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并不值钱，道理也不值钱，过程中的细节才值钱。
“巴黎值得死掉二十万人。”策划发动起义的罗尔上校说。尽管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巴黎的毁灭，但他相信，掌握了大部分巴黎地下武装力量的法国共产党，还有许多在德军铁蹄下生活了四年的爱国的法国人，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
流亡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将军绝对不允许巴黎发生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而让自己失去对这个即将解放的国家的控制权，他为此命令负责空投武器的人：“任何武器都不得直接空投给共产党人，或者结果可能落入他们手中。”
在希特勒的眼中，值得为巴黎死掉的人当然更多。他下令给所有与巴黎有关的人：“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当巴黎解放那一天，他还在念念不忘地问：“巴黎烧了吗？”
巴黎成了三方争夺的目标，而最有能力拿下这座城市的人却不愿意加入这场争夺。盟军的计划是延缓巴黎的解放，而避免陷入消耗巨大的城市巷战，并且，攻占后的巴黎需要相当于八个作战师的力量来维持，同时要耗掉第二战场全部部队四分之一的油源。
紧张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斗争开始了。
《巴黎烧了吗？》记录的便是1944年的巴黎所度过的那个惊心动魄的8月。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他们在巴黎解放20年后推出的这部30万字的报告文学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的名篇。今年，拉莱·科林斯于6月20日去世，该书中文版也由译林出版社重新包装出版，这是董乐山先生的最后一部译作。
这本书对我来说，上大学时只是外国新闻事业史中的一个填空题。后来读到它的时候，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所以前段时间和年轻同事探讨业务，说到新闻采写中的细部训练，对方让我推荐范本，我毫不犹豫地说，《巴黎烧了吗？》。
这本书我看了没几页，便后悔自己如果早些年读到它，就会对我的新闻和写作生涯大有帮助。不过话说回来，没有那几年无头苍蝇似的瞎撞的经历，可能也很难懂得个中微妙之处。也许只有自己尝过了甘苦，才能体会人家写出这样的书来是多么不容易又了不起。
如今时兴一个词儿叫“宏大叙事”，遗憾的是，许多人把这个帽子扣在某些作品身上，更衬出了被装饰者一点儿都不宏大的寒酸。跟这哥俩学学什么是宏大叙事吧：除了细节，还是细节。他们用三年时间搜集材料，采访了800多人，敢于宣称自己的作品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1944年8月25日盟军攻进巴黎，该书用了足足17页的篇幅来写巴黎人对解放者的欢迎场面，有名有姓的人达上百人之多，所用故事之生动，细节之完整，绝对到了奢侈的地步。
在许多时候，结局并不值钱，道理也不值钱，过程中的细节才值钱。事实上，“用细节说话”也是最费劲的，所以许多人宁愿轻轻一笔带过，却并不愿意下笨工夫去寻幽探微。而真正有感染力的地方正在这里：肖尔铁茨去“狼穴”领命，他的勤务兵梅耶下士希望自己的长官不要回来得太早，因为当天晚上他要去看自己十个月以来的第一部电影，这是歌剧院大道旺多姆电影院放映的德国喜剧片《布克霍尔斯一家》的上集，而下集要到下星期才放。梅耶不想错过它。
能够下笨工夫去采集，同样需要高智商来剪裁。新闻写作就像罗丹的雕塑理论：把一块石头上没用的东西去掉，剩下就是自己的作品了。说来简单，但如何剔除没用的，进而凸显出有用的东西，绝对需要高超的叙述技巧和文字功底。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做到了，他们将丰富的素材有机的捏合在一起，把几百人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每一章每一节都有跌宕起伏的高潮和剧力千钧的气势，使这部纪实作品优于一切惊险小说。
