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整天都在下雨。我前一天晚上回家时雨暂时停了，但我一觉醒来，大雨又在倾盆而下。
我一直没有离开旅馆。我刚搬进来时，走廊边有一个咖啡店，但几年前就已经休业，之后换过好几个房客，现在这个是卖女装的。
我打电话给晨星，叫了一客大份的早餐，送外卖的小孩看起来像是只快淹死的老鼠。我吃过早饭开始打电话，一打就是一整天。我打了一个又一个，当我没跟人说话，没等着接电话，或没敲我的手指等人打回来时，我就瞪着窗外想下一个该找谁。
我花了不少时间追查霍尔茨曼公寓的前任屋主——多重线圈制造公司。经过多方挖掘，我发现这个公司的执照是开曼群岛开出的，换句话说，我根本不可能穿透重重帷幕一探究竟。
公寓经理对多重线圈也所知不多。她从来没有遇见任何跟这个公司有关的人，或任何在霍尔茨曼搬进去之前住的房客。她的印象中，霍尔茨曼是第一个真正住进去的人，但她对此并不确定。她也不经手这一间，或任何一间公寓的买卖。他们曾有一个房地产代理，把一间没卖出的公寓当办公室，但所有的公寓早就卖光了，那个房地产代理也早就离去。她说不定可以找到那个代理的名字，以及那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在使用的电话号码。我想要她这样做吗？
结果那个号码早已无效了，但要找到正确的号码也不难，只要打给査号台就行了。困难的是要从那个房地产中介公司找到任何知道那座大楼的人。所有经手过那座大楼的人一个一个都已经离开了。
“有人应该可以帮助你，”一个声调愉悦的年轻人告诉我，“请等一下。”我等着，他给了我一个名字及号码。我打电话去找凯丽·沃格尔，花了几分钟时间等待，又换来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她，凯丽·沃格尔跟那个引我去找她的年轻人一样有着极其愉悦的声调。我感觉这一定是他们职业要求的一部分。她对那座大楼记得很清楚，她也该这样，因为她在那里住了一年半。
“我们就像吉卜赛人，”她说，“从事我们这行的都是。这样的生活很混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长久。你做一幢大楼，你就挑一间公寓住。这是给你的好处，你不用交房租，但你得一直在那里，任何人有兴趣时，你都要安排时间带他们去看。你可以选一间最好的公寓精心布置，因为这样能产生很好的心理效应，便于有意购买的客户想象他们住在那里的情景。你租很好的家具，墙上挂了不俗的艺术品，请清洁公司每周清理一次。不知道有多少次你带着他们看遍整座大楼，然后他们说，我想要你的那一间。最后你交易成功，卖了公寓，收拾东西搬家。”
她在霍尔茨曼那幢大楼曾经住过五套不同的公寓，其中三套跟霍尔茨曼的在同一侧，每一套都从她的手中卖出。她记不清楚多重线圈公司这名字，但她记得那套公寓。我不知道那套公寓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因为她既没有住过那里，而且那套跟在它之上之下的任何一套又都大同小异，但我不是干这行的，我怎么会知道？
她现在记起来了。一个男人单独一人来看公寓。他看起来像外国人，但她说不出他是欧洲人还是南美人。他身材瘦高，暗色皮肤，总共没说几句话。她匆匆忙忙做完促销介绍，没带他去看所有的设备，因为他让她觉得很紧张。
而且你必须相信你的直觉，这个工作有它危险的一面。至少对一个女人来说。因为总有男人想跟你调情，这倒也罢了，虽然很惹人讨厌，可过一阵子就习惯了，但有时候不是简单的调情，不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转为行动，有时候甚至是强奸。
因为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你只有单独一人，你在你自己的公寓里，那儿甚至有张床，挺容易刺激他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同时大楼最多不过住个半满，所以没有人在那里听见你尖叫。他们甚至根本听不到你，因为比较好的大厦，促销的卖点之一就是安静。那些公寓完全隔音，对一个有企图的强奸犯这岂不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她的运气还不错，但她知道有不幸遭遇的女人。这个家伙让她后脊背发凉，他那么安静、警觉，但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没有对她表示任何兴趣。他离开之后，她以为她再也不会见到他。
