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之前，我觉得自己一直没有什么目标，盲目地随波逐流着，除了和姜山在一起这件事是我自己做主，其他的时候都是在顺应别人对我的期待。尤其是1999年到2002年第一次进国家队这段时间，我的状态很不好，因为我对自由的期待很高，但国家队的规矩非常多，大家都对教练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谁也没有反抗的举动，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敢有。当然，这并不是个人的原因，这应该是文化和体制的问题。
在大学的两年，我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了。我对网球的认识和过去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带着新的想法打球，感觉也是非常不同。
人真应该多读点书的，我读书不算多，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
刚复出打比赛的时候，人家顶多会说一句“这是李娜”，然后就闭嘴收声了。别的人听到，也只是说一句：“哦，她复出了啊。”其实你没那么重要。退役或者复出，对你自己而言都是特别重大的决定，但对外界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让我感觉很轻松，我对自己说，不要有太多压力，你没那么多观众，尽力就好。
复出后的首场赛事，是一个25000的ITF（国际网联），是个小比赛。
时隔两年后回到这个圈子里，看什么都熟悉，又觉得什么都陌生。那时我们打ITF比赛的场地在玉蜓桥，四五块球场挨在一起，出了球场后有两间玻璃室可以用来休息、看比赛，楼上也可以看。那个场地没有更衣室，活动之后要拿着衣服去卫生间换，然后等待比赛开始。
相比而言，WTA比赛场地条件要好一点。休息室一般都很大，至少能容纳100人。更衣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号码柜。大会组委会有治疗师，你可以请他们帮你做理疗。女球员的治疗师一般都是男性，很多人的治疗师是自己指定的，熟悉的治疗师会比较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做治疗时会帮你留意。
更衣室一般只有运动员才可以进。这个圈子里的运动员大家大多都认识，如果第二天会是场上的对手，关系好的朋友头一天会在更衣室打个招呼：“明天一起打比赛。”有时候打比赛前你可能完全不了解你的对手——像现在新人出来的很多，这些新人我完全不了解，比赛前几天我就会去网上查资料，记下对手的特点。赛前你也可以在更衣室观察一下自己的对手，很多优秀的球员都非常有性格。比如莎拉波娃的气场就非常强悍，那种先声夺人的傲慢气势有时真的可以把对手镇住，等到后来对她比较熟悉了，才发现她的傲慢并不针对任何人，她就是这样的脾气。
刚复出的我没有积分，要从资格赛开始打。姜山一直陪着我，我们俩第一天去训练的时候，我在更衣室看到了赛会1号种子，当时那个女孩子的世界排名是180。我记得那个女孩子好像是葡萄牙人，比我年轻一点。我忍不住跟姜山说了些“这人怎么排名这么高”，“看起来蛮厉害呀”之类的话。姜山什么也没说，坐在一边看人家训练，看完之后回来，很笃定地告诉我“（她）跟你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说：“怎么可能？”
那个时候退役了两年再回来，对新形势缺乏了解，180在我心里已经是很高的排名了。我很容易不自信，特别是刚复出的那个时候，看到很多年轻的新人，湖北队也有和我熟悉的小队员跟我说，那个谁谁谁打得怎么好怎么好。我脱离了这个圈子两年，对目前国内总体水平不是很了解，也不确定自己现在大概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心里也觉得没谱。不过那时我对自己的心态倒是很宽容，心想尽力而为就好，能打成什么样子就打成什么样子好了。
正赛之前的预赛我一共打了三场，三场都异乎寻常地顺利。就在这个时候，又有状况发生了。
我是个不善于给自己解压的人，前三场预赛很顺利，是因为这时对自己没什么要求，心里没底，也没有很强的获胜的欲望，只当是在训练场上练兵。等到打入正赛时，忽然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很想赢，而且必须赢。这就像猴子去摘桃子，开始只是摘一个吃着玩，后来就觉得这棵树都是我的。这股心气堵在胸口，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暗示。预赛最后一场我背上受了一点小伤，对我们职业运动员来说，这点小伤本来不算什么，可是当时急火攻心，这一口气堵在胸间，就像岔气似的，整个背部都疼得很厉害，眼看正选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只觉得背上像有重锤在猛敲，疼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气血不顺，又带起了内分泌失调的旧病，我只好赶紧去找北京队的大夫。
女孩子都知道内分泌不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那种酸胀沉闷，再加上背上的痛感，让我对自己的竞技状态充满忧虑。正选第一轮当天，我一直觉得恶心，害得大夫跟着我忙前忙后。我们到场地上以后，裁判长一直不停地往我这边看，他以为我肯定要弃权了，连弃权的单子都替我填好了。
我告诉他，我不弃权，还能打。
结果那一场打得还不错。
心病还需心药医，可能是随着比赛的顺利进展，心结渐渐打开了，思想包袱也放下来了。这次发病算是急性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等到我进入前四的时候，背上的痛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了。
