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旧住在加州大学布雷亚分校附近那套狭窄的公寓里，但是我已经在考虑搬家之事。现在我们买得起房子了，我再也不想应付那些喝醉酒的男孩儿没完没了的纠缠，他们总是从我家门外的大街上成群结队地走过，去参加一周一次的啤酒桶聚会，或者参加完以后从那里出来。但是简说她想留下，因为她喜欢我们的公寓。她除了上学以外，还在日托中心兼了一份工作，这里离校园和日托中心都不太远，所以对她来说十分方便。
“此外，”她说，“万一你突然丢了工作或者遇到其他一些事情，我们在这里还能对付一阵，我交得起房租，我们可以一直住到你重新找到工作为止。”
这是我的一次契机，对我的挑战。当时我真该将有关工作的真相全部告诉她，并让她知道我是多么痛恨这份工作，接受它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我希望放弃它，另找一份工作。
但是我没有说出口。
我什么也没有告诉她。
我不知道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我担心她会冲我发火。她也许会试图说服我放弃这个打算，但是最终她会理解我的。我可以不伤和气、不失等严地解决问题。谈话结束后便没事了。
然而我不能这样做。不愿放弃这份工作并非因为我有职业道德恐惧症，我并不崇尚某些抽象的观念。由于我厌恶这项工作，认为自己并不具备这个岗位所要求的资格，因此始终无法置身于同事们的行列中。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动摇自己的感觉——我应该继续做这份工作。出于某种原因，我感到我应该在自动化界面公司工作下去。
因而我什么也没有对她说。
简的妈妈星期六早晨来看我们。当她走进公寓的时候，我尽力装出很忙的样子，把自己藏在卧室里，在简的一位朋友送给我们的旧缝纫机上弄出震耳欲聋的响动。我从来都不怎么喜欢简的妈妈，她也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我得到这份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尽管简已经将我终于找到一份全日工作的事告诉了她，她也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心中被某种东西激怒了。她又少了一个批判我的理由，同时也少了一个教训简的借口。乔治亚，或者她自己喜欢被人们所称呼的乔治，这是一个正在灭亡的种姓，马提尼酒的故乡中最后的传人。那些别能喝酒的粗野女人总是用粗重而沙哑的嗓音说话，那种声音在我童年时代在偏远地区曾经十分流行。她们还喜欢用男人的明称来称呼自己：吉米，格里，威利，菲尔。当我知道这就是简的妈妈时，我简直吓了一跳。我曾经认为，看一看妈妈就会知道女儿最终会是什么模样。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在简身上看到了一些乔治的影子。但是简的身上完全没有她那种粗护的气质。她比她妈妈显得更加温柔、善良、美丽，两个人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而且我也知道，“历史不会重复。”
我在缝纫机上制造出了最大的噪音。我有意在透露一个信息：我不想听见那些废话。但是在哐当呕当的喧闹声中，我仍然能够听见乔治那种饮酒过度所造成的沙哑嗓音：“他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没什么本事”等等，她还说我是个“失败者。”
我一直等她离开后才走出了卧室。
“妈妈真的为你感到高兴。”简拉着我的手说道。
我点了点头，“一点不错，我全都听见了。”
她看着我的眼睛，笑了，“好吧，我为你高兴，这总该行了吧？”
我吻了吻她，“这对我已经足够了。”
我去上班。斯图尔自鸣得意的傲慢态度变成了更加直接的鄙视。有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某种变化。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是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惹恼了他，还是他的私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件，总之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地改变了。表面上的文质彬彬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只剩下丝毫不加掩饰的敌意。
这一次斯图尔没有像往常那样，星期一打电话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向我交待下一个星期的工作任务。斯图尔开始把工作留在我的办公桌上，上面夹着一张纸条，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那张纸条通常总是写得内容不完整或者含混不清，尽管我最终能够抓住要领，有时却对他的要求摸不着头脑。
一天早晨，我发现我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堆过时的计算机用户手册。据我对计算机的了解来看，这些手册是一种本公司从未出现过的键盘和终端机的使用说明。斯图尔在留言条上只写了两个字：“修改。”
我不知道该怎样修改，因此就从最上面拿起一本用户手册以及那张便条，去了斯图尔的办公室。他不在。但我听见了他的声音，我听得出来，他正在走廊上跟一位名叫艾伯·康纳的程序员津津有味地聊着上周末刚刚看过的一部动作片。我站在那里等候着。康纳不断地抬头看我，显然想暗示斯图尔，我有事找他。但是斯图尔继续跟他慢条斯理地、详细地叙述电影中的情节，故意对我视而不见。
