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结束。
屠格涅夫让罗亭留下两封信，一封就是口头交代债务，给女主人米哈伊洛夫娜的信，一封则给娜塔利亚——屠格涅夫心里想着，很可能正是巴枯宁在狱中写给“接待他的主人”沙皇那封著名的自白书。
以赛亚·伯林以为，巴枯宁在自白书中并非全属违心告饶之言，也包含了相当程度的真心话乃至自省，罗亭式的真心话和自省——“我生性并非江湖郎中，不过，这不自然而且不幸的困境（以事实言，我自己要对这困境负责）有时候使我不由自主，变成江湖郎中。”而更恳切的是，巴枯宁说他最恨的就是平静无波的人生；说他最热切渴盼的永远是异想天开之事——只要是异想天开什么都成——以及闻所未闻的冒险，永久不断的变动、行动和战斗；说他在平静的日子里总有窒息之感……
巴枯宁的自省，或说罗亭式的自省，大致只能穿透到这种地步为止，往下，得借助列日涅夫，或说屠格涅夫的眼睛才可能。
小说中，冷漠如局外人的列日涅夫不负责破案式的揭露真相，而是负责解说这一切的人，他在罗亭春风得意的时刻讲难听的话，却在大家打落水狗的日子里挺身为他辩护。他比任何人了解罗亭，那是因为他也曾听着罗亭的滔滔议论而两眼发亮并试图跟随而去，如同小儿闻听斑衣吹笛人的甜美幻惑笛声，那是他念大学心犹火热的年轻岁月，他正是上一个娜塔利亚，甚至还是一部分的罗亭，因此，列日涅夫便不仅仅是个透明不沾身的评论者而已，他的批判和辩护，其间于是有其极深沉哀伤的自省成分，而不是一场痛快淋漓而已。
也就是说，《罗亭》小说是屠格涅夫本人一次全面的自省，因应着一八四八后七年长夜这一场信念危机，一次对自我并不留情的自省，这是《罗亭》一书之所以极其特殊的理由。
小说史上，深切自省乃至于忏悔告解的小说并非不常见，尤其现代主义以降人回头紧紧瞪视一己的肉体和灵魂，说穿了不自省不忏悔还能写些什么？而即使在现代主义大驾光临之前，在比方说屠格涅夫所在那个时空里，我们也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的小说，看到托尔斯泰的《复活》，这本来就是西方思维传统的很重要一面，可一路上溯到圣奥古斯丁作为一个清楚的地标和范本，再往前衔接《圣经·旧约》的先知书。
然而，《罗亭》不是这样子的忏悔之书，不是这样子仰头面对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审判者（不管真实的或虚构的），把一己的肉体和灵魂彻底剥光，就像你到大医院安排全身健康检查所必须做的那样，巨细靡遗从内部循环系统到表皮组织的霉菌感染云云，摊牌一样哪里也不放过，好找出罪恶的终极根源，以涤清自己，救赎自己。
不，屠格涅夫的困惑还没到这种地步，他仍有愤怒，对同志也对自己，《罗亭》是现实之书，还没从现实撤退同善恶本体的抽象论述世界里。欧陆的革命全面挫败，华美如花的论述和梦想（如巴枯宁所揭示的“一个新天、新地、一个迷人的新世界，在此新天、新地、新世界里，所有的不和谐都汇流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民主而普世的人类自由教会”云云）撞上冷酷反智但意志力十足的暴力，原来这么不堪一击，那些才气洋溢曾经如希腊天神的同志累累如丧家之犬，大家的原形原来是这么轻浮、这么虚矫不实、这么自怨自怜，以及这么懦怯。
尤其是懦怯，这是屠格涅夫最熟悉的，这构成了罗亭的性格主调。
乍看吊诡的是，在昔日大家快乐挺进时，那个看起来最胆小最不安、简直像偷偷跟在最后头的屠格涅夫，在此大撤退的一刻，反倒成了撤退得最慢最少的人之一。这不是因为他老兄动作迟缓跑得慢，也倒不是疾风劲草的原来拥有着什么不为人知饱受误解的坚毅本性，而是因为——我们这么说好了，他是一个敏锐纤细的小说家，而从不是个痛快开阖的煽动家革命者，他从来就习惯察看事物的必然缝隙，尤其是信念和实践之间的缝隙，梦想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因此，挫败是可思议可冷静解释的，甚至早在他内心深处一再预演过了，不是晴天霹雳，更非宗教神秘之事；也不代表你的目标信念不对，不是至善，从而不能在亘古的善恶大战中得到应许式的必然胜利。
没夸张的一飞冲天，就没粉身碎骨的高空解体坠落；不建构华美的巨厦，也就不会有轰然一声的崩毁。在《罗亭》小说中，甚至终屠格涅夫左顾右盼、畏畏缩缩的一生，他并未怀疑过那些基本的、普遍意义的进步价值，对他而言，挫败是绵密的、如影随形的，每日每时都发生的事，而不是一次猛爆性的总清算，也因此，屠格涅夫比较像个小病不断且久病缠身的元气虚弱之人，而不像个乍闻自己身罹绝症的绝望病人——绝望是对大大小小、千万头绪不同难题的一次抹平，接下来通常便是假设我们身体内部往一个不受我们操控的小尺寸恶魔，或我们的身体之外云端之上俯视着一个简直连上帝都对付不了的大号恶魔，我们把失败和犯错的责任丢给他，他正是一切人间之恶的真正源头，我们可能还是痛苦，但我们也因此很平静，因为道德责任卸下来了，可以入睡了。
这里，屠格涅夫坚毅杵在现实的纷扰世界不退，很带种很勇敢，这不是他性格使然，阻止他落跑的，是他认真的小说家身份，那个总是认真在拉扯的两端寻求可能的小说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