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史记

《史记》作者之略历及其年代

《史记》百三十篇,汉太史令司马迁作。迁字子长,(见扬雄《法言》及王充《论衡》。)左冯翊夏阳人,(据《自序》“司马氏入少梁”语,案推汉地。)今陕西之同州韩城县也。司马氏世典周史,迁父谈,以汉武帝建元元封间仕为太史令。谈卒,迁袭官。迁生卒年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惟据《自序》云:“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以此推算,知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西纪前一四五年)。父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迁皆传其学。迁又受业孔安国治《尚书》,闻《春秋》于董仲舒。喜游历,足迹遍天下,其所经行之地见于本书者如下:

《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同,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余里。”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

《孔子世家》:“余适鲁,观仲尼庙堂。”

《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

《信陵君列传》:“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屈原贾生列传》:“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

《蒙恬列传》:“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取为秦筑长城亭障。”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余视其母冢。”

《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吾侪试取一地图,按今地,施朱线,以考迁游踪,则知当时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诸新开郡外,所历殆遍矣。迁初仕为郎中,及继父任太史令,则奉召修太初历。自发议迄颁定,皆迁主之;始末具详《汉书·律历志》。修历事毕,从事作史。史未成,因上书救李陵,获罪下蚕室。已而为中书令,尊宠任事。其卒年无考,大率在武帝末年。今据王静安(国维)所著《太史公系年考略》,略表其行历年代如下:

西纪前一四五(景帝中元五年)迁生。

前一四○(武帝建元元年)六岁。

前一三六(建元五年)十岁,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

前一三四(元光元年)十二岁。

前一二八(元朔元年)十八岁。

前一二六(元朔三年)二十岁。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全文见前。)所记或不止一年事,要之自二十岁起游学四方也。

前一二二(元狩元年)二十四岁。《史记》所记事,讫于是年。说详下。

前一一六(元鼎元年)三十岁。《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其年无考,大约在元狩、元鼎间。

前一一○(元封元年)三十六岁。《自序》云:“奉使西征巴、蜀,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迁归自南,见父谈于河、淮之间。未几,谈卒。遗命使迁撰史。

前一○八(元封三年)三十八岁。始为太史令。《自序》云: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前一○四(太初元年)四十二岁。据《汉书·律历志》,元封七年,因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法废坏,宜改正朔,乃诏以明年为太初元年,命迁等造汉历,选邓平及民间治历者二十余人参其事。事竣,诏迁颁所造八十一分历,即所谓太初历也。迁生平事业,造历之功,盖亚于作史云。

《史记》盖以是年属稿。《自序》云:“五年(为太史令后之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太史公曰:‘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于是论次其文。……’”

前一○○(天汉元年)四十六岁。

前九八(天汉三年)四十八岁。下狱被刑。《自序》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徐广注云:“天汉三年。”(据《李将军列传》及《匈奴列传》,李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是时《史记》尚未成书,故《报任安书》云:“革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前九六(太始元年)五十岁。《汉书》本传云:“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当在此数年中。

前九三(太始四年)五十三岁。是年有报益州刺史任安书。书见《汉书》本传,不箸年月,惟书中有“会东从上来”语,又有“涉旬月追季冬,仆又薄从上雍”语。考《汉书·武帝纪》“是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即所谓“东从上来”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即所谓“季冬从上雍”也。故知报书在是年。迁时为宦侍,故每出必扈行也。

前九二(征和元年)五十四岁。

前八八(后元元年)若迁尚在,则其年五十八岁。明年武帝崩。迁卒年,绝无可考。惟据《汉书·宣帝纪》载武帝后元二年遣使尽杀长安狱囚,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云云。案《续汉书·百官志》知内谒者令即中书谒者令,亦即中书令。然则其时迁已不在中书,计当前卒矣。大约迁之年代与武帝相始终也。

