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埃德加·弗里曼特。曾经是建筑承包业界的大人物。那是在明尼苏达州，在我的上辈子里。我是从怀尔曼那儿学到“上辈子”之说的。我很想把怀尔曼的事儿告诉你，但还是让我们先了解明尼苏达州的那部分吧。
要说的是：我的光辉历程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美国男子汉之路。先进了一家公司站稳了脚跟，等到节节攀升到了头，我就辞职了，开始自己创业。离开那家公司时，老板嘲笑我，说我不出一年就会破产。我猜想，每当有精明强干的年轻员工自立门户时，大多数老板都会这么说。
我呢，卓有成效。当明尼阿波利斯的圣保罗一带繁荣起来时，弗里曼特公司也兴旺发达了。时局萧条时，我从不逞强，一向谨慎从事。但我确实会在直觉上押宝，大多数时候，直觉都会帮到我。到了五十岁时，我和帕姆的身家值四千万美元。而且，我俩感情甚笃，多年不渝。我们有两个女儿，等我们的黄金岁月到头时，伊瑟在布朗大学，梅琳达在法国教书，那是她身为外国交换生的一个兼职。要是事情有什么不对劲，我和太太就会飞过去看看她。
我在某处施工现场遭遇了意外。事情倒是很简单：敞篷小货车和十二层楼高的起重机亲密接触时，输的永远是小货车，哪怕是会铃声大作的道奇公羊也没辙。我的右侧颅骨仅是开裂之伤。左侧狠狠撞上公羊的车门支柱，导致三处骨折。也可能是五处。我的记忆力比伤后好多了，但相比于受伤之前仍有天壤之别。
医生说，我受到的脑损伤叫做“对冲伤”，通常会比冲击伤带来更深远的伤害。我的肋骨断了。右臀粉碎性骨折。虽说右眼的七成视力保住了(要是天气好，还能看得更清楚)，却永远失去了右臂。
我本会送命的，但我活了下来。理论上，对冲伤会引发精神性损伤症状，一开始确实是，但慢慢消退了，差不多算消退了。等我的精神有所好转时，太太却走了，那可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完全全地走了。我们结婚有整整二十五年，但你也知道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我想，那也不要紧；走了就走了吧。了结就了结吧。有时候，完结是好事情。
我所说的精神性损伤是指一开始认不出别人是谁——甚至不认得我太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疼。现在，四年后的我已记不得那种疼痛的实感了。我知道自己在忍、在熬，那是能把人撕裂、把人疼死的痛，但现在说来好像只需动动口舌。当时的痛可不是口头说说的。当时就像身处地狱，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下了地狱。
你先是怕死，然后怕自己死不掉。这是怀尔曼说的，他一定是知道的；曾身处地狱的他很有发言权。
每时每刻，每一处都在疼。脑袋里好像总有钟在敲，敲得我头痛欲裂；全世界最大的钟表行好像开在我的脑壳里，并永远关在漆黑深夜里。由于我的右眼被撞伤了，只能透过一层血膜看世界，而我几乎不知道身在阴阳何界。所有东西都没了名字。我记得有那么一天，帕姆在房间里——我还在病房里——她站在我的床边。我气急败坏，因为她本该站在另一边，另一边有个像板条的东西，可以把屁股蛋子放上去。
“搬个朋友来，”我说，“坐在朋友上。”
“埃德加，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朋友啊，就是伙计呗！”我大喊，“把他妈的伙计拿过来，你臭婊子！”头痛得能直接把我干掉，而她哭了起来。我讨厌她哭哭啼啼的。她根本没理由哭，她又不是在笼子里的倒霉鬼，她又不需要隔着模糊的血红色看世界。笼子里的猴子不是她。接着，我的火气蹿上来了。“把小伙子拿过来，病倒！”我在乱成一团的脑瓜里找不到椅子，朋友算是最挨近的一个词儿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发火。照顾我的有两个老护士，我称其为“老菜皮一号”和“老菜皮二号”，好像她们都是色情片《苏斯大夫》里的角色。还有个志愿者担当护士助理，我叫她“菱形尿不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但这昵称同样有性联想。至少，我有。等我有点儿力气了，就开始攻击别人。有两次，我企图刺伤帕姆，其中有一次得手，尽管用的只是一把塑料餐刀，但她的小臂上还是要缝几针。还有好几次，他们必须把我捆牢在床上。
关于我的上辈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昂贵的康复病房里都快待足一个月时，有天下午很燥热，昂贵的空调机坏掉了，我被捆在床上，电视里在放肥皂剧，脑袋里有成千上万只午夜大钟在敲，右侧身体疼得火烧火燎，消失不见的右臂痒得很，消失不见的右手手指在抽搐，复方羟氢可待因止痛剂隔一阵子要停用—会儿(我不知道是多久，计算时间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一个护士从血红视野里浮上来，又一个凑到笼子前看猴子的生物，她说：“你想现在见你太太吗？”我答：“除非她带把枪来崩了我。”
你不会相信那种蚀骨的痛会消退，但它真的会。接着，他们把你运送回家，再用肌体复原的那套把戏制造的痛苦代替原先的疼痛。血红色开始从我的视野淡化。有个专攻催眠疗法的心理学家向我露了两手，教我如何处置幻觉中的疼痛、痒死人的失去的右臂。那就是卡曼。也是卡曼给我带来了瑞芭。当我跌跌撞撞走出上辈子、走进我现在居住的杜马岛时，我只带了寥寥可数的家当，瑞芭就是其一。
卡曼医生说：“在制怒心理疗程中，这是不允许的。”其实，我怀疑他在此事上说了谎，只是为了让瑞芭对我更有吸引力。他告诉我，我必须给她一个充满恨意的名字，于是，虽然她长得酷似露西·里卡多，但我想起了小时候只要看到我没把胡萝卜吃光就拧我手指头的瑞芭姑妈。拥有她还不到两天工夫，我就把这名字忘了。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每一个都会让我更愤怒：兰道尔，罗素，鲁道夫，该死的凤凰河。
那时候我已经回家住了。帕姆端着早餐进来时，准是看到了我的表情，因为我听得出她克制的语气，她不想让自己爆发。不过，就算我记不起心理医生给我的红色布片制怒娃娃叫什么名字，我还能记得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使用它。
“帕姆，”我说，“给我五分钟，控制情绪。我办得到。”
“你肯定——”
