘书谷奇、陈毅的秘书阔旭斌、张鼎丞的秘书沈曾华、舒同的秘书林路、曾山的秘书张华。
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他在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容住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10多个人，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