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程序及二级软件处助理协调员。
除了我这个假惺惺的头衔中所包含的意义外，我似乎变成了比那些引人注目的小职员们还要高出一等的人物：打印备忘录，校对文稿，做一些内部程序及二级软件处协调员既不愿意亲自做又不愿意交给秘书去做的事情。
第一天的工作如果不是偏离了轨道，就是我的考验以失败而告终，总之斯图尔再也不会冒险把真正的工作交给我了。
我不敢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
开始几天，我试着跟德里克交谈，早上向他问声“你好”，晚上下班时说声“再见”，一天中偶尔还会在某个时候没话找话地跟他套近乎，希望两人就此交谈起来。但是我的一切努力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他坚持对我沉默不语，我很快便认输了。
用专业术语来说我们是“同事”，这是一种略带感情色彩的关系，然而实际上我们的关系中丝毫没有搀杂任何私人性质。我们充其量只不过在共同分享着一块工作空间而已。
事情就是这样。
令人沮丧的是，不仅德里克一个人跟我过不去。似乎所有的人都不想搭理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是一名新来的雇员，我不认识任何人，为了尽快跟同事们熟悉起来，我努力向在走廊上遇到的每一个人点头或招手致意，对他们说“你好”，“早上好”，“你最近好吗”，但我的问候总是被人们所忽略。我感到自己遭到了冷落。偶尔也有人冲我摆摆手，或者向我微笑问好，但是这种情况太少见了，真他妈的见鬼。
我的存在几乎令那些计算机程序员们无法容忍。平常我不用跟他们打交道，但是刚开始的几天里，我不得不经常去他们的工作区，或者向他们分发备忘录复印件，或者取回需要校对的文稿。而他们则竭力地冷落我，把我当成没有感情、没有人格的机器，或者一名只知道干活的奴隶。他们想借此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们鄙视我。
有时我会在休息室里偶尔碰到其中一位，我总是试图打破坚冰，建立某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可是我的尝试无一例外地宣告失败。我曾经跟那位名叫斯泰西·克林的深肤色女人交谈过两次，我从她所说的以及没有说出的潜台词中均能想象得到，我的前任是一位极受同事们欢迎的好人。在工作时间以外，他用社会通行的准则与程序员们进行交往，同每个人都保持着友好而融洽的关系。当她谈起他时同样抱有好感。
很显然，我在这里只不过是个二等公民。
我希望自己比别人优越。我本来就应该比他们优越，他们是傻子、呆子，是一群畸形儿。我在他们的周围感到十分不舒服，甚至有些恐慌。他们在真实的社会中有可能是失败者，但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却是正常人，而我才是个被逐出族群的下等公民。
我决定今后我的大多数休息时间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度过。
星期五，斯图尔交给我一项工作，让我修改一份部门标准手册中的语法错误。我花了至少一个小时才把那篇东西打印出来。我应该在中午之前完成这项工作。等我打印好之后，已经过了12点。
等我最后复印完毕已经12点半了，我将它放在斯图尔的桌上便走出了大楼。
今天早晨停在我的汽车两侧的两辆宝马车都不在了，我很容易就把车开出了停车场。别克车里已经没有多少汽油了，从这里到高速公路之间都没有加油站，因此我决定去别处找一找。
我想，我能在公路交汇处找到一家壳牌或者德克斯科或者别的什么加油站。
10分钟后，我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迷路了。
我从来没有在欧文市真正开过车。我开车去圣地亚哥时曾经途经欧文市，去海滨时从它的边界经过。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在大街上开过车，我不熟悉这里的环境。当我向南部的埃默里方向开去时，我为城市的单色调和相似性感到了吃惊。我开了好几英里，却没有遇到一家商店和加油站，也没有看到任何类型的购物中心，只看见漫长的、绵延不断的棕色砖墙后面那一排排一模一样的棕褐色的两层小楼。我经过了4个红绿灯，在第5个路口转弯。没有看到一个熟悉的街道名称，我继续转弯，向右、向左，接着向右、向左，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加油站，或者至少找到一家零售商店，以便打听加油站的位置。但是我只看到矗立在每条大街两侧的棕色砖墙，我好像进入了一座迷宫般的科学幻想城。我开始担心起来了，因为仪表盘上的指针已经掉到了最后一档，即使如此我心里仍然感到十分激动。这里的许多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欧文市是一个计划性的社会：它分为商业区、居住区、农业区等几个不同的社区，很显然，商店和加油站一定是在某个定的地区内。这个发现真让我着迷。尽管我十分担心汽油会用光，但在这里我莫名其妙地感觉到心情十分舒畅。整齐划一的、迷宫似的街道和建筑模式简直令我发狂，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个奇迹。