她是再也没有见到他。从那时起她唯一遇见的是他的西班牙裔律师。律师没有任何口音但他的姓是西班牙文。她不记得他的姓了，是加西亚？还是罗德里格斯？她只记得是一个很普通的西班牙姓。她也不记得买主的名字，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听到过，不然她可能会猜出他是南美人或是欧洲人，对不对？从名字里就能看出来。
她很确定的是，从没有人告诉她那家名叫多重线圈的制造公司，而且根本没提过什么公司之类。你看，任何人都可以买一套公寓，这不像那种由每家住户合作经营的大厦，你必须接受住户委员会约见，让他们确定你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人，不会搞狂欢派对，扰乱安宁，也不会在大楼里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住户委员会可以用任何理由，甚至没有理由就拒绝你。他们可以用对一般地主或私人卖主不合法的标准歧视你。像是东城就有一家连理查德·尼克松都没被接受，真是天知道。
但这种公寓又不同了。只要你有口气，只要你的支票能兑现，你就能买，其他的住户不能把你踢走。而且你一旦买下，你可以再租出去，但许多由住户经营的大厦就不允许这种情形发生。所以这类的豪华公寓，特别受到想要在美国做安全投资的外国人的欢迎。反过来说，他们也很受卖主的欢迎，因为他们并不期望卖主帮忙安排贷款购买，在他们的买卖契约里通常也不包括要先申请到分期付款的证书。通常他们开张支票，或用现钞一次付清。
那个买主就是这样的。交接的那一天她记得很清楚，因为一个人也没有来，甚至于多重线圈的律师也没来。他只是让一个信差把支票送过来。
现在想想，她到底有没有遇见过那个律师？他们在电话上谈过几次话，她心里有一幅他的影像，就像电视剧《迈阿密风云》里的那个警官，但她真的见过他吗？
她不记得房价是多少，但她可以估算一下。同一级的公寓价格并不一样，楼层越高越贵——在那层楼上的那套公寓大概是要三十三万吧？嗯，上下相差一万或一万五，差不多就这样。可能三分之一是买那个景观，很壮观不是？你不会在意坐在那里等顾客上门，因为望出去太好看了。她喜欢住那里，虽然刚开始时她对那附近并没多大好感，但等熟悉后就好多了。“过街有个地方，”她说，“棒极了。叫吉米·阿姆斯特朗吧？从外面看起来没什么，其实很不错，菜又好，他们烧的墨西哥辣豆真不错。桶装啤酒更好，你应该去试试。”
我说我一定会去的。
我打电话给埃莱娜。“我知道你会在家。”我说。
“不过我出去过了。我去了健身房，那里叫不到出租车，我有个塑胶防雨鞋套，又有一把伞，但一来一去仍然淋得湿透了。我猜你在家对吗？”
“而且我也不打算出去。”
“好，因为这场雨看起来一时不会停。如果我住在低层，我就要开始造诺亚方舟了。”
我告诉她我所知道有关多重线圈的事。“外国钱，”我说，“很难说到底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究竟是有一个主要投资人，还是有一群。买公寓是很好的投资，既可以用来对付通货膨胀，也可以转一些资金出来，防止在他们国内的政治金融风暴。”
“不论他们的国家在哪里。”
“不过这大概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因为他们的公司是在开曼组成的，在此地又有美金户头。但你可以把公寓出租，还是很好的投资。不像是旅馆，通常限定最少要租几天，有些在休假区的公寓降到最少租三天，但在纽约，一般要租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霍尔茨曼的大楼呢？”
“一个月，但这跟多重线圈无关，因为他们从没有出租过。格伦和他太太——”看我如何避免提到她的名字，“是第一对搬进去住的人。”
“当时他们结婚只有一个星期吧？我打赌他们一定给这个公寓一个大大的洗礼。”
“多重线圈付的是现钞，”我说，“他们送来支票一次付清。”
“所以呢？”
