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父亲三年前被都电压死了。”说罢，女子略微停顿一下。
我没有特别发表感想，只是直直地看着对方的眼睛轻点两下头，在她停顿时间内检查笔盘里排列的半打铅笔的笔尖，像打高尔夫的人根据距离挑选球棍一样慎重地挑选铅笔，既不能太尖，又不能太粗。
“说来不好意思……”女子说。
我同样没表示意见，把便笺拉到手边，为测试铅笔而在最上端写下今天的日期和对方姓名。
“东京如今差不多不跑有轨电车了，全部被公共汽车取代。不过，仍有少部分保留下来，感觉上好像是一种纪念品。公公就是被它压死的。”说到这里，她发出无声的叹息，“三年前的十月一日夜里，下好大好大的雨。”
我用铅笔在便笺上简单记录信息：公公，三年前，都电，大雨，10·1，夜。我写字只能一笔一划，记录很花时间。
“公公那时醉得相当厉害。否则不至于下大雨的夜晚睡在什么电车轨道上，我想。理所当然。”
如此说完，女子又沉默一阵子，嘴唇闭成一条直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大概希望我赞同。
“理所当然。”我说，“醉得相当厉害对吧？”
“好像醉得人事不省。”
“您公公经常那样？”
“您是说动不动就喝得大醉、醉得人事不省？”
我点头。
“的确不时醉得相当厉害，”女子承认，“但并非动不动，而且都没醉到在电车轨道上睡过去的程度。”
究竟醉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人在电车轨道上睡过去，我一时很难判断。是程度问题呢？还是质的问题呢？抑或方向性问题呢？
“就是说，就算有时喝得大醉，一般也不至于烂醉如泥啰？”我问。
“我是那样理解的。”女子回答。
“恕我冒昧，多大年龄？”
“是问我多大年龄么？”
“是的，”我说，“当然，如果不愿意回答的话，不回答也无妨。”
女子手碰鼻子，用食指摩挲一下鼻梁。挺拔的漂亮鼻子。没准在不很久远的过去做过鼻子整形手术。我曾和一个同样有此嗜好的女子交往过一段时间。她也做了鼻子整形手术，思考什么的时候同样常用食指摩挲鼻梁，仿佛在确认新鼻子是否还好端端地位于那里。因此，每当瞧见这一动作，我就陷入轻度dé jìà-vu之中。oral sex也与此有很大关联。
“没什么必要隐瞒，”女子说，“三十五岁了。”
“您公公去世时多大年纪呢？”
“六十八岁。”
“您公公是从事什么的？工作？”
“僧侣。”
“僧侣……是佛教的和尚吗？”
“是的，佛教僧侣，净土宗。在丰岛区当寺院住持。”
“那怕是打击不小吧？”我问。
“指公公大醉被有轨电车压死？”
“是的。”
“当然是打击，尤其对丈夫。”女子说。
我用铅笔在便笺上写道：“68岁，僧侣，净土宗。”
女子坐在双人座沙发一端。我坐在写字台前转椅上。我们之间有三米左右距离。她穿一套棱角甚是分明的艾蒿色套裙，长筒袜包裹的双腿优美动人，黑高跟鞋也十分谐调，后跟尖得俨然致命凶器。
“那么——，”我说，“您的委托是关于您丈夫的已故父亲啰？”
“不，那不是的。”说着，女子像再度确认否定形似的轻轻而坚定地摇头，“关于我丈夫的。”
“您丈夫也是和尚？”
“不，丈夫在Merrill Lynch工作。”
“证券公司？”
“正是。”女子回答，声音略带几分焦躁，仿佛说哪里会有不是证券公司的Merrill Lynch呢。“就是所谓经纪人。”
我确认铅笔尖的磨损情况，一言不发，等待下文。
“丈夫是独生子，但较之佛教，他对证券交易更具有强烈的兴趣，所以没有接替父亲当住持。”
理所当然吧——她以似乎是询问我的目光看着我。但我对佛教和证券交易都没有多大兴趣，没有陈述感想，仅仅在脸上浮现出中立的表情，表示自己正听着呢。
