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兰加，1960年6月30日
在被邀请去某人家里吃晚饭之后，有的人就会送来一张表达感谢的短笺。好吧，阿纳托尔送来的却是一个男孩。他带了张手写的纸条来到我们家门口，自报家门说他叫雷库尤，但希望我们能称他为内尔森。我们得给他饭吃，还要特许他睡在鸡舍里。（那次母亲为置办野餐会而大开杀戒之后，屈指可数的几只警惕的母鸡躲过一劫，潜回了家里。）每周他还能得到一篮鸡蛋拿出去卖，存下的钱可供他娶个老婆。作为交换，内尔森会帮我们劈木柴，把大块的木薯放到罐子里炖，还会给我们带来水果、蔬菜，以及从林中采集来的树皮汁。他会调制治头痛的药，对此，母亲很是仰赖。他能根据因蛇致死之人的各种死法来认出施害的是哪一种蛇，还会在前门的门廊上一惊一乍地表演给我们看。他也承担起了我们家其他让人惊讶的碎活，这纯粹是出于他的自愿。比如，有一天，他做了个竹框，用来安放蕾切尔的手镜，这样我们就能把它挂在客厅的墙上，方便照镜子。于是，内尔森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把脸凑到套着框子的镜子跟前，在我们的客厅里一丝不苟地梳理他稀疏的头发，呵呵笑着，嘴咧得超大，我们都担心他的臼齿会噗地蹦出来。其他人也开始踏足我们家，用同样的方式照这面镜子。显然，我们挂在自家墙上的，正是基兰加唯一一面镜子。
当内尔森凝视自己的镜中形象时，我就会抓紧机会琢磨他——他的胳膊肘已经磨得乌黑，褐色的皮肤呈现出深深浅浅的色调，像是古色古香的桃花心木家具。由于喜欢吃甘蔗，他那短粗的门牙今后差不多会掉个精光。他咧嘴笑的时候，两侧的虎牙就会漾起令人烦扰的猴子般的光芒。不过，你也知道，他笑的时候是真的挺乐呵。他很开朗，爱干净，来我们这儿的时候身无长物，只有一条肥大的褐色短裤、一件整天穿着的红色T恤、一条皮带、一把粉色的塑料梳子、一本法语语法书和一把大砍刀。内尔森去哪儿都是轻装简行。他头发留得极短，后脖颈处露出了一块圆滚滚的粉色疤痕。阿纳托尔之所以挑内尔森来帮我们，是因为他同阿纳托尔一样，也是孤儿。几年前，内尔森全家老小，包括他父母、多如牛毛的哥哥和一个刚出生的小妹妹，乘船行至河上游时，船翻了，全都溺水而亡。刚果的独木船都是用硬木造的，随时都会像生铁块一样沉到底。大多数刚果人都不会游泳，你会觉得他们肯定视乘船为畏途。但他们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反而都很喜欢溯河而上或顺河而下，根本不会考虑翻不翻船。在命中注定要翻船的那天，内尔森因为某种巧合被命运遗弃了，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母亲就喜欢把婴儿带到上游亲戚那儿显摆，他很忌妒，就躲到外头去了，而她也根本就把他给忘了。这之后，内尔森就非常重视各种征兆和迷信。如今，他感到无所适从，没有家人可以帮扶他，十二岁的他也没学可上了。
阿纳托尔在纸条里写道，内尔森是他最好的学生，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确实如此。内尔森来我们家的那天，英语只会说“你好，谢谢，请”，但没过几个礼拜，任何要紧的话他就都能说了。不像玛玛·塔塔巴，老是牛头不对马嘴。我想说的是内尔森很有天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天分这种东西在刚果根本没什么用，就算像内尔森那样聪明，也是没法上大学的，和普莱斯家的女孩子们一样。照昂德当夫妇的说法，比利时人打定了主意要使当地人免受独立思想的影响。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倒对阿纳托尔很好奇——比如说，昂德当夫妇究竟是如何让他当上老师的。有时候，我在脑海里想象自己会怎么问他。吃过午饭后，姐妹们和我都会躺下来，只要我脑中无事可想，就会琢磨那样的场景。阿纳托尔和我走在通往河流的小径上。我们这么做有很好的理由：他可以帮我把水拎回家，也许他还会邀我讨论经文里他不太明白的地方。于是，我们便如此这般聊起了天。在我想象的场景里，父亲已原谅了阿纳托尔，还鼓励他与我们家人交朋友。阿纳托尔的笑容特有亲和力，完美的门牙裂了条小缝。我在想象中感受到那笑容对我的鼓舞，甚至鼓起勇气问他那张脸怎么会如此奇妙：他们究竟是怎么让每一条疤痕都这么笔直的？是不是疼得厉害？然后，他就告诉我橡胶种植园的事。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要是工人当天没采集到足够的橡胶，就会被砍断手。比利时工头会把一篮篮褐色的手带给老板看，那些手像鱼堆似的堆得乱七八糟。文明的白人基督徒真是这样吗？