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请允许我抄录几句，来体会书中那种平静潜流下紧张不安的气息。这一段发生在临危受命的肖尔铁茨离开希特勒、去巴黎赴任之前去探望自己的家——对不起，“临危受命”是我拉来的，他们两位才从来不屑用呢，他们只会让你不得不想到这个词：
“在黑色霍奇牌汽车把她丈夫送往西方去之前的几分钟，肖尔铁茨太太注意到将军的勤务兵突然又奔到他的房间里，取来一只大手提箱。她知道，那只手提箱里装的是她丈夫的平民服装。”
《巴黎烧了吗？》片段
君子
盟军攻占巴黎前夕，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开始撤出这座城市，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住在帝国饭店的一个军官把窗帘扯下来塞进手提箱，说“以后要用它做衣服”；佛罗里达饭店里的一位中尉用电话线捆好一摞床单后，想了一想，把电话机也拿走了；在拉马丁广场，一群德国通讯兵在邻居的注视下运走了几头养在花园里的猪。
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个党卫军上校临走前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他并不由衷的接待”。他写道：“我离开这所公寓时，里面一切如旧。煤气、电力、电话的账单都已经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给过。”他告诉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法奸
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泰丁格在德军巴黎战区司令官冯·肖尔铁茨的面前，看到了这位普鲁士军人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坚定决心。
趁着肖尔铁茨说得太激动而气喘咳嗽的当儿，他建议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
面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美丽城市，泰丁格向那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一次最后的陈词：“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跋涉
巴黎弗莱斯纳监狱的大门打开了，2000多名囚犯要被押解到德国集中营，其中有巴黎抵抗运动的领袖皮埃尔·勒福歇，他的妻子玛丽·海伦·勒福歇在监狱门口看到了丈夫。
“他活着，他活着！”她小声对自己叫出声来。囚犯们被押上公共汽车。登车的一刹那，皮埃尔冲她微微抬一下头。“他瞧见了我！”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了。
公共汽车引擎发动了。玛丽·海伦跑回自己的自行车旁，跨上车，跟着汽车向前蹬去。
她的丈夫被押上一列火车。火车开动，她继续骑着自行车跟去。她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她决心要跟着丈夫的囚车去，能走多远就多远。
火车将她越甩越远，但她继续蹬着自行车。
抵抗组织试图解救这列囚车，未能成功，但却给了海伦时间。当德国人赶俘虏们沿着被炸毁的铁轨去新的一列火车时，海伦追上了他们。她推着自行车，在野菊丛中冲过来，到了丈夫面前。她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是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白手帕，为他擦去眼角的污垢。
她永远不会弄清楚，丈夫身后的那个党卫军警卫为什么那么宽容，只是冷淡地耸一耸肩，就让她走在脸色苍白、步履蹒跚的丈夫身边。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地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享受丈夫依然存在的幽默感：“我要答应你一件事情，有了这次旅行经验，我以后永远不会同你争论卧铺车的价格了。”
列车开动，那个纤小的白色身影仍旧跟在后面。两天半的时间里，她不睡不息跋涉183公里，走了去德国的四分之三路程。
