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志，关于征北侯和威武侯冲突一事，你有何意见呢？”
萧何我站了起身，表情严肃：“陛下，以微臣浅见，对征北侯，我朝只能安抚为主。他声称要走，并非真的就是与我朝离心离德，只是受了欺负觉得委屈罢了。只要陛下秉公惩治此次闹事的襄阳镇军将，给征北侯一个交代，那他自然就会回心转意了。”
仁兴帝还没说话，方岩已先冷笑了：“征北侯的东平兵马固然重要，但荆襄军在我朝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尤其是如今北伐正紧的时候！萧断事官，你口口声声要处置襄阳军的军校，难道就不知，倘若乱了襄阳军心，会给我大唐造成何等的后患吗？”
先前无论方岩说什么，萧何我不是反唇相讥就是冷笑讥讽。但这次，他紧紧抿着嘴，对兵部尚书的责难一言不发。
没有人奇怪萧何我的反应，殿中众人都知道，方才双方的讨论已渐渐触及了朝廷的禁忌——荆襄镇与江都朝廷的关系，那是南唐朝廷中人人皆知又讳莫如深的禁忌来着。
荆州、襄阳，两城自古乃江淮间重镇，是南朝抵御北魏的最强要塞，南朝历来在此驻扎重兵，威胁中原，力抗北魏。但世间事情总是这样，凡有一利必有一弊，荆襄镇是南朝的第一大军镇，军力雄厚，而且因为它扼长江中游，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在抵御北魏的同时，也对下游的江都城形成了居高临下的俯眺优势——在殿中议事的人都不会忘记，当年南朝的开国太祖李长生之所以能顺利篡夺残余的刘汉朝，席卷江南，也是因为他掌控了扼长江上游的荆州和襄阳两镇军力。
南唐修订的官史《刘汉史》上记载，刘汉的光显帝十一年，刘汉末帝刘南因为仰慕大唐太祖李长生“勇毅武功，人品贵重，品行高洁，堪为天下所望”，他遂“自惭形秽”，称“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有力者居之。朕无德无力，何以居此重位？”，于是汉末帝“自愿”地派出朝中重臣持诏书请李长生入江都，将传国玉玺和天子剑奉上，昭告天下，表示自愿禅让皇位给李长生。
显然，刘汉末帝能做到这种地步，已可以算很有觉悟的好同志了，但太祖李长生的觉悟比他还要高。史书上，这位大唐“楚王、都督荆襄诸镇军事、都督中外军事、总统内外诸军、太师、假黄钺”的李长生先生接到诏书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样的：“始闻帝诏，太祖涕而泪下，执天使手云：‘吾生为大汉忠臣，死为大汉忠鬼，岂敢觊觎非人臣位？’遂坚拒诏书。
次日晨，帝诏再至，太祖再拒，匍匐跪地，哀号涕泪，久久不起，坚拒诏书；
第三日，帝诏三至，太祖悲恸莫名，言‘吾本赤子，圣上何疑吾等至此乎？主忧臣辱，罪臣唯一死以证清白。’遂拔剑欲自刎，幸得众将在侧，夺剑阻之，太祖欲再寻死，以石阳侯为首，众将跪而抱膝，哀声称‘天与弗取，必致大祸。君或无惧，但吾等尚有父母妻儿需供养，请君怜悯’……
总而言之，《刘汉史》记载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李长生同志对皇位毫无所图的高尚情操，这位淡薄名利一心为公的大汉忠臣之所以最后被迫黄袍加身，这完全是被朝廷中和军队里的反动势力勾结迫害所至，跟清纯美女校花一步步沦落为桑拿头牌一样，简直是太无辜太令人发指了，令人同情。
当然，有些东西，《刘汉史》是不会记载的。它不会告诉大家，‘楚王兼假黄钺’同志接到诏书的地点，并不是在他的驻地襄阳镇守府里，而是江都城门外的白下集，那里距离城门还不到五里路；而且，李长生他也不是一个人来江都公款旅游的，在他身边，还有雄壮的数万来自襄阳和荆州的雄壮军士，上千的斗铠，而在他身后，还有更多的兵马正源源不断地登陆，荆、襄两镇的水师舟船那如云的船帆已经遮蔽了长江江水。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这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南唐的官史上自然是不会记载的。但除官史以外还有野史，野史以外还有民间传说，南唐开国不过三百年，历代虽然也出过昏君，但文字狱这种高难度的动作他们还没学过呢，所以很多东西大家就是想忘都忘不了。殿中众人除了皇帝李功伟以外，哪个不是进士出身，博阅群书满腹经典，当年鼎革之际的那点猫腻都是了然于心的。