在我的想象中，阿纳托尔和我都是用英语交流的。虽然在现实生活里，他大多数时候都用刚果语给孩子们讲课。他的刚果语口音跟其他人不一样——就连我都能听出来。他会把嘴形拉得很大，正好露出牙齿，好像他一直都很担心自己被误解似的。我觉得阿纳托尔能帮我们家摆脱困境，因为他在这儿也是个外人，和我们一样。他会对我们的困境抱持同情心。而且父亲似乎也很感激他，在他们俩有过争执后，他仍旧愿为布道做翻译。阿纳托尔只要能更好地理解经文，就能成为父亲的朋友。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他会如此体贴地把内尔森派给了我们。内尔森第一次自己去取水、烧水的时候，母亲真是感激不尽。她竟然坐到椅子里哭了起来。派了这么个好学生来，是份天大的礼物。我的理论是，这么做是因为阿纳托尔在我们家看到了两件事：一来，书这么多，可以给聪明的孩子阅读，就算那孩子再也没法上学；二来，我们很需要帮助，就像摩西的孩子需要摩西一样迫切。感恩节的时候，母亲还当着父亲的面大声祈祷，求主能把我们一家安然无恙地带离这儿。他不喜欢她将自己在信仰上的犹疑不决显露出来，他也这么说了。确实，露丝·梅把我们吓得不轻，但他理智地提醒母亲，无论是在佐治亚州还是堪萨斯城，反正不管什么地方，孩子都有可能把胳膊摔断。说句实话，要是我们当中有谁注定要摔断一次胳膊，那肯定就是露丝·梅。她玩命似的奔跑在人生路上，仿佛她打算在撞上二十岁之前就把整个人生都经历一番。
虽然我很不喜欢这样说，但艾达简直不可理喻。她一门心思地想要搞破坏，当然用的是她那种慢吞吞的方式。没有谁让她独自一人晃晃悠悠地在丛林里走。她本来是可以跟上我一起走的。主是我们的牧羊人，我们这些羊至少要凭自己的努力跟上羊群的步伐吧，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可以算是大人了，别人不都这么说吗。你总是能看见双胞胎小时候打扮得一模一样，可你从来没见过两个成年女人穿着同样的衣服、手牵着手跑来跑去。难道我和艾达还真指望永远都当孪生姐妹吗？
不管怎么说，有了她那次和狮子的短暂交锋，再加上露丝·梅摔断胳膊之类的事，我们俩都不得不抄写经文，即《创世记》第四章讲该隐和亚伯的段落，而母亲又开始劲头十足地担心起我们的安危来。雨季的雨下得越来越猛，整个村子都被咔咔咔咔放倒了。我们原本以为这个词就是“赶快”的意思。当玛玛·姆万扎告诉我们她所有的孩子都得了咔咔咔咔时，我们还以为她指的是孩子们都变得愈发焦躁不安，要挨骂才愿意去干活。但内尔森说：“不对，不对，玛玛·普莱斯，是咔咔咔咔！”显然，这是一种病，指的是一天要上无数趟厕所。（他用肢体动作来表现这种病，惹得露丝·梅狂笑不止。）他说上了这么多次厕所，身体里就什么都不剩了。之后，小孩子有时就会死掉。哦，内尔森还告诉过我们许多东西。比如，如果你遇见摆成X形的两根木棍，就应该用左脚倒退着跳过去。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关于这种病的说法。但接下来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家南边的一栋小房子，忽然搭起了一座用棕榈叶编成的拱门，是举行葬礼用的。院子里有花和一张张哀戚戚的脸孔。死的不是婴儿，而是他们的母亲。留下来的孩子看上去都瘦得皮包骨，孤苦伶仃的，仿佛妈妈走了之后，整个家庭都在重击下晕厥过去。你还真得好好琢磨一下她们究竟是得什么病死的，这病会不会传染。
于是，母亲陷进了全新的精神状态。传染，天哪，那比蛇还糟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染上身！她想象出无数借口把我们留在房子里，甚至不下雨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发明了“休息时间”——上完课、吃完午饭后就是这段无穷无尽无所事事的时间。我们只能待在床上，置身于蚊帐的华盖之下。母亲把这叫作午睡时间。起初，我还误以为是玩乐时间呢。所以一直很困惑，因为根本就不欢乐呀。露丝·梅一般都会睡着，炙热中大张着嘴，头发一缕缕地贴着汗津津的脸孔，像招贴画上发热的儿童。我们几个也一个挨着一个趴在铁架床上，汗流浃背，中间隔着幽灵般的蚊帐墙，胸膛里燃着无名之火，彼此羞辱，指望着能够起床下地。除了《爱斯基摩人土地上的鲍勃西双胞胎》，我无书可读，而对这本幼稚的书，我丝毫提不起兴趣。我只是忌妒傻头傻脑的鲍勃西双胞胎能在银装素裹的凉爽之地冒险，比我们可强多了，那儿也没人需要忍受这种强加的休息时间。