红十字会最后的营救宣告失败。在南锡火车站，她双手抱着战前买的朗万牌手提包，嘴唇轻轻的翕动着，不时做个祈祷。她昂然站在那里，毫无低声下气之色，看着火车慢慢滑出车站，消失在她的视野中。
玛丽·海伦折回巴黎，但她并没有放弃。巴黎解放后，她乘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穿过美军和德军的战线，回到南锡，找到巴黎一些朋友认识的一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通过与其有过黑市交易的法国人对他施加的压力，终于说服他带她乘坐法国参谋部的汽车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把皮埃尔领了出来，然后三人开车回到南锡，并最终把丈夫带回巴黎的家中。
那列火车上的2453名囚犯，最后回到巴黎的不到300人。
俘虏
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南泰尔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将两个正在饭馆喝白兰地的德国鬼子缴械，然后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向那两人脸上吐唾沫的愤怒同胞，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他点头说：“谢谢。”
六小时后，路易·贝尔蒂和20名同样遭到镇压的同志被押到纳伊的德军指挥所，排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在他们面前挨个走过，正是贝尔蒂得意地俘获过的两个德国鬼子之一。显然，他是奉命来指认俘虏他的人。当那个兵绕着圈走近他时，贝尔蒂吓得全身发软。
那个德国兵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做了一个姿势，一个似乎是把脸郏上的唾沫抹掉的姿势，然后，他没有露出丝毫认识的迹象，就走向下一个人。
婚礼
巴黎起义了。保尔·马斯比奥上校带着六名部下，冲进巴黎第一区区公所。
区公所里，维希政权的区长亨利·夏德维尔正要主持一个婚礼，结果被挥舞着手枪的起义者解除了职务，并遭逮捕。
在新娘的哭声中，马斯比奥上校先庄严地宣布，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他接管第一区的区政府。然后，他用同样庄严的语调宣布，婚礼继续举行。“根据抵抗运动授予我的权力”，他完成了自己作为法国首都第一区新区长的第一个公务行动：宣布莉西安娜·提尔和纳西斯·费蒂佛结为夫妇。
站在他对面的，只有新娘，新郎身在德国一个战俘营里。等了三年的莉西安娜·提尔举行的是新郎缺席的代理婚礼。
新闻
盟军决定向巴黎发动攻击，随军记者们的新闻竞争也开始了，许多人都立誓要做从解放了的首都发出广播的第一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得到一条珍贵的情报：他碰到布雷德莱将军，将军无意中谈及“看来法国第二装甲师要去解放巴黎了”。经验丰富的他知道届时可能找不到播发台，便事先录制了一则宣告巴黎解放的新闻，并将这条关于那个时刻的兴奋和戏剧性的报道送到伦敦，以备公司在那个伟大时刻来临时可以立刻向全球转播。
盟军总部的战地检查官没法听那盘录音带，就将其转送到伦敦，而伦敦的检查官以为它已经过战地检查官的审查，便将其发还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分钟之内，科林伍德关于巴黎解放的生动描述传遍了全世界，正在激战的抵抗组织、坚守巴黎的德军以及向巴黎挺进的盟军，以非常吃惊的态度收听了这则消息。
新闻发布两天后，巴黎解放的新闻发生了。没有人能抢在科林伍德之前。
利益
德国军事情报局特务鲍比·本德对盟军的联络人一一指出了通向巴黎各条道路上德军的每一个设防工事。这位一度风度优雅的花花公子一甩他发白双鬓的头发，咽下最后一口威士忌，对面前的年轻人说：“如果说我刚才透露的一些情况使你感到惊异，那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然后他把枪套解开，交给身边的法国人：“现在，我认为自己已是你的俘虏了。”
法国人告诉他，他没有时间，要到明天才能把他带去当俘虏。
按照鲍比·本德指点的路线，盟军攻进巴黎。在24小时内第二次，他向那个法国人投降，这次，对方接受了。
误伤