“公公去世后，婆婆搬到我们居住的品川区的一座公寓，住在同一座公寓的不同单元。我们夫妇住26楼，婆婆住24楼，一个人生活。以前和公公两人住在寺院里，因总寺院另派一位住持来接替，她就搬到了这边。婆婆现在六十三岁。顺便说一句，丈夫四十岁。如果平安无事，下个月四十一岁。”
婆婆，24楼，63岁，Merrill Lynch，26楼，品川区——我在便笺上写道。女子耐住性子等我写完这许多。
“公公死后，婆婆像是得了焦虑性神经症，下雨时症状更厉害。大概因为公公是雨夜去世的关系吧，这方面不太清楚。”
我轻轻点头。
“症状厉害时，脑袋里就好像什么地方螺丝松动了，于是打电话过来。电话一来，我或丈夫就下两层楼到婆婆房里照料。说安抚也好，说劝服也好……丈夫在就丈夫去，丈夫不在就我去。”
她停下等我的反应。我默然。
“婆婆不是坏人，我决不是对婆婆的为人持否定性意见，只是说她神经过敏，年深日久习惯了依赖一个人。这类情况您大致可以理解吧？”
“我想可以理解。”我说。
她迅速改变架腿姿势，等待我把什么记在便笺上，但这次我什么也没记。
“电话打来时是星期日上午十点。那天雨也下得相当大，就是上一个、上上一个星期日。今天是星期三，呃——，距今有十来天了。”
我瞥一眼台历：“是九月三日那个星期日吧？”
“是的，记得是三号。那天上午十点婆婆打来电话。”说着，女子回想似的闭起眼睛。若是希区柯克的电影，正是镜头一晃开始回忆场面的时候。但这不是电影，当然没有回忆场面开始。片刻，她睁开眼睛，接着说下去：“丈夫接起电话。那天原定去打高尔夫球，但天没亮就下雨了，没去成，在家待着。假如那天是晴天，应该不至于招致这种事态——当然一切都是就结果而言。”
我在便笺记下：9·3，高尔夫，雨，在家，母亲→电话。
“婆婆对丈夫说喘不过气，头晕，在椅子上站都站不起来。于是丈夫胡子都没刮，只换了衣服就赶去隔一层楼的母亲房间。估计花不多少时间，临出房间时还告诉我准备早餐来着。”
“您丈夫是怎样一身打扮？”我这样问道。
她再次轻搔一下鼻子：“半袖运动衫，粗布裤。运动衫是深灰色，裤子是奶油色。两件好像都是通过J·crow邮购的。丈夫近视，总戴着眼镜，金边阿尔玛的。鞋是NEWBALANCE。没穿袜子。”
我把这信息详细记在便笺上。
“身高和体重您想知道么？”
“知道了有帮助。”我说。
“身高一米七三，体重七十二公斤左右。婚前只有六十二公斤的，十年之间多少加了些脂肪。”
这个我也记下了，而后确认铅笔尖度，换了一支新的，并让手指适应新铅笔。
“接着说可以么？”女子问。
“请，请继续。”我说。
女子换条腿架起来说：“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准备烙薄饼——星期日早上总做薄饼。不去打高尔夫的星期日总是吃满满一肚子薄饼。丈夫喜欢薄饼，还要加上烤得‘咔嚓咔嚓’硬的火腿肉。”
我心想难怪体重增加了十公斤，当然没说出口。
“二十五分钟后丈夫打来电话，说母亲状态已大体稳定，这就上楼梯回去，赶快准备早餐，马上吃，肚子饿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当即给平底锅加温，开始烙薄饼。火腿也炒了，枫树蜜也热了。薄饼这东西绝对不是做工复杂的品种，关键取决于顺序和火候。可是左等右等丈夫硬是不回来。眼看着薄饼在盘子里变凉变硬，于是我往婆婆那里打电话，问丈夫是不是还在那里，婆婆说早就走了。”
她看我的脸，我默默等待下文。女子用手把裙子膝部呈形而上形状的虚构性垃圾拍掉。
“丈夫就此消失了，像烟一样。自那以来杳无音信。在连接24楼和26楼的楼梯中间，从我们面前消失了，无影无踪。”
“当然向警察报警了？”
