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兰加，1960年6月30日
这么多全靠/一辆红色手推车/因为雨水而闪光/旁边站着一群白色的小鸡。这是一首完整的诗，作者是一个名叫威廉姆·C.威廉姆斯的医生。小鸡白白，水雨旁边站，独轮手推车闪光。全是红色！都要看情况。就这样？
我特别喜欢威廉姆斯·C.威廉姆这个名字。他在等着一个孩子死去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我觉得如果我能活到成年，那我也应该当个医生诗人。反正，我从没想过自己成为成熟女人后会是什么样。尤其是如今，这似乎是在浪费想象力。但如果当了医生诗人，我就会整天和那些没法从我身边跑开的人待在一起。等我回家后，就会把他们内心的每一种想法都写下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目前都在拭目以待。在基兰加，等着一个孩子死去这种事情是写不成诗的——因为等不了多久。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场葬礼。帕斯卡不再过来玩了，因为他哥哥死了，家里需要帕斯卡搭把手。没腿可站的玛玛·姆万扎失去了她的两个最小的孩子。起初这儿让我们震惊的是，每个人都有许多孩子：六个，八个，九个。可现在，突然之间，却发现每一家的孩子都不够。他们把那些小身子包裹在层层叠叠的布头里，像一大块山羊酪，放在房前标示葬礼的一道拱门下。拱门是用棕榈叶和浓香扑鼻的鸡蛋花编成的。所有母亲都膝行而来。她们带着哭腔尖声唱着一首很长、音很高的歌，夹着柔和的颤音，好似啼饥渐亡的婴儿。她们潸然泪下，朝死去的孩子伸出双手，但从来不会触碰到尸体。她们唱完后，男人们就把孩子放在两根棍子撑开的吊床上，抬着走开。女人们紧随其后，仍是哭号着，伸着手。他们沿路经过我们家，然后没入丛林。父亲禁止我们观看。他对尸体似乎不如对未得救的灵魂更关心。在阴间拥挤壮观的账目上，每个亡灵都被算作一个反对他的理由。
照浸信会主日学校老师的说法，这儿的孩子进不了天堂的大门，仅仅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刚果，而不是佐治亚州北部，因为在那儿就能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在我一瘸一拐地走向拯救之途时，这个念头一直萦绕不去：进天堂完全是凭运气。五岁时，我在主日学校举起健康的左手，用了整整一个月的说话配额，以便向贝蒂·纳吉小姐指出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出生时离牧师近这种事完全得靠运气。我们的主难道会是这样粗枝大叶的救世主吗？他难道真的会因为有的孩子偶然出生于异教徒家庭，就要使他们遭受永罚？而那些什么都没干就享有这种优势的人，却要得到奖赏吗？我希望利娅和其他学生都能理解这个非常明显的争议点，全都参与进来，好好地来争一争。让我失望的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连我的双胞胎姐姐也没有。她应该知道这种优势不是靠我们自己挣来的。那是在我和利娅被认为拥有天分之前的事了。当时我就是傻子艾达。动作迟缓、说话刻毒、爱开玩笑的艾达，脑袋上经常会挨敲打的艾达。贝蒂小姐让我在角落里待了一个小时，为我自己的灵魂祈祷，同时还得跪在生米粒上。当我终于带着嵌入膝盖的尖利谷粒站起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再也不信上帝了。其他孩子显然还都信。当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座位上去时，他们都避而不看我这个罪人膝盖上的点点印痕。他们怎么对自己能蒙受神恩毫不质疑呢？天哪，我还真是缺乏他们的那种自信。毕竟，我需要花比普通孩子更多的时间来思考由偶然出生所致的不幸。
从那天起，我就不再鹦鹉学舌，说什么“哦，上帝！上帝之爱！”，而是反着念：“恶狗！狗妓！”
现在，我发现了一种比我自己所用的更愤世嫉俗的语言——在基兰加，恩佐罗这个词至少可以解释为三种不同的意思。它可以指“最最亲爱的”；也可以指那种极适合做鱼饵的肥肥的黄色蛆虫；还可以指某种经常能在集市上见到的小土豆，它们的根须黏结成块，像棉线打的结，所以总是成捆出售。我们会在教堂里声嘶力竭地唱：“塔塔·恩佐罗！”我们这是在召唤什么呢？
我认为在这里召唤的肯定就是小土豆神，而另外一个住在佐治亚州北部的“亲爱的”似乎对基兰加这儿的婴儿不太在意，他们全都奄奄一息，死于咔咔咔咔。这种病会将人的身体变成黑色的小水罐，水罐倒在地上，里面的液体就会泼出来。暴雨裹挟着这疾病，使之顺着小溪与河流而下。最近，我们发现村里每一个人在卫生方面都要比我们懂得多。当我们想要在以前常去的溪流的某一段洗衣服和游泳时，才发现原来有许多规定：洗衣服要在下游，那儿的林中溪水会流入那条有鳄鱼的河；洗澡要在中游；汲取饮用水要在村子前方的上游。在基兰加，这些都是宗教性的规定，必须遵守，相当于这里的洗礼和圣餐，甚至排泄也得由非洲神灵来裁定——我们只能到灌木丛里排泄。塔塔·库伏顿度规定只有那儿可作此用——相信我，他挑选的都是远离饮用水源的灌木丛。我们的茅厕也许可以说是个中立领地，但至于洗澡和洗衣服，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愚昧无知。我们已经以各种各样所能想到的方式触犯了所有古老的神灵。“塔塔·恩佐罗！”我们这么唱着，而我在想，当我们的邻人呼吸困难、食不果腹的时候，我们每天都犯下了什么令人恶心的新罪行，在神圣的无知中高昂着我们的头。
