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来了，又走了，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度过了节日，收看着5频道转播的“黄昏地带”马拉松比赛，心里仍然嘀咕着，不知道简在干什么。
一个星期以前，我曾试着给我父母打过很多次电话，希望他们邀请我去吃感恩节大餐，但是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尽管他们曾经连续3年邀请我和简跟他们一起过感恩节，我们却一次也没有去过，理由无非是学校、工作等等，总之所有能想到的理由都用遍了。今年，当我终于渴望着回家过节的时候，却再也没人向我发邀请了。尽管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但是找并不吃惊。
我知道我的父母不是出于恶意，或者故意不邀请我去——他们只是猜测我和简仍然有自己的安排——其实我没有任何安排，我渴望他们能给我一些爱。
我还没有告诉父母我和简分手之事，因为事情发生之后，我跟他们一次都没有通过电话。我父母从来没有对我真正表示过亲热，如果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用成千上万个问题来问我，最终使我感到尴尬和难为情——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谁的过错？你们打算彻底分开吗？我不想强迫自己跟他们谈这类问题，我也不想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尽可能让他们知道得晚一些。我宁愿他们从别人那里间接听说这个消息，而不是从我嘴里直接听到。
如果我打算去圣地亚哥过感恩节的话，我就得准备撒谎，告诉他们简临行时生病了，只好回家去跟她的父母一起过节。尽管这个蹩脚的理由明显站不住脚，但是我坚信我的父母一定会相信。他们属于那种很容易受骗上当的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骗过他们。我很清楚，我完全可以自己邀请自己，在星期四那天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台阶上。不过我感到这样做不太合适。
因此我便留在了家里，躺在长沙发上，看电视直播“黄昏地带”马拉松竞赛。我的感恩节晚餐是我自己做的通心粉加奶酪。
我感到十分郁闷，我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孤独感和被抛弃感。
我几乎盼望着感恩节尽快过完。
星期一早晨，戴维比我先到了，他双脚搭在写字台上，慢慢咀嚼着不知什么牌子的松饼。经过了4天的孤独时光之后，我很高兴终于又见到了他。但是当我看到办公桌上那一大堆文件的时候，我仍旧感到心情无比沉重。
我喜欢戴维，但是，我的天，我痛恨这份工作。
我转过脸看着他，“真他妈的该死。”我说。
他吃完最后一块松饼，把包装纸揉成一团，扔进了两张办公桌之间的垃圾桶里，“我读过一个故事，它说地狱是一个长廊，那里塞满了你这一辈子消灭掉的所有苍蝇、蜘蛛和蜗牛，你只能在这个长廊里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永远无休止地走下去。”戴维微笑着，“这就是地狱。”
我叹了一口气，“它似乎离我并不很远。”
他耸了耸肩，“其实这应该叫做炼狱。我倒不认为它就是人们所说的普通地狱。”
“你说得对，这的确很有可能。”我回答说。
我拿起笔，将最后一稿地质商务系统指令又浏览了一遍。
我已经厌倦了这个该死的地质系统。从表面上看来我好像前进了一大步，承担了更加重要的任务，但是它却变成了我的沉重负担。我开始想念过去的日子，那时我的工作很少，而且每天都有所不同，尽管工作十分琐碎，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千篇一律和乏味无聊。
4点钟了，按照弹性工作时间上班的雇员们已经要走了，他们经过我的办公室，向大厅另一侧的电梯走去。戴维靠在椅背上，转过身来看着我，“嗨，你下班以后干什么？有空吗？”他问。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无论他邀请我去哪里，我都应该婉言谢绝，找一个不能跟他一起去的理由。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任何人去过任何地方了。我听到自己对他说：“有空。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亨廷顿海滨。那里有很多女孩儿。我想也许你应该去。”
这实际上是一个邀请。
我有些想去，我沉思了一秒钟，觉得这可能会救了我。我应该提议由各人分别承担费用。我们会变成很好的朋友，最亲密的伙伴；他会帮我找女人；我的生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得到彻底改变，这一点并不难。
但是我真正的自我战胜了我自己。我摇了摇头，遗憾地笑着说，“可惜我不能去。我已经有安排了。”我说。
“什么安排？”
我摇了摇头，“我不能去。”
他看着我，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他说。
从此以后我跟戴维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的过错，但是我们之间的那根感情的纽带似乎已经断裂了。我们的关系当然不同于我跟德里克之间的关系。我是说，戴维跟我仍然说话，依旧友好相处，我们只是不再那样亲密无间了。我们似乎曾经接近过友谊，但是又远离了它，我们最终发现，我们更适合保持一种相互了解的关系。
我们又开始了例行公事。其实我们始终没有摆脱过例行公事，但是自从戴维跟我分享了这个办公室以后，从某种角度来看，我已经不再适应日常的惯例和俗套了。然而，既然我已经逐渐退出了戴维的周边生活，他也逐渐退出了我的注意，我又开始每天面对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
我是一个毫无个性的人，干着一份毫无个性的工作，过着一种毫无个性的生活。
我注意到我的公寓也是那样平淡乏味，没有任何色。新买来的家具看上去极其普通，既不丑陋也不漂亮地摆在房间里，无论漂亮或是丑陋，它们都展示着家具主人的审美倾向，至少它打上了家庭生活的烙印。事实正是如此，我客厅里的每件家具都完美无缺，完全可以收进家具设计专集中，和家具展销会上那些经过防腐处理的家具同样显得毫无个性。
