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休息室的布告栏上看见了一张告示，是通知自动化界面公司全体雇员参加年度聚餐。我压根儿不理睬这张帖子，尽管我听到程序员们谈论聚餐的事，我甚至连想都不愿想。它好像成了公司里的一件大事，从我听到的情况来看，显然每个人都必须参加。
必须参加。这句话使我很恼火。我知道不会有人跟我一起参加的，我没有一个可以共享一张餐桌的朋友，周围的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笑风生、熙来攘往地尽享欢乐，而只有我一个人将独自进餐，这种想法使我的情绪十分低落。
当告示遍布公司各个角落，人们的谈话内容更多涉及聚餐的时候，我的心情变得越发恶劣了。它已经真正变成了一种强迫症。当聚餐的日子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然后一天一接一天地逼近时，我发现自己绝望地期待着发生一场天灾人祸，使那项活动被迫停办。
星期二，聚餐将要举行的前夜，我甚至在考虑要不要请病假。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对聚餐活动有近乎病态的恐惧感。我估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我对于工作的不适应；最近发现自己平庸得无可救药；我和简的关系开始动摇。我的自尊和自信终日都很低下，我想我的自我怎么可能在聚餐活动这份儿苦差事中坚持始终。正如查理·布朗所说，“我知道没人喜欢我。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借用节日这种形式再一次提醒我呢？”准确说这其实并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它跟节日遵循着同样的准则。这个活动只能使我更清醒地领悟到：我是个无名之辈，没人能够看得见我。
聚餐活动计划从中午12点开始，两点结束，在自动化界面公司大楼后面一大片绿化带周围举行。11点45分，楼上一位跟德里克一起吃午餐的人走进办公室，向德里克问了声“准备好了吗？”两人一起出去聚餐了。他们谁也没有跟我说话，谁也没有邀请我一起去，尽管我没有期望他们邀请我，那会使我烦恼。
我听见走廊里有其他人的声音，看见有人从门口经过，我仍然坐在桌旁一动不动。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关上门，藏在办公室里不去参加。我的失踪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会有人发现我没有露面。
穆扎克的声音从公司的扬声器里传出，一个深沉的男低音宣布：“公司年度聚餐会现在开始。所有雇员必须参加。重复一遍。公司年度聚餐会现在开始。所有雇员必须参加。”
我真该清个病假，我想。
我等了一会儿，磨磨蹭赠地站起来，走出办公室，乘电梯下楼。电梯在每层都停了一次，等它到达大堂的时候，里面已经济满了人。大堂里的人更多，是在一楼办公的人和刚从楼梯上走下来的人。我跟在人群后面，穿过一段很短的走廊，走出了大楼的侧门，向楼后走去。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让所有的人从我身边走过。草地上已经摆满了一排排野餐桌。不知从什么地方推出来了一个搭着帆布的临时主席台，它被推到了餐桌的尽头，面对着停车场。铺着一层白色桌布的长宴会桌上堆满了沙拉和小甜饼，一群女人忙忙碌碌地把主菜运摆到餐桌上。大楼附近的草坪上放了许多装满软饮料和冰块儿的桶。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不知道应该弄点儿东西吃，还是找个地方坐下，等到别人都吃时再开始吃。我从这个位置可以清楚地看见公司四邻绿地上的景致，就好像在窥视人家的后院。我忽然有了一种幻觉，觉得这座大楼就像一座巨大的私人住宅，绿化带就像他家的后院，停车场就像他家的私人车道。
大多数人在找朋友并寻找座位，还有一些人已经排好了队，给自己的碟子里盛吃的东西。我排在了队伍后面。我从一只桶里拿出一罐可乐，在我的纸碟子上堆满了热狗、辣味豆、土豆沙拉，还有薯片。班克斯、斯图尔、几位程序员。霍普、弗吉尼亚、路易斯等人围满了一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我只好转来转去地为自己另找一个座位。几位老女人的餐桌旁还有空座位，我端着自己的碟子向她们走过去。当我穿过草地时，没有一个人看我，没有人用手指点我，或朝我笑一笑，其实压根儿就没有人注意我。我好像完全是一个隐形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钻进拥挤的人群中。可是我感到我并不是轻而易举地钻进了人群。尽管没有任何人感觉到我，我却能敏锐地感觉到他们。
我走到了那个桌旁，在椅子上坐下，并对我身旁的女人笑了笑，可是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略过，看着别的地方，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只好放弃了，独自一人静静地吃了起来。
“美妙的音乐。”从主席台两边的两只小扬声器中传来那个杂种的后代穆扎克的声音。那音乐不是来自广播电台，而是一盘录音带，比平常听到的那些软流行发烧音乐要差劲儿得多。