最后我清了清嗓子。那声音既温和轻柔，又文质彬彬，而且带有试探性。出乎意料的是我的上司被激怒了，好像我用污言秽语辱骂了他，“你能不能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不要打扰？我的上帝，你难道没有看见我有事吗？”
我退后了一步，“我只想……”
“你只想闭上作的臭嘴。我真讨厌你，琼斯。我讨厌你这废物。你放明白些，你的试用期还没有结束。我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解雇你。”他瞪着我，“听懂了吗？”
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是我其实心里明白，他只是在虚张声势地吓唬我。也许这就是斯图尔最近经常欺负我、有意冷落我的原因。但是他和班克斯都无法使我相信，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对我进行控制。假如他们说的都是真话，我早该在几星期之前就被他们解雇了。也就是说，现在我已经不大可能被他们解雇了。职位比他们更高的人才有权对我发号施令，而他们无权做出任何决定。他们尽可以大喊大叫、欺软怕硬，也可以趾高气扬、狂妄自大，但是假如事情做得过了头，他们的真实嘴脸必然会暴露无遗。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只想知道我应该修改哪个部分。从便条上看不出来。”
康纳看着我们。他也被斯图尔爆发的脾气吓坏了。
“你应该修改用户手册。”斯图尔慢条斯理地、故意怒气冲冲地说。
“用户手册的哪个部分？”我问。
“所有的部分。如果你能受累通读一遍我放在你桌上的那些手册，你就应该注意到、我们早已不用那种硬件系统了。我要你把用户操作方法修改为我们目前使用的系统操作方法。”
“我该怎么做？”我问。
他盯着我的眼睛，“你是在问你该怎么做自己的工作吗？”
康纳变得越来越不安了，他冲我点了点头，“我会教你。”他提议。
我感激地看着他，对他笑着表示了谢意。
斯图尔不满地看了程序员几秒钟，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我跟着康纳来到了他的工作间。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康纳给了我一大堆自动化界面公司最近刚刚购进的计算机用户手册。他让我复印一下，装进活页夹中，然后把它们分发给公司各部门。
“你的意思是说，我只需要用这些新用户手册替换那些旧的就可以了吗？”我问。
“说得对。”
“那么，斯图尔先生为什么要让我修改用户手册呢？”
“这只是他的说话方式而已。”程序员抽了拍那本新用户手册的封面，“不过这本书用完之后一定要还给我，我有用。你应该在办公桌上找一份雇员名单，好知道每个部门需要几份。加布手里总是有最新的部门员工名单。”
加布是我的前任。除了待人友善和爽快以外，他显然还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工作效率很高的人。
“多谢了。”我对康纳说。
“别客气。”
我舔了舔嘴唇。实际上这是我与我的工作伙伴第一次做正面接触，我除了只想把这种接触继续保持下去以外，别的什么愿望都没有。我试图在这种和谐的基础上跟康纳建立起某种关系。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实现这个愿望。我想，也许我刚才应该试着继续我们的谈话。我应该问他在忙些什么，并试着跟他谈一些与工作无关的话题。
但是我却没有这样做。
他回到了他的终端机旁，我也回到了我的办公室里。
后来我在休息室的可乐机旁见到了康纳。当我看到他之后便对他微笑，并招手致意，但是他却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似地背转身去。我感到尴尬极了，立即拿起饮料离开了休息室。
午餐时，我看到康纳跟帕姆·格林一起离开了办公室。我站在走廊上目送他们乘电梯下楼，他们却没有看到我。我开始惧怕午餐了。我已经意识到，我可能会永远独自享用午餐了。我宁愿取消这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连续工作8个小时，在一天结束时提早一个小时回家。我不需要每天用60分钟时间证明我的同事们如何看待我，工作本身已经够令我沮丧了。
更加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似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午餐伙伴。
是的，每一个人，甚至像德里克这种我认为应该遭到普遍排斥的人，居然也有人愿意跟他一起用餐。那是楼上某个部门的一名矮胖的、长得像只癞蛤蟆似的男人。惟独只剩下我自己。上班时对我不错的那些秘书们在去午餐之前都出于礼貌地向我摆摆手，说声再见，甚至连问都不问一声我是否愿意跟她们一起去，也许她们猜测我的午餐已经早有安排了。
也许并没有。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我感到自已被冷落了。没有人邀请我。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所有的人遗忘掉了。
我必须承认，秘书们对我的态度比起别人来好得多。我们的部门秘书霍普总是对我十分友好。她温柔、善良、和蔼，永远像一位典型的祖母，她每天都以欢快的笑脸和一声诚挚的“你好”向我致意。每个星期五下午她都要询问我的周末安排；星期一早晨总是关心我的周末计划是否顺利实现，每天晚上离开之前还要说声再见。
当然，她对部门内所有的人都同样友好。她跟每个人谈话，好像她喜欢所有的人，但是这并没有使她对我的关注搀杂任何虚假的成分，也不会减低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同样，速记中心的弗吉尼亚和路易斯对我也很宽容和公道，她们的态度与我们部门的所有人都截然不同。
也许跟大楼里所有的人都截然不同。