“所以他们怎么失去这幢公寓的？我原来以为是付不出分期付款，但这与他们的情况完全不符。有时候公司会用它的资产来偿付债主，但这是开曼的外围组织，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债主？”
“他们的律师可能会告诉你。”
“他们能，但他们不会这样做。何况我不知道律师是谁。她不记得他的名字。在某份文件上应该有的，我会去找，但就算我能找到他，他也不会告诉我有用的消息。多重线圈，你知道我觉得听起来像什么？”
“像绕着圈子打转。”
“像一轮里面还有一轮。”我说。
“他们是谁重要吗？或他们怎样失去公寓的重要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调查我，你会想知道在我之前谁住在这里吗？”
“这不一样，”我说，“多重线圈制造公司说不上来地不对劲，美国减价资产公司也是一样，而且天知道，就更别提霍尔茨曼了。每一件事都这样奇怪，你必须假设其间一定有关联。”
“我想你是对的。”
“我有种感觉线索就在我的前面，”我说，“只是我还看不出来。”
我打电话给乔·德金。“一小时前我也在找你，”他说，“我给你打了两三次，你的电话老是在占线。”
“一整个早上我都在用电话。”
“嗯，希望你现在可以安心了，冈瑟·鲍斯并不是国际阴谋组织派出来的间谍。我的运气好，跟我说话的家伙要多客气有多客气。我知道他想当面耻笑我，但他控制住自己。据他说，冈瑟与乔治结的仇很深。他并不是有人射出的火箭，除非是上帝要他干的，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但他只听上帝的，可不接受任何中间人的命令。”
“反正我也不太相信他是受命杀乔治。”
“不，但你还是觉得值得查一查，你是个顽固透顶的狗娘养的，但你并不笨。”
“谢谢。”
“你以为是有人借他之名去杀乔治灭口，对不对？”
“嗯，乔治从来不多话，只是去了结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尽管我觉得匆忙了些。但如果你还以为有人在瑞克斯内暗中出手——”
“这不是没有发生过。”
“哦，当然，但这不是普通人可以干成的。你不能去选一门课——《如何在监狱内安排暗杀》。很可能大受欢迎，只是还没人开过这门课。”
“没有。”
“所以你猜想这档子事牵涉到某些有办法的人。你一定发现霍尔茨曼有问题。”
“没错。”
“他做了什么？”
“从外国人那里买了一套从没人住过的公寓。”
“哼，老天，听起来很诡异不是？”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买一套公寓，既不去住也不出租？你想为什么？”
“我不知道，马修，谁知道一个外国人在想什么？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想当警察？”
“哦？”
“你没在报上看到？有人建议不必是公民也可以做纽约市警察。”
“真的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议？”
“让警察局更能代表市民群众。别误会，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追求的目标，但用这种办法未免太过分了。你应该去听听那些代表如何在这点上大声呼吁。”
“我可以想象。”
“干脆做到底，”他说，“何必还需要绿卡？为什么不干脆让所有的非法移民都通行？比如那些游泳过来的墨西哥人，索性在格兰德河张贴一张布告，‘你也可以当警察’。”他的反应非同寻常。
“嗯，他们的想法是很奇怪。”
“这个想法很糟，”他说，“而且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你记得他们取消过对身高的要求吧？原来的想法是借此吸收较多的西班牙裔警察。”
“有没有成功呢？”
“没有，”他说，“当然没有。结果吸收来了一大堆意大利矮子。”
我打电话给霍尔茨曼以前的房东，是霍尔茨曼认识莉萨时住约克维尔的屋主。我在城里一本老市区姓名地址簿里找到霍尔茨曼的地址，然后从房地产记录里找到房东的姓名和地址。并不永远是这样容易，很多地主藏在大公司的后面，就像多重线圈一样难以穿透，但这个家伙并不是。他拥有那幢楼房，房子里共有十六套公寓，跟他太太住着一套，而且自己亲自管理那些公寓。
