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似一条黄色巨龙卷着万顷泥沙，唤着九天雷霆，烟波荡荡，浊浪滚滚。人道黄河十滩九险，6月伏汛的黄河更是无滩不险。举目望去，滔滔黄河，飞腾冲荡，十几里宽的河面上浪峰一个跟着一个，沙崩似的重叠起来，聚成巨大的漩涡，发疯一般冲向堤岸，没撞碎的又退回去，和接踵而至的浪涛碰在一起，轰隆一声，撒向半天空，又瀑布似的崩泻下来，气势之磅礴，令人肃然。蒋介石把它比作“40万大军”，毫不不夸张。
6月30日，正是旧历五月十二。橄榄形的月亮从柳枝梢尖升起，慢慢向空中爬去。幽蓝的夜空纤云缕缕，月明星稀。大地在熟睡，除了永远醒着的黄河，只有夜风吹动芦苇与菖蒲叶子，发出声响。
寂静的夜色中，千军万马预伏在东阿至濮县150公里河堤附近。河两岸8个县的水手已经悄然地走向各个渡口。不久，船上的树枝、蒙布揭开了，船坞中的大船被推到渡点。芦苇、菖蒲丛里，不断有小船划出水面。青纱帐里的一排排大炮昂起炮管。
一切都在寂静中进行着。
李桥渡口的渡河前卫是第六纵队第18旅。从望远镜向对岸望去，月光下敌人的哨兵像虫子一样在沙滩上蠕动着，沿岸的防线50米一个暗堡，15米一个单人掩体，暗堡与掩体之间有一条二尺宽的壕沟联系着，沟前便是浊浪惊天的黄河。
旅长肖永银在渡河指挥部里抽烟。那真叫抽！一口下去，嘶啦啦燃掉半截子。他抽一口，看一眼表。嘀嘀嗒嗒，时针指到了晚上10时30分。肖永银把手里的烟头一摔，抓起电话机：“前卫团，5分钟内到达渡点！”
前卫团突击队4分钟就到了。一些在休整期间入伍的新兵还没有见过黄河，他们一边急匆匆地赶路，一边小声叨叨：“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过黄河不死心……”一站到黄河大堤上，便忍不住“呀”地叫了起来，心也“咚咚咚”地跳个不停。
渡河前，部队学习了刘伯承的《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人人写了立功计划。突击队2小队1排副排长李祥云一口气报了无数个第一：“我要第一班坐第一只船，我要第一个上船、第一个下船、第一个登陆、第一个占领暗堡，第一个炸毁堤上的碉堡……”
白天动员的时候，肖永银要求突击队渡河后迅速占领交通沟，巩固前沿，只要坚持半小时，第二梯队就能到。
渡口上的船夫、水手已经站在自己的船位上。许多人身上脱得赤条条，油亮的身躯镀着银辉，如一尊尊铜雕塑。
这一带本是梁山好汉的家乡。数百年前，好汉们揭竿造反，聚义梁山水泊，为后人留下了经世不衰的“一百单八将”的传奇佳话。他们的后世子孙秉承了不甘做奴隶的抗争性，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吃过他们的明枪暗箭，弄得天一黑就不敢在这一带出没。豪放的梁山好汉现在又为渡送刘邓大军大显身手。为了争第一船，打擂台，比武艺，一下子跳出了几百个“浪里白条”。10年前，他们都是“玩船”好手，水上功夫如蛟龙一般，专寻大河巨浪、波峰险恶之时纵身钻入浪里，与暴躁的黄河挑逗戏弄，享受征服者的欢娱。自从黄河改道，10年没展示过这种功夫了。接到护送大军渡河的任务后，他们集中起来，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已经把时间缩短到20分钟。这天晚上他们提出只要13分钟。这些好汉不仅艺高胆大，而且心也细致，船帮上都包裹上了棉胎、旧布，以防船只互相碰撞发出声响惊动敌人。
10时35分，突击队跨出壕沟，扑向渡口。
李祥云带着3个人和一挺机枪，跳上第一号冲锋船。当船桨拨动时，所有的小船和大船都已满员。
连一声咳嗽声也没有。月亮明晃晃的。
黄河的咆哮掩盖了船桨的击水声，水手们摇起20斤重的长桨、大橹，冲过惊涛骇浪。黄水托着小船倏地送上峰巅，又忽地推下波谷，几下子就把船上的战士弄得晕头转向，汗水大颗大颗地淌。有人开始“哇哇”地呕吐。
这段黄河河面宽1公里，45度的斜度又使航线加长了些。第一只冲锋船三分钟就到了河心，对岸的工事、碉堡在朦胧的月光中清晰可辨。
突然，对岸的机枪响了，子弹嗖嗖地飞过头顶。
李祥云的机枪随即扫过去，各船的机枪都打响了。
肖永银立即命令：“开炮！”
大炮喷射着冲天的火光。对岸的碉堡要塞在天崩地裂的轰鸣中猛然掀起几丈高的大火，燃红了半边夜空。
猛烈的炮击持续了5分钟，炮火照亮了夜空。
第一船已经抵岸，仅用了12分钟。李祥云第一个跳下去，带领突击班第一个登陆，第一个越过壕沟，第一个占领暗堡，立即又向东南追击逃敌。
2小队、3小队突击队员跟着跑过淤泥地，向一片黝黑的树林里冲过去。坐落在树林里的于谷村已成为国民党第55师的第543团一个营的据点。第543团团长姓寇，这天上午他奉命从后方赶来，仅仅11个小时，就撞上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肖永银双目盯着黄河对岸，望远镜里的树林布满烟尘。
突然，清脆的号音划过夜空，从对岸传来。这是突击队占领河堤及堤上碉堡的信号。从他们上岸到号响，只有7分钟。
这号声像春天的第一声布谷鸟鸣。黄河北岸，千军万马的大船队开始摆渡。
黎明前两小时，第一、二、六纵队的先头部队全部出现在黄河南岸的高堤上。指挥员展开地图，用手电照着，迅速地判断方位，发出一道道命令。
一夜之间，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全面崩溃，“40万大军”被刘邓大军踩在脚下。
闷热的夏夜，顾祝同辗转反侧，直到后半夜才睡安宁。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骤然响起。顾祝同开了灯，一看手表才凌晨4时，他睡眼朦胧，气恼地抓起听筒。第4绥靖区司令刘汝明报告：“顾总司令，刘伯承的主力部队昨晚过了黄河……”
电话那头的话还未说完，顾祝同便破口大骂：“放屁！”
顾祝同平素是不骂人的。他这一骂，倒把自己骂醒了：“我看你是让刘伯承诈糊涂了！黄河现在正值大汛，他们是飞过去的？”
刘汝明的声音沉重、急促：“总座！河北岸昨晚上打了一夜的炮，河防部队报告有上百只船载着刘伯承的主力过了河，现正向纵深发展……”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是有兵过河，也决不是刘伯承的主力。他们主力正在豫北。声东击西是刘伯承一贯的伎俩，不要上当。”顾祝同正要撂电话，又补了一句：“敌情速报！”
经这么一折腾，顾祝同睡意顿消，趿了双软拖鞋下床踱步。
“刘伯承……”顾祝同自语着，沉思着。
刘峙，那位当年与他共执教鞭于黄埔的同仁，正是误入了刘邓的“诡道”，才落了个被撤职的下场。顾祝同与刘峙都是国民党将领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两人最大的相似之处是宽容大度。当然这是别人的评价，顾祝同从来没有把刘峙和自己放在同一水平上相提并论。那个饱食终日、肥肠大耳、连兵法中的一二三都弄不清的刘峙，自然不是刘邓的对手。顾祝同打开风扇，深深叹了口气：“我不是刘峙，我决不会像刘峙那么蠢！”
