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在10月份退休了。
我没有参加他的告别聚会，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受到邀请。
但是我知道聚会在什么时候举行，因为通知就贴在休息室的公告牌上。聚会那天我意请了病假。
奇怪的是，他走了以后我居然有些想念他。不管他是德里克还是别的什么人，只要这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我就不会感到孤独。他简直成了我跟外界交往的惟一纽带。他走了之后，办公室变得空旷了许多。
我开始为我自己担忧起来。我跟外界的联系已经彻底中断了。德里克离开的那天晚上，我意识到我这整整一天里没有说过一个字、一句话，甚至连一个音节都没有发出过。
我在别人眼里却和往日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如此孤独。
第二天我去公司上班，早上跟斯图尔说过一两句和工作有关的话，中午向德里·泰克公司的雇员交待了工作方面的要求，整个下午便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回家后我准备了晚餐，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上床睡觉。在这整整一天里，我跟斯图尔和德里·泰克公司的雇员总共说过6句话。情况就是这样。
我需要采取行动。我必须换一份工作，改变自己的性格，同时改变我的生活内容。
然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
“平庸。”我想，这个词对我的描述并不是最准确的。尽管它基本上正确，但是还不够充分和深刻，它显得过于宽厚了，算不上是一个贬义词，“被冷落”才更符合我目前的状况。我遭到了人们的冷落。
也就是说，那个在英文书写中永远大写的“我”受尽了世人的冷落。
第二天我故意走过程序员以及霍普、弗吉尼亚、路易斯的办公桌。我向每个人都问了一声好，他们却故意装作没有看见我的样子，极力地冷落着我。连平日对我最善良的霍普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冲我点点头，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哝着一句问候话。
事情正在变得日益恶化起来。
我的形体正在日渐消遁。
在回家的路上，我疯狂地开上了高速公路，一口气超越了前面的许多车辆，而且不给任何一辆超车的汽车让路。当我感到后面有人距离太近时，我便突然刹车，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他们把喇叭按得震耳欲聋，并竖起中指以示愤怒。
我想，我终于受到了别人的关注。我现在不再是个隐形的人了。这里的人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超过了一个黑肤色的女人，听到她在我身后猛按喇叭，我感激涕零。
我又在一个朋克青年的奔驰车前方来了个急转弯。他从窗口伸出脑袋，冲着我大喊大叫，我却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开始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去买彩票，每周仅在这两天里举行开奖。我知道我没有机会中大奖，按照报纸上一篇文章的分析来看，我遭雷击的机会应该大于中奖机会。然而我仍然开始热心地观看比赛了，因为这是我把自己从工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惟一途径。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夜晚，当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些标上号码的白色乒乓球在密封的玻璃瓶里飞来飞去时，我不仅希望赢，我还认为自己能够大获全胜。我开始在头脑里编织着更多的故事情节，暗自计划着怎样花掉这笔从天而降的横财。首先我会一解心头之恨，雇人买一吨牛粪放在班克斯的桌上；其次我还要雇一名杀手，强迫斯图尔随着爱情歌曲的旋律赤身裸体地在一楼大堂里翩翩起舞；我还要用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大声辱骂这个公司的私人助理制度，直到人们找来保安，强行将我赶出大楼为止。
这之后，我就立刻离开加利福尼亚。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我暂时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离开这里。
这个鬼地方代表着我生活中所有的错误，我要摈弃它，找到另一块净土，一个全新的、从未去过的未知世界，一切重新开始。
至少我是这样计划的。
但是在彩票揭晓的星期四和星期一，每当我拿自己的彩票跟中奖号码对照之后，我照例失望地回到办公室里去上班，兜里又减少了一个美元，又迎来了更加沮丧的一天，我所有的计划都见鬼去了。
其中有一个星期一，我在电梯地板上无意中捡到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张测试部的全体会影照，约6X8英寸见方，显然是一幅60年代的作品。男人们留着过时的连腮胡，系着宽大而鲜艳的领带，女人们穿着短裙和喇叭裤。我从照片上认出了几张熟悉的面孔，实在让我感到沮丧，一位长发披肩的美貌女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剪短发的老太婆；几位笑容可掬的、有着无穷魅力的男人现在已经皮肤粗糙、身材臃肿，满脸都是岁月留下的永久性年轮。二者之间的区别如此明显，使我感到似乎目睹了一部恐怖电影的化装术。我从来没有这样明白无误地看到过如此真实的化装效果。