我终于找到了阿库加油站，它位于路角的一个十分隐蔽的建筑中，这栋建筑和大街两侧那些棕色的砖墙涂着同样的颜色，因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加满了汽油，向工作人员打听返回埃默里该怎么走。他的解释简单得令人惊讶：实际上不像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我所在的位置其实离公司并不很远。我谢了他，掉转车头回去。
我回到了办公室。由于午间做了一次短途旅行，我感到轻松了许多，也快乐了许多。
我对自己发誓，要利用更多的午餐时间来熟悉欧文市。
时间在慢慢过去。
我的工作枯燥乏味到使人麻木不仁的地步，后来当我了解到所有的工作实际上都毫无意义之后，情况便变得愈加糟糕起来。从我的观察来看，自动化界面公司有没有我这个人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公司也许早该撤销我这个岗位了，也许早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职位的存在了。
一天晚上吃饭时，我跟简谈起了这事儿。她试着说服我，并说如果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大多数工作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制造防臭鞋垫的公司，还有制作三明治和奥利奥巧克力夹心饼干的公司，它们究竟有什么实际用途呢？其实没有人需要那些垃圾。他们的工作无足轻重。”
“对，不过人们总是要买东西的。他们需要那些东西。”
“不错，他们也需要购买跟计算机有关的一切。”
“可是我既不制造计算机，又不设计、生产、开发、销售……”
“其实每个公司里都有干你这一行的人。”
“它并不会因此而引人注目。”
她注视着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去非洲喂他那些饥饿的儿童？我认为你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我没有说我要……”
“那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举手投降。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我感到自己既无能又渺小。当一个人把支票拿回家，实际上却并没有完成任何一项工作或者生产出任何一样产品时，他会感到羞愧的。这种奇怪的感觉我无法明确地向简表述。它令我感到不舒服，我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尽管我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也没有厌恶到必须辞职的地步。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这份工作只是临时性的，有某种东西一直在鼓励着我，让我一定要找到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
我跟自己说，这只是在大学校门和真正的职业之间的一项过渡性工作。
可是我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我的真正职业。
我很快便明白了一件事，大公司里的人们有一半时间是真的在工作，另一半时间里他们装出一副很繁忙的样子。星期一我接受了本星期的工作后，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星期三做完。
我从电影和电视剧中看到，人们努力提前完成任务，又迫不及待地要求增加工作，最终感动了他们的上级领导，因此而得到了提拔。可是我早就看明白了，这种主动积极的工作精神在真实生活中不仅得不到鼓励，而且还会招来怨恨。公司的统治者竭尽全力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潜心研究，工作和休息怎样进行合理搭配才能使他们最舒服。如果我突然开始拼命工作，公司的劳动分配生产率曲线将会下降。这会使我的上司脸色很难看，甚至上司的上司脸色同样也很难看。我所要做的便是跟我的前任一样，或者比他稍有改进。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我应该填补那个预先为我设计好的位置，固守在它的疆域以内，严格地遵循等级制度下庸才的提升原则。
这就意味着我有许多空闲时间需要打发掉。
我仿照他人的做法，很快便掌握了假装努力工作的技巧。
我发现办法其实很多。当斯图尔或者班克斯来办公室检查我的工作进度时，我尽量把文稿弄得哗哗作响，重新挪一挪桌子，或者在抽屉里面胡乱摸索一通。我不知道德里克是否注意到我的伎俩，他即使已经注意到也没有说什么。我怀疑他也在玩着类似的把戏。因为每当公司领导或者部门上司出现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他也总是突然变得格外忙碌起来。