内尔森说正是我们的冒犯，才引来了这场雨季。哦，雨，倾盆而下，就算挪亚见了，也会沮丧消沉。雨季将所有的规则冲决得七零八落。今年的雨季来得很早，持续的时间却很长，而且极为暴烈。栽种木薯的山坡已是一片泽国，藤上的块茎也已腐烂，最终，狂风暴雨给我们带来了咔咔咔咔。毕竟，就算所有人都排泄得当，我们的上游还有村庄。下游也总是在其他人的上游。在后的将要在前。
现在，暴风雨已经停歇。葬礼也像水坑一样慢慢干涸。玛土撒拉这个小不点仍旧端坐于那棵鳄梨树上，眼睛也仍旧来来回回地转动，对新一季势不可当的自由手足无措。贝托恩基图塔萨拉？它有时候会用玛玛·塔塔巴幽灵般的嗓音说：我们做什么呢？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会提出的问题。置身于这片怪异的静谧之中，我们家也不知所措。
其他人似乎也都一筹莫展地忙碌着，就像暴风雨过后涌入的那些茫无头绪的昆虫。女人们拍打着剑麻靠垫，重新开始在地里栽植，并为已然失去的孩子痛心疾首。阿纳托尔一家家走访了我们的邻居们，吊唁村里去世的学生。我发现他还在为他们准备选举和独立事宜。那将是一场厨房选举——由于谁都不识字，每位候选人都由某个象征性的物品来指代。这些男人都明智地以有用的东西来代表自己——刀子，瓶子，火柴。阿纳托尔已在学校门前摆好了一排大陶碗，旁边依次放上刀子，瓶子，或火柴。选举日那天，基兰加的每个男人都要往里扔一块鹅卵石。女人则一个劲儿地对丈夫说：刀子！瓶子！别忘了我和你说的话！男人虽享有投票的特权，却似乎提不起什么兴趣。老年人说独立这种事适合年轻人，也许这也没错。孩子们好像比谁都兴奋，他们比赛从院子那头往碗里扔鹅卵石，看谁扔得准。每天结束时，阿纳托尔都会把这些鹅卵石倒掉。每当鹅卵石掉落至土地上，形成崭新的星座时，他就会叹气。孩子们闹着玩的投票游戏。选举日结束时，塔塔·恩杜的儿子们会把鹅卵石和代表每位候选人的象征物——刀子，瓶子，火柴——放进不同的袋子里，再驾着独木船溯河而上一直到班宁维尔。那一天，刚果全境的鹅卵石都会溯河而上。没错，大地也会移动。载着这么重的分量，独木船就像一只脆弱的鸟儿。
特罗尔塞克阿·本埃，埃本·阿克塞尔罗特也在旅行。他可不会浪费时间。这些天里，他飞了许多趟，上至奎卢河，下至南方的任何一个地方。加丹加省，开赛省——都是有许多矿井的地方，他的无线电里就是这么说的。每个礼拜，他都会在我们这个村子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能够几乎不花一文地换取她们的木薯和大蕉，惹得她们像参加葬礼的人那样号啕哀哭。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把袋子塞满，他就会尽快飞走。在我的想象中，经营橡胶种植园和铜矿的比利时人和美国人都是用大袋子装东西的。
我认为我们村的医生诗人就是恩甘噶库伏顿度。奇葩坚果，是父亲对他的称呼，一种需要砸碎的种子。他们俩可算得是彼此彼此。眼下，恩甘噶库伏顿度正单独为我们写诗，究竟写什么取决于葫芦碗里的白色鸡骨，碗就被放在我们家门外积雨的水坑里。
我看见他把碗留在了那里。当时我正朝窗外看，他在那一瞬间正好回头，直直地洞穿了我的眼睛。我发现他的眼神里透着和蔼，便相信他这么做是想保护我们，真的。通过将我们赶走，来保护我们免受愤怒的神灵、我们自己蠢行的伤害。
邦果，班果，宾果。如今在美国流传的刚果故事就是：食人魔的传说。我很清楚这种类型的故事——孤独的人鄙视饿肚子的人，饿肚子的人鄙视快要饿死的人。有罪的指责遭罪的。那些装腔作势的所谓正义之士都在谈论着食人魔、邪佞小人、罪人和遭天谴的人。如此一来，每个人心里都会好过一些。所以，才会流传赫鲁晓夫要到这儿来和吃人肉的土著跳热舞，教他们憎恨美国人和比利时人的说法。这话肯定没错，因为可怜的刚果人怎么会懂得去憎恨美国人和比利时人呢？毕竟，我们拥有这么亮白的皮肤。我们在自己家的大房子里吃他们的食物，然后把骨头扔出去。扔满骨头的草地一片狼藉，从中或可窥见我们自己的命运。那个刚果人为什么要来读出我们的厄运呢？毕竟，我们拿他们的孩子去喂鳄鱼，为的就是让他们懂得什么叫王国、权力和荣耀。
美国的所有眼睛都知道刚果人长什么样。皮肤和骨头会跳舞，嘴唇上翻像牡蛎壳，一无是处的男人们在满头的发辫里插着根大腿骨。
恩甘噶库伏顿度一身白衣，发辫里没插骨头，就那样站在我们家院子的围栏之外。他有十一个脚趾头。他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自己名字的末尾音节：顿度。顿度指的是某种羚羊，或是斑鸠菊属的某一种小花，或是一座小山包，或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么多意思全靠说话的语调来区分。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指我们家将要付出代价。我们这些来自佐治亚州浸信会的耳朵永远也不会明白其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