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离开之后，他的工作由姜山暂时顶替。
这一阶段，姜山非常忙碌，他本来就要为我负责许多生活琐事，现在又要肩负起教练的责任，他变得更加沉默了。
姜山给我安排的第一场比赛是2011年在悉尼站举办的世界顶级巡回赛。我对这类比赛已经习以为常。按惯例，赛前活动结束后运动员会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然后准备比赛。
但我不想去吃东西。
我靠在沙发上，身心俱疲。这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的艰难时刻，我没有合适的教练人选。我的伤口隐隐作痛，我看不出来继续比赛有什么意义，那个在我心头闪过无数次的念头又一次跳出来，我觉得很累。
这并不是因为当天训练任务重，而是精神压力的作用，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很辛苦、很累，我很想休息。
长久以来，这种夹杂着焦虑和无奈的精神压力让我非常痛苦，取得成绩时，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支撑，一旦陷入低谷，“退出”的念头就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对姜山说：“我不想打了，真的不想打了。每个对手都这么强大，太累了，我坚持不下来了。”
姜山也很累，这从他憔悴的脸色可以看得出来，像往常一样，他劝解我：“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会支持你，但我不希望你以后会后悔，毕竟我们已经来到这儿了，要不我们就试一下？”
当时我懒得答理他，自顾自去准备比赛。
也许是上天还不想让我过早地告别网坛，也许是对手刚好也有什么伤病发作，那场比赛，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到手了，轻松得连我自己都深感不安，怎么会这样？是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吗？
那真是我时来运转的一个赛季，身体状况良好，腿伤也没有来添乱，我一轮一轮打下去，竟都异乎寻常地顺利！我越打越有信心，当在决赛中打败克里斯特尔斯拿到冠军时，我忽然想起了赛前的沮丧，可这时，好像什么困难都不能再压倒我了。
我不由得偷偷念叨：其实这一路也不辛苦呀！
姜山评价我：你是个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人，幸福和痛苦来得快去得也快，只要身体不出状况，外界环境稳定，你就能够发挥出比较好的水平。
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对的。
在悉尼，我第一次拿到了巡回赛冠军，这也是中国人首次在高级别巡回赛事中夺冠，这让我小小地兴奋了一下。从2004年复出到现在，我是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扎扎实实地进步，这一点让我很欣慰。
在悉尼站比赛夺冠的顺利，让我在接下来的2011年度澳网比赛中心情很好。
再次来到澳网，我的心情就像墨尔本的天空一样晴朗。
澳网是四大满贯赛事中每年最先登场的，通常是在每年1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在墨尔本举行。这时北半球正是冰雪皑皑、寒风怒吼的时候，位于南半球的墨尔本却是炎炎夏日。我很喜欢澳网赛场，盛夏，阳光强烈，天空湛蓝，这就是我对澳网赛场的印象。
有时温度会飙升到30多度，甚至接近40度，这无疑是比赛的一大障碍。有些选手很讨厌高温，高温让他们汗流浃背，无法思考，观众席上不时会有中暑的观众被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打球，怎么看都不像是享受。
但我喜欢。澳网的夏天让我想起童年，那些光脚穿“回力”球鞋，在灼热的灰色沙地上奔跑的日子，街边小贩摊子上的水银体温计有时会忽然爆裂，因为气温已经远远超过了40摄氏度。
我是武汉人，我们武汉人什么都不怕，尤其不怕鬼天气。
除了天气，澳洲观众对球场礼仪的重视也让我感到愉快。
在观看体育比赛时，一些基本的礼仪是相通的，比如，拍照时尽量不要使用闪光灯，在运动员进行比赛时尽量不要走动和喧哗；观看比赛时要让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处于静音状态等等。部分体育项目，比如斯诺克、网球这些“贵族项目”，在赛场秩序上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观众们也认可并自觉遵守这些要求。
2011年澳网，我参加的比赛被安排在中心场地，那是个很大的场馆，观众席可以容纳15000人。每场比赛之前有5分钟活动时间，两个球员在场上活动，解说在一边介绍球员的资料。在这5分钟内，你会听到各种来自看台的声音，但一旦裁判说“Time”，现场立刻鸦雀无声，你几乎能感觉到观众们连呼吸都刻意放慢了，感觉上，就好像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澳网自创办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观众们对网球比赛的规则非常了解和尊重，大家会主动维护场内的秩序。在球员打球的时候，如果这一分没有打完，谁也不会大声喧哗，大家都克制着内心的激动静静地观赏比赛，以免场上的队员受到干扰。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它的公民来自全球各地，人们可以因为网球相聚在一起，又去共同遵守规则，这很让我感动。
在这届澳网中，我波澜不惊地杀进了1/4决赛，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
像往常一样，舆论对我的评价如影随形，我和托马斯的“分手”被频频提起，但这不再构成我前行的障碍。就像托马斯希望的那样，我“成长”了。
在半决赛时，我要面对的球员是丹麦的沃兹尼亚奇，沃兹是赛会头号种子，她的防守很棒，被媒体称为“拥有城墙般的防线”，我们私下交情也一直不错。
那天我和沃兹一共打了三盘，沃兹很稳健，很顽强，但我也不再是毛躁的小姑娘了，最终我以3∶6/7∶5/6∶3的比分逆转了战局，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券。
