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旅馆去取消电话转移。应该有办法不需要回去就可以取消，但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原来根本不会想到要转移，但有两个骇客族的小伙子自作主张替我侵入电话公司的电脑系统。他们进入之后，就替我搞了转移服务，而且每个月我还并不需要缴钱。他们又替我搞了免费的长途电话服务。我的长途电话是用斯普林特电信公司的系统，只是斯普林特的计费部门不知道。（当我表示这样做似乎有点不道德，他们问我欺骗电话公司真会让我良心不安吗？我只好承认没这回事。）
我赶上了西六十三街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中午聚会。演讲人在庆祝他的第九十天戒酒日，你至少得戒了九十天才能领导聚会。显然他对他的成就非常满意，好像自己就是一杯没有加酒的混合饮料，轻飘飘地充满了浮力。休息时间，一个坐我旁边的女人说：“我也曾经像那样，然后我从粉红色的云端掉了下来，直撞上地面。”
“现在呢？”
“现在我很快乐，喜悦，而且自由，”她说，“还有什么呢？”
我在一家熟食店买了咖啡及三明治，到中央公园的板凳上野餐，呼吸着埃莱娜赞不绝口的加拿大空气。我想到一些可以做的事，但可以稍微等一等，而且说不定应该等一等。大部分都是跟格伦·霍尔茨曼有关，等我跟他太太谈话之后再开始进行似乎比较合理。
在公园里待了两个多小时，我走到动物园去看熊。在一块名为草莓田的空地上，我算出来如果约翰·列侬在四十岁时没被一枪打死的话，他现在该有多老了。有人说过，如果你能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世界，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寿限已定，每件事的发生都自有道理。但我无法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世界，或看任何其他的事。当我试着这样做，我所有的努力只换来一个僵硬的脖子。
当然有人说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
桌上有简及TJ的留话。我先打电话呼叫TJ。五分钟过后他还没打回来，我就打给简，是她的应答机接的，我跟她说可以随时打来。
我打开CNN，正漫不经心地看，电话铃响了，是TJ。他对这么久才回话大为抱歉。“找不到电话，”他说，“要不就是有人在打。整整第八大道，所有的电话都没了，完了。”
“它们全坏了？”
“坏了？它们不见了。你知道有人是怎么干的？他们并不把电话给撬开，他们索性把电话拴在汽车后面的保险杠上，一拉，把整个电话拉了下来。你想他们搞这么多麻烦就是想弄点硬币呢，还是他们想卖电话？”
“我不知道谁会去买，”我说，“除非他们有办法再卖回给电话公司。”
“这样赚钱可不容易。大哥，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可能发现一点苗头。我在马路上听到，有人看到了杀人过程。”
“你找到证人了？”
“我还没找到任何人。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有人认识她。但我想我会找得到。”
“证人是个女的？”
“比较像我们昨天说的那种。带棒儿的妞，你告诉我还有另个叫法，双性人？”
“不错。”
“如果我老跟着你，我也成了受过教育的人士了。这个带棒儿的妞，我想我应该有办法找到她。只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你要小心一点。”
“你的意思是注意性交安全？”
“老天，”我说，“我的意思是不要轻举妄动，弄得有人来杀你。”
“哦，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多花点时间，因为我会很小心。而且这些双什么来着的很不容易混熟。除了毒品及荷尔蒙，他们的态度倾向于模模糊糊。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不是乔治干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难道他不是我们的客户？难道我们不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猜你是对的。”
“你学了点东西，”他说，“学得不错。”
埃莱娜打电话来告诉我她一天的活动，又问我怎么样。我们都同意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日子，而且秋天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有件事我想问你，”她说，“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每次发生这样的情形就让我生气。”
“我知道。”
“而且我记性不好的时候越来越多。有人告诉我有种草药可以帮助记忆力，但你想我怎么记得住会是什么草药？”
“如果你可以——”