就像狄更斯小说里的吝啬鬼在圣诞前夜看到了幽灵似的，我从那张照片中看到了我的现实，又从现实中那些长满皱纹的脸上看到了我的未来。
我回到了办公室。我不愿意承认我遭到了极其惨痛的打击。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堆文件，封页附有一张黄色的即时贴，上面是斯图尔字迹潦草的留言：“为人事部修改一下终止程序。明天早上8点钟交给我。”
交稿时间是早上8点。
这是第二次了。我叹了一口气，坐下来，拿起了文件。我用一个小时将文章大致浏览了一遍，看到斯图尔在页边距上写着一些东西，显然他想让我把它们补充到文件之中。我进行了一些润色之后，拿着修改好的文件来到了大厅另一侧的速记中心。我微笑着对路易斯和弗吉尼亚打了个招呼，她们两个人却对我毫不理睬。我扫兴地在墙角的终端机旁坐了下来。
我全神贯注地开始工作。当我把软盘插进驱动器，准备打印终止程序的修改稿时，不知为什么突然停止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的脑子里钻进了什么想法，总之我不由自主地用键盘敲下了这样的话：“全日雇员可以在以下三种终止程序中任选一种中止其生命：绞刑，电刑，注射药品。”
我把这段文字又读了一遍。我打算放弃了，几乎要把光标移动到这一行的开端，将它全部删掉。
就差一点儿。
我的犹豫仅仅持续了一秒钟。我知道，如果我把这样的修改文字交上去，我一定会遭到解雇。可是出于某种原因，我希望这种事情会发生。至少它能结束我长期以来所忍受的遭到冷落的痛苦。它将迫使我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份工作。
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不会有人读我写的这篇东西。每当我把修改好的东西交给那些人，他们从来都不把它放进适当的文件中，更不用说会浏览立了。现在甚至连那个该死的斯图尔也不再过问我的工作。
“按照最新规定，由于表现不好而被执行终止程序的雇员无权享受溺水和肢解的方式，”我继续在键盘上敲着，“经过修改的大纲中明确规定，对这类雇员只能用绳子勒紧颈部，直至生命终止。”
我把这句话又读了一遍，一个人暗自发笑。路易斯和弗吉尼亚在我身后一边工作一边聊天，谈论著她们前天晚上看过的一部轻喜剧。开始我担心她们会从我肩膀上偷窥这份杰作，后来我想大概不会，因为她们甚至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
“无病假条或非疾病原因无辜旷工3天以上者，执行电椅终止程序，”我继续在电脑上敲着，“电椅的开关由部门管理人员控制。”
我急切地等待着，想知道那篇被称做“终止程序”的作品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响。然而任何动静都没有。一天过去了，接着又是一无，很快时间过去了好几天。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完了。
显然斯图尔自己也懒得读那篇修改稿，尽管他交给我的时候对我表示过不放心，非要我立即改完不可，好像那是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为了确保不出任何问题，我还是去斯图尔那里问了一次。
一天早上，我正好在霍普的办公桌前碰到了他，我问他是否读过我的修改稿，我想知道它是否符合他的要求，“哦，”他毫无兴致地摆摆手示意我走开，并说，“还行。”
他根本没有读过。
或者……也许他已经读过了。
我的胃部出现了一阵熟悉的痉挛。难道我所写的东西和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也跟我的性格一样毫无个性吗？难道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写的那篇作品吗？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极有可能。
我想着英语成绩单上的那一大堆“中等”。
在我的下一份地质商务软件屏幕指令中，我写道：“在所有的联机指令正确的情况下，按一下回车键，你妈会把它塞进你的屁眼儿里。她最喜欢这么做。”
除了这句话以外，我没有再加任何评论。
由于依然没有人注意我，我又采取了进一步措施。我穿上了牛仔裤和T恤衫，那是平常上街穿的休闲服装。我再也不容正规的西装衬衣，也不再打领带。既没有人当面谴责我，也没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我每天早晨身穿着皱皱巴巴的棉布裤子走进电梯，夹在一片白衬衣、红领带中间，人们从来都没有任何表示。我还穿着裤腿紧绷、腰上钉着铜牌、已经有裂缝的莱维斯牛仔裤，肮脏不堪的旅游鞋以及从摇滚音乐会上买来的T恤衫，去参加过斯图尔和班克斯召开的会议，他们居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这身打扮。
10月中旬，斯图尔打算休息一个星期，临走之前在我桌上留下了下一周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以及交稿的日期。他离开之后我感到轻松了许多，但是他离开期间也将意味着我和别人之间的小范围交往在本周内即将中断，他走了以后不再有人跟我谈话。没有人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没有人能够看到我、注意我，我简直完全变成了一个隐形人。
星期五晚上我回到了家，极度渴望著有个什么人能够跟我说说话，什么人都行，什么话题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与之说话的人。
我绝望了。我随手翻着一本过时的杂志，偶然在上面发现了一个色情电话号码，一般说来，在这种电话中总会有女人跟你谈一些有关性的话题，每分钟收费3美元。我拨通了电话号码，但愿跟什么人说说话，或者听一听她们的声音。
我听到的却是电话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