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特先生，听你说，你很愿意为苏联工作？”
审讯了大概半个小时，这位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上校开始感到厌烦。他想，他已经从这讨厌的英国士兵身上榨出了所有他感兴趣的军事情报。现在，他只打算敷衍他几句，先把格兰特关到楼下的单人牢房里几天，再将他押往沃尔库塔集中营或其他什么地方。
“我愿意。”格兰特答道。
“格兰特先生，你能做些什么呢？简单的体力劳动我们有的是人去做，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卡车司机，”上校继续笑着说道，“至于拳击手，我们也不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拿下两块奥林匹克金牌。”
“我是杀人专家，这行，我做得很好，我也喜欢！”格兰特道。
那位上校盯着他，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看见他那双棕色睫毛下的淡蓝色眼睛闪过一丝红光。他暗自思忖着，考虑着格兰特话里的含义。他的疯狂令人难受，上校冷眼打量着眼前这个家伙，心想，与其让他在集中营浪费粮食，不如给他一枪，或者干脆把他交回英国安全部，让他自己的人来处置他。
“上校同志，看来你不相信我。”格兰特显得有些不耐烦，这真是闯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碰上了一个错误的人！“你那些烂活儿我不愿意干！”他肯定苏联有个暗杀小组，每个人都这么说，肯定没错的。“我想和你们搞暗杀的人谈谈，我可以为他们杀人，他们想干掉谁都可以，只要他们愿意，如果你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动手。”
上校情绪复杂地看着他，觉得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向上级汇报一下比较好，便对格兰特道：“你等一等！”他站起来，走出门去，持枪的卫兵走过来，守在门口，死死看住格兰特。
那位上校走进旁边的屋子里，屋子里是空的，桌子上放着三部电话机。他拿起了直通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总部的专线电话，刚把听筒贴近耳边就听接线员说了声：“‘锄奸团’”。电话接通后，他要求和首领通话。
十分钟后，他放下电话。太好了，看来刚才这个决定是多么明智啊。双方的问答简短而积极，而且达成了共识：不管从哪方讲，这个人都对我们有用，如果他干成功了，再好不过！即使失败了，也会把西方阵营搞乱，尤其是英国人，更会怒火中烧，因为格兰特是他们的人；西德人也会惴惴不安，因为这次行动定会把他们的间谍吓个半死；美国人则会忧心如焚，因为鲍姆嘉通会议的大部分基金由他们提供，这次事件后他们就会认为鲍姆嘉通的安全不够好。这一招真是太妙了，他不禁佩服起自己的聪明才智。回到办公室，他面对着格兰特坐下。
“刚才你说的话都算数吗？”
“绝不欺瞒！”
“你的记性怎样？”
“相当好！”
“那好，在英国防区住着一位德国人，是鲍姆嘉通教授，具体位置是库法斯特丹姆大街22号第5单元，这个地方你熟悉吗？”
“熟悉。”
“很好，你今天晚上就骑摩托车回到英管区去，我们会给你另外一个车牌。你带一封信给鲍姆嘉通教授，要亲手送给他。你穿着这身军服，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你要坚持说这是绝密信件，得亲自转交。见了鲍姆嘉通教授后，立即把他干掉，”上校顿了顿道：“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格兰特坚定地答道，“如果我成功了，你们会让我继续在这干吗？”
“很有可能！”上校不动声色继续道，“这还要看你自己的表现，首先，你得用事实证明你有这种能力。任务完成后，你就回国家安全部，见鲍里斯上校。”他按了一下电铃，一个便衣走了进来。上校对格兰特说：“他会带你去吃饭，然后，他会把一封信交给你，还会给你一把美制尖刀，这可是把好武器，祝你好运！”
上校站起身来，从花盆中摘下一朵玫瑰，贪婪地嗅着。
格兰特站起身来，感激地说：“谢谢长官！”
上校没有回答，眼睛始终没移开那朵玫瑰。格兰特跟着那个便衣出了房间。
飞机在苏联中心地带的上空飞行，斯大林格勒以东的工业区和第聂伯河的支流已远远地被抛在了身后。哈尔科夫周围闪耀的灯光表明他们已到了乌克兰的边境。从飞机上往下看，库尔斯克镇仿佛是一堆闪着微光的磷火，迅速飘来又立即消失了。格兰知道下面那片黑暗的土地就是苏联的中央平原。肥沃的田野上长着大片茂盛的庄稼，它们在六月的夏风中婆娑起舞。每年，这儿都能收获上百万吨的粮食。这里离莫斯科大概还有两百英里，飞机再飞行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目的地了，而这段飞行中，不可能有这灯火闪烁的景像了。