我的卧室看上去像是假日饭店标准卧室的复制品。
显然，无论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风格，全都应该归功于简。但是过去的风格显然随着她的出走一起离开了我。
我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我想改变一下风格，努力使自己不再平庸，变得回归自我，独领风骚。即使市政服务机构迁怒与我，我也不再甘心于那种默默无闻、不引人注目的俗套了。我要尽最大可能地张扬个性，要穿上最醒目的衣服。假如我因为天性而受到世人的冷落，我则要对抗自己的天性，设法使自己受到人们的关注。
那个周末我去了家具店，订了一只长沙发，一张床，一个床头柜，还有台灯——它们是我从所有家具里挑选到的最荒诞怪异、最不合情理、最胆大妄为、而且最不配套的一些家具。我把它们捆在我的别克车顶上，带回了家中，摆在了最不恰当的地方。我把床放在了餐厅里，长沙发放在了卧室中。这样做既不平庸，又不枯燥乏味。没有人会注意不到这种极不合理的奇布局和风格。我绕着新布置好的公寓转了几圈，欣赏着自己胆大妄为的杰作，心里感到非常满意。
我又去逛了一趟马歇尔服装店，买了一套最新款式的服装，包括一件鲜艳夺目的衬衫和一条最厚颜无耻的裤子。
我还去了“超级锋利”刀具店，买了一把经过改造的印地安匕首。
我干完了这些事情，改变了自己，几乎从头到脚地翻新了一遍。我现在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自我。
星期一去上班时，仍然没有任何人注意我。
我穿过停车场，走进了大堂，感到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地引人注目，剃得光秃秃的脑袋中间耸立着一撮头发，腿上套着一条大口袋般的闪闪发光的红裤子，身穿一件鲜艳夺目的黄绿色衬衫，系着一条闪光的粉色领带。然而这身打扮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甚至没有任何人看我一眼。两名等着乘电梯去5楼的秘书就站在我身边，她们之间的谈话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中断过，而且两个人都没有看我一眼，似乎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甚至连戴维也没有注意到我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当我走进办公室时，他向我打了个招呼，吃完了当作早餐的松饼之后便一头扎进了工作之中。
即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依然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
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办公桌旁，感到这身奇装异服和怪异的发型使我变成了一堆臭狗屎。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倒霉的事？
他们为什么要漠视我的存在？我究竟是怎么了？我摸了摸我的印地安匕首，好像要安慰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是个真实的存在物，是个物质的实体。我用手抚摩着被发胶弄得硬邦邦的、直立的头发。
我究竟是什么？我是人是鬼？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
这个星期过得很慢，一秒钟似乎变成了一个小时，一小时变成了一天，一天则漫长得难以容忍。戴维后半个星期外出了，从那天起直到星期五之前，我一直在忍受着万般歧视和冷落，我已经打算向其中一位秘书进行攻击，以证明我的存在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毫无顾忌地疯狂疾驶，我的心完全没有放在开车上，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的前后左右还有许多车辆。
我的客厅里摆满了各种鲜艳夺目的家具，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格局只能使我更加疲劳和压抑。一把粉红色的蝴蝶椅后面挂着一幅魔鬼罗斯的招贴画，那是一个最不适当的地方。
我松开了领带，坐在长沙发上。我已经筋疲力尽，然而阴郁的周末正在向我逼近。两天的自由时间，我将始终面对我自己。
我开始试着找一些我可以参加的活动和可以去的地方，以便摆脱阴暗而又毫无意义的独处状态。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亲。我可以拜访他们，他们一定不会冷落我。我还没有沦落到被自己的母亲遗忘、或者被自己的父亲当成废物的地步。我可能无法向他们说明我的现状，但是只要跟他们在一起，只要跟这些注意我、在乎我的人在一起就足够了。
自从感恩节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试着跟他们联系过。他们居然忘了邀请我一起过节，我模模糊糊对他们这种态度感到有些失望，很想为此而惩罚他们，但是圣诞节即将来临，我需要知道我的父母今年有些什么打算。
我猜想这就是我要给他们打电话的最好理由。
我走到电话机旁，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占线。我挂掉了。
重新拨一遍。我跟我的父母并不亲密。我们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都不一致；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喜欢对方。可是我们都爱着对方。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如果一个人在需要家庭的时候它却无法帮助你，还能有谁帮得了你？
仍然占线。我挂断了电话。我有一个计划。我突然产生了一阵冲动。我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我要立即动身，驾车去拜访他们，在晚餐时突然出现在他们家门前的台阶上。
平庸的人是不会产生冲动的。
我收拾起我的牙刷和换洗衣服，10分钟之后，我的汽车已经汇入了高速公路的车流之中，直奔圣地亚哥方向而去。