我想念在学校读书的日子，我经常回忆起过去的岁月。我的大学时代有许许多多乐趣，尽管毕业至今才还不到半年的时光，从感情上说，那些日子却好像已经距我十万八千里了。我发现我很留恋跟同龄人在一起的那些无所事事、满街闲逛的悠闲岁月。我想起有一次我跟克雷格·米勒一起在校园附近玩，那里的小型超市有一个叫做“敏感区”的成人玩具店。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合用一辆汽车。克雷格建议去商店里呆一会儿，由于我从来没有去过，出于好奇便答应了。我把车停在小型停车场，刚刚踏进超市的门，三位出纳员和几名顾客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克雷格！”他们同时喊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叫做“干杯”的电视剧，酒吧里的老主顾们含着热泪齐声高喊“诺曼！”我实在忍不住想笑。克雷格局促不安地看了我一眼。这使我想起了一首歌中的歌词：你的名字家喻户晓，你的感觉多么奇妙！
在自动化界面公司里，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我至今还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雇用我，别是斯图尔和班克斯已经表现出了对我的鄙视，这就更让我感到莫名其妙。
我难道属于某种按照比例招收的人员吗？我难道恰好符合了年龄或者族群方面的录取条件吗？我无从得知。我只知道假如雇用人员的决定权掌握在斯图尔或班克斯手里的话，我是断然得不到这份工作的。
我很少见到德·班克斯，但是他有时会抽空来部门进行检查。每次见到我时他总是毫无来由地、粗暴无礼地伤害我的感情，经常用有辱人格的口吻评价我的头发、领带、走路姿势，以及凡是他能够想象到的一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尽量装作没有听见他的无理取闹，对他置之不理。
罗恩·斯图尔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置之不理的人。他不像班克斯那样赤裸裸地表达出对我的厌恶和无礼，从表面上看来，他甚至对我有些彬彬有礼，但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使我感到忍无可忍。他说话时总是流露出一副傲慢的神态。尽管他的语气十分愉快，但他竭力设法让我知道，他在智力和地位方面比我优越得多，他跟我谈话已经给了我很大的面子。
更使我感到愤怒的是，当我跟他谈话时，我总是无法摆脱掉他比我优越、聪明、有趣、经历复杂的看法，似乎他一切方面都比我强。尽管我们的谈话总是在平等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但是实际上却在暗中讲述着另外的故事，我感到自己的举止就像一个下贱的奴才。尽管我痛恨自己的行为，我却无法做出别的选择。
我真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偏执症。也许班克斯和斯图尔其实对每个人的态度都是同样的。
不。班克斯有时跟程序员们开玩笑，有时跟女秘书和速记员们打情骂俏。斯图尔对他手下所有的人都十分友好，他甚至跟德里克轻松愉快地聊过天。
我是惟一置身于敌对阵营中的人。在我被雇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听到斯图尔和班克斯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谈话。
他们站在我的门口大声地说着，似乎故意希望我听见他们谈些什么。
我的确听见了。
班克斯说：“他干得怎么样？”
“他不是我们圈内的人。”斯图尔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尽快对程序熟悉起来。”
“我们这里容不得溜奸耍滑的人。”
我距离第一次汇报工作还有一个多月。他们极力想激怒找。我清楚这一点，我感到无比愤怒。我不能将这些无妄的谴责背负在自己身上。我起身走出了办公室，来到走廊里，“两位先生，”我冲着他们说道，“我完成了你们布置给我的所有工作，并且是在规定的时间以内完成的。”
斯图尔温和地看着我，“那就好，琼斯。”
“我听见你们说了一些关于我的话……”
班克斯宽宏大量地笑了起来，完全是一副无辜的样子，“琼斯，我们并没有谈到你呀。你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我看着他。
“你为什么要偷听我们的私人谈话呢？”
我无言以对，不回答问题作为一种防御措施并不能算过分。
于是我便闭上嘴巴，假旗息鼓，面色通红地回到了我的办公室里。德里克正坐在他的座位上窃笑。
“这是你应得的下场。”他说。
你这人渣，我想对他说。你想找死？你这狗杂种。
但是我没有理睬他，拧开钢笔，开始工作。
那天夜晚当我回到家时，简说她想随便去个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情。自从我找到工作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出过门，长期幽闭使她难以忍受，她表现出坐立不安的样子。说实话，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决定出外度过一个夜晚。