“——我就不会需要它了。我知道，我想到过。算了，我会记起来的。今天晚上你要去看莉萨，对不对，之后你想打电话给我的话就打。”
“如果我想到，而且不太晚的话。”
“就算太晚也没关系，”她说，“你知道吗？我爱你。”
“我也爱你。”
当我把一些衬衫送到街角的洗衣店去时，简又打来了。我去了还不到十分钟，所以我没去检查留言就走过了柜台，但门房一眼看到我进入电梯，就打电话到我房间通知我。我立刻打给她，但我再度接到她该死的应答机。
“我们好像在玩你追我赶的游戏，”我说，“我一会儿要出去，而且今天晚上我要跟人谈生意。我会再找你的。”
我对走廊的门房通名报姓的时候正是九点整。我告诉他霍尔茨曼太太在等着我。他一听她的名字表情立刻转为机警。我感觉得出自从她丈夫死后，她一定有不少访客，而绝大多数既非应邀，更不受欢迎。
他用手遮着对讲机，声音小到我一点也听不见，但她的回答让他松懈了下来。他不需要把我扔出去，或是去找警察，他的感激之情立刻浮现脸上。“你直接上去。”他说。
当我走出电梯时，我看到她就站在她的公寓门口，比我记忆里要漂亮，也比我记忆里要老，似乎最近发生的事在她的脸上凿出性格的痕迹。她仍旧看起来很年轻，但现在要相信她如同新闻上说的有三十二岁并不困难。（她三十二，他三十八，我在想，乔治·萨德斯基四十四，而约翰·列侬永远是四十。）
“我很高兴你能来，”她说，“我不记得该怎么称呼你。马特，还是马修？”
“你怎么叫都行。”
“今天早上我叫你斯卡德先生。我不记得我们一起吃晚饭的那天我怎么叫你的。埃莱娜叫你马修。我想跟着这样叫。请进，马修。”
我跟着她进入客厅，有两张沙发在角落成直角放着。她先坐下，又指着另一张要我坐，我也坐下。两张沙发都摆在能看到西方最佳景色的位置，而我透过玻璃窗，欣赏即将完全消逝的夕阳，在渐暗的天边一角，有一圈粉红带紫的痕迹。
“对面那些高楼在威霍肯，”她说，“如果你觉得这里的景致好，想想看他们的景观会更棒。他们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曼哈顿的天际线。不过当他们下了楼，走出门，他们是在新泽西。”
“这些可怜的家伙。”
“说不定住在那里也不坏。从我来纽约的第一天，我就以为曼哈顿是最值得去的地方。我在白熊湖长大，在明尼苏达州。我知道那里听起来像与美洲麋鹿及爱斯基摩人为邻，其实它比较像双子城的郊区。我乘西北航空的飞机落地的时候，除了一张明尼苏达大学的艺术硕士文凭之外，什么也没有。一本素描簿，还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电话号码。我在切尔西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我跟人分租一间在东十街汤普金斯广场上的公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形容这种不同文化所产生的震撼。”
“但你还是适应了。”
“哦，是的。我没有在字母城住得太久，因为那里让我感到不安全。虽然没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不断听到同一条街上的人被抢被奸被杀，一有办法，我立刻就搬到东区南边的麦迪逊大道。”
“我知道在哪里，不过那个地方也不是太好。”
“不错，那是贫民窟。如果在美国其他地方，它一定早被拆了，但它不像东十街那样充满了毒品，让我觉得比较安全。我先跟别人合租，之后我就自己住。在一栋廉价公寓里有三间小小的窝，走廊里满是老鼠、尿臭以及大麻的味道。但没有任何坏事发生，不论是街上或是公寓里，从没有人来找我麻烦，从没有人进门来抢劫，或是从防火梯爬进来。一次都没有。然后我遇到这个男人，使我意乱情迷，带我远远离开所有这一切，搬进这个原来我想都不敢想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没有任何味道，走廊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守着。
“而现在我在这里，”她说，她的声音逐渐提高，“我在这里，坐在新沙发上，踏在新的东方地毯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当我从窗外望出去，我有无穷的视野，我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干净安全的地方，但我有一个死掉的胎儿，一个死掉的丈夫，怎么会这样？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听？怎么会这样？”
我没说一个字，我猜她并不期望我回答。在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时候，我看着她的脸：一个完美的鹅蛋脸，眉清目秀。她穿得很整齐，一件鸽灰开襟上衣罩在同色的平领衫上，下面是一条深蓝褶裙。脚上是双简单的一寸低跟鞋。整个打扮像是一个成长的天主教学校女学生，如果说六个月前不过是漂亮，现在却显得美丽动人。
“很抱歉，”她说，“我以为我已经很能控制自己了。”
“你做到了。”
“我可以给你什么喝的吗？我们有威士忌及伏特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哦，冰箱里有啤酒。啊，我应该停止说‘我们’。你要什么，马修？”
