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林这样几近是神经质的自卫之言中，我们并不难察觉，格林自己也很清楚，“格林之国”的说法既是赞誉，但却也去除不掉某部分根深柢固的深深疑惧，这疑惧一方面是文学技艺的，多少质疑着格林这样一地写过一地的奇怪小说书写方式；同时也是历史道德的，毕竟在西欧的书写者和格林足迹所及的这些“边缘国度”之间，一直更清晰浮现的毋宁是另一个非关小说的书写谱系，这是为期数百年时光之中由来自欧洲的行商、传教士、冒险家、军人和民族志者所联手完成的，深烙着帝国主义以我为准的罪恶印记。
我想，格林真正怕的是后者，所以他才如此刻意强调他的书写不谬。写实不见得是文学成就的判准，而且时至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以降，甚至已不必然是小说书写的必要条件了，但在这里，强调写实，至少可以和数百年来以欧洲观点为中心，任意扭曲涂写其他异质社会的帝国主义书写传统划清界限。
只是，格林当然不会是在地者、农民式的写实，他终究是外来的人——这一点，写过格林评传的约翰·史柏龄讲得很好，他说：“格林描写的这些事实本身可能并不那么正确，但经过作者的挑选和组合，造成了所谓典型的‘格林风貌’。”“这也不单单是详细的描写（否则好的游记作家或新闻记者也写得出来），而是像康拉德一样呈现出道德景观，描绘当地的情形和身历其境的人。”
道德景观，moral landscapes，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我相信，格林远比康拉德担当得起如此说法。
外来者的书写，基本上总是一种宏观的、整体性的掌握，而疏漏于真实细节的理解和感同身受（因此，相当一部分所谓帝国主义的书写系源自不了解的急躁和傲慢，而非全然心怀歹意），这方面，格林之于康拉德有着先天的优势——此一优势一方面来自于时间延迟的自然效应，格林出手的时间晚了几十年时光，意思是多出了几十年西欧之于这些遥远国度的累积理解；另一方面，这又是帝国霸权历经转移的几十年时光，让这些国家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于文化思维承受了不同的冲击而呈现着不同的轨迹变化，残酷地来说，这无疑提供了更丰硕的观看思省线索。
但仍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优势是格林自己。格林的位置远在康拉德左边，这让他一直比康拉德对当地的现实权力结构和道德景象有着更左翼的高度警觉和更左翼的持续关切，他笔下这些欧洲人也相对地身形更渺小、姿态更谦卑，他们不像康拉德那些带着家乡旅行、只停留在船上港边远远瞻望的航海欧洲人，而是背起行囊上岸，不回头探入内陆，和当地人一样地定居生活，一样承受那里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统治的全部风险、挫败乃至于最终不留情的迫害（较之于当地人惟一的可能优势只在于，他们终归拥有个不甚可靠的母国大使馆，让定居失败的最终逃逸尚成为可能）。因此，格林笔下这些国家是个个不同的，不同的统治者（墨西哥禁酒禁教的独裁政权、海地的杜瓦利埃医生和他戴墨镜的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古巴卡斯特罗革命前的统治政府，或中南半岛上在地的外来的交错纵横势力等等），不同的客观历史线索，而不再是康拉德现代主义笔下，一个笼统存在的郁闷热带，一个欧洲人心灵的“异乡”，只负责扮演流浪或寻道欧洲人命运之途上的某个试炼启示或救赎而已，甚或只是某个传说之中的、文学隐喻意味的暧昧国度，因着欧洲人的到来才浮现出地表，也因着欧洲人的再次转身离去而如海市蜃楼一般复归蒸发消失。
惟有在如此实存的国家和土地上头，才可能养活血肉真实的人，就像史柏龄跟着所指出的，格林小说中在地配角人物是可以脱离主角（欧洲人）而独立存在的，“格林之国把这个历史的转捩点（意指殖民霸权转移）记录下来并且转变成神话，就像狄更斯笔下早期工业化的伦敦，或契诃夫笔下革命前的俄国。”
也就是说，landscapes，由高低起伏的山脉、河谷、丘陵、平野乃至于人为田园庄舍所建构起来的层叠地表总体图像，格林用的不是现代主义的文学布景搭建，而是用的真山真水，这样的道德景观，既是心志的，也是实体的，是文学剧场空间，也是历史真实空间，由此，格林完成了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已然疲惫老去西欧小说再无力完成、或说再无力恢复的动人文学奇迹——格林把小说再次从昆德拉所说那样“只能低头瞪视自己灵魂”的窄迫凝视中解放出来，并放手把现代社会分工层叠、拦住人目光的烦人建物再次夷平为广阔大地，让久违的地平线再次重现，让失落的旅程再次整装而行，人的灵魂和私密命运不再必然隔离如孤岛，它仍然可能重新接回人类的总体历史之流，小说不再只能是弗洛伊德，只能是海德格尔，它还可以堂皇和列维·斯特劳斯对话，和萨义德侃侃而谈，筋骨舒活，元气淋漓，好看得不得了。
在格林如此重现的广阔真实上地之上，就连现代小说失落已久、早已让渡给新闻报导和通俗小说、好莱坞电影的说故事能力也一并回来了，重新生长——本雅明在一九四〇年代黯然断言，说故事这项技艺久已失传，说故事的人，尤其是行商式走遍天涯地角携回远地故事的人早已消失，读格林的小说，让我们对此重生侥幸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