我怀念自由。村里的许多事情我都很想了解。其中最挠心的是埃本·阿克塞尔罗特。他在谋划着什么事情。有一次，我和艾达在那儿偷窥，听见他的无线电里发出尖利无比的声音，我们还真看见他回复了一次。他在自己那张简易床上翻来覆去，口中念念有词，我实在是很想凑近偷听一番。他跪在一个轰鸣的小柜子前，用一团线圈抵着自己的脑袋。他说“明白”，说了好多遍。他还说：“长官，他们要是敢这么干，就让他们去死。”老天，我还是快逃吧！
现在我大概没机会弄明白究竟谁或什么东西要死了，因为看这倾盆大雨累日不停的架势，我们恐怕只能永远凋谢在自己的简易床上了。至少蕾切尔还是有用的，这辈子也就这一次吧。沮丧时，她可以引我们发笑。在模仿电台广告方面她很有天分，时尚模特的奇妙嗓音会从她的口中缓缓道出：“经医学检验，除味霜可从源头上根治狐臭和多汗症！”说到这儿，她就忽地仰起脑袋，双手高举，露出腋下的暗色汗渍。她还会做各种美发产品的广告，把她那头白色的鬃毛编成一团牛粪，盘在头顶上，“让今天拥有崭新的奢华气象！”而且她特喜欢提到雀巢速溶脱脂奶粉，“新款魔力水晶，即刻溶解！”这种奶粉早已成了我们的主食，但不会即刻溶解，而是在杯子里凝结成块，就像白色的血块。那种结晶状的奶块已让我们倒尽了胃口，就连梦里都会被呛到。
她会把那些广告说个遍，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具，但总归会慢慢消停，然后大家就都安静下来，无精打采地转身看书去了。我们的阅读材料是随机寄来的，并不怎么适合我们。这些书装在没有标签的硬纸板盒里从利奥波德维尔寄过来。我们都很怀疑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把装着好书的盒子带给了其他地方更走运的孩子。以前在伯利恒，我们组织过为穷人家的孩子募书的活动。如今，我很可怜那些孩子，他们只能耐着性子看我们那些脏兮兮的二手小说和过了气的家庭木工手册，还有人指望他们对此感激不尽。等我们回到家，我发誓，将那些最好的书读完之后，我会把它们全都捐给穷人。
我闲极无聊，便在同鲍勃西双胞胎一起寄来的一批幼儿读物里，选了本讲南希·德鲁的书。对一个已来了月经、阅读达到大学水平的少女来说，沦落到此等地步，实在让人既惭愧又懊恼。不过我也得承认，其中几本南希·德鲁还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有一本情节比较怪异，场景设在地下密室里。当时我正躺在床上昏昏欲睡，这情节把我引入邪思，使我满怀罪孽之感。空虚的心灵乃是魔鬼的作坊，我想这句话也许有点道理。每当这种时候，我确实会起些魔鬼的念头。我幻想南希沿着漫长的铸铁楼梯逐级而下，来到地狱，有个男人在最底下等着她。有时候，那男人只是一个没有脸面的影子，戴着顶帽子。有时，他会笑起来，露出漏风的牙齿，让你看见一张优雅的疤痕脸。其他时候，他就是安德伍德火腿罐头上那个堕落的红色恶魔，戴着领结，蓄着胡子，长了根箭镞般的尾巴，沾沾自喜。我第一次梦见这番场景的时候，根本搞不清自己到底是醒着还是坠入了发烧般的五彩梦里。我只知道自己突然挣脱出来，浑身笼罩着浓烈的汗味，腰以下部位在感到刺痛的同时，像是剧烈而彻底地苏醒了。我知道这种感觉实在是大错特错。即便如此，这样的梦我仍然越做越多——有时我敢肯定，刚开始做梦的时候，我是半睡半醒着的。
过了几个礼拜后，我烧得愈发明显，母亲意识到就我的年龄来说，我的个头算是大的，而且很好动，所以她之前低估了给我的奎宁剂量。原来，腰以下部位的那些感觉其实都是疟疾的附带症状。
圣诞节，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全是缝制品。我们本来就知道不能期望过高，而且，唯恐我们忘了，父亲每年圣诞节的晨间布道讲的都是，应让心灵盈满恩惠以取代物欲。可是你仍会心怀期待。我们的圣诞树就是一片棕榈叶，卡在放满石块的桶里。当我们聚到桶的四周，等着轮到自己打开那份让人精神一振的微薄礼物时，我凝视着那可怜的叶片。叶子上装饰着白色的鸡蛋花天使，边缘已经呈现出褐色了。于是我决定最好不去理会这种事。即便你最近过了没有蛋糕的十五岁生日，对圣诞节还是很难抱持这样成熟的态度。