“是，就现在，带着火腿出去，用它补补你的妆。我办得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控制情绪，但理论上我就该那么说。我记不起该死的娃娃叫什么，可“我办得到”这话还记得清清楚楚。明知办不到，明知自己被毁了，被加倍地毁了，就像倾盆大雨中的倒霉鬼，可我还口口声声不停地说我行、我可以，很明显，那段生活就算走到头了。
“我行的。”我说这话时的表情只有天知道，因为她一声不吭地退出去了，托盘还在她手里，可茶杯像在跳踢踏舞般撞出响动。
等她走了，我把玩偶举到面前，死死看进它愚蠢的蓝眼睛里，与此同时，深深掐进那愚不可及的软绵绵躯体里，大拇指几乎都看不见了。“你叫什么，蝙蝠脸的小婊子？”我冲着它大吼一声。我从没想过，帕姆和日班护士就在厨房里用内部电话收听我的一言一行。跟你这么说吧：就算内部电话不管用，她们隔着门板也照样听得到。那天，我嗓子不错。
我把玩偶前前后后摇个不停。它的脑袋怦然落下，《我爱露西》剧集里经久不衰的发式、也就是人造头发飞起来。大大的蓝色卡通眼珠子好像在说，“哦哦哦，你个死男人！”活像古老动画片里的贝蒂娃娃，你至今还能时不时在有线电视里看到呢。
“你叫什么，婊子！叫什么啊，贱货！烂布头骚货！你到底叫什么？快说出你的名字！跟我说你叫什么？再不说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子，割掉你的鼻子，剥掉你的——”
就在那时，混乱如麻的神智交错碰撞，直到现在——四年后，我在墨西哥山路易斯州坦马祖卡勒小镇过着埃德加·弗里曼特的第三幕人生戏时——还会时常这么跳接思路。就在那个瞬间，我好像又坐在了货车里，硬夹写字板和放在副驾座脚垫上的铁皮午餐盒相碰，嘎啦嘎啦直响，(我怀疑自己是惟一带午饭盒去上班的美国千万富翁，但你说不定能数出一打来)苹果电脑放在我身旁的座位上。收音机里有个女人带着传福音者般的激情尖声高唱，“……红色的！”只有三个字，但足够了。那首歌唱的是，有个可怜的女人发现漂亮的女儿当了妓女。歌名叫《异想天开》，演唱者：瑞芭·麦克英泰尔。
“瑞芭，”喃喃自语的我将玩偶揽在怀里。“你叫瑞芭。瑞芭一瑞芭一瑞芭。我再也不会忘了。”结果还是忘了——隔一星期就忘了——但不再变得如此暴躁。不。我抱着她就像抱着亲爱的爱人，闭起眼睛，在车祸中毁于一旦的小货车也在幻想中重现。我在幻象中看到铁皮午餐盒和写字板上的铁夹子磕磕碰碰，也听到收音机里再次传出那歌声，以同样福音歌般的激情高唱道“红色的！”
卡曼医生称其为突破性进展。他兴奋极了。我太太看起来就没那么兴奋了，落在我脸颊上的吻仅仅出于义务。两个月后，她就跟我说想离婚。
两个月后，要么是疼痛减弱了，要么就是我的心智在处理剧痛时有了长足的进步。头还会痛，但没那么频繁了，极度的锐痛也少了；天字第一号钟表行的午夜狂响也不会一天到晚震荡在我两耳之间了。五点钟，我渴望吞下维柯丁止痛药；八点轮到复方羟氢可待因，我总是迫不及待需要止痛片——只有吞下那些神药，我才不用撑在亮红色的加拿大产拐杖上，连蹒跚的力气都没有，但不管怎么说，右臀粉碎的骨头开始愈合了。
每周一三五，素有“康复中心女王”之称的卡迪·格林会到位于梦多塔高地的弗里曼特豪宅来帮我。疗程开始前，他们允许我多吃一颗维柯丁，可等疗程结束时，我的凄惨喊声还是响彻大屋上下。我们家地下室里的娱乐室已被改装成康复中心，全套设备一应俱全，还包括无障碍热水按摩浴池。经过两个月的折磨，我可以自己下楼去了，利用晚上的时间加倍锻炼腿部，并开始尝试一些腹部康复运动。卡迪说，睡前运动个把小时会催生大脑释放内啡肽，那样我就能睡得好些。
那天晚上，我正忙着睡前运动——埃德加在搜寻狡猾的内啡肽呢，我那结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太太走下楼来，对我说，她想要离婚。
我停下正在做的事儿——仰卧起坐，盯着她看。当时我坐在一块瑜伽垫上。她站在楼梯最低的台阶上，然后，万分慎重地走过地下室。我本可以问她是不是当真，可一排排的日光灯下明亮得很，我没必要再问了。毕竟，随便哪个女人的丈夫大难不死，熬了痛苦的六个月，她都不会拿这事儿开玩笑的。我也可以问问她究竟为什么，但我很清楚答案。我看得到她胳膊上细长的白色刀疤，是我用医院餐盘里的塑料刀划的，但那只是最不起眼的一条理由。我也想起来，就在不久前，我让她把火腿端出去，顺便用它补补她脸上的妆。我考虑了一下，是否该请她三思而后行？可怒火又腾然而起。那几个月里，卡曼医生称之为“不合时宜的愤怒”就是我最丑陋不堪的好伙计。不过，哼，当时我的感受根本不像是不合时宜。
衬衫早就脱了。右肩下三英寸半就是我的右臂。我把胳膊扭向她的方位——用仅剩的肌肉所能做出的最大扭动。“瞧这儿，”我说，“送给你的中指。从这儿滚出去，要是你真那么想就快点滚蛋吧，甩手不干的臭八子。”
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可她还试着要笑。那么努力，那么让人毛骨悚然。“婊子，埃德加，”她说，“你该说婊子。”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说着，我接着做仰卧起坐。只用一条胳膊做腹肌收缩，简直难于上青天；要使劲拉动身体，却老是向一边歪倒。“我不会离开你，这才是重点。如果是我，我不会离开你。我会在泥巴、鲜血、屎尿和洒得到处都是的啤酒中撑到底。”
“那不一样。”她说，但没想去抹一把眼泪。“那不一样，你明明知道的。如果我大发脾气，我不可能把你一劈为二。”
“就算只有一条胳膊，我也能漂漂亮亮地把你一劈为二。”说着，我加快速度做仰卧起坐。
“你用刀子刺我。”好像那才是重点似的。根本不是，我们俩都知道。
“你说的是一把塑料小餐刀，那时候我差不多精神错乱，而你一直到死都会念叨这句话，就当你的墓志铭吧：‘埃迪用刀子刺我，永别了残酷的世界。’”
“你还想掐死我。”我几乎听不到她这轻声的呢喃。
我停下腰腹动作，张口结舌地瞪着她。脑袋里的钟表行开始运作了，啷当、啷当，敲啊敲。“你说什么呢？我想掐死你？我从没掐过你。”
“我知道你不会记得的，可你掐过我的脖子。而且，你不是以前的你了。”
“哦，得了吧。把新世纪学说那套狗屎留给……那个家伙……你……”我知道那个词，也看得到那个词代表的男人，可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那个光头混蛋。你在他办公室里见他。”
“我的心理医生。”她说出来了，显然，那只会让我更加恼怒。她拥有那个词儿，我不。因为她的脑袋没像果冻一样被撞得粉碎。
“你想离婚，你可以离婚。全都甩在身后，一走了之，干吗不呢？走吧，到别的地方当鳄鱼去吧。滚蛋。”
她上了楼梯，头也没回地关了门。等她走远了，我方才反应过来，我想说的其实是“鳄鱼的流泪”，到别的地方显摆鳄鱼的眼泪吧。
唉，好吧。差一丁点，就能开始折腾了。这是怀尔曼说的。
到最后，滚蛋的人是我。
除了帕姆，我的上辈子没有过别的伴侣。埃德加·弗里曼特有四条成功秘笈(欢迎您做笔记)：借款数量决不大于你的智商值的一百倍；决不向初次见面就和你称兄道弟的人借钱；日头在天时决不喝酒；选择的伴侣绝对、绝对不能是她裸身躺在水床上时你却不想去抱一抱的人。