“当然。”说着，女子略微放松了嘴唇，“因为下午一点都没返回，所以给警察打了电话。不过说实话，警察也没怎么认真搜查。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倒是来了，得知没有暴力犯罪迹象，顿时没了兴致，说如果等两三天丈夫还没回来，就去署里申请找人。看样子警察认为丈夫大概心血来潮一晃儿去了哪里，比如活得不耐烦啦，想躲到另一个地方去啦，等等。可您想想看，那根本讲不通的。丈夫没带钱夹没带驾驶证没带信用卡没带手表，完全空着两只手去母亲那里的，连胡子都没刮。何况打电话说这就回去，让我赶快烙饼来着。就要离家出走的人不可能打那样的电话，不是么？”
“完全正确。”我表示同意，“不过去24楼时，您丈夫总是利用楼梯吗？”
“丈夫概不使用电梯，讨厌电梯那东西，说关在那么狭小的地方受不了。”
“那么住所何苦选在26层之高的高楼层呢？”
“啊，26楼丈夫也常爬楼梯，好像上下楼梯不怎么费劲。腿脚因此变得结实，对减肥也有好处。不用说，往返相应花费时间。”
薄饼，十公斤，楼梯，电梯——我在便笺上写道。我在脑海中推出刚刚烙好的薄饼和爬楼梯男子的形象。
女子说：“我们的情况大致就是那样。您能接受吗？”
无需一一考虑，此案正合我意。我装出大致确认日程表并调整什么的样子。倘若求之不得似的一口答应下来，对方难免心中生疑，以为里面有什么名堂。
“今天傍晚之前正好有空闲时间，”说着，我看了一眼手表：11时35分。“如果方便的话，把我领去府上可以么？我想亲眼看看您丈夫最后置身的现场。”
“当然可以。”女子说。随后轻轻皱起眉头：“那么说您是接受了？”
“准备接受。”
“只是，我想我们还没谈费用……”
“无需费用。”
“您说什么？”女子盯住我的脸。
“就是说免费。”我淡淡一笑。
“可这是您的职业对吧？”
“不，不然。这不是我的职业，仅仅是我的志愿服务，所以用不着费用。”
“志愿服务？”
“正是。”
“可不管怎样，必要的经费之类……”
“必要的经费概不领取。既然纯属志愿服务，那么就不会发生金钱授受关系，无论以怎样的形式。”
女子仍是一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解释说：“幸运的是，我在另一方面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获取金钱不是我的目的。我从个人角度对寻找失踪之人怀有兴趣。”准确说来，是指以某种方式失踪的人。但这个说起来将使事情变得麻烦。“而且，我多多少少有此能力。”
“可有类似宗教背景那样的情况？或者New Age什么的？”女子问。
“不不，同宗教和New Age都毫无关系。”
女子瞥了一眼自己脚上高跟鞋尖尖的后跟。如果发生什么离谱的事，说不定打算拿在手上朝我甩来。
“丈夫常说免费的东西决不可相信。”女子说，“这样的说法或许失礼，总之他的意思是说十之八九都有看不见的圈套，不会有好结果。”
“一般说来确如您丈夫所说。”我接口道，“在这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免费的东西是不可轻易相信，一点不错。尽管如此，对我还是希望您予以相信。您不相信，事情就无从谈起。”
她拿起旁边放的LOUIS VUITTON钱夹，从中取出厚墩墩的信封，信封口封着。准确款额不清楚，但看上去颇有重量。
“出于慎重，钱我带来了，暂且作为调查费用……”
我固执地摇头：“金钱、礼品或者感谢行为我一概不接受，这是规则。一旦收取酬金和礼品，往下即将开始的行为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您有多余的钱，并且免费致使您心里不踏实，就请把钱捐给哪里的慈善团体，例如动物保护协会或交通事故遗孤育英基金，哪里都可以，假如这样能够多少减轻您精神负担的话。”