他记得霍尔茨曼，看起来自从霍尔茨曼从白原搬回纽约市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房东多索莱茨先生对霍尔茨曼只有好话可说，他准时付房租，从不提不合理的要求，也从未跟其他房客发生过争执。他很不愿意失掉像他这样的好房客，但他并不奇怪。那座在四楼的公寓一人住都太小了，更别提两个人。不过实在太吓人了，在霍尔茨曼先生身上竟然发生这种事，实在是一大悲剧。
午后我打电话给楼下的熟食店要他们送咖啡和三明治上来。十五分钟后我完全陷入了思考，以至送三明治的敲门声让我结结实实吓了一跳。我食不知味地吃了该吃的午餐，接着又回去打电话。
我打电话给纽约法学院，找了好些人谈过后才确定霍尔茨曼在那里上课的时间。没有人记得他，他在那里的记录显示他是一个表现平平的学生。他们有霍尔茨曼毕业后去白原工作的那家公司名字，也有他的地址，哈钦森大道伟视公寓。但他们有的资料到此为止，他懒得通知他们最新的消息。
威切斯特的询问台并没有列出那家法律事务所——凯恩-布雷斯罗-杰斯佩森-里德的名字，但在律师这一栏下，她找到了一个迈克尔·杰斯佩森。我打到他的办公室，但他外出吃中饭了。我暗想，这种天气还出去？难道他不能就到熟食店里叫点什么在桌上吃？
我可以打电话去伟视公寓，但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好问的。虽然如此，要克制我自己不打电话去还真不容易。纽约警察局有一句常用的话，至少以前很常用。他们在警官学校就这样教新生，而且你还常常可以在警探侦缉队上听到。这就是，GOYAKOD，就是“抬起屁股去敲门”（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Doors）。
你听人说大部分的案子因此而结案，其实并不是这样。大部分的案子是自己了结的。太太打电话来宣布她刚刚一枪杀了她丈夫，强盗跑出了便利商店一头撞上才下班的巡警，或分手的男友藏了一把刀在床垫下，刀上沾着那女孩子的血都还没干。在需要侦查的案子里，大部分经由收到与案情有关的消息而结案。如果说一个工人跟他的工具一样好，你可以说一个警察不会比他的线人更加出色。
但有时候一个案子并不自己解决，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出来指认恶人，或澄清好人。此外，告密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会说谎话。这时候就需要警察真正出力调查才能破案，这就是要“抬起屁股去敲门”的时候。
这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我正在恶劣的天气中抬起屁股去敲门。我坐在我的屁股上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在打一场解决格伦·霍尔茨曼死亡之谜的消耗战。问题是有时会变成不知所终的机械化行为。你其实已到尽头了，但你往往不会承认现实，还在不断地试着找出自己错在哪里，你只是不断地敲门问话，暗中感谢有无数的门可以敲，感谢你可以不断地保持忙碌，告诉自己你在做有用的事。
所以我没有打电话给伟视公寓。但我也没有把号码丢掉。我留在手边，万一我没有门可敲的时候再打。
当我找到迈克尔·杰斯佩森的时候，他对格伦·霍尔茨曼的死非常震惊。他知道这件谋杀案，但并没有多留意。这件谋杀案毕竟发生在离他很远的街上。而且霍尔茨曼在他过去的事务所上班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总之，被害人的姓名并没有勾起他的回忆。
“我当然记得他，”他说，“我们是一个小事务所。只有几个律师及两三个法务秘书。霍尔茨曼人不错。他比一般的法学院毕业生要大几岁，但只大几岁而已。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但结果他比我想的要缺乏野心。他做他分内的事，但他并不打算征服世界。”
他说的话就跟埃莉诺·扬特说的一样。开始时她看他是继承人的可能人选，之后发现他缺乏上进的动力。但毕竟他让他自己住上了二十八楼。现钞加上公寓，他留下的遗产远远超过五十万。想想看如果他有点野心的话，还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成就。