我想在凯皮斯拉诺海滨的圣胡安、然后在欧申塞德、最后在德尔马各停一次车，继续给他们打电话。我想，假如我不事先打个招呼就出现在父母家门口，他们二老会不高兴的。但是我不想等待别人用商量、考虑之类的话来推迟答复。因此我继续在高速公路上驱车，飞快地向南方驶去。
当我开到父母的公寓门口时已经快9点了。从我的童年时代到现在，我们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这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下车后，我踏上了通向门廊的那条短短的水泥路。尽管我最后一次来这里距现在还不到一年，我却感觉到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我感觉到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回来过了。我抬起脚，踏上了门廊的台阶，先敲了敲门，又按了一下门铃。
来开门的是一个陌生人。
我目瞪口呆，吃惊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从这位陌生男人的身后传来另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是谁呀，亲爱的？”
“我不认识！”男人冲里面喊道。他没有刮脸，身材肥胖，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他从玻璃窗上观察着我，“你找谁？”
我清了清嗓子。我的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请问，我的父母亲在这里吗？”我问。
那个男人皱了皱眉，“什么？”
“我来拜访我的父母亲。他们住在这里。我是鲍勃·琼斯。”
那个男人看上去相当迷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住在这里。”
“这是我父母的房子。”
“也许你记错了地址？”
“塔斯！”那个女人大喊起来。
“马上就来！”男人也大声地喊道。
“我不可能记错地址。这里是我父母亲的家，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的父母在这里生活了对年！”
“我现在住在这里。你说你父母叫什么名字？”
“马丁和艾拉·琼斯。”
“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们是这座房子的主人！”
“我从桑切斯先生手里租了这套房子。他是房主。也许你应该跟他谈谈。”
我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尽管天气十分凉爽，我却在不停地出汗。我试着保持冷静，试着告诉我自己，这件事一定会有合理的解释，这一定是一场误会。但是我知道事情绝对不会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我强忍着没有流露出自己内心的恐惧，“请你把桑切斯先生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我好吗？”
那位男人点了点头，“没问题。”他刚要转身，却又停下了，“我不知道桑切斯先生会不会介意我透露他的私人电话——”
“那就请你给我一个白天的联系电话。你有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吗？”
“哦，没问题。请等一下。”
男人退回了那个住宅，也就是我们老家的住宅里面，去找一支笔、一张纸。我意识到工作地点的电话号码对于我来说毫无用处。现在是星期五的夜晚，除非我想在这里呆两天，一直等到星期一，否则没有别的出路。稍稍过了片刻，我看见了邻居家的木栏杆。年久失修的栏杆上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住户的名字：克劳福德先生和夫人。克劳福德一家！我早就应该想到他们。克劳福德先生和夫人仍然住在隔壁，他们应该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应该知道我的父母为什么不在这里，为什么这对陌生夫妇要住在我们家。
我等不及那个人返回，便纵身跳下门廊，穿过草坪，向克劳福德家走去，“嗨！”那个人在我身后喊道，同时传来他妻子骂骂咧咧的声音。
我跨过两家之间低矮的护栏，跨上了克劳福德家的门廊，按响了门铃。我的运气真不错，克劳福德夫人很快便来开了门。
我害怕她被我的印地安短刀吓坏，便尽可能使自己的神态看上去像是没有危险的样子。她毫无惧色地给我开了门，“什么事？”
“克劳福德夫人！感谢上帝，你还住在这里。我父母去哪儿了？刚才我敲开了隔壁的门，里面住着一对陌生的夫妇，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父母的名字。”
现在她的眼中充满了恐惧。她慢慢地往后退缩着，准备在我有任何不当之举时突然把门撞上，“你是谁？”她的声音比我记忆中的苍老井衰弱了许多。
“我是鲍勃。”
“鲍勃？”
“鲍勃·琼斯。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看来她真的不记得我了，“我是马丁和艾拉的儿子！”
“马丁和艾拉没有儿子。”
“你过去经常照看我！”
她开始关上那扇门了，“我很抱歉——”
我几乎失去了控制，只想对着她大喊大叫。但是我尽可能使自己的声音保持着正常的音量，“告诉我，我父母马丁和艾拉在哪里？他们现在去了什么地方？”
她眯起眼睛将我仔细打量了一番，那样子使我误以为她会认出我来，然而她摇了摇头，最终放弃了从记忆中搜索的努力。
“他们现在在哪里？”
“由于司机酒后开车，琼斯先生和太太6个月前死于一场车祸。”
我的父母亲去世了！
她在我的面前撞上了大门，我仍然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反应。在我的幻觉中，我能够看到窗帘被拉开了，克劳福德夫人的眼睛通过窗帘的缝隙向外偷窥。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我父母的住宅里那个叫做塔斯的家伙正在喊我并对我说着什么。
我的父母亲去世了！
我想哭，可是我不能。当父母活着的时候我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关心，当他们死亡时我亦不能做出及时的反应。我没有时间做出充分的准备，并表现出一种失落感。打击来得太突然。