现在格兰已经对苏联有很深的了解。那次他回到英管区，顺利干掉那名西德间谍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事后，他溜过边境，设法找到“鲍里斯上校”。之后，他换上便衣，戴上飞行头盔，登上了一架直飞莫斯科的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专机。
从那时起，整整一年时间，格兰都过着囚犯般的生活。他修身养性，锻炼身体，不时向身边的人学习俄语，这些人中有的审问他的人，有密探，还有医生。在这期间，苏联派往英国和北爱尔兰的间谍花了一番工夫来调查他的底细。
那年年底，格兰特像其他幸运进入苏联的外国人一样，拿到了证明自己政治清白的清单。他的自述也得到了证实。根据英国和美国的密探调查表明，这个人对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都毫无兴趣。医生和心理学家们说，此人患有严重的躁狂症和抑郁症，每到月圆之际，这两种病的症状就会同时发作。他们还说他是个自恋犯，一个没有性欲的中性人，对痛苦的耐受力极大。这些特殊的性格放在一起，再加上他超棒的身材，尽管他受的教育少得可怜，但总而言之，他的确是个奸诈狡猾的狐狸。最后每个人都认为，格兰特是社会上最危险的一份子，应该除掉他。
当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人事局长正打算在格兰特的处理报告上批示“枪毙”二字的时候，一个新的想法从他脑子里跳了出来。
苏联必须有一次大清洗运动，这不是因为好斗的俄罗斯人残忍，尽管他们的种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粗暴的民族，而是因为这是保卫自己的一种手段。那些叛国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国家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叛国者们生存。也没有那么多宝贵的时间由他们折腾。假如他们继续危害人民，他们就必须被除掉。在一个拥有两亿多人口的国家，一年杀掉上千个人，没人会注意到他们。就算出现两次最大的清洗运动，一年杀掉上百万人，也不是什么严重的损失。而最严重的问题是杀手的短缺。杀手的职业生涯很短，他们都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从灵魂深处讨厌它。一个杀手处死十个、二十个，甚至一百个人后，他就不再具有人性了，他对自己死亡的恐惧会一步步向他的身心渗透，直至攫取他的性命。死亡的细菌像蚕食蛋糕一样，将他的身体一点点吃掉。此后，沉迷在忧郁和烂醉之间，可怕的倦怠使眼睛失去了光彩，而且行动迟缓，成功的精确度极度下降。当主事人看见杀手的这些迹像后，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只能除掉这个杀手，另聘高明。
因此，国家不仅需要精明的刺客，也需要普通的刽子手，眼下这个格兰特就是这么一个可以身兼两职的人，再说他也愿意为苏联奉献才能，何乐而不为呢？这位国家安全部的人事局长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将格兰特免除了死刑。如果医生们说的话是对的，那他的威力一定很大。仔细考虑了一番，人事局长在格兰特的处置报告上签署了自己的意见，并将该报告发往“锄奸团”二处。
专门从事策划暗杀行动和执行暗杀的“锄奸团”二处，接受了唐诺万·格兰特，并将他改名为格兰利特斯基，而且存了档案。
这以后两年来，格兰特接受了异常艰苦的训练。他不得不重新上学。在他原来的心目中，学校是松木课桌乱放，充满了小孩的奶味和绿头苍蝇嗡嗡乱叫的地方。那儿闲散轻松，让人悠然自得。可是现在，列宁格勒郊外的外国谍报人员学校却是一个严肃紧张的学校。与他原来心目中的竟是格格不入。课堂里坐满了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有德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中国人和黑人等等。大家都正襟危坐，一副勇于献身的严肃面孔。上课的时候，他们都全神贯注地记笔记，这就使得格兰特不得不也硬着头皮坐下来受他最讨厌的这份罪。