清晨6时，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总座，是刘邓的主力过河，千真万确！从东阿到濮县，至少有40个渡点，兵力不下20万。”
刘邓的总兵力也不过十几万，顾祝同一听刘汝明说20万，压住火气反问：“既然20万重兵，40多个渡点，你刘司令怎么在他们渡河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察觉？”
刘汝明部长期驻军黄河南岸，官兵上下颇有河防经验。每逢这种雨淋天破、八仙难过的汛期，正是当官的回家或进城消遣，当兵的聚酒、赌钱、松散筋骨的时候。战报传来时，刘汝明也正在炕上抽大烟。他知道刘邓的主力正在豫北作战，这边天下太平，河防无防并不在意，所以最初他也不相信刘邓过河的报告。
这会儿，刘汝明不得不花费口舌向顾祝同解释，同时他也自知责任无法推卸，怎么说也圆不好，结果支支吾吾，语无伦次：“这种季节，河水又这么深……再说敌人采取宽大正面多点强渡，上来先破坏交通、通讯，待查明情况已经很被动了。而且，敌人上岸后不是命令第1梯队巩固阵地，掩护后续部队登陆，而是第1梯队过河后迅速向纵深楔进，这种用兵……”
刘汝明又糊涂了，更不敢在顾祝同面前妄加评论，停顿了一下，想起眼下最要紧的事，便又说：“请下命令派70师赶紧上来，否则怕顶不住，歼敌于河滩的计划难以实现。”
顾祝同撂下电话，仍然怀疑刘汝明的报告。
当时，南京有这样的传言：一诚（陈诚）不如一承（刘伯承），五刘（刘峙、刘茂思、刘汝明、刘广信、刘汝珍）不如一刘（刘伯承）。国民党军队官员的平庸、委琐、勾心斗角致使诸多事情由简单变得复杂，由有利转不利，白白断送了许多良机，顾祝同为此忧愤。此时，他既怀疑刘汝明的报告有虚，又狐疑刘伯承的过河是诈。正在举棋不定，电话铃又急促响起。
第70师师长陈颐鼎告急：“总座，共军主力大批渡河部队已经过了嘉祥、巨野，请示我师如何行动？”
“情报准确吗？”
“我师驻嘉祥、巨野部队亲眼所见。13团团长到环城办事，看到刘汝明兵团的55师正在紧急收拢部队，已经无力抵抗了。总座，我师是北上，还是阻截南窜之敌？”
“原地待命，敌情随报。”
刘邓渡河意图不明，现在还不能让第70师北上出击。
顾祝同的眉头越锁越紧。
刘邓主力过黄河确切无疑了。
刘邓12万大军盘马弯弓，不动声色，安如泰山，预伏了近一个月，形如大泽蛟龙，隐身匿形，纹丝不动。昨天一夜之间，龙曲虎跃，飞越黄河天险。正是守能藏于九地之下，攻能动于九天之上。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我经历了多次战争，但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胜利强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并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思——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他的创造性的想像力。”
负责黄河防守的国民党70师师长陈颐鼎、副师长罗哲东以及第55师副师长理明亚后来都被俘，在押往解放区途中经过黄河时，面对巨浪翻天的黄河，罗哲东诧异地说：“这么宽的河面，这么大的波涛，对面又有重兵把手，刘邓究竟怎么过的河呢？不可思议！”
理明亚坦然地说：“河防是我们55师把守的，守河我们还是有经验的，估计这种季节没人敢闯黄河，也就疏忽大意。当刘邓大军突然出现时，我们已经来不及组织抵抗。”
陈颐鼎接着说：“刘伯承真是天下奇才。这样的天险，隔岸又有重兵，居然敢迎面而过。自古以来，兵书战略上没有这样的打法。”
刘邓大军于6月30日夜，把敌人声称“抵得上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踩在自己脚下，引起了国民党军南京大本营一片惊慌，犹如他们的世界末日到了，到处是一片混乱……
消息传到南京时，蒋介石正设宴招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酒席宴会在酒酣耳热中进行。当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拿着前线电报，通过花坛边的林间小路，把电报送到蒋介石面前时，已经是华灯初上，正值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之际。蒋介石用餐巾揩揩嘴唇，却仍然提着象牙筷子，让着司徒雷登。
“请，请！”蒋介石不以为然，没有想到有多么重要的战报，他漫不经心地对郭汝瑰说：“你讲吧，什么电报？”
郭汝瑰咬着蒋介石的耳朵，告诉他说刘邓部已于6月30日突过黄河，十几万大军，已经开到黄河南岸。蒋介石猛惊一下，象牙筷子哐当一声掉在桌上。
尽管郭汝瑰把嗓门压得低低的，蒋介石听到的却像是一声炸雷，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呆坐着，良久之后，伸出干枯的手指，把前线这份战报，递到司徒雷登手中。
“哦！”司徒雷登刚阅读了几句，便惊叫起来。
这个平时温文尔雅，颇有东方学者之风的前燕京大学校长，一反平常翩翩风度。只听他说：“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是六·三零事件！这决不是好兆头。共军不费吹灰之力，把足当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攻破，这可真是个奇迹！这可能成为1947年度世界十大新闻中最耀眼注目的一条！”
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员面面相觑，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插嘴讲话。蒋介石官邸的玫瑰园里，顿时冷落得像坟场……
“魏刚防线被攻破了，东方的马奇诺防线被攻破了！”
这位1876年生于中国，1905年就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接着说：“美国政府每个月平均以三千万银圆的军费，以一千五百万元的政费，支援着国民党的政府……由于这个政府和军队自身的原因，看来前途黯淡。东方的马奇诺如果被攻破，第二个巴黎的陷落，又将在金陵重演……黄河只是一面盾牌，腐败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把利剑！……”
蒋介石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惶恐和尴尬，说：“大使先生放心，黄河防线被攻破，并不意味着共军的强大，只是我高级指挥官的疏忽，中了刘邓诱军之计。我将亲自指挥反击，把刘邓撵过黄河以北。”
蒋介石送走司徒雷登后，对他身边的人自我解嘲地说：“我说到做到，以十旅之师，奋力作战，我就不信撵不走刘邓！”