一位穿制服的保修工将一只折叠桌摆在主席台上。桌上放了一只小木盒。他往一只扬声器的后面接了几根电线，然后将麦克风接好电源，放在桌子上。我一边吃东西一边看他工作，不是出于兴趣，而是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使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几分钟之后，一个我不并认识而其他人似乎都很熟悉的人跳上了主席台，迎来了一阵掌声。他向人群挥手致意，然后拿起话筒，开始发言，“我知道这次聚餐会大家已经盼望了很久。别是你，罗伊。”他指着距他最近的餐桌旁一位秃顶、超重的男人，大家哄堂大笑。
“嗨，罗伊！”有人在大声喊。
主席台上的人举起一只手，“现在听我说。今年我们要用一件最小的奖品作为开始，之后我们抽奖，那是一份大奖——在奥林治最好而且最昂贵的饭店里进餐，那就是爱丽斯饭店！”尖叫声、口哨声、猫叫声不绝于耳。
我仍在一边吃饭一边观望。那个男人把手伸进了放在桌子上的小木盒中，从里面取出了获得免费洗车、免费租用录像带。
免费汉堡包的名单。该抽大奖了，爱丽斯饭店的免费正餐。
我赢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当那个人念我的名字时，我的大脑不能正确地处理信息。他又念了一遍我的名字，这一次他用了疑问的语调，好像想知道我是否到场了。我站了起来。当我走上主席台时，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的嘴唇发干。我想，全场一定静悄悄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不过仍然响起了一片很有礼貌的掌声，是那种出自对于陌生人的义务和带有保留性的掌声。开始的口哨和猫叫声荡然无存。当我接过奖券，并对着麦克风说一声“谢谢”时，我向我的部门同事们坐的那张桌子望去。
秘书和程序员们在彬彬有礼地鼓掌，而斯图尔和班克斯却根本没有鼓掌。斯图尔满脸怒容。
我匆匆离开主席台，立即回到我的座位上。
跟我同桌的人们甚至不屑于看我一眼。
那天下午，斯图尔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听说你参加了聚餐会，还赢了大奖。”
他听说？他的确在场。
我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你好像在上班时花去大量的时间搞社交活动。我会重新考虑你的交稿时间以及所有的工作，你最好少花一些时间在朋友身上，多花些时间在你的工作上。”
我盯着他，“公司要求必须参加聚餐。否则我早就走了——”
“你上班时间跟你的亲密朋友们没完没了地闲聊天，我没说错吧？”
“什么亲密朋友？我在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
他轻声地笑了，那是一种生硬而阴郁的笑，“那就是你的问题了，琼斯。你的工作态度问题。假如你把多一点儿精力放在工作上，开始把这个工作当成自己的职业，而不仅仅是工作的话，你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我想，当一名队员是你的责任所系。”
我甚至懒得回答他。我第一次注意到，斯图尔的办公室看上去空洞无物，没有任何装饰，以至于无法描述房间的主人有什么样的个人品位或者兴趣爱好。桌上没有放镜框，房间里没有任何摆设或者植物，墙上的公告牌上贴着一些备忘录或公司的公函。桌角上摞着的一堆杂志都是技术刊物，收件人印着公司的地址和名称。
“琼斯，”斯图尔说，“你在听我说吗？”
我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一直不交你的半月进度报告？”
我看着他，“你跟我说过，只有程序员需要交报告，我不需要。”
一丝笑意出现在他的嘴角，“在你的岗位条例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这条要求，我建议你一定花时间仔细读一读。”
“假如我知道有这一条要求的话，我早就写了。但是你意告诉过我，我用不着写进度报告。”
“你需要写。”
“那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你要等这么久才让我知道？”
他盯着我，“我可以肯定，你知道你的工作评价最近几个星期就会出来，我除了记下你这种恶劣的工作态度和经常违抗命令的表现以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选择。”
违抗命令？
我他妈的并不在军营里，我只想这么说。我可不是你的奴隶，你这个法西斯杂种。
但是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等到他结束了对我的猛烈抨击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办公室。
德里克在我回来时起了头。这件事本身已经很不寻常，但是更加奇怪的是，他真的开口对我说话了。
“你去聚餐会了吗？”他问。
我仍然在生斯图尔的气，想让德里克也尝一尝被冷落的滋味，不搭理他，对他视而不见，就像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但是我做不到，“对，”我说，“我去了。”
“你知道谁抽上了奖？我说的是那份大奖？”
难道他是在开玩笑？我对他皱了皱眉头。
“这件事要在《雇员通讯》上发表，”他解释说，“他们要我交上去一份名单。”
“我中了大奖。”我慢条斯理地对他说。
他看上去很吃惊，“真的？那你为什么不上台去领奖呢？”
“我领了。在这儿。”我从桌子里面拿出奖券向他摇了两下。
“哦。”他已经开始写起来，又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这太离谱了。