《史记》之名称及其原料

《史记》之名,非迁书原名也。其见于《汉书》者,《艺文志》述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应劭《风俗通》(卷一、卷六)同;《宣元六王传》谓之“太史公书”,班彪《略论》、王充《论衡》同;而《风俗通》(卷二)时或称“太史记”。是知两汉时并未有名迁书为“史记”者。本书中“史记”之名凡八见:(一)《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二)《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论史记旧闻。”(三)《十二诸侯年表》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四)《六国表》云:“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五)《六国表》云:“史记独藏周室。”(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事。”(七)《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八)《太史公自序》云:“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皆指古史也。“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史记》所据之原料,据班彪《略论》,则(一)《左传》,(二)《国语》,(三)《世本》,(四)《战国策》,(五)陆贾《楚汉春秋》。今考本书中自述其所取材者如下:

《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

《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

《秦始皇本纪》:“吾读秦记。”

《孝武本纪》:“余究观方士、祠官之言。”

《三代世表》:“余读谍记,稽其历谱。”

《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著诸所闻兴坏之端。”

《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

《卫康叔世家》:“余读世家言。”

《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司马穰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

《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

《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

《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

《商鞅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郦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

《儒林列传》:“余读功令。”

大抵除班彪所举五书外,史公所采主要材料:(一)六艺,(二)秦史记,(三)谍记(或即《世本》),(四)诸子著书现存者,(五)功令官书,(六)方士言;而秦火后“诸侯史记”之湮灭,则史公最感苦痛者也。

史公史料,多就地采访,观前条所列游踪可见。各篇中尚有明著其所亲见闻者如下:

《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樊郦绛滕列传》:“余与他广游,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冯唐传》:“唐子遂与余善。”

《韩长孺列传》:“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

《李将军列传》:“余观李将军,悛悛如鄙人。”

《卫将军骠骑列传》:“苏建语余曰。”

《游侠列传》:“吾观郭解,状貌不如中人。”

凡此皆《史记》资料多取诸载籍以外之证也。

《史记》著述之旨趣

《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新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蕴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昧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史记》之史的价值

然则《史记》不复有史的价值耶?是又不然。据《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古代学术,率为官府所专有,而史官尤为其渊海。谈、迁父子入汉,世守其业。《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盖当时具备作史资格者,无如迁父子。故谈临终以此责迁,而迁亦毅然以此自任。前此史家著述成绩何如,今不可尽考。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断片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也。《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迁自谦云尔。作史安能凭空自造?舍“述”无由。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

一,以人物为中心。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中国史家,最注意于此,而实自太史公发之。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结果成为人的史而非社会的史,是其短处;然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长也。长短得失且勿论,要之太史公一创作也。

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故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力言《汉书》以后“断代史”之不当,虽责备或太过,然史公之远识与伟力,则无论何人不能否定也。

上二项就理想方面论。

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史记》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据桓谭《新论》谓其“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或以前尝有此体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间架,总出诸史公之惨淡经营。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

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滥竽者少。换一方面看,立传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敻绝。

上二项就技术方面论。

要之《史记》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吾侪赞美,适成赘词,反不如攻其阙失,犹足附于史公忠臣之列。今姑述此四项,致吾敬仰云尔。

《史记》成书年代及后人补续窜乱之部分

现存古书,什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然别择整理之难,殆未有甚于《史记》者。今欲从事研究,盖有先决问题二:一、为《史记》是否已成书之问题;二、为《史记》记事最终年限问题。

