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起来，《发条橘子》以维护人作恶的能力和自由来尖锐凸显道德选择的问题，的确非常刺激、非常抢眼，但对于本来就对道德自由可能代价充满疑虑的非欧洲社会，可能不见得是好策略。
人为恶的能力和自由有什么好保卫的呢？这里，我们比较心平气和来说，问题关键可能先在于，人的为恶能力并非有专职的器官或身体里哪一部分负责，因此，它不真是肿瘤，可以清楚利落地摘除了事，这是我们大体上可以首先确认的。
而恶是什么？这是有人类以来，或至少从人类意识到自身存在开始，一路追问至今的大哉问，我们用宗教、用伦理学，用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几乎所有可能的途径来追踪它、发现它、攻打它，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因此，这也等于告诉我们，不能琐罗亚斯德式地大剌剌回答“恶就是恶”，有清晰辨识在身供我们一眼认出来，且归属于恶神所管，和善神统治的另一国泾渭分明对峙并永恒争战，这不必思考，只要打就行了。
恶绝不只是抢劫他人、伤害他人、强暴他人如《发条橘子》首部曲描述的那样子而已，伯吉斯为亚历克斯所安排的一系列恶里，坏得太单纯，坏得太没意思，坏得毫不见暧昧毫无纵深，以至于这种为恶能力的被剥夺既不让人惋惜也难让人同情。事实上，我相信有很多读小说的人还会觉得这太便宜他了，这样的恶棍人渣合当千刀万剐，死不足惜——因此，《发条橘子》基本上比较合适当寓言来读，很多内容细节是禁不住逐一细究的。
什么样的恶会让人低回、让人甚至嗟叹不忍呢？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恶是特定历史特定时空的产物，它违反的并非某种普世的、共时的道德和人性，它不幸冲撞的只是它当下社会的单行法秩序、禁令、意识形态乃至于这个社会的蒙昧和集体骗局，冲撞到如柏拉图所说“强权者的正义”。比方说，在太多特定历史的特定时刻，你可以杀一个人杀很多人没事，但你不可以在仪式进行中踩死一只青蛙或面露微笑，你不可以主张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事实，你不可以离群索居让别人对你不放心不晓得你在干什么，你不可以竭力去阻止一场杀戮战争的爆发，你不可以穿错衣服乃至于生错长相或孕育于不应当的父母，你可以杀一个人或杀很多人不仅没事，而且会功成名就变成受崇拜的英雄，但你不可以拒绝参与冷血杀人，否则你就是叛徒、卖国贼、汉奸、通敌罪人或卖台集团——这里，我们用一般性的描述来列举，而不采特定历史个案的指涉方式，是因为这一类冲犯当下社会被判定为大奸巨猾从而粉身碎骨的事太多了，层出不穷还万古常新，绝不是偶然，如果只是偶一为之那当然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那就跟总有些不幸的人莫名被雷打死一样，我们只需要瞬间的恻隐或私下为他默哀三分钟就够了。
某些当下的大恶，在另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另一个时间，都可能是高贵的、和平的、正义的，甚至是“进步”的；某些当下的大恶，我们更在当下就或隐或彰地觉察到，它可能更契合我们内心底层的道德命令。
因此，追根究柢来说，不是要保卫谁谁为恶的自由，而是穿越广漠历史不义所艰辛学习的必要世故，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自己当下对暧昧善恶的分辨和判决能力，于是，在我们警觉到自己必定受制约于当下的知识限制、道德限制、和意识形态限制而不察而无从挣脱的同时，我们遂不失明智地愿意为彼此保留一点回身的空间，并慷慨地愿意为此付一点可忍受的被冒犯、被侵害的受苦代价。
因此，更追根究抵且积极地来说，我们还愿意承认掺杂于恶之中但难以分割的清醒力量和进步力量。进步，从另一侧看便是原有秩序的修改瓦解，因而总是有程度深浅不一的暴力锋芒，我们从历史的进步经验考察，绝大多数时候进步总是难以控制的，甚至根本无从预见，所以马克思把如此不免暴烈的前进过程譬喻为“分娩”，尤其在生命要冲决而出那一阶段，孕生它的社会母体总是有阵痛伴随，重要的不是暴力（即使是马克思，他只是认定这不可避免，因此也就不必害怕更无需讳言），而是进步的成果。暴力，在这层意义下，是这么一股强烈的历史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