“鲍勃。”我发现自己在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
“姓什么？”
“琼斯。”
他点点头，“这东西会在下一期《雇员通讯》上发表。”
他又回到了工作中。
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回家时简不在家。冰箱上有一张她留给我的便条，告诉我说她去图书馆找一本关于怎样使学龄前儿童的潜力得到自由发展的《蒙台索利教育法》。没有关系。反正我也没有心情说话或者听别人说。我只想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我把一卷冷冻烤面饼扔进了微波炉。
我跟德里克简短的对话过后，整个下午我再也不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剩余的工作上。我拿过桌上的用户手册，手里拿着一支笔，假装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着，可是我的心不知在哪里，反正不在用户手册上。我不停地在心里重复着德里克对我所说的一切，想找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不愿意相信他是真的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开始期望他问我拼写，那至少使我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假如他知道我的名字而不知道怎样拼写，我也许还能理解这件奇怪的事情。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
无论我在心里重复多少遍我们的对话，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尝试分析我们两个人所说的一切，我得到的始终是同样的结论。
尽管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分享了同一个办公室，他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尽管我站在他面前的主席台上，他却没有看见我中了大奖。
我对于他来说是隐形的。
见鬼，也许他从不跟我说话是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见我的存在。
微波炉上的计时铃声响了一下，我取出我的烤面饼，放进碟子里。我为自己倒了一杯牛奶，走进起居室，打开了电视机，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我试着边吃东西边看电视，努力不去想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吹了吹烤面饼，咬了一大口。汤姆。布鲁克正在宣读最近对爱滋病作出的问卷调查，他严肃地看着摄像机镜头，好像古希腊默丘利神双蛇节杖的幻象似的，在他身后的蓝色荧光屏上不停地闪烁，他说，“按照《纽约时报》和国家广播公司最近的联合调查结果，中等水平的美国人相信——”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
这个词跳进了我的脑子里。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
它说的就是我。我就是这种人。我盯着布鲁克，我感到自己好像病了，而且我的病已经被准确地诊断出来了，但是随着这一医学上的突破而来的是，我连一点儿轻松的感觉也没有。诊断是正确的，那时它太一般了，太寻常了。在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安慰，即意味着正常。而我并不正常。我是普通，但我不是一般的普通，而是过于普通，极度普通，普通到了甚至我的朋友都不认识我的地步，甚至我的同事都注意不到我。
我对此感到十分沮丧。路易斯和弗吉尼亚曾经争辩说，她们在斯泰西的生日聚会上见到了我，当时我浑身发冷的那种感觉现在又回来了。这整个事情太离奇了。一个平庸的家伙是一回事，如此令人可怕的平庸又是另一回事。从各种角度来看我都是一个隐形人。这令我感到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某种恐怖的、几乎是超自然的东西。
我心里产生了一阵冲动，从桌上拿起了昨天的报纸。我找到了日历部分，看着最上面加了方框的统计表，那是上周电影排行榜的前5名。
那是我最想看的5个电影。
我翻过一面，寻找那10支本周的排行榜歌曲。
它们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排列顺序完全跟我喜欢的程度一样。
我的心脏急剧地跳动着，我站起来，在书架与音响架之间的小小空间里走来走去。我仔细创览我收藏的那些激光唱片和录音带，我发现它们全都是近十几年来流行排行榜上的歌曲。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但是从理论上完全解释得通。
假如我是个平庸的人，我应该事事都很平庸。不仅仅在外表上和个性方面，而是所有的事情上。全面地。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坚持着“中庸之道”的信念，我毫不犹豫地以中庸的态度做一切事情。我一生中从未在任何方面走过极端。我从来都吃得不多不少。我从不自私贪婪，也从不舍己为人。我从来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者或者反动保守主义者。我既不是享乐主义者，又不是禁欲主义苦行僧，既不是个酒鬼，又不是滴酒不沾的人。