姜山一直陪着我打进前四，然后他请的假就用完了，必须回武汉上课。这时我对自己和对手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心态又回到了预选赛时的放松状态。进前四之后，我遇到了来自葡萄牙的1号种子，就是姜山断言和我“不是一个档次”的那个女孩子。
那场比赛我赢得比较轻松。打完之后我给姜山打电话：“我赢了，直落两盘，6∶4、6∶0。”
他很平静地说：“哦，6∶4、6∶0赢了，行，知道了。”
姜山的话，我不是都信。我们之间会经常开玩笑，要看他说话的场合我才能分清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之前我一直觉得他说1号种子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话是安慰我的，不能当真。直到打完决赛，我才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复出首战告捷对我恢复心态很有帮助，接下来还有一连串四个比赛。这四站比赛是紧挨着的，第一个比赛在北京，第二个在通辽，第三个在乌兰浩特，第四个又回到北京。我在参加第一个在北京的比赛时，连三场预赛在内，一共打了八场球。按照比赛惯例，当时还没有世界排名的我在后三个比赛中还应该继续从预赛开始打。可是，因为我第一个比赛就拿了冠军，根据ITF的规定，我得到了一张通行证，后面一个比赛也可以直接从正选开始打了。第二场在通辽的比赛，又拿了个冠军。
这其间还有不少有趣的小插曲。前两场比赛都是硬地，第三场比赛，主办方在发给参赛选手的传真上说是红土地，但大家去了一看，发现就是灰色的沙地。这让许多外国运动员非常生气，觉得自己受了欺骗，他们的领队就去找裁判长开会要求换场地，不换的话就退出比赛。他们还找到了我，劝我一起罢赛。在他们看来，你李娜在前两个比赛都拿到了冠军，又是中国本土选手，你应该很有发言权啊。其实我此刻的位置比谁都尴尬。我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什么话到了我这里，有理也像没理似的，我们国家的传统又是“不要给上面找麻烦”。我非常难堪，只好告诉人家我得训练，这件事最好还是你们出面解决。
除了用灰色沙地代替的“红土地”让外国球员感到失望，落后的酒店设施也让他们头痛不已。当地的酒店不能刷信用卡，喝杯咖啡都得付现金，服务员们盯着球员追账，这让出行习惯使用信用卡的外国球员觉得非常不可理喻。再加上乌兰浩特的风很大，室外的沙地球场动辄漫天黄沙，训练和比赛都很难进行。我们问酒店的服务员，你们这里一年刮几次风，服务员回答很妙：“一年刮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意思是说这里刮一次风怕是得半年才能停，两次风刮完，正好这一年也就过完了。大家听了都大笑。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许多选手要么退赛，要么勉为其难地参赛而不尽力，主办方也看出这么下去选手都得跑光，只得重新找了一个室内的硬地赛场作为比赛场地。
让我很感动的是在第三场比赛开始前，我的教练对我说：“李娜，你最近连打了两个比赛，太辛苦了，第四个比赛比前面三场规模都大，你在这站调整一下吧。”
所谓的调整就是去草原上玩一天。我们一行人包括领队、教练、队医，还有两个湖北队的年轻队员，都骑马去了乌兰浩特附近的一个草原。我不会骑马，在马背上颠了一天，觉得自己快要被颠死了。但草原上的风光确实很美，虽然颠了一点儿，还真有放松的感觉。
这个草原距离我们的驻地大约有一个小时的“马程”。当地人非常热情，我们在蒙古包里欣赏了传统的蒙古族舞蹈，又出来骑马、射箭，玩得非常畅快。晚上人家招待我们吃烤全羊，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整只的羊被全须全尾地端上来，连羊头都直挺挺戳在那里，我被吓了一跳。主人热情似火，一个劲儿招呼我们多吃，又端出马奶酒招待我们。马奶酒有点腥味，我不太喝得惯，但我觉得这是别人的好意，我们最起码得尝试一下。
过了一会儿，蒙古包里进来好多当地人，带着大家唱歌跳舞，还有人给我讲蒙古族的历史，歌颂他们英勇的祖先成吉思汗。等到从草原回到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那天很开心，很兴奋，唱得也很多。我还记得走出蒙古包时，看到天地之间一片空旷，一望无际的草原望不到边，满天明亮的星星低低地垂在天幕上，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及。那时我忽然清醒了一瞬，心想，几场比赛的胜负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们绝不会成为我前行道路上的障碍。
就这样，我很放松地打完了后两场比赛。四站比赛下来，我拿了四个冠军。媒体称“李娜强势复出”，其实这么说有点夸张了。一连串拿到四站冠军并不难，因为有不少选手退赛。有些虽然没退赛，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比赛时也没有倾尽全力。
但这四个冠军让我建立起了对自己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
这四站比赛打完不到一个月，我就有世界排名了，大概是在182名上下浮动。现在我又开始犹豫了，是继续读书，还是回到以前曾经熟悉的球场。因为之前复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帮湖北省队打全运会，可是到现在为止，我的比赛成绩非常不错，一方面我还是渴望完成四年大学学业，让我曾经浮躁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另一方面又感觉职业的前景非常可观，应该能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