女子蹙起眉头，长叹一声，一言不发地将信封放回钱夹，再把恢复鼓胀和沉稳的LOUIS VUITTON放回原来位置，接下去又用手捅一下鼻梁，以注视狗——即使扔掉棍子也无动于衷的狗——的眼神注视我。
“你往下即将开始的行为。”她以不无干涩的语声说。
我点一下头，把磨秃的铅笔放回笔盘。
脚穿高跟鞋的女子把我领去连接公寓24楼和26楼的楼梯部分。她指一下自己住的单元的门（2609室），然后又指了指婆婆住的单元的门（2417室）。两层楼以宽大的楼梯相连，往来即使慢走也超不过五分钟。
“丈夫决定买这座公寓里的套房，也有楼梯宽敞明亮这个原因。大部分高层公寓楼梯部分都马马虎虎。一来宽楼梯占地方，二来住户几乎不用楼梯而用电梯，所以多数公寓建造商都在引人注目的地方下功夫，例如大厅使用豪华的大理石、设图书室等等。可是丈夫认为楼梯比什么都重要，说那好比建筑物的脊梁骨。”
确乎是有存在感的楼梯。24楼与26楼之间的转角平台上放着三人沙发，墙上安着一面大镜子。有带垫子的烟灰缸，还有盆栽赏叶植物。从宽大的窗口可以看见晴朗的天空和几朵白云。窗是做死的，不能开。
“每层楼都有这样的空间吗？”我问了一句。
“不，每五层才有一处这样的休息场所，不是每层都有。”女子说，“您要看我们单元和婆婆单元的内部么？”
“不必，我想现在没那个必要。”
“丈夫这么一个招呼也不打就销声匿迹之后，婆婆的精神状况比以前更糟了。”说着，女子轻轻挥了挥手，“打击相当沉重。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
“那自然。”我予以同意，“这次调查我想不至于给您婆婆增加负担。”
“能那样就太好了。另外也请瞒着左邻右舍，丈夫失踪的事我对谁都没提起。”
“明白了。”我说，“对了，太太您平时用这楼梯吗？”
“不用。”她像受到无故责难似的略略扬起眉梢，“我通常用电梯。和丈夫一起外出时，让丈夫先下楼梯，我乘电梯下去，在大厅碰头。回家时我先乘电梯上来，丈夫随后到。有高跟的鞋上下长楼梯，一来危险，二来对身体不好。”
“那怕是的。”
我请她向管理员打声招呼，说一段时间里有个人想独自做点调查——比如说在24楼和26楼之间的楼梯上走来走去的是保险公司方面做调查的人。倘若被人怀疑偷袭空巢而报告警察，作为我未免有点为难，因为我不具有可以称为立场的东西。她答应下来，随即攻击性地奏响高跟鞋声，上楼梯消失。她身影消失以后，鞋声仍然四下回荡，感觉就像是钉不吉利的布告的钉子。少顷那声音也消失了，沉默降临，剩我一人。
我在26楼和24楼之间的楼梯往返走了三次。起初用的是普通人的行走速度，后两次慢走，边走边仔细打量四周。我集中注意力，以免看漏哪怕再微小的东西，眼睛几乎不眨一下。所有事件都将留下标记，而发现其标记就算是我的一项工作。可是，楼梯打扫得实在认真，一个废弃物都没有，一道污痕、一个凹坑也找不到。烟灰缸里也没有烟头。
眼都几乎不眨地上下楼梯上下累了，我就坐在休息场地的沙发上。人造革沙发，很难说上档次，但能把这样的东西好好地放在基本无人使用（看上去）的楼梯转角平台，这件事本身恐怕就该受到赞扬才对。沙发正对面的大穿衣镜镜面擦得一尘不染，我打量一会儿自己映在那里的形体。没准那个星期日的早上失踪的证券经纪人也在这里歇口气打量映在镜子里的自家形体来着，打量还没刮胡须的自己。
我固然刮了胡须，但头发过长，耳后那里有头发翘了起来，看上去未尝不像刚刚渡过河流的长毛猎犬。过两天得去一次理发店。另外裤子和袜子的颜色也欠谐调，怎么也没找到颜色谐调的袜子。即便接下来放在一起去洗，也不至于有谁为此责怪我。除此以外，看起来一如平素的我自己。年龄四十五岁，独身，无论对证券交易还是对佛教都不怀有兴趣。