过河后的第二天，在山东寿张沙河崖村一间不大的乡村教室里，地上木条凳上坐着陆续到来参加会议的各纵队首长。
邓小平翻开6月30日《中央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豫北军民一致合作，粉碎共军狂妄迷梦——刘伯承部业已溃不成军》。
邓小平把报纸递给刘伯承：“真是天大的梦话！以为我主力还在豫北反攻呢？”
刘伯承笑道：“兵不厌诈，就让蒋介石继续做他的美梦吧！”
各纵队军政首脑到达后，会议开始。邓小平首先讲话：“大反攻的序幕已经揭开了，蒋介石自吹的‘抵得上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已经被我们攻破。我们渡河后的任务是什么呢？各位请看！”
邓小平的手有力地指向身后的地图说：“这一头是陕北战场，有胡宗南的20万人；这一头是山东战场，有顾祝同的45万人。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正是连接东西战场的中间地带。刘司令员有个生动的比喻——哑铃式，两头重，中间轻，这就是蒋介石重点进攻后的形势。”
“所谓中间细，就是摆在我们当面的只有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师，6个旅。此外，我们在渡河前，以太行、冀南的军区部队于豫北伪装主力发起进攻，豫皖苏部队向开封以南佯动，造成了敌人的错觉，转移了敌人视线。蒋介石命令在我野战军主力附近的王仲廉部由滑县向北开进，更加远离我之渡河地段。于是，这个哑铃的‘把’更细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斩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统区，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刘伯承接道：“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哩？拦腰砍去！”说着挥臂做了个有力的手势。
邓小平：“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刘伯承：“经过一年来的作战，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的总兵力由430万人降至373万人，能用于机动的兵力仅49个旅。胡宗南占领延安，蒋介石说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我说这是大战役时代的开始。当然，总的说来蒋介石的军队在兵力、装备上仍占很大优势。但党中央和毛主席洞悉了整个形势，提出了中央突破的战略方针，决定以主力打到国统区，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
在座的纵队干部被刘邓的讲话吸引了，互相交换着赞许的眼色。
邓小平点燃了一支烟，用目光扫了一下会场：“同志们，毛主席的这个战略决策去年打平汉战役之后就有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到了今年初，毛主席又准备动这一招棋。这无疑是一步险棋。打扑克我在行，下棋不行。在座有懂棋道的，可以理解毛主席动这一步棋的沉重。”
“今年3月以后，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态势摆好了。毛主席不再犹豫，指示我们6月1日前休整完毕，10日前渡过黄河，向外线进击。我们根据敌我情况，请示了中央，把渡河推迟到了6月底……”
刘伯承用手扶扶眼镜，接道：“实行战略转移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同志们不要把这次渡河与以往出击陇海路等同看待。渡河之后，我们就要时刻准备实施战略反攻，要大胆地把敌人甩在后面，长驱直入，跃进到敌人的战略后方去！”
邓小平指着地图：“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像孩子穿的‘兜肚’，是长江向南面的一个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
纵队首长们惊讶不已。邓小平接着说：“大别山是敌人的兵库、粮库、财库，也是战略上最敏感的地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进攻陕北、山东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粉碎敌人的重点战略进攻。当然，这样一来，我们的担子就重了。不论在跃进途中，还是到大别山之后，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困难……”
邓小平停顿一下，接着说：“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是以中原为基地，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同志们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出去，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就都会渐渐消耗殆尽。现在，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1，600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备，野战军、地方军，晋冀鲁豫原有40多万人，长期下去怎么养得起？前几个月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的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都杀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如此下去怎么得了？这不但不能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连我们的解放区也会不打自垮。”
“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就在于他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进行，彻底搞垮解放区，以达到他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目的。我们的战略呢？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到他的老窝里去！”
