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有一位诺贝尔奖级的美国经济学者到台湾一游，被记者堵到询问是否为了研究台湾经济而来，我很记得该经济学者的回答是，不，只是度假，要研究台湾经济根本不必来，待在美国的研究室更方便资料更齐全。
这是真话，因此法兰克福成员搬到日内瓦再辗转纽约并无伤，然而，文学家，尤其是第一线的创作者如诗人小说家，却很难这样只靠间接冰冷的资料和意义提炼完成的抽象概念工作，他通常得顽强地杵在第一现场，脚踩真实的土地，手中掂量着如假包换的沉沉实物，这里，就连重量、色泽和气味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概念的，而是和实物不分割的真实存在。
基本上，文学创作者的思考单位是实物，相对于学术的研究者是概念——从这个角度看，难以归类的本雅明的确是有一个无法更替的创作者灵魂，我相信这实物的、创作的本质才是他一切奇怪诗意的真正根源，他感兴趣的巴黎是实体的、不能移动不可携带的巴黎，他不能离开。即使深知战争逼进并不安全也只能心存侥幸，毕竟，对此巴黎的研究是他的“国家大计”（套用他调笑波德莱尔的用语），因此，他得一再失信于领人家津贴多时的耶路撒冷大学，一再拖延移居巴勒斯坦的必要准备工作，他到“二次大战”开打前夕的一九三八年还跟霍克海默说“我是在和战争赛跑”、和阿多诺说“在欧洲还有一些阵地需要保卫”，最终，巴黎遂不得不成为他发出最后求救讯号的沉船桅杆位置。
我们说“实体的巴黎”极可能有严重的语病，好像巴黎是一个单一的、绵密完整的大个体，但本雅明的世界图像不是这样的粗疏宏观模样，毋宁如他笔记所揭示那般，由诸多碎片般的细小实体所堆叠而成（本雅明式的废墟构成基本图式？），因此，这就不可能是个均匀的、平滑的、首尾概念一贯的整体，而是在单子般的顽强实体之间，处处留着不连续的隙缝，其间的联系是局部的、却又是复数形式的，因此，总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一时一地的现实脆弱性，预告了瓦解——这是现实图像，而不是概念图像；是众多商品琳琅并呈如杂货铺子的巴黎，而不是机器构造般的巴黎。
事实上，本雅明本身的书写也是长这副模样——其中最清晰的例子之一就是他题献苏俄爱人同志阿莎亚·拉西斯的《单向街》，珠串般由六十篇随感、格言组合而成；他的文字往往“每一句都像重新起头”一般，以至于就连每个句子都像各自独立的浑然实体；他终身热爱格言收藏格言并引用格言，对这些“思想断片”视之待之说之如同一个个完整的生命一般（“我作品中的引文就像路边的强盗，发起武装袭击，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从桎梏中解救出来”），而众所周知的，本雅明的人生终极野望便是完成一部从头到尾由引文组成的著作。
追其根究其柢，这不仅源于诗人本质的本雅明，更源于唯物的本雅明——本雅明是彻头彻尾的唯物者，和他相比，从上一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降，到跟他同代法兰克福学派这些唯物主义同志，全成了唯心主义者，或更准确些如萨特说的，唯物主义只是那些羞于唯心主义的人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的“物”，基本上是个概念，还不能称之为“物质”，这太物理了，而是“经济”，作为历史理论必要的分析暨演绎的总体经济；至于本雅明的“物”，则是“东西”，种类千千万万不及备载——他们在“唯物”这个点上相遇，也在这个点上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