我想感觉到悲哀的滋味，然而我没有。我只是感觉到自己麻木不仁。
我慢慢地转过身，走出了门廊。
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参加父母亲的葬礼。
遗憾的是我和我的父母过去并不怎么亲密，不过我经常在假设，我总会找到时间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最终会和好起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会有更多共同语言以及更多的团聚。这些都不是我刻意计划或者杜撰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感情。然而现在那些模糊的希望永远弃我而去了。
我想，我真应该努力一次，我真应该想到，他们随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我不应该继续摆出一副天真幼稚、可怜兮兮的样子，只因为相互之间的争论而疏远了我们的感情，我应该在机会尚存的情况下加强跟他们的联系，使我们更加亲近一些。
塔斯仍然冲着我大声地喊着什么，但是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他说些什么。我把钥匙插进发火装置，坐上驾驶座，转动了钥匙。在我最后离开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克劳福德夫妇。他们正从窗口上观察着我。
6个月以前。那应该是6月份。那时简还跟我住在一起。
我在两个月前刚刚得到了工作。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难道没有人从他们的私人物品中找到我的姓名和住址吗？
我从来没有设想过我会被自己的父母所冷落。但是当我回顾我的童年时代时，我吃惊地发现我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我想不起任何具体的事例，能够说明我曾经跟母亲一起做过什么，跟父亲一起去过哪里。我记得老师、小孩儿、宠物、好玩的地方。
玩具，还有那些跟它们有关的故事。但是对于自己的父母，我只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因为他们养活了我，所以他们很了不起。我曾经有过一个正常、快乐的童年，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但是我却没有温暖和爱的回忆。我应该拥有的那些回忆现在再也找不到了。我记忆中的父母亲是没有个性的，也许那就是我们不太亲密的原因。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我一直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儿，一个毫无个性的孩子，一个他们有义务抚养、教育的没用的家伙。
也许我从诞生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刻起便受到了冷落。
不，这不可能。我没有被父母冷落过。看在上帝的份上！
他们总是给我买生日礼品和圣诞节礼物，他们总是邀请我回家过复活节和感恩节，这些足以证明他们在注意我，关心我。
不过简过去也很关心我。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受到冷落。
车祸发生在6个月以前。
那正是我刚刚开始注意到我的状况、开始了解我的个性期间。也许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也许当我父母去世时，当最了解我、最爱我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时，蛰伏在我内心深处深藏不露的东西开始蠢蠢欲动了。也许正是父母亲对我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才使我没有遭受他们的冷落。
自从我失去了简以后，我从人们的注意中消失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
我开上了海港大道，从脑子里驱走了这些想法。我不想再考虑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了。
我感到奇怪，我父母的遗物在哪里？它们被拍卖并捐给了慈善机构吗？我的父母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亲戚了，而我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得到。我们全家所有的照片和影集又在哪里？
照片。
照片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它成了导火索，使我爆发了。
我开始大哭起来。
我在高速公路上飞快地疾驶，任凭眼泪哗哗地流淌。我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模糊不清，我把车开到路旁，擦干了脸颊和眼睛里的泪水。我听到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抽泣的声音，我强迫自己停止下来，最后终于抑制住了哭泣。现在不是动感情的时候。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现在什么人都没有了。没有未婚妻，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了我自己，一个被遗弃、被忽略的家伙。我只有我自己了，只有我的工作了。然而非常奇怪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只能从我的工作中获得某种认可。
但是这一点总会改变的。我要查明我究竟是谁，我属于何方神圣。我现在生活在黑暗和蒙昧之中，机会正在从我身边溜走。我已经从我的错误和历史中学会了许多，我的未来会截然不同于以往。
我继续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我估计将近半夜才能回到布雷亚。
我把车停在一家汉堡大王门口，要了一杯可乐。回家的路程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