他最头痛的是理论课，以“政治常识”为名，主要介绍工人运动史、共产党党史以及世界形势；教授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这些星罗密布的外国人名，他很少有拼写完整的。还有一些课程都是关于阶级敌人的，专门讲述资本主义和法西斯；“宣传鼓动战术”课主要讲述少数民族问题，还有什么殖民地问题、黑人和犹太人问题等等。每个月底他们都要进行测试考评。每次考试，格兰特总是耐着性子坐在教室里，信手涂鸦，胡乱写着各国的历史，甚至拼错了共产主义口号。每次他都把卷子揉得皱巴巴的，有一回他实在气不过，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卷子给撕了。
他最喜欢的课程是那些“技术课”。他总是能很快地搞懂密码、暗号之类的东西。他的“通讯”课成绩非常出色，他能迅速识破对手设置的迷障和残缺不全的资料，还能迅速抓住信使，攫取邮箱。他的“野外作业”课成绩最好。在这样的课堂上，每个学生都要设计一个假想行动，在列宁格勒郊外实施，以警惕性和判断力作为考试内容。“安全第一”课的考试是考查学员的沉着、勇敢和冷静，他这一课程的成绩名列全校第一。
这年年底，当格兰特的成绩单送到“锄奸团”时，他们看到他的评语“无政治倾向，工作能力极强”很是高兴。因为这些正是“锄奸团”所看中的。
第二年，他同两个外国学生以及几百名俄罗斯学生，去了莫斯科郊外库契罗镇的一所专门教授恐怖和颠覆手段的学校里学习。在苏联著名的现代间谍之父阿卡笛·弗罗耶夫上校的指导下，格兰特顺利地通过了柔道、拳击、竞技、摄影和无线电通讯等课程。在这所学校，格兰特还得到全苏步枪射击冠军尼可莱·哥德罗夫斯基中校的亲传，他掌握了各种轻武器的使用方法。
这年中有两次月圆之夜，苏联国家安全部派车来接他到莫斯科的一所监狱里，事先没有通知他。在这里，他们给他蒙上黑头巾，让他用绳子、斧头、冲锋枪等武器杀死死刑犯。不管是在杀人之前、杀人过程中还是杀人之后，医生都要对他做心电图检查，量血压以及其他各项体检，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类检查，也不知道检查的结果是什么。
总之，这一年的生活过得相当不错，他对这种境况很满意。
1949年至1950年之间，格兰特被派往东欧各国，和一些间谍小组一起进行小规模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除掉那些可能会背叛或已经有越轨行为的间谍。格兰特事事都干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上头虽然在暗中监视着他，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偏差。当然了，不能在月圆的时候派他单独行动，因为这个时候他无法控制自己，不听从指挥。所以，上头总是在他的安全期派他去执行任务。而每当月圆之夜，就让他到监狱杀人。这样一来，去监狱杀人就成了一种对他圆满完成任务的奖励了。
在1951年和1952年这两年中，格兰特充分展示了他的才能，他的上司也更加青睐他了。鉴于他出色的工作业绩，特别是在东柏林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苏联国籍和每个月五千卢布的工资。1953年，他被授予少校军衔，获得了高额年金，工龄就从他首次与鲍里斯上校谈话的那次算起。此外，还拨给他一套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和两名保镖，当然，两个保镖的任务既是保护他，也是防止他有越轨行为。每个月他都可以到附近的监狱走一趟。无论那儿有多少死刑犯，他都全包了。
自然，格兰特没有朋友，每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怕他、恨他，嫉妒他。在小心谨慎为上的苏联，他没有任何所谓的可以被称作“友谊”的情感，顶多有一些职业上的老熟人关系。不过，他一点都不在乎。他所感兴趣的是他要杀的人而已。而他生命的其他时间，他都生活在自己的心里，在这里，他的思想是丰富、令人激动、超前的。
当然，他有“锄奸团”这个大靠山。在苏联，只要进了“锄奸团”，就不必担心有没有朋友，有了“锄奸团”的保护，也用不着担心其他的事情了。
当飞机在希罗机场的雷达引导下徐徐降落时，格兰特还意犹未尽地沉浸在发家史的回忆中。机场南部闪耀着红光的地方就是莫斯科了。
他此时正当盛年，又是“锄奸团”里的首席杀手，也是整个苏联的头号杀手。到了这样的级别他还有什么不满的呢？还想要更高的提升？更多的钱？更多的金质装饰品？更重要的任务？或者更好的技术？
这样看来，他实在没什么好追求的了，或许，这世界上某些国家里还有一些他还没听说过的间谍人员，要是真有这样的任务，他得把这个人除掉，才能保住自己在这行业中的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