《史记》是否已成书耶?按《自序》则百三十篇粲然具备,似悉出史公手定,故此问题,二千年从未发生。然据《汉书·司马迁传》已云:“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亦云:“十篇缺焉。”注家谓“迁没之后亡”,则认为书本完成后乃亡佚云尔。吾细考史公年历,则不能无疑。《报任安书》自述下狱时事云:“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则其时书尚未成可知,时天汉三年也。自此以后,去太史令职而为中书令,“金匮石室之藏”,不复能如昔时之恣其䌷读。又近侍尊宠,每有巡幸,无役不从。依《汉书·武帝记》所载:“太始二年,正月,行幸回中,登陇首。三年,正月,行幸甘泉。五月,行幸东海至琅邪成山,登之罘。冬乃归。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四月,幸不其。十二月,行幸雍,西至安定北地。”此皆史公官中书时事,计数年间能安居京师从事著述者殆无几日,《报任安书》所谓“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盖实情也。《报任安书》已经考定为太始四年冬间作,玩其语气,史确未成。《书》云:“仆诚已著此书,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下又云:“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则书未成而前辱未偿明甚。越二年而巫蛊难作,史公存亡已不可考矣。然则书竟不成而赍志以没,未可知也。信如是也,则《史记》之有缺篇,非亡佚而原缺也。而今本乃百三十篇,一无所欠,其果为迁书之旧耶?否耶?

《史记》所记事,以何年为最终年限耶?据《自序》曰:“故述往事,思来者,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集解》:“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汉书·扬雄传》云:“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后汉书·班彪传》云:“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上据迁所自言及扬雄、班固言,(《扬雄传》,雄所自作,班书全采之。《班彪传》,班固作,范书全采之。)则“麟止”一语,殆为铁案。案武帝获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西纪前一二二)。孔子作《春秋》,讫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史记》窃比《春秋》,时亦适有获麟之事,故所记以此为终限。然则《武帝本纪》当叙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传称是。凡此年以后之记事,皆非原文,此标准宜为最可信据者。

虽然,本书所载元狩元年以后之事甚多,而年限亦有异说。其年限之异说,则:

一,讫太初说。《太史公自序》最末一段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汉书叙传》云:“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太初凡四年,若讫太初四年(西纪前一○一),则逾麟止之限二十二年。

二,讫天汉说。《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史记》之《集解》《索隐》《正义》皆主是说。天汉接太初后,凡四年,若讫天汉四年(西纪前九七),则逾麟止之限二十六年。

三,讫武帝末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附:“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武帝之末。”武帝最末一年为后元二年(西纪前八七),若讫于此,则逾麟止之限三十六年。

上第二第三两种异说出自后人之口,且暂置不理。惟第一异说之讫太初,则与讫麟止语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迷惑。查“讫麟止”语,在《自序》大序之正文中,“讫太初”语,乃在小序之后另附一行,文体突兀不肖。又《汉书》本传全录《自序》而不载此一行,似班固所见《自序》原本,并无此语。衡以史公窃比《春秋》之本意,固宜以“麟止”为断也。但太初、天汉事,尚为史公所及见耳。今本《史记》,不独太初、天汉事盈篇累幅也,乃至记武帝后事者,且不一而足。如:

一,《酷吏传》载:“杜周捕治桑弘羊昆弟子。”事在昭帝元凤间(西纪前八○至七五),距武帝崩六年至十二年。

二,《楚元王世家》云:“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宣帝地节二年(西纪前六八),距武帝崩十九年。

三,《齐悼惠王世家》载:“建始三年,城阳王景卒。同年,莆川王横卒。”成帝建始三年(西纪前三○),距武帝崩五十七年。

四,《将相名臣表》,武帝后续以昭、宣、元、成四帝,直至鸿嘉元年止。成帝鸿嘉元年(西纪前二○),距武帝崩六十七年。

上不过举数条为例,书中所记昭、宣、元、成间事,盖更仆难数。无论如何曲解,断不能谓太史公及见建始、鸿嘉时事。然而此诸条者,固明明在今本正文中,稍粗心读去,绝不能辨矣。吾侪据此等铁证,可以断言今本《史记》决非史公之旧,其中有一部分乃后人羼乱。

然则《史记》何故容后人羼乱耶?某部分属于后人羼乱耶?其来由及种类约有三:

第一类,原本缺亡而后人补作者。《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颜注引张晏曰:“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日者》《龟策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案:今本《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两传皆有褚先生补文,附于赞语之后,而史公原文,似亦未尝缺。若《武帝纪》则并褚补字样而无之,而其文乃割裂《封禅书》,赞语亦全与《封禅书》同,非原文明矣。其余张晏所举诸篇,今本皆现存,其不足信益明。又《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等篇,皆各有“褚先生曰”一段补文附于赞语后,则褚补原不仅四篇也。如《张丞相列传》于赞语后有一大段补文,但并无“褚先生曰”字样,知补者又不独一褚先生也。补文别附赞后者,吾辈能识别之。若如《武帝纪》之类,竟以补文作正文,或所补并非褚先生之旧者,则后人从何辨耶?

第二类,后人续撰者。《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史记》本名《太史公书》)之后,接列“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刘知几《史通·正史篇》云:“《史记》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后汉书·班彪传》注亦列举续《史记》者尚有阳城衡、史孝山二人。孝山当即岑。)据此,则西汉、东汉之交,续《史记》者将二十家,而皆仍其旧名。即班彪续作数十篇,亦仅名为《后传》(见彪传)。盖自冯商、刘向以迄班彪,其意皆欲各据所立时代以次递续,不别为书。其截采《史记》记汉初以来之一部分,续以昭、宣迄哀、平之部分,以成断代之史,则自班固始耳。(然《汉书·古今人表》所表皆汉以前人,则其体裁仍是补续《史记》也。)当时既未有印书,传钞皆用竹木简或缣帛,弆携两艰,用之弥啬。各家所续本,或即以涂附于原钞本中。即不然,而学者辗转诵习,竟将续本与原本合钞以图省便,亦意中事。故今本《史记》,有冯商、刘向、刘歆……诸人手笔杂入其中者,定不少也。

总之,书中关于汉事之记载,若严格的甄别,宜以元狩元年以前为断;即稍宽,亦只能截至太初末而止。其有溢出此年限外者,决非史公之旧也。然此犹较易辨别,其最难者,则有:

第三类,后人故意窜乱者。西汉末学界一大公案起焉,曰今古文之争。事缘刘歆典校中秘书,自称发见各种古文经传,其主要者则《春秋左氏传》《周礼》《古文尚书》,其余群经亦皆有古本,而其学说什九与汉初以来诸师所传者相背戾。又有各种纬书,亦皆起自哀、平间,其言荒诞不可究诘。东汉以后,多数学者皆信此等书为先秦古籍,而今文家则谓是皆歆及其徒党所伪造以媚王莽而助其篡。内中与《史记》问题关系最密切者,尤在《尚书》《左传》两书。今文家谓《尚书》为备(意谓汉初诸师所传二十八篇之《尚书》已完备无缺,无所谓百篇及《书序》也),谓《左氏》不传《春秋》(意谓《左氏春秋》即《国语》,纯属别行之史,并非为《春秋》传也)。然则史公所述三代前及春秋间事,宜以《尚书》二十八篇及原本《左氏春秋》——即《国语》为限,而今《史记》乃多有助“古文家言”张目者。严鞫此谳,乃不能不归狱于歆等之有意窜乱。

然则歆等窜乱,果有可能性耶?曰:有。其一,据《汉书·王莽传》:“元始四年,征天下有逸礼、古书(即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前后至者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古文学说之掩袭天下,自此役始。盖此千数人者,皆承莽、歆意旨以改窜古书为职者也;而“史篇”亦在其中,则迁书之遭蹂躏,实意中事。时歆方典中秘书,则彼之所改,自称定本,谁复能与抗辩?其二,续《史记》者十六人,而歆与居一。歆所续今虽不传,然其人学博名高,其书必有可观,故班固《汉书》多采之。(黄省曾《西京杂记序》谓:“班固《汉书》全取刘歆。”虽言之或太过,然歆书为固书最重要之原料殆不可疑。)今本《史记》以后人补续之语羼入正文者,既所在多有(见前文),且尤有后世妄人取《汉书》窜补者(见下文),则其中有一部分为歆手笔,并无足怪。