不过，倒是有个熟人我很信得过，也确是汤姆·赖利帮我搬了家——所谓搬家，不过是从梦多塔高地带出稀稀拉拉几样东西，再搬进在法伦湖的小房子。汤姆——这个在婚姻游戏中两度败北的衰人——一路上尽担心我了。“现在的情况好比是决赛关头，你不能就这么放弃豪宅呀。除非法官判你滚蛋，你再走也不迟。你怎么能在主场获利的决胜局里弃权呢？”
我才不管什么主场优势呢；我只希望他开车时能留神看路。每当迎面而来的车逼近路中线时，我都忍不住缩紧身子。有时候，我好像在负责副驾驶位下的刹车，一惊一乍地绷紧或重踏脚底板。要说让我亲自重握方向盘，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当然啦，上帝就爱玩儿惊喜。那也是怀尔曼说的。
康复女王卡迪·格林只离过一次婚，但她和汤姆的论调完全一样。我记得她穿着紧身衣裤盘腿而坐，抓着我的腿，带着严厉而愤慨的神色说道：“你刚过鬼门关，还丢了条胳膊，可你瞧瞧啊，她想逃得远远的。就因为你神志不清、几乎不记得自个儿是谁的时候用医院里的塑料餐刀划了她一下？打死我也不能理解！难道她不懂吗，意外损伤后的情绪起伏和短期失忆是普遍现象？”
“她懂的是，她怕我。”我说。
“是吗？那好，亲爱的吉米宝宝，好好听妈妈说：找个好律师，让她为如此懦弱无用的表现付出代价。”几根头发从康复中心盖世太保帽下的马尾辫里滑出来，她把头发从前额捋到耳边。“她应该付出代价。好好看我的嘴巴要说什么：这一切不是你的错。”
“她说我试图掐死她。”
“要真有这事，被单臂伤员掐住喉咙还真能增加尿裤子的经历吧？打起精神来，埃迪，让她自食其果。我知道自己是护士，不该说这些，但我管不了那么多。她不该落井下石。”
“我觉得，除了掐她脖子、用餐刀划她之外，还有别的事情。”
“什么事？”
“我不记得了。”
“那她怎么说？”
“她没说别的。”但帕姆和我在一起那么多年，即使爱情走到了必须消极接受对方的困境，我认为自己还是很了解她的，也相信还有隐情——是的，还有别的什么事，而那才是她真正避之惟恐不及的。
搬到法伦湖后不久，两个女儿过来看我——该说是年轻的女士。她们把野餐用的劳什子都带来了。我们坐在直通湖水的栈桥长廊，松木味扑鼻而来，我们放眼湖面，小口小口嚼着三明治。那时候已过了劳动节长假，大多数泛舟玩物都靠边放好，准备来年再用。野餐篮里还有一瓶红酒，但我只喝了一点。酒精在我的止痛药物名单之首，力道最大：一杯啤酒就能把我灌醉。我的女孩们——年轻女士们——把剩下的酒分喝了，结果变得晕晕乎乎。自打我和起重机短兵相接后，梅琳达是第二次从法国回来，她不太高兴，还问我，是不是所有成年人到了五十多岁都要来这么一段不让人开心的插曲，活像在退化，而她自己到老了是不是也会如此？妹妹伊瑟靠着我开始哭，追问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特指我和她母亲——不能像以前那样相亲相爱。梅琳达说，现在不是伊瑟展示宝宝专利行为的好时机，后者向她竖了竖中指。我笑了。我忍不住要笑。然后我们仨都笑起来。
梅琳达发脾气，伊瑟哭哭啼啼，都不让人开心，但她们很诚实，对我来说，那就像伊瑟脸颊上的小胎记、梅琳达眉宇间直直的皱眉纹一样是我所熟悉的。现在她的皱眉纹还很淡。随着时间流逝，一定会变成一道深深的沟纹。
梅琳达问我接下去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想终结自己的生命，差得远呢，但我知道假如真有此意，我一定会制造出意外事件的假象。我不会把这两个年轻女士抛下，让她们尚在生命伊始的灿烂年华就背负父亲自杀身亡留下的悔恨。同样，我也不会把负疚的重担压在那个女人的心头，那个曾和我裸身躺在床上笑着、听着音响里放《塑料洋子乐队》、分享同一杯奶昔的女人。
等她们倾诉了心声——用卡曼医生的话来说：完全而彻底地交换彼此感受一一留在我回忆中的便是：我们共度一整个愉快下午，翻看老相册，追忆往昔。我想我们又大笑了好几次，但有关那段生命的记忆都不太可信。怀尔曼说，一旦开始回忆，我们都会耍老千。
伊瑟希望我们一起出去下馆子，可梅琳达必须赶在公共图书馆关门前去见朋友，我说我不想—瘸一拐地到别处去；我想读几页约翰·山德福德的新小说，然后就去睡觉。她们和我吻别——两人和好，又成好友了，便走了。
两分钟后，伊瑟又回来了。“我对琳说我忘了拿钥匙。”她说。
“我估计你没忘。”我说。
“是没忘。爸爸，你有没有伤害过妈妈？我是说，现在？故意的？”
我摇摇头，但这种表态没法让她满意。我能看出来，因为她就那么站在原地，直勾勾看进我眼睛里去。“不，”我说，“从没有过。我曾——”
“你曾经什么，爸？”
“我是说，一开始我是想划伤我自己的胳膊，但突然之间……显然那是个坏主意。我从未故意伤害她。伊瑟，别再提那事儿了。”
“那她为什么还怕你？”
“我想……因为我残疾了。”
她猛地冲进我怀里，力道大得差点儿把我俩都撞倒在沙发上。“哦，爸爸，我真抱歉。这一切实在太可恶了。”
我抚了抚她的秀发。“我知道，但你要记住——分手就和残疾一样糟。”那不是事实，但只要我够小心，伊瑟永远不会知道这句话只是个善意的谎言。
车道上传来鸣笛—声。
“去吧，”我亲了亲她沾满泪水的脸颊，“你姐姐等急了。”
她抽了抽鼻子，“她又不是第一次着急。你不会过度训练吧，嗯？”
“不会的。”
“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我，爸爸，我会搭头班飞机赶过来。”
她会的。所以我不会给她打电话。
“说定了。”我在她另—边脸蛋上又亲一下，“把这个吻捎给你姐姐。”
她点点头，出去了。我在沙发里坐下，闭上眼睛。眼睛背后，那些钟一直在敲啊敲啊敲。
下一位访客是卡曼，给我瑞芭的心理医生。我没有邀请过他。我已经有了卡迪，专攻康复术的施虐女狂人，感谢老天爷。
卡曼显然只有四十出头，走起路来却像个老人，一坐下来还会气喘吁吁，透过玳瑁架的超大眼镜片端详世界，视线还要刻意越过巨大的肚腩。他的个子非常高，还是个非常黑的黑人，五官体形都大得缺乏真实感。他那双瞪着人的圆圆大大的眼珠子、船头雕像般宏伟突出的大鼻子、图腾画里的厚嘴唇，统统能让人心生崇拜之意。亚历山大·卡曼活像挤在人类仓库里的缩小版的神。也像是五十岁生日前因心脏病或中风而亡的不二人选。
我要给他拿点饮料，他谢绝了，说不会久留，接着把手提箱放在沙发旁，好像反证刚才的话并不作数。他陷进沙发垫的海绵里，好像深及五浔(好像越陷越深——我很担心那玩意儿的弹簧断掉)，看着我，并开始喘气。
“什么风把你吹这来了？”我问。
“哦，卡迪跟我说，你打算把自个儿崩了。”他说这话的口气，俨然像在说卡迪跟我说你要开个草坪派对，KK牌甜甜圈无限量供应。“真有其事，还是谣言？”