如此说来，高更也当过证券经纪人，我想。但他实在想画画，一天扔下妻子独自去了塔希提。我猜想说不定……可问题是，纵然高更也没忘记钱夹。如果当时有美国运通卡，也不至于忘记带上，毕竟是去塔希提。更不会告诉妻子“这就回去赶快烙饼”之后消失不见。即便同样是消失，其中也该有适当的顺序或体系那样的东西才是。
我从沙发上立起，这回一边考虑刚烙好的薄饼一边再次爬上楼梯。我尽量集中注意力，想像自己是个四十岁的证券公司的职员，此刻是星期日的清晨，外面下着大雨，即将回家吃薄饼。如此想像时间里，渐渐馋起薄饼来了。回想起来，早上起床后除了一个小苹果还什么都没进口。
我甚至想直接去“丹尼兹”吃个薄饼再说。我想起来了，开车来这里的路上看见路旁有一块“丹尼兹”招牌，距离可以从这里走着去。并不是说“丹尼兹”的薄饼有多么美味可口（奶油品质也好枫树蜜味道也好都不属于理想档次），但我觉得那也可以忍受。说实话，我也中意薄饼。口腔一点一点涌出口水。然而我用力摇头，将薄饼图像从脑袋里一扫而光。开窗吹走妄想之云。吃薄饼要往后推，我对自己说，那之前有事要做。
“问她一句就好了，”我自言自语，“问她丈夫有什么爱好没有。万一画过画也未可知。”
但我又修正了这一想法，因为喜欢画画喜欢到离家出走地步的男子，断不至于每星期日一大早就出去打什么高尔夫。能想像出脚穿高尔夫鞋的高更、凡·高和毕加索跪在十号球洞的绿地上专心琢磨草的朝向的样子吗？想像不出。她丈夫仅仅是消失了，因了24楼和26楼之间可能发生的全然始料未及的情况（因为当时他优先的安排是食用薄饼）。以这一假定为前提推进好了。
我再次弓身坐在沙发上，看表：1时32分。我闭目合眼，将意识的焦点对准脑袋里的特定场所。什么也不再想，百分之百把自己托付给时间的流沙，一动不动，任凭流沙把自己带去哪里。之后睁开眼睛看表，表针指在1时57分。25分消失去了哪里。不坏！无谓的磨损。全然不坏。
我又一次看镜子，里面映出一如平日的我。我举起右手，像举起左手。我举起左手，像举起右手。我做出放下右手的样子而迅速放下左手，像做出放下左手的样子而迅速放下右手。概无问题。我从沙发上立起，沿楼梯向下走了二十五层，走到大厅。
自此以后，每天上午十一时左右我都来看这楼梯。和公寓管理员认识了（送给他一盒糕点），得以自由进出这座建筑物。连接24楼和26楼的楼梯往返走了不下二百次。走累了，就在转角平台的沙发上休息，从窗口观望天空，审视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去理发店剪短了头发，衣服集中洗了，转而穿颜色同裤子谐调的袜子。这样，被什么人戳脊梁骨的可能性应该略有减少。
不管搜寻得多么仔细，标记模样的东西也一个都没发现，可是我仍然没怎么灰心丧气。寻找关键性标记同饲养脾气不好的动物大同小异，事情没那么简单。耐性与细心——这是从事此项作业最宝贵的资质。当然还有直觉。
每天从那里通过的时间里，我得知利用楼梯之人的存在。虽为数不多，但似乎有几个人日常性地通过楼梯转角平台，或者至少加以利用。根据是沙发腿下落有糖果纸，烟灰缸里剩有“万宝路”烟头，还有看过的报纸留下。
星期日下午同一个上楼梯的男子擦肩而过。年过三十、长相拘板的小个头男子，身穿绿色运动衣，脚穿ASICS鞋，戴一块蛮大的卡西欧手表。
“您好！”我招呼道，“说句话可以么？”
“可以呀！”说着，男子按下手表按钮，长长地呼了几口气，带有耐克标志的针织运动衣的胸口部分有汗水渗出。
“您经常在这楼梯上上下下吗？”我问。
“跑步上楼，跑到32楼。但下楼使用电梯。跑步下楼有危险的。”
“天天如此？”
“不是的，上班很难有时间。周末集中往返几次，平时下班早的时候也跑一跑。”
“住在这座公寓里？”
“自然。”跑步者说，“住在17楼。”
“26楼住的胡桃泽先生，您可晓得他？”
“胡桃泽先生？”
