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条橘子》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年轻一代忽然叛变的奇异年代，全书工整利落地切成三部——第一部基本上是犯罪小说，以“我”（亚历克斯）为首的teenage四人帮游荡街头，杀人、吸毒、抢劫、轮暴样样都来，时间设定在未来，但大致上只对书写者放胆想像罪恶有意义，它其实也可看成是当下现实的，是《麦田捕手》的地狱版；第二部则是二十世纪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亚历克斯在作案后遭同伙出卖被逮，政府以他为实验对象，通过一个复杂的思想改造疗程，彻底拔除他作恶的能力，让他一起暴力或性的念头就恶心呕吐；第三部是现代主义意味的小说，丧失作恶能力的亚历克斯被放回他熟悉的昔日街头，却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的沙袋受气包，毫无抵抗自卫之力，他先选择跳楼不死，遂决定“治愈”自己，让自己能跟从前一样杀人做爱。美国版本就戛然停在他功力恢复、可重回江湖那一刻。
至于失落的二十一章，则是又成一尾活龙的亚历克斯，在咖啡店偶遇昔日哥们彼得，彼得是当年惟一没出卖他的人，他结了婚，还带着妻子乔治娜，这个全然新鲜的影像“忽然”打动了亚历克斯，让“已经十八岁”的他也想为自己找个老婆组个家庭，然后再生个年轻岁月四下闯祸作奸犯科的儿子云云。反思的语气仍放得很硬、很乖戾，但这个无预警的一百八十度逆转结局的确把整部书带回成青春成长小说，一部过度夸张狂放岁月的青春成长小说，桀惊不驯只是一种年龄状态，会不由自主地暴烈而来，也会不留痕迹地退潮而去，因此，它既是青春的一种特权，又是一场短暂且自动治愈的麻疹，这个发现让我们安心，也让我们愿意保持宽容和无比的耐心，宽容什么等什么？等那些两眼直直发亮如四下寻仇的小鬼过他十八岁（或再等两年，二十岁）生日。
我们知道，小说写下去总会程度不一定的挣脱书写者的意志控制，不会百分百如作者的意，但这里，我们先来想作者本人原来打算干什么——发条橘子，会刻意取这么一个怪书名，通常说明作者是有清晰意图的，甚至摆明了要为小说本身设定某个封闭性主题。同样道理，作者本人愈谦卑，想整体呈现而不试图手指某处给读者看时，如此旗帜鲜明、重点提示的题名方式就感觉不对劲了，因此，这样的小说通常不会有铿锵费解的名字，而是很平凡的、不加任何着色的，甚至大而模糊之的以小说发生的时间背景或场所背景为名，以至于我们总觉得写小说的人“不太会为他的小说命名”。小说史上，契诃夫大概就是这种最不会为自己小说找响亮命名的人，他的小说名字总是《福利演出场散戏以后》、《一个未必可靠的故事》、《在河上》、《匿名氏故事》、《三年》，或直接就叫《无题》。
发条橘子，依据作者伯吉斯自己的解释，是那种上了发条才会转动的老玩具装置，装在看起来甜美多汁的橘子上，因此这橘子是赝品是假货，没自身意志，不会自行转动云云。当然，我们所知的各国品种橘子包括英国产的，通常既没有自身意志也不会没事自己转动起来，因此，伯吉斯在为小说构思和命名之际，脑中大概闪过某个我们也听过的地理学寻常描述：“地球的形状就像一颗橘子。”（因为不纯圆，而且表面有高低凸凹。）这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书里第一代老阿卡迪奥疯狂于天文学时的重大发现：“地球是圆的，跟橘子一样。”
只是，当人类已在月球上建起殖民地的同时，他们还用“发条”这古老玩意儿吗？连我们这代小孩都快不知道装小兔子赛跑的强力电池为玩具动力来源了不是吗？——这种极“进步”年代的比比皆是活化石存留现象，一直是幻想小说总难以避免的盲点（谁有兴趣去查查看比方说《一九八四》书中有多少这种事？），它总受限于书写当时的现实配备，无可厚非，只供我们莞尔一笑，这说明未来的不透明和人预见能力的近在咫尺，提醒我们得谦卑，为未来的诸多可能留一些必要的余地。