大唐开国三百年来，荆襄间虽然再没出过象李长生那种气运逆天到足以改朝换代的强者，但桀骜不驯的权臣和军阀倒是出过不少。尤其是永和年间的襄阳大帅恒元子，那是令江都君臣至今想起都要冒冷汗的狠角色。此人权势最鼎盛之时，随意废立皇帝，带兵入朝，将跟随太祖起兵开国的十五户功臣豪门剪除殆尽。当他气焰嚣张时，即使强盛如沈家也不敢与他轻攫其锋，只能选择退而避让、委曲求全。大家都说，倘若不是恒元子在六十一岁那年突然暴毙身亡，只怕又是一个李长生了。
总而言之，荆襄镇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是有特殊意义的，荆襄镇拥有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掌控了如此强大的兵权，哪怕再忠诚的臣子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变质。所以，南唐朝廷对荆襄总帅的感情历来是复杂的，又爱又怕，又疑又惧——没他不行，不然北兵会随时可能打到江都城下的，皇帝要睡不着觉的；但他太强了也不行，皇帝同样会睡不着觉。
所以，皇室在任命荆襄镇镇守将军时候，选人的第一标准并不是“英勇善战”或者“足智多谋”或者“战绩赫赫”那种，而往往是要那种“老成稳重、成熟稳健”型的人物——最好是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身上带着七八种慢性病就更好了。至于镇帅的才能呢，千万不要那种能力太强的，但也不要那种太弱——太弱的话，把荆襄镇军搞成一团废物了，那也失去设镇的意义了。
（其实，余淮烈这种战绩彪炳威望甚高的军中元老来担任荆襄镇帅，这其实是不符合历来的皇家用人规矩的。只是这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一来，大唐正在准备征讨西蜀，荆襄镇将是西征的主力兵马，打仗时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二来，余淮烈虽然性子暴躁，但他家从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是为大唐从军的，他爷爷和父亲都是为大唐战死的，这种将门世家该说忠诚度蛮高的，不该有什么异心。余淮烈这老家伙虽然脾气暴躁，但还是个直性子的军汉，也搞不来那种阴谋。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余淮烈老家伙六十多岁了，征战多年落下一身的明伤暗创，就算他有什么异心，只怕也没几年好折腾了。）
理解了朝廷和荆襄镇之间这种“麻杆打狼两头怕”的微妙关系，大家也就能理解为何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候，南唐君臣们要如此慎重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枢密院的这场冲突里，余淮烈无故挑衅在先，接着荆襄镇军官群殴在后，孟聚孤身一人被揍，其实是很无辜的，但政治的麻烦就在这里了，凡事不是光考虑是非曲直的道理就够了，还得权衡冲突双方背后的利益和力量对比，妥善安抚各方利益，尤其是现在北伐战事已到了第二阶段，正是需要襄阳军出力死战的时候——要说造反，余淮烈或许还没那个胆子，但他若是心里不爽，难道还不能打仗时候来个出工不出力？
现在，廷议中各方的立场已很明显了。兵部尚书方岩的主张是放纵荆襄镇而压制孟聚，而北府断事官萧何我的态度是严惩荆襄镇的肇事军官而支持孟聚，而枢密使欧阳旻的意见是——他说了一大堆，其实什么意见都没有。
欧阳旻是南唐的首席战略家，自小热爱兵事，精于战事筹划——按照后世的说法，他是那种专家型的事务官员，是靠着自己的本事爬到枢密院掌院这个军界首席的位置上，而不是靠哪个世家或者势力的提携。他也知道自己“上面没人背后无靠”的处境，所以平素行事非常低调，只管负责枢密院的兵事运筹，而对其他朝廷政争半句话不多说。
往常，靠着滑头的态度和这种含糊不清的表态，欧阳旻大概也能过关了。但今天，他一向无往而不利的招数失灵了，或许是因为心情不好，或许是因为恼火枢密院处置不当惹出这趟大麻烦来，反正皇帝是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了。