拉莱·凯里中士许诺要做第一个进巴黎的美国兵。他开着吉普超过战友，向圣克卢桥直冲过去，高兴得大声欢叫。在桥的另一头，消防员让·大卫看到这驾奇怪的车辆，那钢盔，那制服，以为这些人只能是德国兵。他端起毛瑟枪，把弹匣里的子弹一口气都打了出去。凯里被击中六枪，流着血掉到人行道上，距离巴黎的市区界线还差五十码。
凯里被送到玛塞尔·托马斯的药房。他告诉周围人“不要责怪”大卫，并把口袋里的香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三天后，充满悔恨与悲伤之情的大卫带着一瓶酒来医院探视了他。
瘫痪的凯里被送回美国，仍与托马斯小姐保持着联系。一年后，他死于这次受伤。在写给托马斯小姐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我们帮助了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我将永远把你铭记于心。”
学问
法军第二装甲师的“西蒙号”坦克在攻占星形广场。指挥员保尔·基尼翁中尉用战地望远镜看准一辆德军坦克，向炮手罗伯·马迪宣布射程：1500米。马迪校准大炮上的瞄准器的射程后，犹豫了一下，没有告诉基尼翁，便将瞄准器又转了三格，把射程定在1800米——马迪是巴黎人，他记起自己很久以前在法国最通用的《弗尔莫年鉴》中读到，香榭丽舍大街从凯旋门到方尖碑之间的距离是1800米。
马迪开了炮。
年鉴是对的。他的第一炮就打中了德军坦克。
“谢天谢地，要是我的发射向右偏两米，纪念碑就被我打掉了！”马迪说。
钟声
盟军的坦克开进了巴黎，抵抗运动组织广播号召所有教区的神父敲响教堂的钟。四年来一直沉寂无声、没精打采地挂在那里的巴黎各教堂的钟一个接一个响了起来，从城市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几分钟之内，首都的整个天空都震荡着庄严的钟声合鸣。巴黎人在黑暗中听着钟声，泪流不止。
但是，十三岁的塞维尔没有听到自己教区的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的钟声，他十分愤慨，打了好几次电话给教堂执事，电话总是占线。几天后，在为巴黎解放望弥撒的时候，这个愤怒的少年知道了个中缘由。神父在开始讲道时说：“我要感谢打电话叫我敲响钟声的所有人，我也想提醒你们，那天晚上你们在兴奋之中忘记了一件事：圣菲利普教堂的钟楼上没有钟。”“没有比我们大伙捐钱买钟更合适的了。”神父建议道。
他们就捐了钱，如今圣菲利普教堂的钟楼每天都会响起钟声。
惜命
巴黎的德军投降后，仍有零星的德国兵负隅顽抗。哈里·莱特霍尔德少校逃脱了被俘，躲到协和广场海军部三楼的角落里。他听到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偷偷朝外望去，看见一辆黑色敞篷汽车开进来，后座上是一位法国将军。
打死一个法国将军不失为结束他的战争的杰出办法。莱特霍尔德少校想，提起轻机枪，瞄准那个人。这时又有一个念头出现在他脑袋里：如果开枪，群众就会来搜查他，将他打死。
他不情不愿地把轻机枪从窗台上放下来，觉得不管那将军是谁，他的命都抵不上自己的命。
两年后，在一所战俘营里，这个海军军官从报纸上的一张照片，知道了他的机枪瞄准器在刹那间对准的人是谁。
那是夏尔·戴高乐。
《巴黎烧了吗？》语录
“我手头的将军多得可以喂猪。”
——1942年，德军最高统帅部人事局长威廉·伯格多夫对肖尔铁茨说。三年后，他打电话告诉肖尔铁茨，最高统帅部已经没有将军剩下了。
“感谢上帝，他们总是炸同一条腿。”
——巴黎的起义者夏尔·卡莱特背着一战老兵亨利·古林躲开德军追捕，他看到古林的假木腿被一块坦克弹片炸飞。
“明天你枪毙，今天你把厨房收拾干净。”
——德军司务长弗朗兹对被俘的起义者巴尔杜说。这番话他每天都说，直到七天后，成了俘虏的弗朗兹把一只信封交给一直打扫厨房的巴尔杜：“这是写给我妻子的。”
“我希望幸免一死的人落在正规军手中，而不是平民手中。”
——德军大巴黎司令肖尔铁茨对手下说。
“等一会儿，我以后再俘虏你。”
——伊夫·布莱卡一边躲着扫过杜伊勒里花园的子弹，一边对树丛中冒出来投降的一位德国军官说。
“要用言语来形容今天的巴黎，就像用黑白两色来画沙漠的日落。”
——战地记者埃德·鲍尔形容人们庆祝巴黎解放时的盛况
《巴黎烧了吗？》（美）拉莱·科林斯（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著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5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