好，不管怎样，不管橘子有没有地球的隐喻，英籍的伯吉斯通过“发条橘子”此一诡异的书名，意图逼迫我们看到又四十年后今天仍深具意义的古老问题，那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尤其是其中人的“道德选择权”的问题。尤有甚者，伯吉斯还表里如一地在小说实质内容中，尖利地凸显“人为恶的自由”这一侧的棘手道德选择，以乖戾不驯到准备打架的姿态，极其挑衅的书写策略来逼问世界。
保卫人的自由，这殆无疑义，今天就连独裁者都会说、都敷这样牌子的面膜。但要保卫到什么地步？人的自由意志行动可多宽？界限在哪里？这却是个极不易回答的问题。毕竟，就算审慎如以赛亚·伯林所主张自由主义不可让渡核心的“消极自由”，为人所构筑起来的最后自在空间，我们知道，它仍不是彻底封闭性的，它仍衔接并不免影响外面的公共世界（或说其他人的一个个私密空间）；它仍不是排他性的、独占性的存在，它仍和他人的私密空间叠合且处处犬牙交错。理论上，在此最后的“私人空间”（本雅明的用语），你乐意开心高兴做什么事不必人家管，你可以为恶、可堕落、可看电视一整天不求上进、甚至可伤害自己（比方说英国便一直存在一个主张人有权自杀的团体，写《中午的黑暗》一书的著名小说家库斯勒便是其中一员，他也果真依自己信念自杀告别这个世界）。但实际上，你点起一根烟摧残自己肺叶，仍有二手烟通过扩散作用飘出去据说一样严重危害他人；你开心唱首拿波里情歌，偏偏管束不住的音波所及范围就是有人龟毛不爱听；你积水容器养殖出来原本只以你为食的蚊子，偶尔也飞外头换换胃口，散布登革热云云。
尤其当你愈来愈神经、愈来愈意识到自我及相关权利，而且拥有愈来愈多可记录可追踪各种细微交互作用的工具仪器如今天时，这原本就暧昧不明的人我界限就愈发划不出来了。
如此困境，基本上还不至于让自由的普遍信念破毁，但在现实世界的个别场域个别事物，我们却极容易察觉这个界限不断在后撤处处被攻穿——这个侵蚀力量一般并不正式挑战自由的普遍信念，往往它照样奉自由之名行动，更多的时候它根本就不上升到哲学思维论述的层次（因此，自由累积了千百年丰硕的哲学思辨遂毫无用武之地），它就一事论一事，用当下的计算取代长远杳邈的理解，它只像善意的公共工程建设，或像个必要的医治疗程（亚历克斯在囚狱期间就被迫如此），它剥夺的部分，认定是你人身自由非必要的那部分，甚至是不好的部分、会造成危害的部分，因此去除掉这部分就跟割除个肿瘤一样正当而且迫切，这不仅保护了周遭可能因此受害的所有人，还慈悲地保护了不知死活的你，伴随这个行动最常听到的一句口号便是，“这只对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造成损失”。
公共建设除非直接冲击到你家，一般不大有人会有异议，因此，这样的行动极容易得到社会正当性的确认；如果，再配合某些受害实例的展示（这种实例总难免，这是自由主义的痛处），带点恫吓来摇撼人们原本就有限地耐心，收效益宏，比方说，传自美国且愈演愈烈的禁烟运动便是这样，而更大更成功的实例可能是新加坡这个无菌企图的城市，这都是今天我们认真在学习认真在追赶的对象。
这方面，欧洲人一直比较冷静、比较厚实有耐心，这极可能是历史真实经验使然，他们和这个纠缠盘绕的麻烦自由相处最久，也为此付过最沉痛的代价（光是直接死于战争、屠杀、迫害的就远远超过一亿人），因此不得不对于自由面临滴水穿石式的浸蚀性威胁保有高度的警觉（绝非巧合，西欧国家同时也是进步社会中最不随美式禁烟运动起舞之地，甚至还全面或有限地开放大麻，他们当然也知道其代价，但还是认为这该诉诸人的道德选择而不是立法禁制）——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同是英国人的自由主义大师小密尔，便坚定不受惑于某种开明专制式的善意和立即性效果，对于这种今天仍有相当多人认定是“最好政治制度”的统治方式，小密尔质疑的不只是其长时间几近是必然的腐化质变问题，他以为，这种社会生养不出能自我思考、肯自我承负道德责任的公民，他们将习于懒怠、懦弱，像长不大的小孩般总是把问题交给掌权者解决，这绝不是短期的那点诱人效益所可替换的。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要想进一步提升道德知识水平，要想增加文化思省的厚度，要想铸造出相应于我们经济水准的公民社会，真的该多点欧洲，少点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