我们去了巴尔博，在蟹菜馆吃了晚餐，每人买了一碗蛤蜊海鲜杂烩汤，坐在餐馆门外的餐桌上，一边对过路的行人评头论足一边吃着晚餐。之后我们开着车，经娱乐城一直开到了半岛的码头上，把车停放在码头旁的一个小型停车场里。这里始终是我们的两人世界。在我们穷困潦倒、没有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第一次跟简一起外出时来的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当时是在车里过的夜。在我们确定关系后的最初两年里，我们连一张电影票也买不起，来这里玩时，我们从娱乐城一直步行到码头，逛那些橱窗式的冲浪商店和T恤衫商店，在游乐场上观看孩子们玩乐，跟在海滩上的小船后面走，我们能够一直走到码头尽头的鲁比斯汉堡车那里。当所有的游客都离开了码头，所有的商店已经打烊之后，我们通常总是钻回到别克车上，在后座上做爱。
现在当我们的汽车经过娱乐城时，我却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现在已经买得起T恤衫，也买得起游乐场的门票了。
不过出于习惯，我们仍然什么东西也没有买，只是手拉手地在人群中漫步。我们走过了一群身穿皮夹克、靠在褪色的护栏上的朋克青年，穿过一个提供住宿的港口游艇售票事。空气中充满了汉堡包、比萨饼、炸薯条等各种食物的混合气味，还能模模糊糊地闻到一股从港口飘散过来的鱼腥味儿。
我们走进了一家贝壳商店，简想要沙币，我为她买了一只。
我们乘小船穿过海港，来到了巴尔博岛，在小岛上漫步了一个钟头，从冰激凌摊上买了香蕉冰棍，然后乘小船返回了码头。我们在停车场上就远远地听到了音乐声。在一家夜总会门口的人行道上站着一群穿着讲究的雅皮士，霓虹灯广告在打开的大门和黑暗的窗口之间闪着五彩的亮光，上面写着“影楼酒吧”，旁边有一副挂有汉堡包样品的篷帐，写着“现在登场：桑迪·欧文”几个字。我们在酒吧门口停住了脚步，欣赏着里面飘来的音乐。乐曲简直太奇妙了，那是一支用萨克斯吹奏的爵士乐，不断交替变换的旋律时而热烈时而平静，间或加入尖细而飘忽不定的钢琴伴奏音。这支曲子跟我以前所听过的都不一样，整个乐曲散发着迷人的扭力。我们站在人行道上静静地倾听了十几分钟，后来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我们没有回到汽车里，而是继续沿着倾斜的人行道向码头走去。鲁比餐馆是个闪闪发亮的正方形的小型建筑，它的背后是夜色茫茫的大海。码头沿岸站满了渔民，到处是成双成对散步的人。一群黑头发、深色皮肤、身穿黑色服装、讲一口西班牙语的女高中生从我们身边走过；一位手拿钓鱼竿的老人坐在一把破旧的长沙发上；一时穿着过于讲究的男女正靠在栏杆上热烈地拥抱、亲吻……微风从远处吹来了音乐声，它随着我们的脚步四处荡漾。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已经不在奥兰治县，而是在某个更加美妙的地方，好像进人了电影里南加州的美丽景色，空气那样清新，人也别友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鲁比餐馆里的生意十分红火，一群等候进餐的客人站在餐馆门外，里面拥挤而狭窄，到处是正在用餐的人们。我和简走到餐馆后面，跟两个渔民一起趴在栏杆上欣赏海洋的夜景。洋面是深黑色的，这里的夜色比起内陆地区来更加黑暗、更加深沉。
我注视着远方，看见黑暗的洋面上有一艘小船在闪烁着孤独的亮光。我将手搭在简的肩膀上，背靠金属栏杆，遥望着海滩。在建筑工地和汽车灯光的辉映下，海港的天空变成了橘黄色，它掩盖了真正的夜空。洋面，波涛声声，一浪盖过了一浪。
在电影《星尘记忆》里有一幕场景，伍迪·艾伦在星期日早晨喝着咖啡，他的情人夏洛·兰普林坐在地板上看报纸。唱机正在播放路易斯·阿姆斯朗录制的《星尘》唱片。伍迪用一种不寻常的声音说话，当时的场景、声音、气味以及所有的一切揉合在一起显得那样完美，在那一刻，那短短的几秒钟里，他变成了一个极其幸福的人。
那就是我跟简一起在码头上时所体验到的人生感觉。
那便是幸福。
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默默地享受着夜景，享受着在一起的快乐。沿着海岸线望去，能够一眼望见通往拉古纳海岸的路。
“我想住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简说，“我爱听海水的声音。”
“哪个海岸？”
“拉古纳。”
我点点头。这只不过是个梦想。我们两人累死也挣不到足够在南加州海岸买套住房的钱，不过这可以作为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简有些发抖，她往我身上靠紧了一些。
“天气变冷了，”我搂着她说，“你想回家吗？”
她摇了摇头，“我们就这样再呆一会儿好吗？”
“好。”我把她拉得更近了一些，紧紧地依偎着她。我们两人共同沉浸在海水和夜的世界中，沉浸在拉古纳海滩沿岸灯火辉煌的夜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