李功伟盯着他：“枢密，牧公和远志都说了他们的见解了，你也该说说吧，这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置才好？”
听得皇帝的问话，欧阳旻心头激灵，情知这下情形不妙。皇帝第二次问自己，而且称呼萧何我和方岩都是称他们的字，而称自己则称呼官职，这中间的亲疏之别已很明显了，明摆着是皇帝对自己有意见了，自己还继续耍滑头的话，只怕接下来就要大事不妙。
“陛下明鉴，老臣才疏学浅，能力有限，委实也不知此事该当如何处置的好。不过以老臣看法，朝廷需得知道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必不可少的。”
李功伟本来已经做好打算，等欧阳旻再耍滑头推脱时候就给他狠狠的一个训斥。但听对方这么说，话中好像大有深意，他倒是有点意外了：“枢密不妨把话说得再明白一些？朕倒有些听不明白了。”
像是已经豁出去了，欧阳旻沉稳地说：“陛下，征北侯和威武侯二位诚然都是朝廷倚为干城的重将，对朝廷来说，这两位将军自然都是很重要的。但请陛下和诸位大人深思之，为了北伐大业，倘若朝廷不得不放弃两位将军中的一位的话，哪位才是必不可少？想通了这个道理，陛下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了。”
李功伟和两位重臣一愣：都说会咬人的狗不叫。欧阳枢密平素蔫蔫的不做声，但他被逼到没办法了，倒也能说出点东西来啊。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倒也是别出机杼——孟聚和余淮烈，哪个才是必须的？
方岩出声赞同：“欧阳枢密老成谋国，所言甚是，老臣亦是赞同。当前，我朝最要紧的头等大事是北伐战事，而荆襄镇又是接下的北伐主力兵马，这种情况下——老臣并非说东平镇不重要，有东平镇配合，我们的北伐固然能更顺当更便捷，但即使没有东平军配合，靠着江都禁军和荆襄镇的兵马，朝廷一样能把北虏平了，只不过要多花费点功夫和时间罢了。
陛下，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我朝可以没有东平镇，却不能没有荆襄镇。所以，此事当如何处置，已是十分明显。”
萧何我反应甚快，方岩话音刚落，他便立即出声反驳道：“微臣不知牧公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
“萧断事官，你此言何意？”
“陛下，吾等在此商议的是威武侯和征北侯二人的冲突，而并非荆襄镇和东平镇两军之间的冲突，二者之间，大有不同。
东平军归降未久，将士与朝廷并未归心，而且该镇由征北侯一人创建，他可以一言而决，朝廷要笼络东平军，只能倚靠征北侯，别无他法——所以，征北侯就是东平军，东平军就是征北侯，二者本为一体，不分彼此。
但威武侯，他岂能代表荆襄镇的二十万王师官兵？什么时候起，朝廷军饷供养的荆襄镇，已变成了威武侯的一人私军了？
所以，倘若朝廷说到不得不放弃谁的话，那微臣要问，东平的十万强兵与威武侯一人，哪个分量更重，对朝廷更为重要？这道理，岂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萧何我说得振振有词，方岩微蹙眉。他和欧阳旻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很显然，两位老臣的观点一致，都是认为保持荆襄镇对朝廷的忠心，在当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萧何我反应机敏，强调说荆襄镇和余淮烈并非一体，这反倒让他们不知该怎么反驳了。
“萧贼甚是狡猾，他强调说荆襄镇不是余帅的私军，这反倒让吾等无从争辩了——难道我们还能说，此言不然，余帅在荆襄镇甚有影响力，远超一般？这样的话，反倒是越抹越黑了，岂不是暗示余帅是我朝的军阀，在暗养私兵？那我们为他说话，岂不是与朝中大臣勾结地方镇藩了？”
知道这是最犯人主忌讳的事情，两位老臣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人了，自然不可能犯这种浅显的错误。方岩厉喝道：“萧断事官，你坚持要惩治威武侯和荆襄镇军官，倘若因此惹出什么事端来，你可能负起这个责？”