我欲言又止。以前也有这么一次，在我十岁的时候。我从小在奥克莱儿长大，在药品店的螺旋书架上拿了本漫画书，塞在牛仔裤腰里，再放下T恤盖住它。就在我慢吞吞走出门时，一个精明的店员发现我衣服下有拱起，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掀起我的T恤。我非法所得的宝藏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她问我：“书怎么跑这儿去了？”之后整整四十多年，我再没有被简单的提问噎得张口结舌过，直到现在。
最终——显然超出了回答所需要的斟酌时限——我说，“真荒唐。我不知道她打哪儿听来这种说法。”
“不是吗？”
“不是。你真的不想来罐可乐吗？”
“谢了，不过我不需要。”
我站起来，从厨房冰箱里取出一罐可乐。我把可乐紧紧夹在断肢和胸膛之间——可以办得到，但会有点疼，我不知道你们在电影里会看到什么，但断裂的肋骨要疼上很长一段时间——再用左手扳开盖子。我是个左撇子。怀尔曼会说，悠着点，朋友。
“我倒惊讶你把她的话挺当一回事儿，”我走回客厅，一边说，“卡迪是个体能康复师，可不是精神病医师。”坐下前，我停了一下，“你也不是，事实上，就纯学术层面而言。”
卡曼张开一只巨手罩在书桌抽屉大小的耳朵后。“我是不是听到……难听的噪音？我肯定听到了！”
“你在说什么啊？”
“是某人被触怒后自我防御时的富有魅力的原始喊叫。”他假装嘲讽地眨眨眼，但那张庞大的脸孔让这机灵的表情无计可施，他只能演好滑稽戏。无论如何，我得了一分。“至于卡迪·格林，你说得对，她能知道什么呢？她整天就和截肢患者、四肢瘫痪患者、像你这样的因意外事故而残废的人，还有——同样像你这样的——脑部损伤后的康复病人打交道。卡迪干这行已经十五年了，她有的是机会看一千个残疾人面对逝去的往昔，哪怕一秒都唤不回来，所以她才很可能辨认出抑郁自杀的前兆。”
我坐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正对着沙发，愠怒地看着他。麻烦来了。人不可貌相啊，卡迪。
他向前欠了欠身……当然，考虑到他的腰身，顶多也就挪几英寸。“你必须等待。”他说。
我目瞪口呆地对着他。
他点点头。“你吃了—惊。是的。但我不是个基督徒，更别提天主教了，在自杀的问题上我的思想很开明。同样，我也信仰无限可能性的存在，我知道你也是，那就让我告诉你：要是你现在杀了自己……甚至自此过后六个月内……你太太和女儿们都会知道的。不管你干得多么干净漂亮，她们一定会知道你是自杀的。”
“我没想……”
他扬了扬手。“还有你的人寿保险公司——赔偿金可是一大笔数字哟，我肯定，他们也会轻而易举知道你是自杀。他们或许找不到证据……但一定会使劲找，不遗余力。从他们那儿会传出各色各样的谣言，最终伤及你的女儿们，不管你以为她们对此事的心理防线有多坚强，都将不堪一击。”
梅琳达很坚强，但伊瑟就不同了。梅琳达发起火来，就会把伊瑟称为“发育受阻的典型案例”，但我不认为是这样，伊瑟只是太温顺了。
“到最后，他们一定能找到证据。”卡曼耸了耸宽厚过分的雄伟双肩。“要付多少遗产税我算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你一生积蓄的一大半将被一笔勾销。”
我压根儿没想过钱的事儿。可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队保险公司调查员的身影，他们到处嗅着我的踪迹。突然间，我笑开了。
卡曼把深褐色的大手摊在制门器似的膝头，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看着我，好像在说“蛛丝马迹我都门儿清”。只不过，微笑到了他那张大脸盘上也毫无微笑可言。他让我笑了个够，然后问我什么事儿那么好笑。
“你是说我太富了，所以不该自杀。”我说。
“我是说，埃德加，现在不行，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我还要给你个建议，尽管有悖于我的实践经验。但在你这个案例上，我有强烈的直觉——和让我给你玩偶的直觉是同一类的。我建议你试试地理疗法。”
“什么疗法？”
“地理疗法是一种康复模式，戒酒患者在后期经常使用。换个地方生活，他们希望能有个崭新的开始，重新开局。”
仿佛有什么闪现了一下。虽不想称之为希望，但我确实有所触动。
“不太管用，”卡曼继续说，“就像某个无名氏老酒鬼说的至理名言，‘你把混蛋送上波士顿的飞机，在西雅图下飞机的还是个混蛋’。酒鬼的祸就是酒鬼的福，可惜大彻大悟者寥寥无几。”
“还有哪儿是留给我的？”我问。
“眼下，圣保罗郊外就是留给你的。我的建议是，拣个离这儿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动身。考虑到你有万贯家产、婚姻告急，其实你很有优势。”
“去多久？”
“起码一年。”他看着我，眼神高深莫测。他的大脸最擅长适宜蚀刻在法老墓穴里的表情，我觉得霍华德·卡特也会考虑使用。“等一年过去，埃德加，要是你想对自己下手，看在上帝——哦，不，看在你女儿们的分儿上——千万要干得漂亮点。”
深深陷下去的他好像已经和沙发合二为一了，现在开始挣扎着把自己拖出来。我上前一步想帮他，他摆摆手谢绝了。好不容易，他总算站直了，比先前更凶猛地喘大气，拾起了他的手提箱。他从六英尺半的高度俯视我，那双醒目的大眼球连同发黄的角膜被眼镜片放得更大了，眼镜度数可真深啊。
“埃德加，有什么事儿能让你开心吗？”
我就字面意思(似乎也是惟一不含潜台词的意思)想了想，说：“我以前会素描。”事实上，还不止素描，但好歹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其后的岁月里，别的事起起落落：婚姻，创业。现在这两样都不在了，或者说，正在消失。
“什么时候？”
“小时候。”
我想告诉他，以前我做梦都想进艺术学校，甚至在买得起的时候还收了些应时应景的名画册，但终究没说出口。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对艺术世界的贡献无外乎讲电话时的随手涂鸦，至于那些买来的画册，大约十年来一直放在咖啡桌上，以便给朋友们留下深刻印象。
“之后呢？”
我想撒谎——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只知埋头工作的苦力——但还是实话实说了。只要时机恰当，独臂男人就应该说实话。这不是怀尔曼说的，是我自创的。
“没再画了。”
“再捡起来，”卡曼给了我忠告，“你需要保护。”
“保护。”我呆呆地跟着念，不明就里。
“是的，埃德加。”他似乎有点惊讶，还略有失望，好像我不能理解如此浅显易懂的概念。“预防夜袭。”
过了一个多星期，汤姆·赖利又来看我。那时，树叶开始变色了，我记得店员们在沃尔玛超市里挂起了万圣节的促销海报，我在那里买了自大学以来的第一本素描簿……该死的，摘不好高中以后就没买过了。