“现在都不用，谢谢。”
“咖啡？已经煮好的，我想这正是我要的。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很抱歉里面有咖啡因。”
“事实上我喜欢有咖啡因的。”
“我也是，但格伦在晚上只喝无咖啡因的。几个月前我们去一家餐馆，侍者居然问我们要没有咖啡因的还是不要没有咖啡因的，亏他想得出来。”
“我想我还没听过这种讲法。”
“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再听到。你的咖啡里要不要加什么？你的不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我告诉了她，她走进厨房去拿。当她回来时，我坐在窗边看着地狱厨房，你可以叫它克林登。我也可以看到德魏·克林登公园，我不知道TJ是否就在下面。
她说：“你在这里看不清楚的。那座建筑的一角挡住了视线。”她在我的肩膀边指着，“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去那里看，也许是再隔一天，我不记得了。我只是想亲眼看看。我不知道我想看到什么，只是一个街角而已。”
“我知道。”
“你去过那里？”
“是的。”
“我把你的咖啡放在桌上。告诉我好不好喝。”我坐下来尝了一尝，味道很好，我据实以告。“好咖啡是我的弱点。”她说，“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喝起来就是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坐下来喝她自己的咖啡。“要适应很难，”她说，“做寡妇，我才开始习惯做太太。”
“你们结婚多久了？”
“到五月才是周年纪念，所以有多久了？十七个月？还不到一年半。”
“你们什么时候搬来这里的？”
“我们度蜜月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格伦在约克威尔有个只有一室的公寓，我仍住在麦迪逊大道。婚礼过后，我们飞到百慕大度过一星期。我们回来时，机场有部长型轿车等着我们。我们直接开回这里，我还以为司机把地址搞错了呢。我以为我们在找到大点的房子之前会住在格伦的那里。接下来我只知道格伦把我抱过了门。他说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搬家。如果我不喜欢的话！”
“真是一个惊喜。”
“他总是充满了惊喜。”
“哦？”
她开始想说什么又停住。“我应该谈正事才对，”她说，“可我不知道我到底该做什么，我从来没有雇过私家侦探。”
“我已经有了一个雇主，莉萨。”
“哦，是他雇你的吗？”
“是谁？”
“格伦。”
“不，”我说，“他怎么会雇我？”
“我不知道。”
我索性说下去。“一个叫汤姆·萨德斯基的人雇我的，”我说，“他的哥哥因格伦的凶杀案被抓了起来。”
“而他雇你——”
“去追查他兄弟不是凶手的可能性。你该了解，如果真是他杀的，我不会试着替他脱罪。但只有很小的机会能证明他无辜或证明杀你丈夫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
“是的，当然。”她默默地想了一会儿，“你想在格伦的生命里找出一个有理由杀他的人。”
“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被另一个陌生人所杀，但凶手并不是乔治·萨德斯基。十一大道的晚上跟白天截然不同。白天他们卖汽车、修刹车，晚上则在那里卖毒品和进行性交易。那类交易使得满街都是有问题的人物，其中一个可能撞上了格伦。”
“也可能是他认得的人。”
“不错，是有这种可能。我在四月第一次遇见格伦，之后又在附近碰到他几次，但我真的跟他不很熟。”
“我也是。”
“哦？”
“我告诉你我那时意乱情迷，这不是夸大其词，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遇到的，我记得我们一起聚会的那个晚上我曾经提起过。”
“不错，我记得。”
“他真是费了一番心思，我从来没有这样被人追求过。他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每天都跟他说话。如果我们没有一起出去，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我以前也有过男朋友，有男人对我感兴趣，但从来没有像这样的。
“但同时他并没有急着跟我做爱。我们约会了一个月之后才上床。在那段时间我们每个星期至少见三四次面。当然，因为艾滋病及其他缘故，一般人不会刚约会几次就上床，但别人都等一个月吗？”
“我不知道。”
“我说不定会放在心上，但我有种感觉，他完全掌握了局势，而且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老是有这种感觉。一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附近吃饭。‘你会留下来。’他说，所以我想，好吧，好极了。我们就上了床。两天之后他向我求婚。‘我们结婚。’他说。好吧，好极了。”
“非常浪漫。”