大堂里的那位保安尽管乐呵呵地跟出入自动化界面公司的每一个人打招呼，却依然对我不理不睬。
在简面前，我继续对我每天的工作进行一番中性的评论。
我可以告诉她我跟斯图尔的烦恼，并对一些重大问题发发牢骚；但是我把我每天遇到的困难、我无法跟工作伙伴融洽相处以及遭到社会摈弃的感觉统统埋进了心灵深处，没有告诉她。
这个十字架必须由我自己背负。
在我分发了那些计算机用户手册一周后的某一天，斯图尔手里晃着一张蓝色备忘录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当时正在利用休息时间看《时报》，斯图尔啪地一声将那份备忘录扔在报纸上，“看看这份材料。”他对我说。
备忘录是财务处写来的，它要我们再送去一份计算机用户手册，因为他们最近新添了一台终端机。我抬起头来看了看斯图尔，“好的，”我说，“我再找一份给他们送去。”
“这不太好，”斯图尔说，“你开始就应该知道他们需要多少。”
“我手里只有加布留下的雇员名单，”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们新添了一台计算机。”
“你应该知道，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应该向每个部门的负责人咨询一下他们到底需要多少，而不要依赖那些过时的名单。你简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琼斯。”
“我很抱歉。”我说。
“你很抱歉？这件事会反映到我们部门领导那里。”他拿起了备忘录，“我必须向班克斯汇报，让他决定对你采取什么措施。你尽快把用户手册给财务处送去。”
“我会送去的。”我说。
“你最好现在就去。”
从那天起，我的日子便开始越发难熬了。
回家之后情况也好不了许多。当我到家时，简正在做汉堡杂烩饭，同时在看重新播出的黑色幽默喜剧《军事外科医院》。
我一直都很讨厌汉堡杂烩饭，可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简，而这种事情仅靠她的想象力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
我走到电视机旁，换了一个频道。我虽然喜欢这部老掉牙的喜剧片，可是我更喜欢看新闻，我宁愿从一进家门那一刻起一直看到黄金时间。如果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地方又发生了些什么灾难，我会感到坐立不安，而简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她甚至在看新闻的时候也只关心电影预告，她喜欢看一些重播的电视剧或者有线台的电影。
这曾经是我们之间大多数争论的导火索。
她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她也知道我的感受。我无法使自己不认为，她今晚对电视节目的选择简直就是一次蓄意挑衅，她在试图激怒我。通常在我走进家门的时候，电视总是在新闻频道上。今晚她却没有这样做。我感到自己好像挨了重重的一记耳光。
我看着她，“为什么不看新闻？”
“我今天参加了一场考试。我实在太累了，想看一些轻松的娱乐节目，不想再费脑子了。”我理解她的感受，当时如果对她谦让一些就不会有事了。可是我仍然在生斯图尔的气，我想我总该把这口气撒到什么人的头上。
我们终于爆发了一场恶战。
我们吵得很凶，几乎打了起来。之后双方道了歉，接着又是接吻又是拥抱，最后终于和解了。她进厨房继续做她的饭，我在起居室里看我的电视新闻。我甩掉了皮鞋，躺在长沙发上。我意识到，我还没有对她说我爱她。
她也没有对我说她爱我。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会儿。我的确爱她，而且我也知道她爱我，可是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过这个字眼儿了。
过去我们还经常说，奇怪的是，尽管那时我告诉她我爱她，但是我并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真的爱。这三个字既空洞又陈腐，甚至还有些虚假。第一次说出口时感到它代表了一种希望而不是承诺。后来的感觉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既没有快乐，又没有宽慰，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一丝不安，好像自己对她撒了谎，担心迟早会被她发现。我不能断定她的感觉如何，但是对我来说“爱”是一个转换词，它用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方式把男女之间的朋友关系转换为同居的情人关系。它虽然十分必要，但是却不一定那么真实。
我们搬到一起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说过这个字眼儿了。
她也不再说了。
但是我们的确相爱，而且比以前爱得更深了。它是那种……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爱。我们欣赏着相互陪伴的生活，在一起感到很开心，但是当我下班回家时，我并不像电影上表现的那样，为她脱掉衣服，把她放在地板上，随时随地跟她疯狂一下，她也不是面带微笑，身穿三点式泳装迎接我回家。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小说、电影、音乐和电视向我们所展示的那种梦幻般的浪漫的爱情生活。尽管它是美好的。但是并不那么十全十美，也不是每时每刻都令人动心。
吵架之后，我们甚至都没有像平常那样疯狂地做爱。
不过那天夜晚我们仍在临睡前做爱了，而且还不错。我感觉很好。我甚至想告诉她我爱她。我当时真的想说。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