上所举第一第二类,清代乾嘉诸儒考证颇详。其第三类,则吾师康南海先生(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初发此疑,近人崔觯甫(适)著《史记探原》大发其覆,虽其中有过当之处,而大致盖可取。今略综诸家之说推考各篇真伪如下:

第一,全篇原缺后人续补者。《汉书》本传明言:“十篇缺,有录无书。”班固所不及见者,后人何由得见?故下列十篇,应认为全伪:

《孝景本纪》 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班书补之。”

《孝武本纪》 张晏云:“《武纪》亡,褚先生补作也。”司马贞云:“褚先生集合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今案:此纪即《封禅书》之下半,疑并不出褚先生手。或褚补亦亡,后人再割裂他篇充数耶?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张晏云:“亡。”裴骃云:“太史以后,后人所续。”案:当从张说,全篇为后人补续。

《礼书》 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荀卿《礼论》。”

《乐书》 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礼记·乐记》。”

《律书》 张晏云:“《兵书》亡。”颜师古云:“序目无《兵书》。”司马贞云:“《兵书》,迁没之后亡。褚少孙以《律书》补之。”

《三王世家》 张晏云:“亡,褚先生补。”案:今本于太史公赞后附录褚补文,而赞前则录三封荣,实则前后皆褚补也。

《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张晏云:“亡,褚先生补。”案:此两篇文甚芜鄙,是否即褚补原本,尚未敢信。

《傅靳蒯成列传》 张晏云:“亡。”案:今本盖后人从《汉书》录补。

第二,明著续之文及补续痕迹易见者:

《三代世表》 篇末自“张夫子问褚先生曰”以下。

《张丞相传》 篇末自“孝武时丞相多”以下。

《田叔列传》 篇末自“褚先生曰”以下。

《平津侯主父列传》 篇末自“太皇太后诏”以下。又自“班固称曰”以下。

《滑稽列传》 篇末“褚先生曰”以下。

以上各条,今武英殿版本皆改为低一格以示识别。

第三,全篇可疑者。班固称有录无书者虽仅十篇,然吾侪因此已得知《史记》确为未成之书,或虽成而已有亡佚。原书未成之推定,说已详前;即已成之部分,亦有亡佚之可能性。以卷帙浩瀚之书,在传写极艰之时代,散亡甚易,略可想见。《汉书》本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据此似是一部分陆续传布。《后汉书·窦融传》云:“光武赐融以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则摘篇别写单行,固有明例矣。则各家钞本有一部分亡缺,亦事理之常。要之,原缺续补者既有十篇,则所缺所示补亦可至十篇以外。《淮南子》所谓“凿一孔而百隙随”也,今本《史记》中多有与《汉书》略同,而玩其文义,乃似《史记》割裂《汉书》,非《汉书》删取《史记》者。崔适指出各篇如下:

《孝武本纪》妄人录《汉书·郊祀志》《律书》《历书》妄人录《汉书·律历志》《天官书》妄人录《汉书·天文志》《封禅书》妄人录《汉书·郊祀志》《河渠书》妄人录《汉书·沟洫志》《平准书》妄人录《汉书·食货志》《张丞相列传妄人录《汉书》《南越尉佗列传》妄人录《汉书》《循吏列传》妄人所补《汲郑列传》妄人录《汉书》《酷吏列传》妄人录《汉书》《大宛列传》妄人录《汉书·张骞李广列传》

崔氏疑古太勇,其言虽未可据为典要,然既对于此诸篇提出问题,且颇能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则吾辈固宜一为推勘矣。

第四,元狩或太初以后之汉事为后人续补、窜入各篇正文者。此类在年表、世家、列传中甚多,不复枚举。

第五,各篇正文中为刘歆故意窜乱者。此项辨别甚难,举要点数端如下:

一,凡言“终始五德”者。《五帝本纪》《秦始皇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孟子荀卿列传》《张苍传》等篇。

二,凡言“十二分野”者。《十二诸侯年表》《齐、宋、郑世家》《张苍传》等篇。

三,凡言《古文尚书》及所述《书序》。《夏、殷、周本纪》《齐、鲁、卫、宋世家》等篇。

四,凡记汉初古文传授者。《儒林列传》《张苍传》等篇。

以上所论关于《史记》真本之种种考证,多来自近人著作而略断以己意,其言颇繁重,或为读者所厌。吾所以不惮烦为此者,欲学者知今本《史记》非尽原文而已。着手读《史记》以前,必须认定此事实,否则必至处处捍格难通也。

读《史记》法之一

读《史记》有二法。一,常识的读法。二,专究的读法。两种读法,有共同之入门准备。

一,先读《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求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

二,读《汉书·叙传》论《史记》之部,刘知几《史通》之《六家篇》《二体篇》《正史篇》,郑樵《通志总序》论《史记》之部,《隋书·经籍志》及《四库提要》之史部正史类关于记述《史记》之部分,求略识本书在史学界之位置及价值。

今先论常识的读法。《史记》为正史之祖,为有组织有宗旨之第一部古史书,文章又极优美,二千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其地位与六经诸子相并,故凡属学人,必须一读,无可疑者。惟全篇卷帙颇繁,卒业不易,今为节啬日力计,先剔出以下各部分:

一,十《表》但阅序文,表中内容不必详究,但浏览其体例,略比较各表编次方法之异同便得。

二,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惟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

三,《世家》中吴、齐、鲁、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各篇,原料什九采自《左传》。既读《左传》,则此可省。但战国一部分之世家仍须读,因《战国策》太无系统故。

四,《武帝纪》《日者传》《龟策传》等,已证明为伪书,且芜杂浅俚,自可不读。《扁鹊仓公传》等,似是长编,非定本,一涉猎便足。

以上所甄别,约当今书三分之一,所省精力已不少。其余各部分之读法略举如下:

第一,以研究著述体例及宗旨为目的而读之。《史记》以极复杂之体裁混合组织,而配置极完善,前既言之矣。专就列传一部分论,其对于社会文化确能面面顾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无论矣,学问、艺术方面,亦盛水不漏。试以刘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传,于先秦学派网罗略具,《儒林传》于秦、汉间学派渊源叙述特详,则《六艺略》《诸子略》之属也;如《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等传,则《兵书略》之属也;如《屈原贾生》《司马相如》等传,则《诗赋略》之属也;如《扁鹊仓公传》,则《方技略》之属也;如《龟策》《日者》两传,则《术数略》之属也。又如《货殖传》之注重社会经济,《外戚》《佞幸》两传暗示汉代政治祸机所伏,处处皆具特识。又其篇目排列,亦似有微意。如本纪首唐、虞,世家首吴泰伯,列传首伯夷,皆含有表章让德之意味。此等事前人多已论列,不尽穿凿附会也。

若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宜提高眼光,鸟瞰全书,不可徒拘拘于寻行数墨,庶几所谓“一家之言”者,可以看出。

第二,以研究古代史迹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既为最古之通史,欲知古代史迹,总应以之为研究基础。为此项目的而读,宜先用“观大略”的读法,将全篇一气呵成浏览一过。再用自己眼光寻出每个时代之关键要点所在,便专向几个要点有关系之事项,注意精读。如此方能钩元提要,不至泛滥无归。

第三,以研究文章技术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文章之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且二千年来相承诵习,其语调字法,早已形成文学常识之一部。故专为学文计,亦不能不以此书为基础。学者如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则宜择其尤为杰作之十数篇精读之。孰为杰作,此凭各人赏会,本难有确定标准。吾生平所最爱读者则以下各篇:

《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上诸篇皆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班叔皮称:史公“善序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良史之才”。如诸篇者,洵足当之矣。学者宜精读多次,或务成诵,自能契其神味,辞远鄙倍。至如明、清选家最乐道之《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以吾论之,反是篇中第二等文字耳。

读《史记》法之二

今当继论专究的读法。《史记》为千古不朽之名著,本宜人人共读。徒以去今太远,文义或佶屈难晓;郡国名物等事,世嬗称易,或不审所指;加以传写讹舛,窜乱纷纭,时或使人因疑生蔑,后辈诵习渐希,盖此之由。谓宜悉心整理一番,俾此书尽人乐读。吾夙有志,未能逮也。谨述所怀条理以质当世,有好学者或独力或合作以成之,亦不朽之盛事也。

一,《史记》确有后人续补窜乱之部分,既如前述,宜略以前文所论列为标准,严密考证。凡可疑者,以朱线围之,俾勿与原本相混,庶几渐还史公之真面目。学者欲从事此种研究,可以崔适《史记探源》为主要参考书,而以自己忠实研究的结果下最后之判断。

二,吾辈之重视《史记》,实在其所纪先秦古事。因秦、汉以后事,有完备之《汉书》可读。唐虞、三代、春秋、战国之事,有组织的著述,未或能过《史记》也。而不幸《史记》关于此点,殊不足以餍吾辈所期。后人窜乱之部分无论矣,即其确出史公手者,其所述古史可信之程度,亦远在所述汉事下。此事原不能专怪史公,因远古之史,皆含有半神话的性质,极难辨别,此各国所同,不独我国为然矣。近古——如春秋、战国,资料本尚不少,而秦焚一役,“诸侯史记”荡尽,凭藉缺如,此亦无可如何者。顾吾辈所致憾于史公,不在其搜采之不备,而在其别择之不精。善夫班叔皮之言也:“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后汉书·班彪传》)试将《史记》古史之部分与现存先秦古籍相较,其中芜累诬诞之辞,盖实不少。即本书各篇互相矛盾者,亦所在而有,此非“文重思烦,刊落不尽”之明效耶?然居今日而治古史,则终不能不以《史记》为考证之聚光点。学者如诚忠于史公,谓宜将汉以前之本纪、世家、年表全部磨勘一度。从本书及他书搜集旁证反证,是正其讹谬而汰存其精粹,略用裴注《三国志》之义例,分注于各篇各段之下,庶几乎其有信史矣。学者欲从事此种研究,则梁玉绳《史记志疑》、崔述《考信录》实最重要之参考书;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冀《廿二史劄记》三书中《史记》之部,次之;其余清儒札记、文集中,亦所在多有。然兹事既极繁重,且平决聚讼,殊大非易。成功与否,要视其人之学力及判断何如耳。然有志之青年,固不妨取书中一二篇为研究之尝试;纵令不能得满意之结果,其于治学之方法及德性,所裨已多矣。

三,《史记》之训诂名物,有非今之人所能骤解者,故注释不可少。然旧注非失之太简,即失之太繁,宜或删或补。最好以现今中学学生所难了解者为标准,别作简明之注,再加以章节句读之符号,庶使尽人能读。

四,地理为史迹筋络,而古今地名殊称,直读或不知所在,故宜编一地名检目,古今对照。

五,我国以帝王纪年,极难记忆;春秋、战国间,各国各自纪年,益复杂不易理。宜于十表之外补一大事年表,贯通全书,以西历纪,而附注该事件所属之朝代或国邑、纪年于其下。其时代则从《十二诸侯年表》以共和元年起,盖前乎此者无征也;其事件则以载于本书者为限。

以上五项,为整理《史记》方法之纲要。学者如能循此致力,则可以《史记》之学名其家,而裨益于后进者且不赀矣。至如就《史记》内容分类研究,或比较政治组织,或观察社会状态,则问题甚多,取材各异,在学者自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