“老天，是的。我怎么能够不爱他？就算我不爱他，说真的，我想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聪明，他有钱，他英俊，而且他对我痴迷。如果我嫁给他，我可以生孩子，我可以不再挣扎着赚钱，我可以全心全意在我想要做的艺术上。不再有麦迪逊大道，不再坐地铁满城乱赶，我不再需要向那些对我身材比对我作品更感兴趣的艺术指导展示我的书，我遇见唯一例外的是那种本来就对女人没兴趣的人。如果早几年我遇见像格伦这样能控制一切的男人，我一定会吓个半死，但我受够了一个人应付一切，这是一个生存不易的地方。”
“这是真的。”
“我已经准备好让其他人来掌舵了。而且我从来不觉得他在指使我。就拿我们的蜜月来说，他选好地方，做好所有的安排。但他选了他知道我会喜欢的地方。再说这间公寓，他知道我喜欢这个区域，而且他知道我爱住在高高的半空中，整个城尽收眼底。
“这间公寓也准备好了。他已经装修过。他说，任何我不要的东西都可以退回去。他不想带我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家，但他要确定都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可以换掉所有我看不顺眼的东西。有条地毯我不喜欢，我们就退回给爱因斯坦·穆吉公司，换成了那一条。原来的那条也没什么不好，但我觉得他似乎希望我做点小改变。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
“他是一个好丈夫，”她说，“周到体贴，当我失去孩子时，他一直支持我鼓励我。那段时间我很难过，而且除了格伦之外，我没有其他亲人。在纽约我没有交到亲密的朋友。刚来的时候我有几个熟人，但等我搬到麦迪逊大道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我结婚搬到这里后，又失去了麦迪逊大道的朋友。我就是这样。我很友善，很容易跟人相处，但我无法跟人保持联系，无法跟人建立长久的友谊。
“换句话说，我有很长时间独处。格伦有时候晚上要加班，有时候他整个晚上，或周末都有公务会议。我去上课——所以我才认得埃莱娜——当然我也画画。我自己去看电影，星期三下午我可能去看戏，永远有这么多音乐会，卡内基音乐厅及林肯中心就在旁边，你总可以找到事做。何况我从来不在乎独处。你还要一些咖啡吗？”
“现在还不用。”
“自从谋杀案发生后，”她说，“我发现我老是在看电视。以前我在家时从来不看的，现在我好像一直都在看，不过我猜我会挨过去的。”
“现在电视就是你的伴。”我说。
“我相信的确如此。我开始只看新闻。我有这种心理，需要看遍所有的新闻节目，因为它们可能报道与格伦有关的新闻，或是案情的新发展。一旦他们逮捕了那个人——抱歉，我的脑子迟钝了，我永远没办法记得他的名字。”
“乔治·萨德斯基。”
“哦，对。一旦他们逮捕到他，我便不再对新闻感兴趣，但我仍旧想在这个屋子里听到声音。那就是电视，它发出人的声音。我想我应该停止再看，如果我想听到人声，我永远可以对我自己讲话，是不是？”
“我看不出来有何不可。”
她闭起眼一会儿。当她睁开眼继续说话，她的声音听起来疲倦、紧张，仿佛用力过度。“我逐渐发现我根本就不认识我的丈夫，”她说，“是不是很奇怪？我原来以为我了解他；至少，我不曾想过我不了解他。然后他被杀了，我发现我从来就没有了解过他。”
“为什么这样说？”
“上个月有一天，”她说，“他用一种非常随意的态度提起他会死的可能性。如果有事发生，他说，我不必担心会失掉这套公寓。因为我们有贷款保险。如果他死了，保险公司会自动全部付清。”
“而你没办法找到保险的文件？”
“根本没有任何文件。”
“有时候有人会假装有保险，”我告诉她，“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们不觉得立刻就要死了。他说不定只是想让你安心。而且你确定没有保险吗？去问贷方可能很有用。”
“根本没有保险，”她说，“根本没有贷方。”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没有贷款，”她说，“我完完全全拥有这套公寓。从来就没有过贷款，格伦直接用现金买的。”
“或者这就是他的意思，依法没有人可以拿走这份产业。”
“不，他以前说得很清楚。他很仔细地解释保险的细节，以及偿还的方式。随着贷款每年逐渐被付清，保额也逐年减少。似乎非常清楚，但其实完全是虛构。他的确有保险，他在他的公司有团体保险，他自己又另外买了一个人寿险，两个保险我都是唯一的受益人。可是他从来没有贷款保险，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贷过款。”
“我看得出是由他料理家庭财务。”
“当然，如果是我每个月付各种账单的话——”
“你早就发现你们没有贷款要付。”
“他料理所有的事。”她说。她开始说别的，忽然停止，站了起来。她走到窗边，天完全黑了，你可以看到星星。在纽约因为污染的缘故，就算天气清明，你也不一定看得到星星。但现在由于干净的加拿大空气，它们正在静静地发光。她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该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信任你。”她转过头，她蓝色的大眼睛盯住我。眼神里带着信赖，没有一点心计。“我希望我可以雇你，”她说，“但你已经有了一个客户。”