母亲宣布，我们这些女孩子现在可以利用空闲时间把自己的胸部练大。我以前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没怎么在意。我见过漫画书背面马克·伊登公司的广告，广告上说能让你拥有让人羞于注目的那种模样。所以我一直以为把胸部练大就是练出胸肌，让上身的形体好看。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母亲说的是另一种胸部，有点像行李箱，据说女孩子可以把任何一样结婚后会用到的东西都往里塞。这也就是她让我们从大西洋那边（或偷偷摸摸或光明正大地）把刺绣用的丝线、粉色的剪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带过来的原因。
此刻，当我们躺在床上，瞅着鞋子上的霉块时，正好将全副身心投入到漫长的结婚规划中。蕾切尔和艾达被分配做嫁妆箱内的各种物件。而家事从来不是我的长项，所以我只专攻一个大项目：用十字绣绣一块桌布。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用各类颜色的线密密地缝上许多细小的X就成。桌布的图案用水消笔直接拓到亚麻布上即可，有点像数字油画。只要闲极无聊，猴子也能做这事。绣十字绣当然不需要什么才能。我觉得整件事唯一让人心生希望的，在于你以为把这件事干完后，就会有人愿意娶你。
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种事可能性不大。首先，我是个平胸，是皮包骨的那种平。当我和艾达往上跳了两个年级后，发现情形变得更糟了。起先，我们只是牧师的女儿，然后，在一片牵牛花田里，我们真的只能算是小洋葱——周围全是九年级的女孩子，她们都眉目含情，涂着粉底液，胸脯把马海毛套衫撑得鼓鼓的。没有一个男孩子正眼瞅我，除非做不出作业让我帮忙。说句老实话，我是真不在乎。你要是问我的看法，关于接吻我更关心对方的牙齿清洁状况。如果你想看星星——据蕾切尔所说，那就是全部内容了——那为什么不晚上爬到树上去看呢？当我试着去想象自己的未来时，除了当传教士、老师、农民，告诉别人天助自助者之外，我实在看不出自己还能干什么。不管怎么说，都要过某种虔诚的生活（这也意味着艾达应该不会离我很近）；我倾向于尽可能地在户外多花点时间，因上帝的造物而欣喜，而且要尽可能地穿裤子。
有时候，我也确实会想象自己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情形，否则我何必在非洲随身带着记有童年种种教训的笔记本呢？可是，没有丈夫，哪儿来的孩子让你去说教呢？看来，这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障碍。
父亲说女孩子结不了婚就是偏离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他不让艾达和我上大学的原因，而且也浪费钱——我确定他说的是实话。但不上大学，我又怎么能学到任何东西好去教给别人呢？如果某个精力充沛的美国男孩能交到一个大胸女当女朋友，又怎么会对一个磨破膝盖的地理女怪才多看两眼呢？我觉得这种事还是等等再说吧。上帝肯定很清楚自己打的是什么算盘。他会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让每一个注定当妻子的都有个丈夫。如果主不给我安排一个男朋友结婚的话，那完全是他的事。
另一方面，蕾切尔对这档子事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虽然这里听不到五黑宝乐队的新专辑、穿不了马海毛套装、没新衣服可穿、没舞可跳，可一旦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她就对嫁妆箱的想法兴奋不已，或者是假装如此吧。天哪，她趴到床上，屈着双膝，两脚上杵，双手在面前不停地鼓捣，迫不及待地忙活着嫁妆箱项目。她应该是想花一个礼拜左右把所有的事都干完吧。哦，她还在小方巾上绣上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用钩针为将来要做嫁衣的衣裙织上了衣领，还有很多东西我都说不上来。只有在这时候，她才不会眼珠子乱转，不停地捋头发，而是消停下来，老老实实地做件事儿。
