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堡，1964年
要是我早知道婚姻会是怎样一番状况，那好吧，我还是把嫁妆箱里所有的亚麻布全拧成一股绳子，在树上把自己吊死得了！
住在南非，我并不介意，这儿似乎根本算不上是外国。商店里绝对是要什么有什么：布雷克特制配方香波、飞利浦妆前控油镁乳、金宝牌浓缩番茄汤，的确是样样都有！景色也很美，尤其是坐火车去海滩的一路上。我会和女友们带上各自的野餐篮，装上香槟和托布勒饼干（其实是曲奇，不是饼干——当我买回来准备蘸着肉汁吃的时候，可以想见我有多惊讶）一起去乡间，纯粹为了看看连绵起伏的青山美景。自然，当火车经过小镇时，你就得往另一侧看了。因为镇上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美景，真的。他们会用生锈的马口铁或板条箱的箱边搭房子——把有字的那一面朝外，敞开了给人看！但你得想法子去理解，他们和我们的道德观不一样。这正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部分，要理解差异。
除此之外，这个国家和其他任何地方就没什么差别了，就连天气也很典型。我总觉得其他国家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非洲还能这么正常。唯一不好的，是赤道在我们北边，四季的轮换总是次序颠倒，这确实需要适应。但我抱怨了吗？当然没有，不过就是在盛夏时节准备一棵圣诞树，再唱一曲《闪亮的圣诞节》，在中庭里来一杯马蒂尼，不再去东想西想。我这人适应能力极佳，我甚至都不介意对女仆说南非荷兰语，一旦掌握了这种语言，它其实就和英语是一回事。反正也只要下下命令，任何一种语言下命令的说辞都差不多。而且，要是你在广播里听见“Nuus”这个词儿，啊哈，就算是傻瓜也能猜出那就是“News”。所以，你只要站起身，换到英语台就行了！
从周围的环境来看，我的生活算是不错。我把过去抛诸脑后，想都懒得去想。我有家庭吗？有时候，我会停下来问自己。我有母亲、父亲和妹妹吗？我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吗？看上去似乎并非如此。倒像是我就在这儿，一直在这儿。我有一张很小的相片，是和妹妹们的合影，剪成了心形。当我离开刚果那个恶劣的地方时，我戴的黄金吊坠里碰巧就夹了这张相片。有时，我会把它拿出来，端详着那些悲伤、白皙的小脸蛋，想分辨出自己在相片里的位置。只有在那种时候我才会想起露丝·梅已经死了。我说过，这一切都因利娅而起。但老实说，主要还应该是父亲的错，因为我们其他人都只能依照他说的话去做。如果由我来决定的话，我永远都不会踏足这个蛇患猖獗的地方。我会窝在家里，让其他人去传道，只要他们心甘情愿。真伟大！但这张相片太小了，我几乎得把它凑到鼻尖，才能分辨出谁是谁。盯着它看很伤眼睛，所以大多时间它都待在抽屉里。
就像我说的，我对现在的状态大体还是满意的。我的不幸源自另一个层面：我的婚姻。埃本·阿克塞尔罗特简直罪大恶极。不得不说的是，他还是没把我当一个真正的女人看！他只是把我当成奴隶、女友、女仆。他想要的时候，就会在我身上爽一把，爽完，人又不见了踪影。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天知道去干什么勾当，让我大好年华只能独守空房。但如果我威胁他说要弃他而去，他就会叫我可怜的小富婆。（而如果我们真的有钱，那故事就会截然不同了。）他说我离不开他，因为我们在这儿认识的男人里，没一个人养得起我！这可太不公平了。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的房子都比我们的漂亮。他因在刚果的差事得到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一笔不错的积蓄，但我见到了吗？没有，先生，真的，我连床垫底下都翻过了，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床垫底下倒是有一把枪。