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从来没有自己的立场。
从理智上说，我知道要协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理想方式，但是事实上在敌对的双方之间，总是需要有这种解决方式。
在对与错，好与坏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用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语言，坚定地站在中间，绝对不能明确地倾向于某一边。
一个平庸的美国人。
我那种极其一般的平庸并不仅仅是我个性中的一个方面，它是我赖以存在的推一基础。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对任何一种选举或者任何奖励的提名结果从不质疑，也从不抱怨，我总是坚定地站在主流方面，从不对任何一件大多数人一致同意的事情表示异议。它还说明了为什么在高中或大学的任何一次辩论会上，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
它同时还能够解释，找为什么对欧文市产生了奇怪的兴趣。
在那里所有的大街和建筑看起来一摸一样，所有的房产机构不允许任何房屋和景观的外表带有任何个性化点，它使我感到舒服、惬意。它的同质性吸引了我的兴趣，激发了我的感情。
但是如果认为是我的平庸导致了我的隐形，致使人们忽略我，冷落我，摈弃我，无视我的存在，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逻辑。
真是这样吗？仔细想想，大多数人都是根寻常的人。大多数人是正常的、平凡的人，而他们并没有被同事、朋友及熟人所冷落；不仅他们的个人气质嗜好，而且连他们的存在也会受到公众的关注和确认。
而我也是个平庸的人。
我却被冷落了。
我试着找出一些不能证明我的理论的行为或事件，或者我所做过的能够证明我并非完全平庸的事情。我想起来，当我还在读3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受到别人的欺负。那时我还不平庸，难道不是吗？我还是那样地不同于他人，并别被学校里的3个最厉害的家伙选中，当作他们练习拳脚的目标。事实上，他们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抓住了我。其中一个人把我推倒在地，其他两个人脱掉了我的裤子。他们演出了一场“游人止步”的闹剧，那两个人把裤子在我的头上扔来扔去，我试图阻止他们却毫无效果。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他们哄堂大笑，人群中还有女孩儿，出于某种原因，我很高兴那里有女孩儿，我甚至喜欢她们看到我穿内裤的样子。
后来，当我成了一名少年，当我手淫的时候我便会想起这件事儿。想着那些女孩儿在旁边看我怎样从恃强凌弱者手里夺回裤子，这会使我更加兴奋。
这种事并不一般，绝对如此。它是件不平庸的事。
这是我在捞救命的稻草。每个人都有过古怪的幻想和反常的行为。
很可能我的反常行为发生的次数也是很平均的。
我的那些反常的经历也是很平庸的。甚至我的不规则行为，其水平也是很一般的。
天哪，甚至我的姓名也是极其普通的。鲍勃·琼斯。仅次于约翰·史密斯。它可能是电话簿上能够找到的最普通的名字。
我的烤面饼已经放凉了，但是我的肚子已经不饿了。我不再想吃任何东西。我抬起头来看着电视。新闻主持人正在报告发生在米尔沃吉的大规模谋杀事件。
现在大多数人很可能正在看电视。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都是边吃晚餐边看电视。
我站起来，换到播放《军事外科医院》的频道。我把盘子拿进厨房，把吃剩的烤面饼扔进了垃圾桶。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我想喝得晕乎乎的，寻找一种良好的感觉。
我把啤酒拿进起居室里，开始看电视，想注意力集中地看上一集《军事外科医院》，不再考虑自己的事。
我发现观众笑得最厉害的正是我最喜欢的那些台词。
我关掉了电视机。
简在9点左右回到了家。我已经灌了8罐啤酒，即使感觉不是最好，起码不再关心我的那些糟心事儿了。她看着我，皱了皱眉，然后走过我身边，把笔记本放在厨房的桌上。队桌上拿起我放在那里的奖券，“这是什么？”她问我。
我已经忘记我赢得了一顿晚餐。我看了看她，把手里的啤酒一饮而尽，“祝贺我吧，”我说，“今天上班时我抽中了一张奖券。”
她念出了奖券上的名称，“爱丽斯饭店？”
“对。”我说道。
“太棒了！”
“没错。棒极了。”
她皱着眉头又看了我一眼，“见鬼，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说，“什么事都没有。”我喝光了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跟其他空罐放在一起，歪歪扭扭地走进卧室，把自己扔到了床上。
3个星期之后，我们去爱丽斯饭店吃饭。
