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左传 国语

《左传》之来历

《左传》,举全称则《春秋左氏传》。《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原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左传》著录始此。《志》所录刘歆《七略》文云:“仲尼……以鲁……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前乎此者,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此,则《左传》为注释孔子之《春秋》而作,与《春秋》同时先后成书,似甚明。

虽然,考汉代对于《左传》传习经过之事实,则不能无疑。盖西汉一代经师,似未尝以此书为与《春秋经》有何等关系。起而张之者,实自刘歆始。《汉书·刘歆传》云:“歆校中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书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据本传所记,吾侪可以得下列各项事实:(一)《左传》“藏于秘府”,外人罕得见,歆校中秘书乃见之。(二)“引传文以解经”自歆始,前此无有。(三)诸博士皆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四)歆以全力争立此书于学官,至于激动公愤。

《左氏》不传《春秋》

既有此类事实,吾辈对于《左传》当然不能不引起怀疑。第一,《左传》全书真伪问题。第二,《左传》对于《春秋》有无关系之问题。第一问题极易解决,因书中皆记春秋时代实事,断非后人所能全部捏造;且《史记》征引其文甚多,司马迁已见其书,可见非西汉末年始有。故今所当讨论者,惟在第二问题。

对于此问题之解答,吾辈盖左袒汉博士“《左氏》不传《春秋》”之说。案《左氏》释经之文,有不可解者四端:

一,无经之传。例如隐五年“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经本无关于此事之文,何以有传?夫传以释经,既无经可谓传乎?

二,有经而不释经之传。凡传以释经义,非述其事也。例如隐五年“九月,初献六羽”。《公羊传》曰:“何以书?讥始僭诸公也。”是释其义也。《左传》但述羽数,此与经同述一义耳,岂似传体?

三,释不书于经之传。例如隐元年“五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夫释经而释不书于经者,则传书者不当释黄帝何以无典,吴楚何以无风乎?

四,释经而显违经意之传。例如隐三年书“尹氏卒”。《公羊传》云:“讥世卿。”为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张本也。此孔子反对贵族政体之大义,书中盖屡见。《左氏》改“尹”为“君”,谓为隐公之母,凡以避世卿之讥,袒庇王氏而已。

要之,孔子之《春秋》,孟子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董生所谓:“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聚散,皆在《春秋》。”盖每条皆必有所谓“义”、所谓“指”者存焉。若如《左氏》所释,则全书皆鲁史官之旧,而孔子仅得比于一钞胥,此何为者?故《左氏》自《左氏》,《春秋》自《春秋》,“引传解经”实刘歆作俑耳。

《左氏春秋》与《国语》

然则《左氏》原书当何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五帝本纪》云:“余观《春秋》《国语》。”似司马迁所见而据为资料者,只有一部《国语》,而《史记》各篇引今本《左传》文甚多,引今本《国语》文甚少,因此惹起一问题:司马迁所见《国语》是否即为今本《国语》,《史记》所引《左传》诸文,是否包含在迁所见《国语》之中。质言之,则《左传》《国语》是一是二之问题也。韦昭《国语解叙》云:“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此东汉人之说,盖起自《左传》盛行之后,号曰“外传”,对《左氏》之为内传言也。然今本《国语》则大怪。论其年代,固以春秋为中坚,与《春秋》一书时代略相函,然其中述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二百四十年间事反极少,将极主要之部分概从阙略。再反观今本《左传》亦大怪。既云释《春秋》,自当以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为起讫之大限,乃发端记“惠公元妃孟子……”,事已在隐前,犹可曰为隐公摄位直接张本,不得不追述也。至如桓二年“晋穆侯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一篇,所记事还在《春秋》前数十年,经中亦绝无关于此事之文。释经而缕缕道此,果何为者?全书最末一篇,记悼四年智伯之灭,又远在获麟后数十年,与孔子的《春秋》有何关系?释经而缕缕道此,又何为者?是故今本《国语》与今本《左传》,若析而为二,则两书皆可谓自乱其例,不足以列于著作之林;若合而为一,则西周末东周初三百余年间一良史也。其书则本名《国语》,或亦称《左氏春秋》。《左氏春秋》者,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纯为一独立之著述,与孔子之《春秋》绝无主从的关系也。其由《左氏春秋》而变成《春秋左氏传》,则自刘歆之引传解经始也。以上所推测若不谬,则所得结论为下列数项:

一,《国语》即《左氏春秋》,并非二书。

二,其书分国为纪,并非编年。

三,刘歆将鲁惠、隐间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体,取以与孔子所作《春秋》年限相比附,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者,剔出,仍其旧名及旧体例,谓之《国语》。

四,凡今本《左传》释经之文,皆非原书所有,皆刘歆“引传释经”之结果。内中有“君子曰”云云者亦同。

五,其余全书中经刘歆窜入者当不少。

关于考证《左传》真伪之参考书:

刘逢禄《左传春秋考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关于《左传》之部。

崔适《史记探源》关于《左传》之部。

《左传》《国语》之著作者年代及其史的价值

考证至此,则此书之著作者及其年代,将皆成问题。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艺文志》,则著者姓左名丘明,《志》谓为孔子弟子,《表》谓为鲁之君子。然《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则其人名丘,非名丘明也。且既为孔子弟子,则《仲尼弟子列传》何故遗之?因此则《十二诸侯年表》有无经后人窜乱,且成问题(崔适直指为窜乱——说详《史记探源》卷四页二)。谓为“孔子弟子左丘明”者,作伪者因《论语》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语,因影射之谓“好恶与圣人同”耳。其书既“不传《春秋》”,则所谓“与孔子观史记”云云皆属虚构,而其人殆不名丘明。但此属小节,且勿论。究竟左氏其人者何时人耶?《左传》《国语》皆述晋灭智伯事,《国语》述越灭吴事,事皆在孔子卒后二十余年,则其成书最早亦后于孔子作《春秋》约三十年矣。尤足怪者,“腊”为秦节,“庶长”为秦爵,而此两名乃见于《左传》。且“庶长”者,商鞅所设之武功爵也,而作者道之,得毋其成书乃在商鞅相秦后耶?记陈敬仲事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记季札适鲁听乐曰:“郑其先亡乎?”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左氏》好语神怪,种种“浮夸”之词(用韩愈评语)本数见不鲜。然当敬仲初亡命于齐时,而决言其八世之后必篡齐;当郑七卿辑睦时,而决言其必先亡;当晋范、中行全盛时,而决言其必萃于韩、赵、魏。预言吻合至此,宁复情理?以常识判之,则谓其书成于田氏伐齐、三家分晋、韩灭郑以后,殆不为过。故先辈或以《左传》为战国初期作品,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后,吾颇信之。

上所指摘者,皆非关后人窜乱,实原书固有之瑕类也。浮夸如此,然则其所记述,尚有史的价值否耶?换言之,则吾辈应认此书为信史否耶?平心而论,历史间杂神话,良为古代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免。《左传》在许多中外古史中,比较的已算简洁;所记之事,经作者剪裁润色,带几分文学的(寓言的)色彩者,固所在而有,然大部分盖本诸当时史官之实录。试将前半部与后半部比较,其文体不同之处,尚可以看出。知其所据原料,多属各时代旧文,故时代精神,能于字里行间到处表现也。要之,《国语》《左传》实二千年前最可宝贵之史料,不容以小疵掩其大醇也。

读《左传》法之一

我国现存史籍,若以近世史的观念读之,固无一能尽如人意,但吾侪试思,西历纪元前四五百年之史部著作,全世界能有几何?《左传》一书,无论其原本为分国纪载或编年纪载,要之不失为一种有系统有别裁的作品,在全人类历史学界为一先进者,故吾侪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已认此书为有精读的必要。若专就本国文献论,则我族文化实至春秋时代始渐成熟,其位置恰如个人之甫达成年,后此历史上各方面文物之演进,其渊源皆溯诸春秋,故吾以为欲断代的研究国史,当以春秋时代为出发点,若侈谈三代以前,则易为神话所乱,失史家严正态度。若仅注重秦、汉以后,则中国国民性之根核,社会组织变迁之脉络等,将皆无从理解。故吾常谓治国史者,以清代史为最要;次则春秋、战国。战国苦无良史,(《战国策》文学臭味太浓,非严格的史。)而春秋时代幸有一《左传》,吾侪宜如何珍惜而宝习也!

《左传》一书,内容极丰富,极复杂,作史料读之,可谓最有价值而且有趣味。在文献学上任何方面,皆可以于本书中得若干资料以为研究基础;盖此书性质虽属政治史,然对于社会情状,常能为撮影的记述。试以《资治通鉴》比之,当感《通鉴》纯为政治的,而《左传》实兼为社会的也。所以能如此者,固由左氏史识特高,抑亦历史本身使然。其一,春秋时代,各地方皆在较狭的区域内分化发展,政治上乃至文化上并无超越的中心点,故其史体与后来之专以京师政局作主脑者有异。其二,彼时代之社会组织纯为阶级的,一切文化皆贵族阶级之产物;贵族阶级,虽非多数的,然究竟已为复数的,故其史本与后来之专为皇帝一人作起居注者有异。《左传》所叙述之对象——史的实质如此,此其所以在古史中能有其特殊之价值也。

古今治《左传》者多矣。以研究方法论,吾以为莫良于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彼书盖先定出若干门类为自己研究范围,然后将全部书拆散,撷取各部分资料以供自己驾驭。《礼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顾书真能善属而善比者。吾以为凡读史皆当用此法,不独《左传》也。但吾对于此书稍觉不满者有三端。第一,嫌其体裁专限于表。用表法诚极善,顾书各表,惨淡经营,令人心折者诚极多,但仍有许多资料非用表的形式所能整理者。顾氏以“表”名其书,自不容不以能表者为限。吾侪赓续研治,则须广其意以尽其用也。第二,嫌其所表偏于政治。《左传》本属政治史,多表政治,固所当然,然政治以外之事项,可表者正自不少,是宜有以补之。第三,嫌其多表释经语。“《左氏》不传《春秋》”为吾侪所确信,今对于刘歆引传释经之语,研究其义例,非惟枉费精力,抑亦使《春秋》之旨愈荒也。此三端,吾以为对于顾著宜修正或增益者。但其方法则吾无间然,愿学者循其矩而神而明之也。

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皆仿袁枢治《通鉴》之例,以一事之起讫编年,此亦读《左氏》之一法。惟其所分之事,或失诸细碎,而大者反割裂遗漏。学者如能用其法,而以己之律令断制之,所得或较多也。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以上所述,皆史学家应采之通法,无论读何史皆可用之,不独《左传》。但《左传》既为最古之史,且内容甚丰,取材较易,先从彼着手,最可引起趣味也。

读《左传》法之二

《左传》自宋以来,列于五经,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故虽非专门史学家亦当一读。其中嘉言懿行,有益修养及应世之务者不少,宜暗记或钞录之。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