那次他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有多尴尬，简直是坐立不安。
我问他要不要啤酒，他说好。等我从厨房回来时，他正在看我画的墨水笔画——三棵棕榈树的剪影，宽广的水面，门廊展露一角，引入左侧景深。“不错啊，”他说，“你画的？”
“才不是。是精灵。它们一到晚上就出来，给我补补鞋子，画画应景的画。”
他大笑不止，把画放回桌上。还故意用瑞典口音说，“看起来不太像明尼苏达州哦，亲爱的。”
“我照一本书画的。”我说，精确地说，原图来自房地产经纪人给的宣传单彩图。那是在所谓的“佛罗里达屋”拍的，鲑鱼角，我刚把那地方租下一年。我从没去过佛罗里达，即便有公众假期也没去，但那张图唤起了我心深处的某种萌动，那是车祸后第一次感受到切实的期待，很微渺，但存在。“汤姆，我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是生意方面……”
“实际上，帕姆要我过来和你谈。”他低垂着头。“我不想，但很难拒绝她。你知道，都是老交情了。”
“那是当然。”回首往昔，弗里曼特公司始创时只有三辆小货车、一台履带拖拉机，除此之外只有一堆春秋大梦，那时汤姆就在了。“那就和我谈吧。我不会咬你的。”
“她已经请了个律师，一往无前地要办这场离婚官司。”
“她要没这么做，反而出乎我意料了。”我说的是事实。我仍然不记得自己曾试图掐死她，但她说起那事时的眼神我记得一清二楚。所以，事情一定会走到这一步：一旦帕姆下了决心，八头牛都拽不回她。
“她想知道，你是否打算聘布仔。”
一听这话，我忍不住笑了。威廉·博兹曼三世是个衣冠楚楚、打着蝴蝶领结的六十五岁绅士，指甲修得无懈可击，是我们公司顾佣的明尼苏达州律师事务所里的领头犬，要是他知道汤姆和我整整二十年背地里喊他“布仔”，搞不好脑血栓又要发作了。
“我还没想到这一层。汤姆，怎么了？她到底想怎样？”
他喝了一半的啤酒空杯放在书架上，挨着我画到一半的傻图。他的脸颊上泛起暗沉的猪肝红。“她说，她希望一切不要做得太难看。她说，‘我不想发离婚财，也不想要争来夺去。我只想让他对我和女孩们公平些，他一直都很讲求公平，你愿意把这话转告他吗？’所以，我就来了。”他耸耸肩。
我起身走到起居室和门廊之间的落地窗前，望着外面的湖。很快，我就可以飞到仅属于我的“佛罗里达屋”，且不管那到底是什么货色，反正能把墨西哥湾一览无遗。我在想，那和我现在望着法伦湖会有什么不同，又能好到哪儿去。我想多少会有些不同，而我会为此整顿，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有所不同，就可以当作重新开局。等我转过身，却发现汤姆·赖利根本没在看我。起初我以为他肚子疼，但很快就发现，他是在强忍着不要哭出来。
“汤姆，怎么了？”我问。
他想说什么，却只能含含糊糊发出嘶哑的哽咽。他清了清嗓子再说，“老板，看到你这样，我真不习惯。只有一条胳膊。我心里很难受。”
毫无美感，毫无预备，却分外甜蜜，就像一颗子弹直中我心。我想，当时我们差一点就抱头痛哭，像奥普拉脱口秀节目里那些过分神经质的家伙。
想到那档节目，让我重新克制住了自己。“我也很难受，”我说，“但我会好起来的。真的，现在，趁你的啤酒还有汽，赶紧喝光。”
他笑起来，把瓶里剩下的谷带啤酒倒进杯子里。
“我要给你一个建议，你回头转告给她。”我说，“如果她喜欢，我们可以敲定所有细节。DIY和平谈判。不需要律师。”
“你当真吗，埃迪？”
“是的。你做个综合核算，以便我们有个基础数额可以谈。我们可以把所有财产平分四份。她拿三份——百分之七十五——其中两份是女儿的。剩下的归我。离婚手续嘛……嘿，明尼苏达是个完美无瑕的美好家园，吃过午餐我们就能出去找家大书店，买本《离婚傻瓜指南》。”
他好像很晕。“有这本书吗？”
“我没调查过，但如果没有，我就把你的衬衫嚼烂了吞下去。”
“我以为俗语都说‘吃短裤’。”
“我说的不是吗？”
“无所谓啦，埃迪，你说的办法等于是把家产分光。”
“问我是不是在乎，还是，该说衬衫？我照样关心公司，公司好好的、完整无损，经营管理的人都知道自个儿在干什么。至于家产，我提议自己动手，完成分配，肥水不流外人田，干嘛让律师再分走一杯羹呢。只要我们都讲道理，那等于帮自己省下一大笔饯。”
他的啤酒喝完了，眼神一直没离开我。“有时候我会想，你还是不是以前我那个老板呢。”他说。
“那个人死在他的货车里了。”我说。
帕姆接受了。我想，如果我把话挑明的话，她会重新接受我——而不是我提出的离婚条件，当我们共进午餐，商议细节时，那种神情一闪而过，如同阳光偶然穿透云层隙缝。但我什么都没说，佛罗里达已驻扎我心，那是新婚夫妻和半死不活的老人们的避世天堂。我相信在内心深处，就连帕姆也知道这是最好的结局——她很清楚从撞毁的道奇公羊里拖出来的那个人不再是她以前共同生活的人了，就连护住双耳的钢盔安全帽也像宠物食品一样被压得走样。和帕姆、和女儿们、和建筑公司共生的日子已然告终，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不过，还有两扇门。一扇门上写着“自杀”，正如卡曼医生所言，眼下那是个坏主意。另—扇，便是通往杜马岛。
然而，溜进那扇门之前，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的上辈子，确切地说，发生在莫妮卡·格尔斯坦的杰克罗素梗犬“甘道夫”身上。
北边树林里孤零零的那条土路走到尽头，你就能在壮观的空旷中一眼见到我的康复隐修寓所，但如果你觉得那只是一间不起眼的湖边木屋，拜托你三思后再下结论——我们说的是你最熟悉的城郊。我家就在湖畔，紫苑巷的尽头，铺砌路从东霍伊特大道直达湖岸。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就是格尔斯坦家。
十月中旬，我总算听进了卡迪·格林的建议，开始练习步行。日后我会在海岸大道上走，但刚开始时不是，哪怕只是走几步回到家，残损的臀部都会痛得哭爹叫娘(我不止一次眼泪汪汪)，但确实走上了正途。有一次短程散步归来时，刚好碰见费佛钮夫人撞上莫妮卡的狗。
费佛钮夫人开着笑死人的芥末色悍马遇见我时，回家的路已经走完了四分之三。一如往常，她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夹着香烟；也一如往常地开得飞快。我几乎没注意到，也显然没看到甘道夫猛然冲上大路，一门心思朝着莫妮卡冲去，她穿着全套女童子军行头正从街对面走来。我的注意力都在伤骨初愈的臀部。同样一如往常的是，所谓的医学奇迹会免费附送千刀万剐般的错觉在短程散步的冲刺区让我痛不欲生。
然后就听到车胎尖利嘶叫，还有个小女孩的尖叫混入其中：“甘道夫，不要啊！”
