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简单来说一下《第六病房》。
《第六病房》正式发表于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作者当时才要满三十三岁。契诃夫自己如此淡淡地介绍这部小说：“小说里有许多议论，却缺乏恋爱的成分。小说中有涵义，有开头，有结局，思想倾向是自由主义，篇幅是两个印张。”——在这段水波不兴的自我说明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彼时契诃夫个人极独特的小说书写处境及其“限制”。对于奇才异能之士辈出、人类小说史大概再不可能企及的十九世纪旧俄小说书写而言，的确有着诸多激烈激情的巨大风险存在，包括最显而易见的，彼时专制沙皇的苛厉检查制度，以及更令人畏怯的，因着找寻俄国明天出路的各式议论、各式未来臆想、各式意识形态所交织成的狂暴言论火网，这些契诃夫都一样得承受，但老实说这类较伟大的担忧对契诃夫毋宁是很奢侈的，至少是稍后才会发生的事，契诃夫从二十岁左右就得靠卖文维生，维自己，还要维持在莫斯科贫民住宅里的父母兄弟姊妹一大家子的生，也就是说在拯救俄罗斯祖国之前，他得先想办法赚卢布拯救自己和家人，他首先要通过的是登用他小说的访问幽默杂志编辑，这类编辑大人的要求很简单也很一致：小说要幽默、要吸引人，顶好有恋爱，更要紧的，一定要短，不得超出八十行、一百行什么的，按行计酬，每行五戈比云云——
伟大的旧俄小说家绝大多数是贵族地主，只有契诃夫是农奴之后，而且没很后，一直到他爷爷那一代才赎回自由身，但紧跟着，他父亲却经营小商店失败破产，全家避走莫斯科，留契诃夫一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在家乡，不仅得自力更生，还要想法子挣钱寄莫斯科。
当然，写《第六病房》时的契诃夫基本上已脱困了，但如此为钱写作的记忆仍清晰，供他自嘲——这部曾被称为“整个俄国文学中最可怕的小说”的《第六病房》，故事十分简单，发生在某一城镇的某一小医院里，其中“第六病房”是监禁精神病患者的特别病房，遗世但不独立，由一位粗暴、动不动打人的退伍老兵看守（或说统治），受监禁的病患共五名，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病人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患有被迫害妄想症，出身良好，之前是法院传达员和地方上的书记，三十三岁（和彼时的作家同龄）。此人脾气暴躁，言论尖利，他患病的起因系某个忧郁的秋天早晨目睹两名戴镣铐的犯人被四名兵士押送，忽然神经质地想到自由丧失的可怖，自己不也极可能被捕被关监狱里？“他知道他没犯过任何罪，而且可以保证将来也不会杀人、放火、偷窃，可是偶然间无意犯罪不是很容易吗？是啊，无怪乎人民历代的经验教导我们，谁也不能保证免于乞讨和牢狱之灾……”
陷于如此思维泥淖的格罗莫夫，最终因为又一桩找不到凶手的双尸命案，担心自己被认为凶手而正式发疯，送进第六病房。
另一面，则是医院的负责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是个好脾气、待人温和、有处世不争哲学的医生，他偶尔心血来潮巡视了这个被人遗弃的第六病房，被激愤的格罗莫夫所吸引，医生一方面同情他的处境，一方面也以为格罗莫夫是个可谈话的有意思对象，遂经常到第六病房找他聊天，这个不寻常的举动马上在医院、在整个城镇引发议论和猜疑，并很快传出叶菲梅奇医生也疯了的流言。
最终，叶菲梅奇医生被诱骗进人第六病房，当个精神病患禁锢起来，他愤怒抗议，却遭到老兵一阵毒打，不知道幸或不幸，叶菲梅奇医生很快地就此死去。
契诃夫说这部小说“有议论”，指的主要是医生和格罗莫夫的对话，医生所服膺的，大致上是从希腊时代斯多葛学派到当代俄国文学大豪托尔斯泰的处世哲学，某种准避世的、不求改变外在世界只求改变自身看待世界方式、让“自我感觉良好”的温驯哲学，就像医生苦口婆心地劝诫他满口怨言的病人一样，“您是个有思想和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里您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自由而深入的思考，那种对人间的无谓纷扰的全然蔑视，这是两种幸福，人类从来没有领略过超越这两者的幸福。您哪怕在三道铁栅栏里生活，也能享受这样的幸福。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可是他比天下所有的皇帝都幸福。”“不。一个人对于寒冷，如同对于所有的痛苦一样，能够全无感觉。马可·奥勒留说：‘痛苦乃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力改变这种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自会消散。’这话是中肯的。大圣大贤或者单纯有思想和爱思索的人，其所以与众不同，恰恰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