“说不定他刚好在不该在的地方，”杰斯佩森说，“他离开时我并不惊奇。我从来不觉得他会长待。他那时单身，又不在这个区域长大，所以他留在白原做什么？倒不是说他生来就是个纽约客。他是从中西部来的，是不是？”
“宾州。”
“嗯，那不在中西部。但他也不是从费城来的。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从小地方来的。”
“我想是阿尔图那。”
“阿尔图那。纽约充满了从阿尔图那来的人。但白原不是。所以我对他的离去并不惊奇，而且就算他没走，几个月之后他还是得离开。”
“为什么？”
“事务所关门了。很抱歉，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其实你不可能知道。不过跟霍尔茨曼没关系，而且我不相信他看到这样的预兆，我不相信有这样的预感，我自己当然也看不到。”
我问他有没有其他的人我该去谈谈。“我想我对他的了解跟其他人差不多，”他说，“但你为什么要调查？我以为你们已经抓到人了。”
“只是例行公事。”我说。
“但你们已经找到人了不是？如果我没记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神经病。”他哼了一声，“我原来想说他该留在白原的，不过我们的街上也不安全。很不幸地，我太太和我现在住在一个有警卫看守的社区。如果你想来看我们，我要先把你的名字留给警卫。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围起来的社区。像是一个监狱，一个中世纪用墙围起来的城。”
“我知道这样的社区现在到处都是。”
“有围墙的社区？哦，是的，现在正热门。不过我想不会在阿尔图那。”他又哼了一声，“也许他应该留在阿尔图那。”
为什么他不？
为什么他会来纽约？他去离家不远的地方上大学，毕业后就回家，很可能就在他叔叔的公司里做一个推销保险的工作。然后他有了一些钱，搬到纽约进了法学院。
为什么？宾州州立大学不是也有法学院吗？在那里上会比搬到纽约便宜，而且按理说之后就可以在宾州考律师执照，然后在家附近执业。他甚至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卖保险，他不会是第一个用这种办法念完法学院的人。
但他走得干干净净。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回头。没有带他的新娘回家，没有把她介绍给他的家人。
他留下了什么？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什么？他的父母留了多少钱给他？
或他们是否真的留了任何东西给他？
我从他的叔叔开始。我打电话给埃莉诺·扬特，査出版社是否有他的名字。她要她的助手找出格伦的履历表，据她说格伦并没有详细列出他念法学院之前的职业经历。比如说他课余或暑期的工作，他推销保险那部分，也只有摘要而已。“推销及行政工作—叔叔的保险公司—阿尔图那—宾州”，他是这样写的，后面加了日期。
我打电话到阿尔图那的询问台，请她在电话簿查一个叫霍尔茨曼的保险经纪人。她告诉我，此地有很多霍尔茨曼，只是大部分的“曼”是不同的写法，但似乎没有人从事保险业。
当然也可能不是叔叔，而是舅舅，这样就会是不同的姓。而且很可能他已经死了，或退休搬到佛罗里达，或是卖了保险生意，改卖汉堡王。
但是阿尔图那有多大？可以有多少保险经纪人，难道他们不会彼此认识？
我请询问台的接线员告诉我在电话簿上登最大广告的两家保险公司的电话号码。她似乎觉得我的要求很好笑，但她还是给了我需要的上述资料。我就打了过去，设法找在那里已经工作多年的人。我向他们解释我想找到一个在阿尔图那从事保险业的人，他的姓名可能叫霍尔茨曼，但最重要的是他曾经雇用他的侄子，而他的侄子的姓是霍尔茨曼，格伦·霍尔茨曼。
没这么好的运气。
我再打电话去给询问台，要了半打的霍尔茨曼电话号码。前两个没人接电话，第三个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的，她跟我保证她认得在城里所有的霍尔茨曼，她说他们全都是亲戚，但整个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叫格伦。不是这个名字不对劲，但没有一个霍尔茨曼有过这样的名字，如果有人有，她一定知道。