最后，刘伯承对南征行动作了具体部署。野战军决定出动前先在鲁西南打几仗，以减轻南下的负担。
与此同时，蒋介石磨刀霍霍，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妄图把刘邓大军赶回黄河以北，重新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为此，蒋介石放弃了在南京迎接美国总统特别代表的活动，直下郑州。到了郑州，他顾不上旅途劳累，连忙召开作战会议，面对鲁西南战场地图，研究对策。
这次在郑州召开的作战会议，除了西北战场的胡宗南外，国民党要员如白崇禧、陈诚、顾祝同、刘峙，整编师以上将领孙连仲、王敬久、王仲廉、胡琏、邱清泉、孙元良、李弥等都来了。作战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把刘邓主力逐回黄河北岸。
会场的气氛严肃而拘谨。围绕中心议题，蒋介石首先征询白崇禧、顾祝同、刘峙的意见。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戎马一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也知蒋介石不会采纳他的意见，于是干脆一言不发。顾祝同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员，蒋介石曾任该校校长。顾见蒋征求他的意见，忙说：“校长的脑袋，就是学生的脑袋。”
刘峙赶紧附和：“领袖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
蒋介石见部下不敢多语，就宣布命令：“王敬久、王仲廉两个集团军并肩作战，以55师守郓城，以63师守定陶，吸引刘邓屯兵城下，以整32师、整66师和整70师各10个旅的兵力，齐头并进，把共军逼过黄河去，否则就地消灭！”
接着，蒋介石猛地扔下手中的红蓝铅笔，厉声说道：“逼刘邓部背水而战，把他们置于死地！”
自从开战以来，还从未见蒋介石这样气急败坏过，他瞪着满布血丝的大眼，面壁喊道：“挡不住他们的进攻，我就自动下野，情愿辞职引退，回浙江奉化，不！我到中山陵去，我去自戕！”
蒋介石悲怆地发着脾气，使他身边的高级将领为之咋舌……
刘伯承同志在作战室里，久久凝视着王敬久指挥的7个旅在黄河边上排列的阵势，心中琢磨：王敬久是蒋军嫡系指挥官，手中掌握蒋军的“王牌”，在战场上经常唱主角，可他把这7个旅一字摆开，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叫什么阵势，妙在何处，为什么这样摆？
刘伯承喝了一口茶，一直在思索着。此时，邓小平正深入到部队中，了解部队渡河后的情况。
刘伯承站在作战室的作战地图前凝眸良久，突然转身，向作战科长吩咐：
“立即派车接回邓政委，快请他回指挥部！我马上要见到他，请他到作战室来！”
小吉普越野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出，没有用多大工夫，邓小平被请回作战室。
刘邓并肩思谋，又一场激战在酝酿之中。邓小平自己搬来一张柳木椅子，坐在地图前面，刘伯承叫人从院落中捡来一根枯枝，当作指挥杆。他说：“为要把我军赶回黄河北岸去，蒋介石派王敬久统一指挥这一作战行动，敌人分左右两路，左路军以55师的两个旅守郓城，整63师之153旅守定陶。而以右路军之32师、整66师、整70师共7个旅，以击我侧背，迫我作背水之战！”
“敌人总想打自己的如意算盘，要知道打仗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早说过，我们不是韩信，决不背水而战！”邓小平谈锋犀利，一语道破敌人的阴谋。他又说：“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革命部队都是有觉悟的战士，为着革命胜利的需要，用不着逼于死地，也会奋力作战。我们要把敌人置之死地，看他怎么图存。”
“完全正确，用绝望逼迫自己士兵厮拼，是封建主子带兵的方法！我们不仅不想被敌人逼于死地，却要把敌人置于死地！”刘伯承完全赞同邓小平的作战观点。他精辟地分析道：“蒋先生指挥作战，最爱嚼烂舌头当肉吃——自己糊弄自己。我对敌人这种阵势，刚刚揣测了大半天，敌人这是用的什么阵势？难道不是一字死蛇阵吗？他首尾不能相救，完全是摆好了一副挨打的架势！”
邓小平霍地从坐椅上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打他的一字死蛇阵，它纵然是常山之蛇，也要斩断它！”
根据刘邓作战方案，我军不是向黄河边上撤退，而是迎着敌人，向敌发起进攻。
已经渡过黄河的第一纵队遵照刘邓的命令，以强行军速度扑向百里外蒋介石“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郓城。
7月流火，广阔的大平原上无遮无挡，无垠的田野上，一人高的高粱散乱地倒在地上，已经枯萎。成群的乌鸦在啄食未成熟的黍米。棉花、绿豆、红薯、瓜藤皆连根拔起，没有生命的藤蔓如一条条死蛇盘根在褐色的土地上。
一个老汉坐在砍倒了高粱的荒地里，呆滞的目光一直望着急速行走的队伍。忽然，他往地上一趴，拦住了一匹栗色大马。
马上是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他连忙下马。
“给我们报仇哇！”老汉痛哭流涕。
杨勇扶起老汉。
老汉叫韩起义，是韩庄的。他指着荒野说，高粱长高了，眼看穗子晒红，国民党曹福林的队伍来了，下了命令，限期5天，把大路两边5里和县城周围10里以内的高粱拔尽。否则按军法治罪。这里的大平原，大路如蜘蛛网一样稠密，大路和大路之间没有一个地方超过1里。这等于说，要把所有的高粱全部拔光。
鲁西南地质不好，百姓世代以高粱米为食，以高粱秆为燃料，拔了高粱就等于砸了饭碗，断了炊烟。而且被拔出的还不止高粱，连谷子、豆子、红薯、瓜蘑都得拔。国民党兵称这些东西“绊脚”。
命令下了三道。第一道说：如果不拔，一棵高粱罚一颗子弹。第二道命令说：一棵高粱罚一支枪。第三道命令说：两天不拔就枪毙。韩起义老汉的五弟是个硬汉，他说：“拔也是死，不拔也是死，就是不拔！”他带头不拔，村里有28户没有拔。结果在第三天头上，一家拉出一个男人绑在一起，活埋在他们的高粱地里……
韩起义老汉哭诉得死去活来，他指着远处一棵独立的枯干高粱：“那是俺们做的记号，俺五弟他们就埋在那里……俺们天天烧香，盼着你们早点过来解放……盼着你们报仇……”
杨勇安慰老汉请他转告乡亲们放心，跃马扬鞭，奔驰而去。
一会儿，口令传下来：“加快速度，天黑前赶到郓城。”
队伍无声地在鲁西南大地上疾进。