刹那间，我无比清晰地看到非现实的一景：差点儿置我于死地的起重机，往昔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一种比费佛钮夫人的悍马车身更鲜亮的黄色吞没了，也不可理喻地看到黑体字飘浮其上，越胀越大，放大到巨大：链带。
紧接着又传来甘道夫的尖叫，幻象闪回——我猜想，卡曼医生会称之为“恢复的记忆”——消失了。直到四年前十月的那个下午，我方才知道，狗也会尖叫。
我跌跌撞撞地跑起来，像螃蟹一般横着撇腿，红色拐杖砰砰有声地撞在人行道上。我肯定，若有人旁观必会觉得我的模样可笑之极，但没人注意到我。莫妮卡·格尔斯坦正跪在路中央，跪在她的狗身旁，它已倒在悍马高大而方正的车头护栏前。森林绿的制服反衬得她苍白的脸面无血色，制服上还斜挂着一条别着奖章和徽章的肩带。肩带的下方已浸在了甘道夫汩汩而出的一摊血里。
费佛钮夫人从悍马车高得可笑的驾驶座上半跳半落地下来。艾娃·格尔斯坦从她家的前门奔跑而来，大叫她女儿的名字。格尔斯坦夫人宽松的上衣只扣了几个扣子，脚上什么也没穿。
“别碰它，宝贝，别碰它。”费佛钮夫人说。香烟依然夹在指间，她紧张万分地吸了一口。
莫妮卡没理她。她抚摩着甘道夫的身体。她一碰，那条狗又嘶叫起来——那真的是尖声嘶叫——莫妮卡用手背抹了抹眼睛，她摇起头来。我不想责怪她。
费佛钮夫人伸手想去拉女孩，又改了主意。她退了两步，靠在悍马高耸的车身上，仰头看天。
格尔斯坦夫人跪在她女儿的身旁。“甜心，哦，我的小甜心，别这样。”
甘道夫倒在路上，倒在从它体内流出的血泊里，呜呜叫。现在我又能记起起重机发出的声响了。不是正常的哔噗一哔噗的低鸣(倒车警示装置坏了)，而是柴油发动机发出的急剧颤抖的轰鸣，还有轮胎吃进土里的声响。
“带她进屋吧，艾娃，”我说，“带她回家去。”
格尔斯坦夫人的一臂揽着女儿的肩，想催她起身。“来吧，甜心，进屋去。”
“不带甘道夫我就不回去。”莫妮卡十一岁，但很早熟，可就在眨眼间，她好像又退回到三岁了，“没有我的狗狗我就不！”她的勋章肩带，最下面的三英寸现在完全被血浸透了，黏黏的摊在裙子上，一道长长的血痕溅流到她的小腿上。
“莫妮卡，进屋给兽医打电话吧，”我对她说，“就说甘道夫被车撞了。叫他立刻赶来。你去打电话的时候我会陪着甘道夫的。”
莫妮卡看着我，眼里不仅满溢悲伤，也不止是震惊。那双眼很疯狂。我很了解那种眼神。我常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疯狂的眼神。“你保证？对天发誓？以妈妈的名字？”
“我保证，对天发誓，以妈妈的名字。去吧。”
她跟着妈妈走了，一路走还扭头回望，踏上门阶进门前又丧亲般哭喊起来。为了在甘道夫身边跪坐下来，我必须手扶悍马的挡泥板慢慢往下蹭，老样子，痛苦万分地往左倾斜，尽量不让右臀有任何多余的弯折动作。可依然疼得喊出了声，我心想，要是没人帮一把，我大概再也站不起来了。费佛钮太太是指望不上了，她走到大路左边，两腿僵直叉开，深深弯下腰去，好像要给皇帝行礼，然后就吐在了沟渠里。吐的时候，香烟燃到了尽头，还在她手指间夹着。
我转身去看甘道夫，它被撞伤了后腿和臀部，脊骨碎了。鲜血和屎尿从两条断腿间缓缓流泻而出。它抬眼看我，就在那双眼里，我分明见到某种恐怖的希望之光。它的舌头耷拉在嘴外，舔了舔我左手腕的内侧。舌头干得像地毯，而且很冷。甘道夫要死了，但或许还不会马上咽气。莫妮卡很快就会回来的，等她回来，我不想它在她的左手腕上这样舔一下，这样活着。
我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没人能看到我这样做，莫妮卡和她妈妈都在屋子里。费佛钮太太还没转过身来。就算有人走到窗边，透过街边矮树丛(或他们门前的草坪)朝这儿望，视线也会被悍马挡住，根本看不到我坐在狗身旁，右腿别扭地支棱在—侧。我有机会，但时机转瞬即逝，如果我停下来思考自己要干什么，机会就会流失。
于是，我用双臂托住甘道夫的上半身，没有半秒停顿，我仿佛又回到了萨顿大道工地，弗里曼特公司打算在那里建造四十层楼的银行大厦。我又坐在了自己的敞篷小货车里。收音机里的瑞芭·麦克英泰尔在唱《异想天开》。尽管没听到倒退警示音，我却已经意识到起重机的声音太响了，我突然发现，当我扭头看出右边车窗时，原本该有的世界却不见了。那一边的世界被黄色取代了。黑字体飘浮半空：链带。字在放大。我打着方向盘，想让公羊左转，车子却停在原地不动，我便知道一切都太迟了。金属挤压的尖利声响起，完全淹没了收音机里的乐声，并将车厢右侧迅速压向左侧，因为起重机已冲入我的车内，窃走了我的空间，货车开始倾斜。我费力摸索驾驶座旁的车门，但情况不妙，我本该一开始就这么做，可眨眼间一切都太晚了。挡风玻璃像冻牛奶被撞碎，裂成千万碎屑迸射四方，就在那时，我面前的世界消失了。接着，又回复到工地场景，视像仍在扭曲，挡风玻璃还在飞。飞散？简直像中间弯曲的张张纸牌飞射空中，而我双肘撑在车喇叭上，趴下身子，右臂正在完成它最后的使命。我几乎听不到汽车喇叭声，完全被起重机发动机覆盖了。链带仍在逼近，冲撞副驾座的车门，封杀副驾座下的空间，把仪表盘震成塑料碎块。仪表板下的储物屉遭遇天蹋地崩，里面的零碎杂物四处飞散。收音机没声儿了，我的午餐盒也步了仪表盘的后尘，只见链带寸寸逼来。链带就在我的上方，我甚至可以伸出舌头去舔，舔那该死的连字符。我开始尖叫，因为重压开始了。先是右臂在挤压我的身体，接着蔓延周身，接着骨裂筋断。鲜血像一桶倒翻的热水烘浸在大腿上，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碎裂。或许是肋骨。听来像是鸡骨头被踩在靴底。
我把甘道夫揽在身前，想着，搬个朋友来，坐在朋友上，坐在该死的伴儿上！你个臭八子！
现在我正坐在朋友上，坐在该死的伴儿上，那感觉如归家般熟稔，但家也不再像家了，因为欧陆一切大自鸣钟在我裂缝丛生的脑壳里轰响，可我记不起来卡曼给我的娃娃叫什么，我能记起的全都是R打头的男孩名：兰道尔，罗素，鲁道尔夫，他妈的凤凰河。她带着水果和该死的综合奶酪进来时，我对她说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让她给我五分钟就好。我办得到，我对自己说，因为这是卡曼给我的小妙方。惟一的出口，哔噗低呜的倒车警示音，那是在说，帕姆，小心啊，埃德加要倒车啦。可她没走，而是拿起托盘上的餐巾纸，企图抹掉我额头上的恼怒，我就在这时掐住了她的喉咙，因为在那个瞬间，我认为自已记不起娃娃的名字该归罪于她，每—件事都是她的错，包括链带。我是用好的左手掐的。在那儿秒钟里，我想要杀了她，谁知道呢，或许我试着去杀她。现在我都知道了，我宁可牢记地球上所有车祸的细节，也不愿去记她在我钳子般的手下挣扎时的眼神。接着我又想到，那是红色的！便松手放开了她。
我把甘道夫揽在胸前，就像以前我抱着婴儿时的女儿，我想，我办得到。我办得到。这事儿我办得到。我感到甘道夫的血像热水渗进了我的长裤，我想，继续啊，可悲的混蛋，从道奇里滚出来。