“你觉得你有兴趣知道的跟他的恰恰相反？”
“我不知道我想知道什么。”
我等她说下去。但她没说什么，我就问她她丈夫怎么有办法用现金来买房子。
“我不知道，”她说，“他有他父母的遗产，他说他拿那笔钱来付头期款。”
“说不定他有足够的家产，所以他不必贷款。”
“说不定。”
“说不定他守着这个秘密，因为他不希望你知道你跟一个有钱人结婚。有些有钱人是这样的，他们怕别人只是爱他们的钱。而且如果你们之间有钱的程度差别很大——”
“我大概只有一两块钱。”
“嗯，可能就是这个缘故。”
“那么钱在哪里？”她追问，“如果他这么有钱，那就该有银行账户、定期存款、股票或债券。我什么都找不到。是有保险没错，我已经告诉了你，活期存款户头里也有几千块钱。但没有别的了。”
“说不定他有别的财源而你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他有保险箱，佣金户头，或其他财源。如果几个月内没别的钱出现，这种情形是很奇怪，但通常要等这么久才能弄明白情况。”
“有些钱是出现了。”她说。
“哦？”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作了决定。她到另一个房间去，带了一个鞋盒大小的金属盒子回来。
“我在衣柜里找到的，”她说，“几天以前，我在想，我应该把他的东西整理出来，把衣服捐给慈善机构。然后我在最上面一层发现这个。我不知道开锁的号码，我正打算用锤子跟起子撬开，忽然我想到不过只有三个号码，所以至多只有一千种组合，如果我从三个零开始直转到九九九，嗯，又会花多少时间，而且我有什么其他的事要做？当我转到对的号码时我开始哭了起来，因为那个号码是五一一，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五月十一号，五一一。我看着号码锁哭，当我打开盖子时我还在哭。”
“你发现什么？”
她转锁打开盒子，给我看里面，是半盒一捆捆的钞票。我看到的全是百元大钞。
“我以为会是股票证券或个人的证件，”她说，“但我说了这么多，你一定猜到我要给你看什么。”
“不见得。”
“还有什么可能？”
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想。秘密日记。一袋毒品，做买卖或自用。色情录像带，一把枪，录音带。公司的机密。新的或旧的情书。祖传的珠宝。任何东西。
“我猜可能是钱。”我说。
“我数过，”她说，“这里有将近三十万。”
“但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是的。”
“我猜这不是他继承的遗产剩下来的部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遗产。就我所知，他的父母都还活着。马修，我好害怕。”
“有人恐吓你是吗？”
“什么意思？”
“任何古怪的电话？”
“只有记者打来的，过去这个星期也没多少。还有谁会打来？”
“有人想要回他的钱。”
“你觉得格伦偷了钱？”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笔钱，”我说，“从哪里来的，他有了多久了。我不确定你该不该把钱就这样放在屋子里。”
“我也想到过，但我不知道我该放到哪里去。”
“你有没有保险箱？”
“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很值钱的东西需要放进保险箱。”
“你现在有了。”
“但这样做好吗？如果国税局查到——”
“你是对的。不论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我敢打赌他没报税。如果他们在查，他们可以要一个法院的条子，打开你们两个名下的任何保险箱。”
“你有没有保险箱？如果你可以帮我存——”
我摇摇头。几分钟之前她不能确定告诉我这件事是否安全，现在她索性要把钱交给我。“我想这样做不太好，”我说，“你有律师吗？”
“没有。有一次我跟我过去的房东起了争执，曾请过一个在东百老汇的家伙，但我跟他并不熟。”
“嗯，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他在布鲁克林桥的另一边，不过他值得你特别跑一趟。我可以给你他的号码，或是你要我帮你打电话给他？”
“你能帮我打吗？”
“明天一早就打。他会给你很有用的建议，而且说不定能把你的钱存在他的保险箱里。放那里会比放在你的衣柜里安全。我想有关律师跟委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我得先打听清楚。”
“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还是放在衣柜里。到目前为止都没问题，而且我不会告诉别人这件事。”
“等它送出去后我就安心了，”她说，“自从我发现它后就一直很紧张。”
“我也会很紧张，”我说，“这是一大笔钱。不过我不觉得你该送给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