杨勇是湖南浏阳人。对鲁西南，他有着第二故乡的感情。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率部来到这里开辟根据地，出没于水泊、平原之间，与鲁西南的山山水水、乡里乡亲结下了生死之情。这次渡河南下，郓城是第一关。出发前刘伯承曾指示：“郓城打得好坏，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体战略的实施。你们一纵不能有半点闪失。”
今年3月中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七纵队合并，杨勇担任了合并后的第一纵队司令员。3月下旬的豫北作战，第一纵队承担了攻歼黄河铁桥守敌、炸毁黄河铁桥的任务。这是豫北战役的关键一环。结果铁桥之敌火力猛烈，执行任务的第1旅无法接近桥头，没有完成炸桥任务。新一纵首战失利，上下的挫伤和震动都极大。虽然经过战斗检讨，整顿休息，但整个纵队是否真正恢复了元气，能否重振虎威，还要看郓城之战……
“郓城！”
杨勇策马扬鞭，在沉沉的思虑中不由得喊出声来。
他没有料到刘邓又把攻坚的重任交给了他的一纵，对杨勇而言，这次无疑是一次新的考验。杨勇跟随刘邓这些年，常为刘邓爱兵之诚、用兵之活而钦佩。踏上这块昔日的战场，他不禁想起：去年7月，执行中央指示配合山东战场，刘邓二出陇海，100天内打了5个极漂亮的仗。那时刘邓东进之军仅有6万人马。但刘邓率兵见利不失，遇机不疑，宽大机动，游刃有余，忽动忽静，忽打忽离，形似必然而不然，形似不然而必然，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古老的兵法战略在刘邓手里无穷尽地发展、创造，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五战五捷之后，国民党将领刘广信说：“与其说我们受白崇禧、陈诚指挥，不如说受刘伯承指挥。”
时间在浓烈的硝烟中匆匆而逝。眼下刘邓率领着南征大军已经踏上了反攻的征途。如果说胜利渡河是揭开大反攻的序幕，那么攻打郓城则是大反攻的头一炮。杨勇吸了一口气，在疾驰的马背上点燃了一支烟，他这一手连邓小平政委也自叹不如。
“宋江河！”策马赶到杨勇身边的第一纵队参谋长潘炎喊道。杨勇举目远眺，视野里出现了一条栗色的曲线。潘炎感慨道：“河两岸的垂杨柳全没了，青纱地也砍了。只剩下砍不断的河水！”
郓城到了，幻化的浮光雾影使城郭若隐若现。郓城，这座横卧于黄河之滨、宋江河之畔的千年古堡，饱经战事沧桑，历数世事沉浮，悲悲喜喜，伴着苦难的“黄河谣”，坐落在鲁西南的户首。
杨勇在望远镜里远远观看。高约7米、厚约3米的城墙满是弹痕、炮伤，那镇守四关的“牛头门”硕大坚固，拳头大的铆钉一个挨着一个，铆钉四周钻满了麻子似的弹孔。
放下望远镜，杨勇立即赶回指挥部。各旅首脑正在召开会议，通报敌情动态。纵队参谋长潘炎正在讲话：“你们回去以后，要用最短的时间进行侦察，编组炮群、火力队和突击队，随时准备攻城。”
大家刚要走，杨勇走进来：“同志们等一等，我说几句话。郓城战斗是在进攻中对城市防御突破的攻坚战。也就是说，我们一纵啃的是块硬骨头。这块骨头能不能啃得动，一是对整个大反攻至关紧要，二是对部队振作和提高士气有绝大影响，三是对郓城父老乡亲也是个交代！”
7月4日，攻击郓城的战斗发起。第一纵队第1旅逼近郓城西关；第2旅占领了东关、北关，第19旅及骑兵团进至丁里长地区，完成了对郓城之敌的包围，并肃清了城关之敌。第22旅在南关全歼敌第87团。
此时，友邻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亦渡过黄河，并先后占领郓城以南地区，使郓城之敌完全孤立。
郓城之敌被包围后，积极加修防御工事，固守待援，已处于被动状态。
时机已到，7月7日，刘邓下达了攻城命令。参谋长李达在电话中说：“敌人主力已进至巨野，刻不容缓，你们要一举拿下郓城。”
夏日昼长夜短。刹那间，郓城四周的掩体、墙沟里活跃起来。
我第20旅负责从郓城南门发起攻击。
旅长吴忠向来重视侦察。前些天，他早已下了命令：团干部要把南门的火力点摸得准确精细。他说：“南城门大，易于接近。但南城门也是敌人主要防御点，兵力、火力最强。我们不能存任何幻想，只有破釜沉舟，拿下南城。”
18时整，总攻开始。刹那间，山炮、野炮、迫击炮一起轰鸣，工兵冒着弹雨强行爆破。
巨大的爆炸声此起彼伏。
战事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去年打陇海战役第一仗时，杨勇的主攻部队没有一门炮，攻坚全靠机枪、手榴弹、爬梯子。今天，第一纵队已经有各种火炮49门，攻城可以采取火炮齐射了。
炮火攻击将近半小时，敌前沿阵地的大部分火力点被摧毁。
第20旅的突击队跳出掩体，越过护城河，向城墙的豁口冲去。
敌人的后续部队冲上南城门，已经哑了的火力点又向城外扫射。
突击队身陷火海，突击受阻……
纵队指挥所，杨勇紧皱眉头，习惯性地手里不停地撕着纸片。地上已经一层纸屑。
“要1旅！”
杨勇扔下纸条，抓起话筒：“杨俊生，你部立即发起攻击，20旅已经牵制住了敌人的主要兵力，你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西门，直捣55师师部！”
第1旅攻击位置是西城门。这里是一片开阔地，不易隐蔽，敌人估计解放军不易屯兵，故火力配备薄弱。这是杨勇选择西城门作为突破点的主要原因。
杨勇一到郓城，就命令第1旅利用暗夜进行迫近作业，在开阔地上迅速构筑起一道环形堑壕和10多条通向冲击出发地的纵深交通壕，使火力队能迫近城墙，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突击队又能够在距敌防守外壕的最近处发起冲击。
南门，守城敌军拼死顽抗，动用各种口径的火炮阻击。炮弹黑压压飞过来。我第20旅的阵地被炸得浮土三尺，一把土就有五六块炮弹碎片。战士们被飞起的泥土埋起来，刚爬出来，又被埋进去……
19时15分，第1旅阵地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强大的炮火群立刻按火力分工有层次地准确射击预定目标。城内的敌炮立即还击。
第1旅旅长杨俊生带着作战参谋到第1团指挥所靠前指挥。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杨俊生越是激战越冷静，颇有大将之风。他指挥作战言简意赅，善于扼要准确地表达意图，眼神和手势很富有表现力。
杨俊生命令两门105榴弹炮和4门山炮同时对准突破点上的大型砖碉堡。他一个手势，火炮齐射，掀掉了碉堡的盖顶。在重机枪的掩护下，第1团2营突击队乘势发起冲锋。6连爆破组在副连长田金堂带领下，从敌障碍物中开辟通道。
城头攻破。我第1团乘势进行攻击，特务连左右开弓向突破口两边撑开，5连、6连像两把尖刀从中间插下去，后面紧跟着攻城的部队狂风一般涌入城内。
战斗激烈，十里之外都能听到枪炮声。
北门、东门同时发起攻击。冲锋号响，部队如潮水一样突进城里。守军未料到战斗发展得如此迅速，师长曹福林正在主持连以上的军官开会，听到我军炮火猛烈轰击，只得匆忙结束会议，下令参加会议的军官全部赶回各自岗位，但已经来不及了。大半军官未到达指挥位置即被击毙。
与此同时，我第19、第20旅先后攻下北门和东门。