艾达和我把缝纫用具拖到外面的门廊上，以便留意这世界发生的一些趣事。从听说艾达被狮子追踪的那天起，她和我之间的关系就江河日下，全村人至今还将之作为谈资。每当看见我们，他们就会特意把艾达指认出来，还模仿狮子的吼叫，这样一来我们便没法把这件事置于脑后了。但从好的方面来看，这起事件也使父亲的教堂欣欣向荣起来。村民们似乎认为如果耶稣能为一个可怜的瘸腿姑娘阻止一头狮子，那他定能为基督徒时刻保持着警醒——哈！恰好就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日常所奉的非洲神灵已对我们恼羞成怒，想要给我们一个教训的时刻。他们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就像神灵之间进行了一场摔跤比赛，耶稣和艾达脱颖而出。父亲当然说这是迷信，是把事情过度简单化。但走运的是，几天前他布道时恰好说起过但以理和狮穴的寓言，所以他们现在自然而然会为了礼拜天上教堂而挤得头破血流。艾达是因由。父亲很高兴艾达出了那样的事，说了什么倒在其次——他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搂着她的肩膀！真是太不公平了。
但我们还得继续互相做伴。被母亲的命令束缚在门廊上，好似囚于笼中的暴躁的双生熊。我们忌妒地瞅着内尔森忙忙碌碌，如入无人之境地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只要想，就能随时咔咔咔咔。他走开后，我们能看见他那块滚圆的粉色疤痕透过树隙，犹如笑意盈盈的小眼睛，自后脑勺窥伺我们。我们还能看见玛土撒拉，自由了四个月后，它仍旧盘桓于我们家四周，嘴里嘟嘟囔囔的。听见家人的声音从树枝上传来，是件很奇怪的事，仿佛我们变成了某种飞翔的精灵，只专注于花生、香蕉和老套的问候语。有时，它会把我们吓一跳，因为我们忘了它都是在茅厕里度过那一个个孤独之夜的。真的，蹲在黑暗中撒尿，听见背后有个声音宣告：“姐妹，上帝无上伟大！”那种感觉真的好怪异。但我们对它心怀愧疚，所以会在里面给它留几片水果。每到晚上，我们都会特意把茅厕门关好、上栓，以免獴和麝猫入内把它干掉。
起先，我想让玛土撒拉回来，住回鸟笼里。后来父亲对我说，这个安排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我们放走玛土撒拉，是因为对它的囚禁令我们难堪。这会让这只鹦鹉有失庄重，不似上帝所愿。于是，我就只能支持玛土撒拉去适应自由。当我们坐在外面做针线活，注视着它在树枝间摇摇摆摆地腾上挪下时，我并不清楚艾达支持的是什么。我得说她也许对此毫不在意，真的，她只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艾达就是那样。她觉得并无义务去为今后、为自己的必朽灵魂好好斟酌什么，甚至此时此地怎么样她也毫不在乎。她只会注视生活，但好坏无所谓。
当然，她不会为自己今后的主妇生活投入任何努力。艾达为嫁妆箱做的东西很是诡异、病态，围巾之类的布品都让她给镶上了黑边，母亲不知如何是好。露丝·梅不用做嫁妆箱，但她要保证不乱跑、不打碎任何东西，才可以和我们一起躺在吊床上，用纱线玩翻绳游戏。
我倚着吊床，无精打采地绣着桌布，好让母亲抱有幻想，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结婚。但只过了一会儿，我就越做越有劲儿。十字绣本身很无趣，但前景很美妙。母亲很有先见之明，让我绣植物图案，因为她知道我超爱蓬勃的绿色植株。一丛丛三色堇和玫瑰花将在桌布的四角相映成趣，与四边交错缠绕的绿藤相接。第一朵西洋玫瑰开始在我的桌布上成形，就像很久以前圣灵于基督体内显现一般。从那一刻起，我就能想象整座花园。
尽管如此，这个项目似乎依然太庞大了。蕾切尔做完了整整一套餐巾，我却只绣完一朵粉色的玫瑰。湿气太重，竟有水从我们的睫毛上滴落下来。在这潮湿的氛围里，第一束花朵花费了太长时间，金属绷子都出现了锈迹。
嫁妆箱计划并未长期占据我们的主要心力。蕾切尔想要的东西太多，材料很快用完；而我们想要的又太少，动力也很快就没了。偶尔，我还是会把桌布抽出来，想要重拾热情。我甚至向上帝祷告，让我有足够的资质成为一个妻子。但锈蚀的绷子在亚麻布上留下了一圈难看的橙色印痕，或许永远地毁了我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