我是在郊区长大的男孩，除了快餐连锁店以外，从不记得进过任何一家饭店。从麦当劳到乐芙，从黑色安格斯到唐乔斯，我经常光顾的这些餐馆都不是私人拥有的正式餐馆企业，而是干篇一律的供应便餐的合作式饮食店，在那里就餐因为它们整齐划一的服务质量让人感到格外舒适。当我们从饭店的入口处走进去时，看见了幽雅的室内装潢，气度非凡的老主顾们，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在这里应该有怎样的举止，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为了跟饭店的老主顾们从外表上相一致，我们两人穿得十分正规，简穿着她的长礼服，我穿着面试时穿过的那身套装，但是当我们坐在其他就餐者中间时却感到了一种不和谐的气氛。我们似乎比其他就餐者年轻了十几岁。不仅如此，我们不会正常付账，而是将那张愚蠢透顶的礼券交给他们。我把手伸进裤兜，摸着那张有些变皱的奖券的边沿，我很想知道自己是否带够了付小费的钱。我突然希望我们根本就没有来。
我们提前两个星期预定了座位，所以一进来就有座位，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一张手写的当日色菜单。从我的判断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只有一种饭是现成的，还有一种多道程序的菜式。我向男招待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把菜单还给了他。
简也跟我一样。
“先生，你们想喝些什么？”男招待问我。
开始，我看了看放在我面前的酒类目录，不想暴露出自己是外行的样子，我研究了一会儿图录，然后用目光向简求助，可是她只是耸了耸肩膀，目光转向了别处，我只好指了一下目录中间的一种酒名。
“非常好，先生。”
过了几分钟，我们要的酒和第一道菜，一种用熏娃鱼制作的开胃菜端上来了。我的杯子里倒上了酒，我用电影里的学来的方式抿了一小口，然后对男招待点了点头。他在我们的酒杯中又添上了酒，之后便留下我们自己就餐了。
我的目光越过餐桌注视着简。这是我们两人这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一起吃饭。有许多合理的原因——她得去看她的妈妈，我得去西尔斯检查一下我的刹车；她得去图书馆学习，不过，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在互相避开对方。现在我看着她，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任何话题都会显得十分勉强和尴尬。我们曾经拥有的和谐、自然的关系似乎已经不翼而飞了。以前轻松而信口开河的谈话现在变得异常艰难、忸怩和不自然。我知道，我跟她正在日益疏远起来，就像我跟所有人那样。
简往餐厅周围看了看，“这个地方很不错。”她说。
“是的，不错，”我同意她的看法，“真的很不错。”我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再也想不出该说什么好了，因此便又重复了一遍，“真的很不错。”
这里的服务真叫绝。我们餐桌的男招待无形地分成了两班，他们并没有走来走去，使我们感到任何不舒服。每当一道菜用完之后，便会有一名招待无声无息地、敏捷地拿走空盘，换上下一道菜。
简吃完沙拉之后喝光了杯里的酒。我向她的杯子里添了一些，“我跟你讲过博比。塞登的母亲吗？”她说。我摇了摇头，她便开始讲述今天下午在日托中心同一位过度保护孩子的家长发生的激烈争执。
我听着她说话。也许谁也没有错，我想。也许一切只是发生在我的头脑中。简的举止让我感到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也许我们之间日益疏远的感觉只是出自于我的想象。
不。
真有事情发生。我们之间真的有问题了。以前我们总是共同分担各自遇到的麻烦，共同讨论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困扰。我在日托中心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同事，但是她总是不停地讲给我听，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我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关心她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
但是当她向我复述今天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之系列政事时，我发现我的头脑在开小差。
我不关心她今天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我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她了。我已经听不进去她的声音了。
以前我们一直保持着均衡的、现代化的关系，我总是把她的工作、事业、社交看成跟我自己的一样重要。这决不是表面文章，我也不是出于责任感而强迫自己，而是诚心诚意地感觉到我需要这样做。她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一样重要。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
但是现在我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活见鬼，她的问题跟我的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她在唠叨有关孩子们的问题，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真令我烦恼，而且它很快变成了愤怒。我没有告诉她我遭到了所有人的冷落，告诉她我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平庸之辈……这岂不怪异，但是，该死，她早就应该注意到我出事儿了，她应该问问我的事情。她应该试着跟我谈一谈，找一找是什么东西在困扰我，使我振奋起来。她不应该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些家长既然把孩子们委托给我们日托中心，”她正在唠唠叨叨地说着，“他们就不该试图告诉我们应该怎样——”