郓城守军狼奔豕突，城内大街到处是敌第55师遗弃的山炮、战防炮、轻重机枪。
烟尘中，我军几十路健儿向一个方向冲去，矛头直指城东北角的教堂——敌55师师部。此时，素有“固守将军”之称的曹福林也慌了起来，立即命令旅特务连督战，开枪射击败退下来的官兵。但这并不能阻止已成定局的颓势。20分钟后，教堂外围已失去抵抗力量。躲藏在地下深达10米掩蔽部内的曹福林明白大势已去，仓皇换上便衣，率领几个亲信，从地洞窜出东门外，向东南方向逃命去了。
曹福林前脚刚走，战士们就冲了近来。余下的军官还要抵抗，战士们端起刺刀刺死两个军官，其余的人都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经过一夜战斗，到8日拂晓，郓城之战全部结束，全歼敌55师师部及第29和第74两个整旅，歼灭副师长以下1万余人，缴获山炮10门、战防炮6门、迫击炮25门，汽车9辆，各种枪支近万件。
刘邓大军开始大反攻后第一仗取得了辉煌胜利。
刘邓大军不仅在一夜间把蒋介石精心构筑的“黄河防线”踩在脚下，而且在跨过黄河之后，迅速拿下郓城。蒋介石心惊肉眺，只好挖肉补疮，急急忙忙从豫西南调第32师、第66师向盘踞在金乡、嘉祥之间的第70师靠拢，以金乡为依托，在东翼对巨野地区形成威逼态势；同时，又把陇海路上的58师调至金乡，把豫东调来的63师153旅调到定陶，和盘踞曹县以南的68师残部形成西翼，企图阻拦刘邓大军。我军行动神速，一个星期之间，就将其55师全歼于郓城，又把第153旅吃掉于定陶。这样一来，国民党军队上下手足无措，只好把第66师、第32师和第70师，在金乡西北和巨野东南的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三个相距不到15公里的集镇上，摆成一字长蛇阵。32师和70师是前卫，66师是本队。看样子是打算相互策应。
几次败仗后，国民党军上下都对刘邓大军的行动无所适从。正如国民党中央社7月14日说的那样：“刘伯承所部渡河以后，忽东忽西，流窜无定。”
于是有人说刘伯承下一步会取菏泽，有人说会取济宁。就在他们纷纷猜测之际，刘邓大军如神兵天降，把第66师、第32师和第70师切成三块，实施包围。
至此，国民党军才发现大事不好，但已经太迟了。
战场上的形势时而旌旗蔽日，时而静若深潭；有时山势崩颓，有时风平浪静。郓城一丢，兵团指挥官王敬久急命各师迅速构筑攻防工事，并连连电催各师派出一个团搜索侦察，探明刘邓大军的动向。
两天过去了，却没有发现敌情。王敬久越发坐立不安。他来到第199旅训话：“此番会战非同小可，委员长亲自筹划指挥，各路雄师云集鲁西南，只等一声炮响就从四面八方兜抄过来，把过河的共军全部干掉！共产党是很好对付的，我们可采用的办法很多，说简单些，也就十个字。第一个字是稳。稳，就是不要慌嘛。第二字是狠，更毋须解释了。第三个字是准……第四个字是硬……这第十个字嘛……”
王敬久把第十个字忘了。直到晚饭后，他才想起这第十个字是“活”。王敬久有几分迷信，恰在这个关头把个“活”字给忘了，这使他神色沮丧，举止更加失措。
参谋人员私下议论：“王司令官吊儿郎当，讲话时竟把活命的‘活’字忘了，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啊！”
就在第二天拂晓，刘邓大军第一纵队进抵狼山附近地区，切断了王敬久的第70师与第32师的联系。第二纵队中午歼灭了谢集敌第66师的一个团，向东协同第三纵队包围了羊山集之敌第66师。
这样，到7月13日中午，王敬久的三个师被分割包围，第70师被压缩在六营集，第32师被压缩在独山集，第66师被压缩在羊山集。
我军迅雷闪电般的行动对敌人而言无异晴天霹雳，王敬久的一字长蛇阵一断三截，顿时势乱神散。
慌忙之间，王敬久先是下令第70师向南，第66师向第32师靠拢，以求形成“链锁”，避免被分歼。接着又改令第32师到六营集接应第70师南下，解救羊山集之危，而后一同突围。
王敬久部署混乱，朝令夕改，弄的部下无所适从。第32师师长唐永良不再相信他，直接要通了第70师长陈颐鼎的电话：“你我所据六营集、独山集均为荒野小镇，又无工事屏障，即便突围靠向羊山集，也是出了小圈进大圈，仍在被围之中。依我之见，趁共匪仓促之时，你我两厢靠拢，一同冲出包围，你意如何？”
陈颐鼎说：“嘉祥城高池深，工事坚固，似是可攻可守之地，且有我一个团在那里接应。只是……”
沉稳、老辣的陈颐鼎认为，突围并非易事，弄不好即全军覆没，于是他有意停顿了一下，说：“只是望兄能向六营集靠拢，你我从六营集突围较便利。”
形势险恶，不容分秒贻误。唐永良不再计较，打完电话后，立即率兵向北突围，向第70师驻地六营集靠拢过来。
唐永良的第32师一出独山集，早已埋伏在大路左右的我第一纵队立即抓住战机，迅猛追击和侧击。敌32师拼命突围，战至晚上22点，被歼灭一个整旅，剩下的一个旅和师部虽逃向六营集，也被打得残缺不全。
14日，远道奔袭而至的我第六纵队也赶到六营集，协同第一纵队将敌第70师和第32师团团围住。
六营集只是个有200户人家的小镇，敌第32师进入六营集之后，两师之众集于一地，兵力拥挤，指挥不统一，人马相踏，粮食、饮水供给相当紧张，第70师和第32师部乱成一团。
刘邓面对新的敌我态势分析道：羊山集守敌第66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宋瑞珂是陈诚的亲信，战斗力比较强。而且羊山集三面环水，背靠羊山，曾是当年日军多年经营的一个据点，敌可依托这些据点及重新构筑的坚固工事防御。六营集则地带狭窄，工事薄弱，又两个师挤在一起，不会长久固守，必谋突围。于是决定先打弱一些六营集之敌。同时考虑：如果采取四面围攻，敌必作困兽之斗，徒增攻坚的难度。遂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把阵地攻坚战转化为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六纵队受命在西面以坚决突破相威胁，促成其突围决心；第一纵队受命在东面示意留有生路，以诱敌夺路逃脱。
同日，王敬久又下令被围在六营集的唐永良、陈颐鼎向南出击，接应第66师，一起向金乡靠拢。
唐永良接令后愤愤地说：“这不等于是让我们去找死嘛！”
陈颐鼎也不愿意退至金乡，于是唐、陈二人越过王敬久，直接致电顾祝同，说南撤不可能，要求向嘉祥、济宁方向撤出。并报告六营集北、西、南已被共军围得风雨不透，只有东面存一空隙。顾祝同也无计可施，只好应允。
是夜，云黑天低。解放军从六营集北、南、西三面发起进攻。唐永良、陈颐鼎决定提前突围。按预先部署，第32师为左翼、第70师为右翼行动，但还没出村，部队就已经没了队形。两个师争着往东跑，几乎是眨眼的功夫，部队建制全散了，人喊马叫，乱成一团。
守候在东面的第一纵队十几把军号一齐吹响，嘹亮的号音划破夜空，一下子就把敌人给震慑了。继而层层伏兵一跃而出，无数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像暴雨倾泻，炮弹一个接一个在敌群里炸响，又像暴雨中一串串惊雷。