“为何要微臣负责？”萧何我反问道：“挑起事端的是威武侯，群殴征北侯的则是荆襄军众校官，他们犯错在先，朝廷有司奉皇命依律执行惩戒，顺理成章。倘若荆襄军有何骚动，自有各部镇军将军、监军负责弹压——请教牧公，此事，微臣何责之有？”
方岩再次语塞，他闷哼一声：“奸佞祸国，巧舌如簧，陛下，老臣与此辈再无话可说！”
这晚的廷议一直开到了深夜，因为几个军务重臣各持异见，直到深夜也没得出什么结果，最后李功伟也没表态，大家最后只能草草散去了。
孟聚之所以知道这个消息，是因为博阳侯世子徐彦给他通风报信的——世子甚至连那晚几位辅政重臣的原话都给孟聚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陛下的本意，是很想帮孟将军您讨还公道的，但无奈如今的时机实在不适合。余淮烈这趟进京，就是了为了跟枢密院商议荆襄镇的出兵事宜的，跟着余淮烈一起的几个武官都是荆襄镇的中坚，若没了他们，荆襄镇的战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大战在即的时候，要在这时候出罚一军主帅和麾下猛将，对士气的伤害实在太大，朝中的阻力实在太大。
陛下向将军保证，此事绝不就此姑息。只等战事告一段落，朝廷就追究威武侯和他部下的刑责，将他们明正典刑，还将军您一个公道——如此，不知将军您意下如何？”
听完这话，孟聚的第一反应是冷笑：“等战事告一段落”——且不说北伐战争真打起来也不知道要持续个十年还是二十年，就算战争真的胜利了，那时候余淮烈也好，荆襄军的武官们也好，哪个不是功勋等身的大功臣了？那时候，谁还会为这么桩打架斗殴的小案子来追究那这些载誉归来的功勋武官？
最关键的一条：等北伐结束了，鲜卑人被消灭了，东平军也失去利用价值，自己也该被投闲搁置了。现在都办不到惩治肇事者，难道自己还指望那时候皇帝会为自己这个闲散侯爷去得罪功勋大将？
看来，仁兴帝还真把自己当傻瓜了。
心中冷笑，孟聚脸上却是丝毫不露，他诚挚地说：“让陛下为难，末将深感惶恐。其实陛下不必顾忌末将的，此事朝廷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了，微臣并不介怀。”
徐彦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孟聚的神色：“将军如此宽宏大量，顾全大局，陛下闻知定然欣慰，但不知将军上次所说回归北方一事……”
孟聚垂下了眼帘：“微臣自然归降了大唐，那就是大唐的将军，一切全凭陛下安排就是了。陛下既然不想末将回去，那末将就继续留在江都好了。”——顺风不可使尽舵，孟聚也知道不可把事情做绝了去。不管是真是假，李功伟毕竟已经做出惩治凶手的承诺了，自己若还是不依不饶地嚷着要走的话，那就是不相信皇帝的承诺也不给皇帝面子了，一旦李功伟被激怒，那后果就难测了。
其实，这样的结果对孟聚来说，已是最好的解决了。孟聚宽宏大量地表示不计较，皇帝和南唐朝廷都对孟聚心怀愧疚，那接下来，他们还好意思要求东平军出兵帮南唐打鲜卑人吗？孟聚估计，李功伟的脸皮还没厚到那份上。
“哦，那好，那就好！”
听孟聚明确表态不会走，徐彦顿时如释重负。他说：“征北侯啊，您说得太对了，当然是留在江都好了！北疆那边，荒芜又偏僻，除了荒漠黄沙就是魔族了，您回那边，有啥意思啊？您好不容易千里迢迢来了一趟大唐，还没好好游览江都的美景，秦淮河的风情您都没见识过呢，急着回去干什么呢？
这样，今晚在下做东，请侯爷千万赏脸，咱们去秦淮河那边摆上一桌。我这边呢，也叫上几位要好的朋友介绍给侯爷您认识，他们个个都是够分量够义气的好兄弟！
呵呵，侯爷，恕在下多嘴说句难听点的，侯爷您这次吃亏，就是因为在江都认识的朋友太少了，那帮荆州人仗着人多欺负您人少罢了。不过，今晚我带来的那帮兄弟，人面广分量足，神通广大，在京城没有哪块他们吃不开的。
认识他们了，以后侯爷您在京城里尽管可以横着走了，甭管在哪儿，只要您报出字号来，绝对吃不了亏！”
孟聚听得真是啼笑皆非——敢情我统掌数万兵马的堂堂二品武官兼侯爵，在京城里还要靠你们这帮纨绔子弟罩着啊？
孟聚客气地说：“怎好让世子破费呢？自打到江都，末将一直在世子府上叨扰，心中多有不安，难得今晚世子还介绍贵人与我，这个做东的机会，还请世子千万要让给末将啊了。”
徐彦笑道：“侯爷太客气了，谁请都无妨的，只要侯爷肯赏光就好。就这么说好了，今晚我俩一起坐车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