但这些劝诫马上引来伊凡·德米特利奇暴烈的回应——“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是啊！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我必然对一切刺激有反应。我就有反应！我用喊叫和泪水回应痛苦；用愤怒回应卑劣；用厌恶回应淫猥。依我看来，这才叫做生活。”“事实上，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只在理论上认识现实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在这里，我们被关在铁格窗里，长期幽禁，受尽折磨，然而这挺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房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没任何差别。好惬意的哲学：什么事也不干，良心却清清白白，觉得自己是个圣贤。”“您蔑视痛苦，可是您的手指头被房门夹了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叫起来了！”这部小说“有结局”，所谓的结局不是医生和病患谁说服谁，而是主张蔑视痛苦的叶菲梅奇医生果然“手指头被房门夹了一下”——最终，他被诱骗关入第六病房，他果然很快感到恐惧和绝望，想出去喝啤酒和吸烟，于是他扯开嗓门大叫要老兵放他出去，却换来一顿狠揍，拳脚加身果然也真的很痛，而且还让“反正人生不免一死”的死亡提前到来。
如此有议论、有结局（结论）的《第六病房》，果然刊出后便普遍得到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喝彩。长期以来，在契诃夫的书写光辉和契诃夫“不明确的思想主张”中心思悬挂着又钦慕又不满的人，至此总算稍稍放下心中大石，他们肯定小说中对自由和进步的揭示和肯定，他们赞誉契诃夫深刻而准确的写实力量，以为的确是彼时俄国遍在的、就是这样的现况描述，也有人（列斯科夫）看到其象征意义，认定这个封闭、粗暴而且肮脏简陋的第六病房，其实指的就是整个俄国。
待至今日我们回头看，最有意思的反应大致有三：一是托尔斯泰本人极激赏这部作品，而我们知道，小说中的叶菲梅奇医生正是典型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日后的小说史，也普遍把这部小说视为契诃夫告别并嘲讽托尔斯泰主张的重大宣告（“托尔斯泰的哲学对我影响很大，主宰我大约六七年时间，但现在我改变了，我不再同意那种观点了。理智的事实告诉我，电流和蒸气比贞洁和吃素要蕴涵更多的人性和爱，虽然战争是罪恶，法庭也是罪恶，但这并不是玩，我必须和老农同工、同食、同宿。这不是赞成或反对的问题，事实上，托尔斯泰的理论已经行不通了。”——契诃夫，一八九四年）；一是日后苏俄的革命开创者列宁，他年轻岁月读了这部小说，他的妹妹记下了列宁的读后感：“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我没法再待房间里，我站起来，走了出去，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房似的。”
最最有趣则应该算一八九五年斯卡比切夫斯基的相关评论文章，题名正是《契诃夫有理想吗？》——这篇评论作出肯定的结论，但如此摆明了的疑问，反而更是道尽一切。
然而，契诃夫的明确态度也就只能明确到此地步而已，停在某种毋宁是普遍性的“进步价值”之上，各种民粹派、西欧自由派的心急之人想再追问下去，也再没更多了，因此，在这些对于俄国未来有着各自一套准宗教性的、明白且排他主张的人眼中，契诃夫终究是个“缺乏中心思想”的可疑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