敌军由慌乱到惊惶到恐惧，顿时失去抵抗能力，官兵四散逃窜，各自弃命。许多士兵吓得扔掉枪，往高粱地里一站，等着当俘虏。炮车、弹药、牛车被丢得到处都是，东倒西歪、横三竖四地被遗弃在道路的两侧，无数骡马嘶鸣着遍地乱窜，不少人竟被按倒活活踩死。六营集东南方圆十几里的大洼地成为敌第70师和第32师的最后归宿。方圆十公里的旷野上，到处都可听见我军的联络号、哨子声和战士们的喊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15日8时，战斗结束，六营集大捷，国民党军整编第32师、第70师几乎全军覆灭。
现在，就剩下羊山集的敌66师了。羊山是金乡西北万福河北岸的一座小山。这座山由西向东全长不过2.5公里，形状很像一只羊。最东面的山包，当地群众叫它羊头，中间的一个最高最大的山头是羊身，山顶西面是一道往下倾斜的斜坡，上面有一些不大的山包，人们说它是羊尾。紧靠这座山的南面山脚下，居住着七八百户人家，这就是羊山集。这个集东西有三里路，西头是一条大街，可是到东头却又岔成了两条。全村的主要建筑，都在十字街以东。羊山集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把羊山集初步修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工事。敌66师赶到这里之后，除了尽量恢复日军修建的工事外，还昼夜加修了许多工事，把羊头、羊身两个制高点和十字街的主要房屋连在一起，构筑了核心阵地。此外，还把野战阵地伸出羊山集四周1公里远。
攻占六营集后，包围羊山集的第二、第三纵队立即对羊山集发起进攻。但宋瑞珂依靠坚固防御工事，拼命反击。至7月下旬，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共发起三次进攻，均被敌人打退，我军损伤很大，战事一时呈现胶着状态。
刘邓大军无后方作战，举步维艰，不容许发生哪怕是微小的一点失误。显然，如果刘邓大军继续滞留羊山集一带，待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形势将变得更为不利。23日，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专门给刘邓来电，指出：“对羊山、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攻歼把握，则歼灭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路，不打新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同时，毛泽东在来电中还告诉刘邓：他已经分别给陈赓和谢富治以及陈毅和粟裕发出电文，指示让陈谢兵团8月下旬挺进豫西，陈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进入鲁西南牵制敌人，以配合刘邓大军南下。
天似乎让炮火轰塌了，大雨不停，肆虐的风疯了似的东冲西撞，呜呜地呼啸着。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后，刘伯承立即赶到羊山集前线。
他的衣服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雨水顺着腿往下流。陈锡联面对刘伯承站着，彼此离得很近。
刘伯承摔掉帽子。这是他不常有的动作。
“仗打得太蠢了！太蠢了！”刘伯承头顶上那道伤疤由于动怒而泛着紫红色的光，嘴唇被冷雨冻得没了一点血色。“不管你是多么高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成千上万的人向你立正，但是你没有权力让哪怕是一个士兵做无谓的牺牲！……歼敌3，000，自损800。一个指挥官不但要负歼敌3，000之责，也要负自损800之责，不能随便死一个人！”
刘伯承转过身，面对窗外哗哗的大雨，宽而厚的脊背急剧地颤抖着。
“司令员，仗没打好，责任在我。”陈再道说。
陈锡联说：“三纵担任总攻，打羊山我是总指挥。司令员，处分我吧！”
陈再道面带愧色：“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轻敌，连打了几个胜仗，开始麻痹大意了，对敌人的防御能力估计过低，对敌情侦察得不详细。第一次攻击，5旅报告说攻下了‘羊尾’。天黑，对地形不熟悉，其实只占了几个小山包，并没有真正占领‘羊尾’。听到‘羊尾’攻下了，就让4旅向羊山集攻击。结果天亮后敌人居高临下，用火力向我反击，部队队形密集，遭到炮火杀伤……”
陈锡连接着说：“我们三纵过黄河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参战。兄弟部队攻郓城、拿定陶、打六营集，更挑起我们急于求战的情绪。士气高本来是好事，但忽视了潜伏着的急躁、蛮干情绪，对敌情的侦察不够细致，工事做得也不够坚固……”
“就凭硬冲了，是不是？”
刘伯承太阳穴上的青筋爆得高高的，还想说什么，眼光落在陈锡联的脸上。那张脸比几天前瘦了一大圈儿，胡子像一道乱草，双眼布满了血丝，大眼角上挂着两砣黄黄的眼垢。刘伯承又转向陈再道，一身泥水，赤着脚，裤腿高高挽起，两条细长的泥腿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伤疤，那是战争给这位出生入死的老战士留下的印记……
刘伯承摘下眼镜，擦着上面的雨水。
“几天没睡觉了？”刘伯承戴上眼镜，语气显然缓和了。“越是胜利，越要细心谨慎。打了半辈子仗，应该认识战争了。”刘伯承话锋一转，轻声问道，“怎么样？羊山还打不打？”
陈锡联肩膀一颤，陈再道猛地抬起头，几乎同时喊道：“打！当然打！”
刘伯承说：“中央正在陕北召开会议，对我们挺进大别山，实行中央突破，打到外线去，又有了进一步的部署。”
说罢，刘伯承把毛泽东的电报递给他们。
陈再道和陈锡联匆匆地浏览了一下电报的内容，刚要说话，刘伯承摆了摆手，继续说道：“蒋介石让我们打急眼了，宋瑞珂的66师又是他的嫡系部队，19日他到了开封，扬言要在巨、金、鱼跟我们会战。现在有5个整编师、30个旅正朝鲁西南运动。你们看，迅速攻下羊山有把握没有？”
陈再道：“蒋介石调的援军还在路上，就近的金乡之敌已没有再支援66师的力量。我看迅速拿下羊山有把握。”
陈锡联：“宋瑞珂的66师确实有战斗力，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已被围了10天，兵源、粮源、武器弹药的来源全被我们切断，这几天的激战消耗又这么大，如果我们再做仔细侦察，重新调整进攻部署，全歼66师没有问题。”
刘伯承沉思片刻，说：“吃掉了66师，我们又可以甩掉一个围追的包袱，减轻挺进大别山的负担……”
他背着手，走了几步，突然止住：“那就打，把野司的榴炮营、一纵队的炮兵团都调给你们。你们要认真侦察，而后研究个方案报总指挥部。等天一放晴，就发起总攻！”