“我不关心这个。”我说。
她眨了眨眼，“什么？”
“我不关心你那该死的日托中心。”
她的嘴紧紧地闭上了，抿成了一条线。她点了点头，好像这正是她所期望的，“一切终于开始了，”她说，“现在真相终于大白了。”
“听我说，我们应该好好地享受晚餐。”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吗？”
“在什么发生之后？难道我们就不能一起享受这美妙的晚餐和两人相伴的夜晚吗？”
“你想在沉默中享受这一切吗？这就是你想说的吗？”
“听我说——”
“不，你听我说。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最近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不试着问一问我？”
“如果我觉得这样做有用的话，我早就问了。可是过去几个月以来，你一直生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只是坐在那里消磨掉所有的时光，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什么事情也不做，把我排斥在你的生活之外——…”
“我的生活之外？”
“我们最后一次做爱是哪一天？”她注视着我，“你最后一次想要我是在什么时候？”
我扫视着餐厅，感到有些难为情，“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我说。
“丢人现眼？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又不认识这些人，我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我干吗要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
“我在乎。”我说。
“可是他们不在乎。”
她说得对。现在我们的声音已经提高了许多，我们绝对是一副争吵的架势，可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我们，也没有人给予我们哪怕任何一点儿注意。我猜想他们不肯这样做是因为出于礼貌。但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小声说，他们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在我们两个人的周围创造了一个无形的动力场，在它的包围下没人能够看见我们。
“我们赶快吃这顿饭吧，”我说，“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回家再谈。”
“我想现在就谈。”
“我不想。”
她看着我。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卡通人物。我在她的脸上能够看到夸张的表情，她一定是有了什么不寻常的想法，或者正在面对某种严酷的现实，“你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们的关系吗？你并不在乎我。你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们的关系。你甚至不愿意为保住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而奋斗。你所关心的只有你自己。”
“你不在乎我。”我反驳她。
“不，我在乎。找一直都在乎你。可是你并不在乎我。”她坐在那里，隔着餐桌注视着我，她看我的眼神使我不仅不舒服，而且还感到了悲哀。她看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似的，好像她刚刚发现我是一个被克隆的人，坐在这里的是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没有灵魂的冒名顶替者。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失落感，看出她受到了很深的伤害，突然感受到了孤独。我真想隔着桌子把她的手握在我的手里，告诉她我仍然是以前的那个我，我是爱她的，假如我说了伤害她的话或者做了伤害她的事情，现在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制止了我，使我没能说出这番话来。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我。我的内心极力渴望着能够抛开那些妨碍我们的东西，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却低下了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的菜碟子。
我拿起了餐叉，开始吃饭。
“鲍勃？”她疑虑重重地、试探性地问道。
我没有回答，继续吃我的饭。
过了一会儿，她也拿起了叉子，开始吃起来。
一位男招待平静地、默默无闻地拿走了我的盘子，换上了另一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