我说我想他是从咆哮泉镇来的。
她说那就完全不同了。她没有真的说出来，但她给我的印象是在咆哮泉镇的霍尔茨曼好像有问题。她知道在那里有一家霍尔茨曼，但很多年了，没有他们的消息，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在那里。但有一件事她很确定，在咆哮泉镇的霍尔茨曼与在阿尔图那的霍尔茨曼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
“除非你一直追溯到莱茵河流域。”她说。
我就打电话去问咆哮泉镇的霍尔茨曼，一边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早点想到。不过没有什么差别，那里没有霍尔茨曼。
我打电话给莉萨。我说格伦曾在阿尔图那替他叔叔的保险公司做事，她是否知道那个叔叔的姓名？
她说：“被你问住了。他曾经提起任何一个亲戚的姓名吗？如果他提过，我也不记得了。问题是，我们两个人都很少谈论我们的家庭。”
“他母亲娘家的姓是什么？他曾经提过吗？”
“他肯定没提过，”她说，“不过等一下，我刚从他的人寿保险上看到她的名字。你等一等。”我等着，过一会儿她回来说叫本齐格。“父亲的名字是约翰·霍尔茨曼，母亲的名字是希尔达·本齐格。”她念给我听，“有帮助吗？”
“我不知道。”我说。
我又打电话去阿尔图那询问台，找一个叫本齐格的保险经纪人。他们没有这个人。我就不再继续寻找。这个做保险的叔伯辈的人，也可能是舅舅或姨父，是姻亲，格伦父母的姐妹的丈夫。他也可能是远亲，像他父亲的表兄弟。他有太多的可能既不姓霍尔茨曼，也不姓本齐格。
我挂了电话，坐在那里考虑下一步。看起来虽然我敲了很多的门，但一扇接一扇的门都在我面前关上了。
我要不要去阿尔图那一趟？天，我真不想去。为了追寻可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消息跑一趟，这段路似乎有些太长了。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从远处得到我想要的资料。如果我到那里的话，我可以从老的市镇记录里找到他父母的名字，找出他所有的亲戚，找到那个做保险的人。
这是在假设提供资料的人愿意和我合作的前提下。我知道如何使纽约市管记录的人员跟你合作，你贿赂他们。但在阿尔图那很可能行不通。
我是否非得找出答案不可？
我瞪着电话，算我活该走运，说巧不巧此时电话铃响了。
是莉萨。她说：“我挂了电话之后开始回想。为什么会是保险业？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做过保险生意。”
“他是这样告诉埃莉诺·扬特的。”
“他告诉我他卖车，”她说，“他卖凯迪拉克及雪佛兰，还有别的，奥兹莫比尔？”
“他什么时候做卖车的生意？”
“大学毕业之后，”她说，“在他搬到纽约之前，在他进法学院之前。”
“列在汽车代理商下，”我说，“你有没有看到霍尔茨曼？像霍尔茨曼汽车行，霍尔茨曼凯迪拉克之类？”
阿尔图那的询问台实在有耐心。她查的时候，我在心中想象格伦·霍尔茨曼躺着的人行道，那个地方正好在本田代理商的前面，对面修理汽车消音器，而纽约市最大的凯迪拉克代理商不过在一条街之外。
阿尔图那的电话簿上并没有霍尔茨曼。我请她再查本齐格。她说，这个名字她听过，但她说不出个所以然，也找不到本齐格汽车行。我说那就在代理商下找卖雪佛兰、凯迪拉克或奥斯摩比的。
经过短暂的寻找，她说当地只有一家是代理凯迪拉克的，他们还卖其他我提到的车，另外还有通用卡车，丰田汽车等。“时代不同了，”她指的是代卖丰田车，“名字是尼坦尼汽车行，”她说，“在五英里外。”
我拿了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女人不认为有员工叫霍尔茨曼，除非是那个修理部门新来的人，她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他是不是我要找的人？
“那么我想老板不会就叫霍尔茨曼吧。”我说。
她似乎觉得我说得很好笑。“嗯，我想不是，”她说，“自从尼坦尼汽车行开店后，约瑟夫·拉马克先生就一直是老板。”
“店开了多久了？”
“好几年了。”
“在这之前呢？是不是曾经有过本齐格汽车行？”