他说那笔钱他已经拿去投资了。他声称自己又干起了老本行，到刚果做钻石生意，现在有了许多外国合伙人。但不管到了哪一天，他还是得靠你提醒才会洗澡。所以，如果他有什么外国合伙人，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也这么对他说了。于是，他从啤酒瓶上抬起脑袋，伸长脖子，好好地笑话了我一通。他说：“宝贝，你的心智已经完全脱离这世界了！”脱离这世界指的是到了外太空的真空地带。哈，哈。那是他最喜欢的笑话。他说我的脑袋瓜就是块白板，他知道的任何一桩国家机密都可以告诉我，就算让我听完后直接去大圣国际，他也丝毫不用担心。他说政府应该雇我到敌对阵营工作。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卿卿我我的打情骂俏。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当着我的面大笑不止！哦，告诉你吧，一听这话，我就大喊大叫起来，最后还威胁说要把自己弄成个黄脸婆。
然而我不会再忍着过这种日子了。我睁大眼睛，等待时机。在浴室里照镜子的时候，只要是我独自一人，他不在家，我就会狠狠地骂他一通，就像以前在镜前骂父亲一样。“你等着瞧，”我告诉他，“我会让你知道到底谁的脑袋瓜才是块白板！”
如今，蕾切尔·普莱斯就要迎来她的曙光了。我有一记绝杀，对谁都没透露过，尽管这事千真万确，我心里很清楚：我在大使馆有个很好的机会。
事实上，达尼埃尔只不过是个一等专员，但法国人无论职位高低，都绝对是些有头有脸的主儿。就像我说的，我们是通过坦普尔顿夫妇接触到这些要人的，他们夫妇会举办盛大的舞会。“过来喝杯酒，来点布拉伊。”意思是烧烤，在约翰内斯堡我们都这样说。那些派对很有国际范儿，有苏格兰的威士忌、美国的密纹唱片，还有大使馆的八卦。之前总理脑袋上中枪，黑人被狠狠镇压了一把。这绝对有必要，但也造成了许多外国使馆的误会。尤其是法国这个国家，趾高气扬，威胁说要撤走设在南非的机构。我们一直听说达尼埃尔要改去布拉柴维尔上任，有好几个礼拜了。他的法国小妻子罗比娜都要受不了了，对此我可是看得很清楚。她有一点是出了名的，只要看女仆不顺眼，就把她们给炒了。她担心凡是在约翰内斯堡文明疆界之外的，都是愚昧至极的非洲。她和达尼埃尔已经处于分手的边缘，即使他们并未察觉。所以可以说，我的机会来了。“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我在他耳边悄声细语，“我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如果换成我，一眨眼工夫就跟你去了。”这番话我是两个礼拜前在坦普尔顿夫妇家的周六派对上说给他听的。当时，我们正在舞池里，随着四季乐队的《大姑娘不哭》缓缓地跳着舞。碰巧我记得就是这首歌。因为就在那天清晨，我发现了阿克塞尔罗特的另一个小妞。但我是个大姑娘，所以我梳了梳头发，去了市区，给自己买了件崭新妩媚的红色泳衣，还是露腰的。我心里想的是如何才能稳操胜券。就像杂志上说的那样，只要脸带微笑、身着分体式泳装就行！在半个月前的那个礼拜六，坦普尔顿夫妇的派对上，我就是这么如法炮制的。
“在刚果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我对着达尼埃尔款款软语，“我会接受布拉柴维尔，还会保持微笑。”
猜猜怎么着：我可是真打算这么做的！我应该现在就着手收拾行李，再定做一件迪奥礼服。在对那个男人有所了解之后，我已经可以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哈，看他对待我的样子！男人只有在产生了某种感情后，才会做那种事。我可以十分确定地告诉你，我很快就要成为大使专员达尼埃尔·杜普雷夫人了。埃本·阿克塞尔罗特这下省心了，除了女仆之外，没人会给他收拾袜子喽。而达尼埃尔呢，蠢到家了，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究竟着了什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