临走时，刘伯承再次指示陈锡联、陈再道：“不要疏忽大意，更不能急躁，要亲自到前沿看看地形，了解一下为什么攻不下来，和下边指战员研究如何打法。”
24日，陈锡联就如何总攻向刘邓作了汇报。刘邓听后又提了些补充意见，接着定下对羊山集的最后攻击决心：第二纵队仍由西面向羊山集及羊山攻击；第三纵队8旅由东面攻击；第六纵队16旅和第三纵队7旅从北面向羊山制高点攻击；第二纵队4旅及第三纵队9旅和冀鲁豫独立旅在南面堵击和打援。野战军的主要炮火都调来参加攻击作战。
发起攻击的时间为26日傍晚。
26日这一天来到了，然而天公不作美，自中午起便下起了倾盆大雨，一直持续到黄昏才停止。由于雨大，各交通壕内已灌满了泥水，工事和掩体也基本被冲垮了。陈再道、陈锡联都亲临一线视察，陈锡联还跳进齐胸深的水沟里，以测量壕沟的宽度和深度。经过一番考察，他们觉得当日晚发起攻击于我不利，遂建议将总攻时间推至次日晚。
也就在当日，蒋介石下达指令说：“共军长途跋涉，粮弹缺乏，又值大水，交通、通讯困难，是你们歼灭他们的良好时机。”“此战若予以彻底打击，则结束山东战争，指日可待。”“自明日起，各部队即应逐渐与匪主动接战，望各级官兵猛打穷追，达成任务。希望遵照。”
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国民党军加快了向羊山集推进的速度。王仲廉率整10师、206师及82旅已经进抵冉固集地区，距羊山集只有一天路程；金乡的国民党军离羊山集更近，只有10余公里。
形势严峻，如果在援敌到达之前拿不下羊山集，敌军不仅会把66师接应出去，而且会对羊山集周围刘邓军队实施反包围。
因此，当日夜，刘伯承再次来到前线，要求陈锡联、陈再道加紧准备，次日一定发起攻击，决不能再推迟了。
27日到来了，老天爷终于把隐藏多日的太阳放了出来，天气格外晴朗，万里无云。这时，在水壕里浸泡了几天的攻击部队战士，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看来困守羊山集的国民党部队气数将尽了。
下午6时30分，攻击命令正式下达了。各路大军发起总攻击。已占领有利位置的榴弹炮、野炮、山炮和迫击炮，向羊山山头不停地轰击，整个羊山顿时硝烟弥漫。各攻击部队随着炮火延伸，向羊山主峰和羊山大街冲击。
战至22时，第7旅和第16旅的主攻部队攻占了羊山，并占领了羊山制高点。第5旅也占领了羊山西侧。宋瑞珂见制高点丢失，便组织了多次反冲击，企图夺回羊山主峰，但均被打退。
与此同时，第6旅3个团从西关冲进了羊山集西大街，开始逐屋逐院向东发展，有时一座院落要反复争夺多次。身为旅指挥员的周发田亲临西大街指挥战斗。接着，第13团的部队也从“羊尾”冲进羊山集。第三纵队所属部队也从东面攻进了羊山集东大街。
整个羊山集的国民党军顷刻便被各攻击部队分割、包围。
但66师不愧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打得相当顽强。我攻击部队每占领一个碉堡都要经过激烈拼搏。其中，我第18团攻到大街中心的一座坚固的地堡前，遭到地堡内4挺机枪的封锁。于是，团长李开道便命令第1连连长刘茂密将这座碉堡干掉。该连2班的战斗小组姜金城、于树贞两人带上手榴弹冲向碉堡。一开始，他们想从射击口夺下敌人的机枪，由于枪筒打得火烫，夺了几次没有成功。最后，他们干脆将8枚手榴弹从射击口塞进了碉堡内。随着“轰轰”几声爆炸，碉堡里的机枪变哑了。攻击部队为此付出了较大伤亡。以18团为例，战至最后，营级的干部就伤亡好几个，其中，第1营的指挥员中只剩下教导员韩镜一个人了。
28日，经一夜激战后，天又下起雨来。在连绵细雨中，陈再道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已是上午9时半。此时，羊山集的枪炮声已渐渐稀疏，说明战斗已近尾声。他从西关外一个掩体走出来，想到羊山大街看看情况，但作战参谋拉住他不让出来，因为敌人的榴弹炮天亮后就盲目射击。果不然，陈再道刚进入掩体，外边的炮弹就爆炸了。此时，从电话里得知：我第5旅14团、15团攻占羊山西侧后，正从山上往下打，13团3营正沿大街向东发展；第6旅3个团越过镇中心继续向残敌发起攻击。
这时，作为我第18团1营代理指挥员的韩镜正率1营向东攻击，遇到了我13团3营营长何福田。何对韩说：“我从前面那个院落外面穿过时，院内的敌人向我射击，听枪的声音似是手枪和手提机枪，很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机关，我正在找7连准备往这里打。”
韩镜便说：“我马上派人去打。”
于是，2连指导员葛玉覆和排长白振东奉命带领一个排30多人，冲进了这个高楼院墙，并向还击的敌人打了一阵手榴弹和机枪，接着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这时，从西北角一座高楼里，跑出来一个长着八字胡须的军官，慌慌张张地举起双手连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他恭恭敬敬敬了一个礼后说：“我们投降，我们只有一个要求，请你们饶命。”
接着，这个人就自我介绍：“我姓郭，名雨林，是本师参谋长。请你进去，里面还有长官。”
经过艰苦鏖战，羊山集终于被拿下，大批国民党军官全部成为俘虏，其中包括第66师师长宋瑞珂。当他被押解走出羊山集时，第二纵队有个干部面滚热泪，愤恨难平，扬手打了宋瑞珂。事后，他很后悔，人家放下武器了，还打人家干什么？可是，当时他确实是难以抑制悲愤的感情：多少好同志好领导负伤了、牺牲了。在攻打羊山集的战斗中，包括第5旅参谋长在内的团以上干部就有15人负伤，营级干部伤亡32人，连以下伤亡更多。
刘邓大军在羊山集一举敲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66师，大大震惊了国民党军队。一些人对国民党的前途发出哀叹。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66师电台不通，羊山集似已失守。王敬久以两师之众距宋（宋瑞珂）10公里而不能救，王仲廉徘徊于冉固集数日不前。如两王均于24日以后奋力攻击，则局面必大异于今日。余深知国民党腐败，王仲廉等均只知弄钞。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以与政府将领比较，诚不啻鹤立鸡群。如此，两党战阵上之胜负，不问可知。”
刘邓大军从6月30日夜晚，斩断天险黄河，7月8日歼灭郓城之敌55师以来，20天内，连续作战，连战连捷，共歼灭敌9个半旅，打开了进军大别山的通路。
人民在欢呼，大地在歌唱。战士们在摩拳擦掌准备再战，刘伯承紧张的心情舒缓许多，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记羊山集战斗》的诗：
狼山战捷复羊山，
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
欣看子弟夺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