“啊，不错，”她说，“不过那是在我来之前的事。请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我告诉她我从纽约打来，我在侦査一件谋杀案。死者似乎曾是本齐格汽车行的雇员，而且可能是本齐格先生的亲戚。
“我想你应该跟拉马克先生谈谈。”她说，然后告诉我他在另一条线上，我可不可以等一下？我说当然。
我正陷入沉思中，一个低沉的男声冒出来：“我是拉马克，抱歉我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
我告诉了他。
“有人被杀了？以前在这里工作，是阿尔·本齐格的亲戚？那么我想应该是格伦·霍尔茨曼了。”
“你认识他？”
“哦，当然。但不熟，我有好多年没想到他了，不过他是一个挺不错的年轻人。如果我没弄错，他是阿尔姐姐的孩子。她一个人一手养大了格伦，但就在格伦去上宾州州立大学的时候死了。我相信那些年来阿尔多少帮了点忙，当格伦毕业后，他就雇用了他。”
“格伦的表现怎样？”
“哦，还可以。我觉得他不懂卖车这一行的门道，但有时这需要时间磨炼。不过他离开了。我不知道他是对阿尔图那还是对这门生意感到厌倦。也可能是因为阿尔的缘故，他是个好人，但在他手下做事很不容易，我自己也一样离开了。”
“你以前也替本齐格做事？”
“哦，当然，但我辞职了，啊，大概在格伦来了几个月后。不过跟他没关系就是了。阿尔喜欢找碴儿，我就转到街上另一家费里斯·福特上班。后来阿尔有了麻烦，我就回头买下了这个地方，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老天，都十五年了，”他说，“陈年旧事了。”
“发生在格伦离开之后。”
“你猜得对。他离开几个月后阿尔出了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接手。”
“什么样的问题？”
他停了一会儿。“嗯，我不想提，”他说，“无论如何都是旧事了。现在这里没有人跟这件事有牵连了。阿尔跟玛丽一旦可以离开就立刻走了，而我想不出他们现在在哪里。那是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猜他已经过世了。当他离开阿尔图那时，他是一个破碎的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怪该死的联邦政府，”他语气里带着真情，“我不打算说的，但我不会伤害任何人，而且你很容易就会发现真相。阿尔有两套账簿，他这样做有很多年了。他太太是管账的，我猜是他们两个一起做的账。当然他另外有一个会计师，是普赖斯，那段时间他也被一起扯进了这个麻烦，但最后证明他是清白的，阿尔跟他太太一直瞒着他，不过还是对他以后的生意有影响。”
“本齐格结果怎么样？”
“他们认了罪，没有选择，不是吗？国税局手里有证据，而且这个案子明显是逃税。他们有一套假造的账簿，还有秘密的银行账户。你不能说你是不小心犯了错，你不知怎么忘了没报税。如果国税局想的话，他们两人都有可能进监狱。人是没进监狱，但国税局也没有多少慈悲心，这是我的意见。他们拿走了阿尔所有的资产，结果我买了这个地方，另一个人买了他们的房子，还有个人买了他们在湖边消暑度假的房子。”
“这件事发生时，格伦已经走了。”
“嗯，不错。就算他听到这个消息，他也没回来支持他舅舅。那时他在哪里，纽约？”
“纽约，”我说，“读法律，用他母亲死去留下的钱付的学费。”
他要我再说一遍。等我说完后他说：“不，不可能的。格伦·霍尔茨曼在咆哮泉镇的拖车里长大，而且那部拖车还不是他们自己的。他妈妈除了她兄弟给她的钱之外，我不相信她还有一毛钱。”
“说不定那是保险的钱。”
“如果是的话，那就太令人惊异了，但就算有也早该用完了。我不是说过，格伦的母亲差不多在他去念大学的时候死的。”
“是的，你刚才说过。”
他说：“这有问题是不是？他从哪儿弄到的钱？”
“我不知道。国税局怎么会找到本齐格的头上？”
“我的天。”他说。“谁知道那第二套账簿？”
“一小时前我会说谁也不知道，我确定普赖斯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会说只有阿尔及玛丽知道。”
“现在呢？”
“现在我必须猜测格伦是否知道，”他说，“老天，我的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