我抱着甘道夫在想，活生生被压得半死该是怎样的感觉？车厢扭曲着吞噬你身边的每一丝空气，将每一丝气息挤出你的身体，鲜血喷鼻而出，意识飘忽时还能听到断裂的声响，那是骨头在你的体内断破分裂；你的肋骨、你的手臂、你的臀骨、你的腿骨、你的面颊骨和那该死的颅骨。
我抱着莫妮卡的狗在想，在那种凄惨的胜利感中想：那是红色的！
那个时刻我陷在被那种红色冲破的黑暗里，然后睁开双眼。我紧抓着甘道夫，用左臂将它摁在胸前，它正举目瞪视我的脸——
不，视线穿透过去。穿透了天空。
“弗里曼特先生？”那是约翰·黑斯汀，住在格尔斯坦家隔壁第二栋房子里的老家伙。英国斜纹软呢帽，毛衣背心，看上去他都准备好去苏格兰荒野里徒步旅行了。只不过，那惊惶的神态是在说，今日大凶、不宜郊游。“埃德加？你可以放手了。那狗已经死了。”
“是的，”我说着，松开紧攥甘道夫的手。“你能帮我站起来吗？”
“我不能肯定我的力气是否够大，”约翰说，“要我出手，倒像会把咱俩都拖倒在地。”
“那就进屋，看看格尔斯坦母女好不好。”我说。
“这是她的狗，”他说，“我刚才还指望……”他摇了摇头。
“是她的。”我说，“我不想她出来看到这一幕。”
“当然，可——”
“我来帮他。”费佛钮太太说道。她看起来好点了，烟头也扔掉了。她托住我的右腋，又迟疑了一下，“这样会弄疼你吗？”
会，但总比让我这样瘫坐在地上强，我这么对她说。约翰走上格尔斯坦家的门前小道时，我一把抓牢悍马的保险杠。两人合力之下，我又站了起来。
“我想你没什么东西能盖住那条狗吧？”
“事实上，还真有条破毯子在后备箱里。”
“好。好极了。”
她往车后头走去——这段路可不短呢，你得考虑悍马车身有多长，然后走回来。“感谢上帝，它死在小姑娘回来之前。”
“是啊。”我说。“感谢上帝。”
走回路尽头的我家小屋没多远，但一样得慢慢拖着走。等我到家时，甘道夫的血已经凝在我的衬衣上，连手也疼起来，我得给左手起个绰号了，就叫“拐杖拳”。门柱和纱门间夹了一张卡片。我把它抽出来。微笑的女童子军举手敬礼，下方印着这条消息：
近邻好友前来拜访
带着美味可口的女童子军曲奇饼干！
虽然今日未能有幸见到您，
莫妮卡还将改日再访！
回头见！
莫妮卡把名字的i画成了一张笑脸。我揉起卡片，蹒跚地走向淋浴室的路上，随手扔进了废纸篓。我把衬衫、牛仔裤、血点斑斑的内衣全都扔进了垃圾桶。再也不想看到这些东西。
购置两年的凌志车停在车道上，但自车祸那天后，我再也不曾坐在方向盘后面。有个住在附近的学生仔每周三次来帮我跑腿打杂。只要我开口，卡迪·格林也愿意帮我到最近的小超市捎点东西，要不就在折磨人的小课开始前开车带我去巨弹超市(做定完康复课程我就累趴下了)。要是你跟我说，那年秋天我还会自己驾车，我准会大笑一通。不是因为臀腿还疼，而是一想到开车我就会一身冷汗。
可淋浴后不久，我就在这么干了：欠身坐进驾驶座，插入钥匙，点火，倒出车道时还越过右肩朝后看，平时只服两片复方羟氢可待因，可那天我吞了四片粉红色小药丸，赌一把吧，看看它们能不能让我撑住，把车顺利开到东霍伊特路和东岸大道交叉口的“停车买”小铺，最好别发疯，也别撞死谁。
我没在店里逗留很久。那根本算不上正常意义上的杂货采买，而是冲锋逃命——直奔肉类冰柜，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一长段路，直达“十件以下快速购买通道”，没有优惠券，没有东西需要申报。尽管如此，等我回到紫苑巷时，我已全身麻痹。要有个警察拦下，我根本过不了清醒度测试。
没人拦我。我开过了格尔斯坦家，车道上停了四辆车，路边还至少泊了六七辆，每扇窗里都灯火通明。莫妮卡的妈妈拨打了心灵鸡汤紧急热线求助四方，看起来，有不少亲朋好友都快速应答了。他们真棒。对莫妮卡真好。
不到一分钟后，我驶回自家车道。尽管药物作用还在，我的右腿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移动时仍会抽搐，而且，我头痛——只不过是老掉牙的紧张性头痛。我的紧要问题是饥饿。那才是驱使我鲁莽出行的动机。饥饿，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感受似乎还太温和了。我贪婪地想要狼吞虎咽，冰箱里剩下的肉末番茄烤宽面条无法满足我。冰箱里有肉，但不够。
我拄着拐杖东倒西歪地进了屋，在复方羟氢可待因的药力下眼冒金星，我从炉灶下的抽屉里取出平底锅，搁在灶口上。再把旋钮拧到最高档，几乎听不到煤气点火时的“砰”一声。我忙不迭地撕掉一包绞细牛腰肉的塑料包装纸，再把肉扔进平底锅里，等不及打开炉灶旁的抽屉拿铲子，就直接用手掌把肉捣开、铺平。
回到屋里，甩掉衣服，爬进浴池，我完全可以假装把胃里的搅动误认为是恶心——这挺说得通的。然而，等我把肥皂冲洗干净时，搅动已升级为持续、低沉的隆隆低吼，活像空转的大马力机车。药物起到了一点抑制作用，但现在又恢复了，甚至比先前更糟。我记不得这辈子有过如此饥饿难耐的时候。
我把大得近乎荒诞的肉饼翻个身，试着数到三十。我估摸着，在高温中效到三十至少能和人们说的“煎肉饼”的本意擦个边。要是我能想到在风扇上翻肉还能吹散肉香，说不定早就干了。结果，我连二十都没数到，数到十七时，我抓来纸餐具，将汉堡肉饼翻身入盘，就靠着厨房流理台，将半生的牛肉饼送进了肚里，风卷残云，吃到一半时，我看到血水从红肉间渗流出来，突然想到甘道夫举目望我的情景，栩栩如生如在眼前，那时鲜血屎尿从它残破的下肢间流出来，后腿的毛皮全都浸透了。我的胃没怎么颤，只是急不可耐地想要更多食物，我很饿。
饿。
那天晚上，我梦到自己在多年来和帕姆同床共枕的卧室里。她在我身边睡着了，所以她听不到有个嘶哑的声音从漆黑大屋下面的什么地方传来：“新婚，将死，新婚，将死。”听来犹似机械装置，但卡在了某处。我摇了摇妻子，可她只是翻了个身，用背对着我。梦最能吐露真相，不是吗？
我爬起来，下楼去，抓着扶栏以弥补右腿使不上的劲儿。抓着那熟悉的光滑扶手时，也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当我走完最后一级阶梯时，我突然反应过来，不管是不是真的，这是个右撇子的世界——吉他都是给右手造的，学校书桌、美国车上的控制盘都是。我和家人住的房子也不例外，扶手也不例外：在右边，因为我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是右撇子，因为有所谓“大多数”的原则，我的建筑公司是根据我的设计建造了这栋房子。
然而，我的手一直紧紧握着扶栏。
当然啦，我心想，因为这是一个梦。就像今天下午那样，你知道的吧？
甘道夫不是梦，我在心里反驳，房子里那个陌生人的声音比先前更近了些，仍在反复地说，“新婚，将死”，一遍又一遍。不管那是谁，这个人肯定在起居室，我不想进去。
不，甘道夫不是梦，我心想。也许，产生这种想法是我幻觉中的右手。是梦杀了他。
狗是自然死亡，对吗？那个声音是想告诉我这一点吗？因为我不认为甘道夫是自然而然死去的，我以为它需要帮助。