赛后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主持人问我：“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对吗？”这个问题还真难倒了我，我不太记得我们结婚的准确日期了，印象中是29号嘛，我就告诉主持人：“我记得是两天后。”后来回去跟姜山一比对，我才晓得自己记错了。不过我觉得两个人感情好，彼此心里知道就行，不一定非要通过纪念日的形式表示出来，不知道澳洲人民是不是这么想。
记者又问我是什么支撑着我逆转了比赛，我顺口说“奖金”。大家都笑了。其实这也是实话，网球就是我的工作，我付出后得到回报，我很坦然，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工作不拿钱啊？
从2011年澳网的第一场比赛开始，我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在最大的新闻发布厅开的，这也算是一种待遇吧，可能是因为2010年我的年终排名进入了前十的关系。当我获得决赛资格时，国外媒体们兴奋极了，毕竟这是中国人首次进入大满贯赛事决赛。大家都有种振奋的感觉——在国际网坛的池塘里，终于出现新鱼了。
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不停地轻轻跳动，它渴望胜利。
墨尔本公园的中心球场有两个更衣室，我一般会去比较小的那个，因为那边人比较少，安静一些。
每年都定期来一次，感觉这个小更衣室也像是个朋友了。负责管理更衣室的两个工作人员经常帮我开柜子、锁柜子，金色短发的那个名叫琳达，是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非常热情开朗，每次见到我都会特别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也很喜欢她。感觉上，她就像是个老朋友，永远在那里等着我。
我在悉尼巡回赛拿了冠军，她一早就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到墨尔本后，她非常自豪地告诉我：“我早就帮你把柜子留好了。”
只有真正打到决赛，出场时才会牵球童。
决赛的对手是老朋友克里斯特尔斯，我们在赛前还在通道里聊了一会儿。她是个很棒的球员，这个赛季一直打得很好。
小克对胜利的渴望一点不比我小——7年前她已经打入了澳网的决赛，但还一直没机会捧杯，如果赢下这场比赛，她将获得第一个美网之外的大满贯奖杯。
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但我没想到会那么艰难。这场比赛打了两个多小时，我赢下了首盘，但火力全开的克里斯特尔斯简直是完美的，她勇猛地发动防守反击，拿下了第二盘。
当决胜盘开始的时候，我最害怕的情况发生了：由于自己的急躁和不自信，克里斯特尔斯最终逆转成功了，她赢下了这场比赛。我得了亚军。
站在领奖台上，我很想对姜山讲几句话，我是个不会讲应酬话的人，总觉得“感谢国家和领导”这样的话一说出口就非常别扭，只有对着姜山讲话，我才觉得是自然和松弛的。当司仪把话筒递给我的时候，我问大家：“你们看到那个穿黄色T恤的家伙了吗？他就是我老公，我总是拿他来开玩笑。”
全场的注意力都转到了姜山身上，摄像机镜头也马上对准了他。
我慢慢地讲出心里的话：“老公，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是帅还是丑，我都会永远跟随你，永远爱你。”
回到更衣室后，琳达和另一位工作人员来看我，那天正好是琳达的生日，她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喝酒，琳达对我说：“我们很为你感到骄傲，虽然你输了，但你还是很棒。”
打完澳网之后我们计划回国，第二天，大家就一起动身去办签证。在澳洲办签证比中国办签证要快，什么邀请表都不需要带，拿着两本护照过去就可以了。
我刚把款单递了过去，工作人员立刻认出了我：“嗨！我知道你是谁！两点钟左右给你打电话，你到时候来取吧。”
送完护照，我们顺路去了趟某奢饰品店，有个店员认出了我，她说我说的那句话太令人感动了，她在电视机前都听哭了，最后她还说祝我和姜山幸福。
可能这些才是人类间最共通的东西吧。
中午吃完饭后我们就回了酒店，下午两点多钟，果然接到电话说签证办好了，要我们过去取。取到签证后，我们回酒店退了房，然后直接奔机场买机票回国。
有个英国朋友说，他们的文化里好像更喜欢失败的英雄。可能他们觉得这些人要面临更多的挫折，这些人在身体和心灵上要经受双重考验，其实更不容易，因此英国文化里很多伟大的作品都爱描述悲剧中的英雄。她说，这和你们的文化不同，中国人总是喜欢赢家。
我想她讲这话是为了安慰我。
没有不重视胜负的网球运动员，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地让自己的球技更加完美，在不断的磨炼中追求胜利。
这次澳网虽然没有拿到冠军，但亚军也是大满贯历史上亚洲人拿到的最好成绩。主持人说我是“中国人的英雄”。我觉得言重了，我算不上英雄，也代表不了中国人。我只是个中国球员，正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很多朋友安慰我“亚军也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创造了历史”之类的话，朋友们出于好心的安慰让我感到心情平复了很多。拿了亚军我已经非常高兴，但是也更激发了我对冠军的渴望。当我一个人把自己埋在机舱座椅上，用帽子盖住脸时，我知道，我心中涌动的情绪不是喜悦，而是对大满贯冠军的渴望。
只差那么一步了啊！通过两周六场胜利打入大满贯决赛，不管最后获得的是冠军还是亚军，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但是当后来拿到法网冠军，我才意识到冠军和亚军的差别是你无法想象的。
我是个没有快乐童年的孩子，我没有寒暑假，没有时间看电视剧或是动画片，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球场上，但这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打球只是因为我父亲希望我这么做；青少年时期，我打球是因为教练和我所在的队伍需要我这么做，我要不断地为家乡而战，为国家荣誉而战；在退役期间，我在大学校园里重新思考我的人生，我决定去做一个自由的人，我不再为别人的利益和周围的舆论所左右，我已经贡献出了我生命的前22年，现在，我只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最想要为自己做的事就是：
赢得一座大满贯奖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