我走进昔日的起居室。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脚步在动，我走起来就像你在梦中走，仿佛是世界在绕着你走，潮涌回退，如有某种夸张的视觉特效。就在那儿，坐在帕姆的波士顿老摇椅里的，是制怒娃娃，瑞芭，现在她已长成真人大小。她的双脚穿着玛莉珍妮怀旧淑女鞋，垂在地板上一丁点，前前后后地荡着，往上便是恐怖的粉色的腿，没有骨头。她用那双空洞的眼睛瞪着我。草莓色的人造卷发前前后后地弹荡跃扬，她的嘴上沾了血，在我的梦里，我知道那不是人类的血或狗的血，而是我根本没熟的牛肉饼里渗出的东西——肉饼吃完后，我把纸盘子上的这东西都舔干净了。
坏青蛙在追我们！瑞芭喊起来。它有尖牙！
尖牙！——我挺起身时这个词儿还萦绕在我脑海里，十月的月光凉冰冰地洒在我膝头。我很想大声尖叫，可发出的声音只是一段沉默的喘息。心跳如雷轰。我伸手摸到床头灯，感谢老天爷，还好没把它打翻在地，以前就有过一次，我看到灯座已有一半被推出了台面。收音机闹钟显示。凌晨三时十九分。
我摆腿下地，拿到了电话机。如果你真的需要我，给我电话，卡曼曾这样说过，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如果卧室电话本里有他的号码，我说不定就真打过去了。可是现实再—次验明真身——这儿是法伦湖小屋，不是梦多塔高地的大屋，楼下也没有嘶哑的话音——急迫的情绪过去了。
坐在波士顿摇椅里的制怒娃娃瑞芭，长到了真人大小。好吧，干吗不可以呢？我确实愤怒了，尽管对费佛钮太太的火气比对甘道夫的更盛几分，但我根本不知道长牙齿的青蛙和波士顿摇椅里的豌豆价钱有什么关系。似乎对我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莫妮卡的狗。是我杀死了甘道夫，还是他血流而尽、自然而亡？
或许问题是在于，为什么那之后我变得如此饥饿？或许这才是关键。
如此饥饿地想吃肉。
“我双手抱起它。”我喃喃自语。
你的一只手，你是说，因为你现在只有一条胳膊啦。只有左手完好。
可我的记忆却在说：双手抱着它，复数。要引开我的怒气。
(那是红色的)
引向那个夹着烟、打手机的蠢女人，也不知怎么的，该引回我自己，犹如陷入疯癫癫的封闭回环线路……双手抱起它……显然是幻觉，但是的，我的记忆就是那样的。
双手抱着它。
用左肘垫着它脖子，这样我就能用右手掐死它。
掐死它，把它拖出悲惨境地。
我没穿衬衣睡觉，也就很容易看清自己的断肢。我只能偏转脑袋去看。只能略微摆动一下，不能再动了。我试了好多次，然后仰头看着天花板。心跳慢下来了。
“狗死于撞伤，”我说，“以及惊吓。验尸就能证明。”
只不过，在一个粗心而分神的女人驾驶悍马把狗撞得血肉模糊而死之后，不会有人给这条狗验尸。
我看着天花板，希望此生已经告终。这不快乐的生活却是自信满满地开始的。我觉得那天晚上没法再睡了，但最终还是睡着了。到最后，我们总是因忧虑而殚精竭虑。
那是怀尔曼说的。
如何作画(二)
记住，真相隐于细节。不管你如何打量这个世界，不管那将赋予你身为艺术家的作品以何种风格，真相总在细节之中。当然，魔鬼也在那里头——每个人都这么说——但或许真相和魔鬼只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名字。这是可能的，你懂。
再去假想那个小女孩，从马车上摔下来的女孩。砸到石块上的是她的右脑，但忍受创伤痛楚的却是左脑——对冲伤，记得吗？左脑是布罗卡区之所在，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才发现它的存在。布罗卡区掌控语言能力。受到重创之后，你失去了你所有的言语，有时是暂时性的，有时则是永久性的。尽管所言和所见紧密联系，但毕竟所言并非所见。
小女孩还看得见。
她看到了五个姐妹，她们的衣裙，看到她们从外面进来时，头发被狂风吹得纠结如乱麻。她看到了她父亲的胡须，如今巳夹杂灰髯。她看到了南·梅尔达——不止是管家，也是这个小女孩所知的、最像母亲的女性。她看到南妮洗衣服时裹在头上的披巾；她看到打在头巾前面的结，就在南·梅尔达高高的褐色前额上；她看到南·梅尔达的银镯子，也看到镯子在窗间泻下的阳光里一闪一闪如星光的反耀。
细节，所有的细节，真相就在细节里。
所见一切会不会叫嚣成言语，哪怕是在被毁的头脑里？受伤的大脑？哦，一定会，一定的。
她想，我的头受伤了。
她想，出了什么事，而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道所有这些包围自己的明晃晃的视像是什么。
她想，莉比？我的名字是莉比吗？以前我是知道的。以前我知道该怎么说，可现在，我的词句就像水里的游鱼。我想要唇上有胡子的那个男人。
她想，那是我爹地，我想叫出他的名字，可话到嘴边就成“了！了！了！”，因为有只鸟飞过我的窗口。我看得见每一根羽毛。我看到它的眼睛很像玻璃。我看到它的一条腿，像折了一样弯起来，那个词是畸、怪。我头疼。
姑娘们进来了。玛丽娅和汉娜进来了。她喜欢双胞胎，但不太喜欢她俩。双胞胎很小，像她。
她想，以前会说话的时候，我叫玛丽娅和汉娜“大刻薄鬼”，并猛然意识到她又知道这一点了。又是一件回到脑袋里的事。又是一个细节的名字。她会再次忘记，但下一次要是记起来了，她就能记得久些，她几乎很肯定。
她想，我想说汉娜的时候，我说“了！了！”。想说玛丽娅的时候，我说“伊！伊！”她们就大笑，刻薄鬼。我哭。我想要我爹地，可不记得怎么说他的名字，那个词又不见了。词语就像鸟，飞啊飞啊飞走了。我的姐姐们都说话，说啊说啊说。我的嗓子很干。我想说，渴，说出来的是“噶！噶！”可她们只是笑，那些刻薄鬼。我缠着绷带，闻着碘酒的味道，出汗出得臭烘烘的，就那么听她们笑。我朝她们死命地叫，大声地叫，然后她们跑开了。南·梅尔达来了，她的头全是红色的，因为她的头发包在披巾里。她戴的圆圈在阳光下闪啊闪啊闪，你会说那种圆圈该叫做“手镯”。我说“噶！噶！”，南·梅尔达听不懂。于是我又说“屁！屁！”南就带我去便壶那儿，其实我不需要尿尿。我坐在便壶上，看到什么指什么。“屁！屁！”爹地进来了，“这儿嚷嚷什么呢？”他的脸上满是白沫沫，只有一条光滑的长方块，那是他用刀片把胡子刮掉的地方。他看到我指的是什么了，他明白了。“她怎么渴了呀。”倒满水杯。房间里阳光明媚。灰尘在太阳下飘浮，他的手连同水杯穿过阳光，你会说那就是“美”。我喝光了水，一滴不剩。喝完了我再叫，但得到的东西比水更好。他亲我。亲啊亲啊亲，又抱啊抱啊抱，我想叫他——“爹地！”——可还是没叫出来。我就变着法儿想他的名字，然后想到了约翰，我脑子里想着约翰，“爹地”脱口而出，他又抱了我更多次。
她想，爹地是我到了这边后的第—个词，这—边全是坏事情。
真相就在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