“戴一副阿尔玛眼镜、搞证券中介、经常在这楼梯上上下下的。身高一米七三，年龄四十岁。”
跑步者略一沉吟后想了起来：“啊，原来是那个人，晓得晓得。说过一次话。跑步当中时不时擦肩而过，有时也坐在沙发上。讨厌电梯，只用楼梯，对吧？”
“对，是他。”我说，“不过，日常用这楼梯之人，除了胡桃泽先生还有几位的吧？”
“嗯，有的。”他说，“倒不是很多，但的确有类似爬楼常客那样的人。有人不喜欢乘电梯。另外，除了我还有两三个常常跑步上楼的。因为这附近没有合适的跑步路线，只好代之以上下楼梯。跑固然不跑，但也有几位为保持健康而选择楼梯。这里的楼梯宽敞明亮又整洁，同其他高层公寓相比，好像比较好用。”
“那些人的名字，估计您不会晓得的吧？”
“不晓得。”跑步者说，“长相大致记得，迎面碰上时互相寒暄一声，但名字和住哪个单元不晓得，毕竟是大城市里的公寓。”
“明白了，多谢多谢！”我说，“拦您停下，很抱歉。加油跑吧！”
男子按下手表的停止钮，继续跑步上楼。
星期二我正在沙发上坐着，一位老人从楼上下来。白发，戴眼镜，七十五六岁光景。长袖衬衫，灰色西裤，拖鞋。衣着整洁，一道皱纹也没有。个头高，姿态也好。看上去像是退休没多久的小学校长。
“您好！”他说。
“您好！”我应道。
“在这里吸烟可以么？”
“请、请，尽管吸。”我回答。
他在我旁边弓腰坐下，从裤袋里掏出“七星”，用火柴点上，熄掉火柴，投进烟灰缸。
“住26楼。”他缓缓吐出一口烟说，“和儿子夫妇同住，两人说吸烟会把房间熏出味来，所以想吸烟就来这里。您吸烟么？”
我说戒烟十二年了。
“我戒掉也可以的。反正一天才吸几支，想戒什么时候戒都不费事。”老人说，“只是，外出买烟啦、特意出门来这里吸一支啦——由于有这类琐事发生，每天每日得以顺利滑过。还能运动运动身体，避免想多余的事。”
“就是说是为了健康而继续吸烟啰？”
“正是正是。”老人神情很认真。
“您说住在26楼？”
“是的。”
“那么您可认识住在2609的胡桃泽先生？”
“嗯，认识，戴眼镜的那位吧？是在‘所罗门兄弟’工作？”
“Merrill Lynch。”我纠正道。
“对，是Merrill Lynch。”老人说，“在这里说过几次话。那位先生也时不时坐这沙发。”
“胡桃泽先生在这沙发上做什么呢？”
“这——，我不晓得。大概只是愣愣地发呆吧。好像不吸烟的。”
“就是说像思考什么似的？”
“不大清楚那方面的差异。发呆——思考。我们日常性地思考东西。我们决不是为了思考而活着，却又似乎同样不是为活着而思考的。这么说好像和帕斯卡的学说相反，说不定我们有时倒是为了不让自己活着而思考的。发呆——未尝不可以说是下意识地驱使那种反作用。总之问题很难。”如此说罢，老人深深吸一口烟。
我试着询问：“胡桃泽先生没说过什么吗，比如工作压力大啦家里发生矛盾啦……”
老人摇一下头，把烟灰磕落在烟灰缸里。“如您所知，大凡水都流经所给的最短距离。但在某种情况下，最短距离是水本身所造成的。人的思考同水的这一功能相类似，我总是怀有这样的印象。可是，我必须回答您的问话。我同胡桃泽先生从未谈过那么深入的内容，只是不咸不淡闲聊罢了，天气啦公寓守则啦，不外乎这些。”
“明白了。耽误您时间了。”我说。
“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语言。”老人好像没听到我的话，“而与此同时，无须说，语言则常常需要我们这个中介。没有我们，语言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是这样吗——从而成为永远没有发声机会的语言，而没有发声机会的语言早已不成其为语言。”
“的确如您所说。”我说道。
“这是不知思考了多少次的有价值的命题。”
“就像禅的公案。”
“正是。”老人点头。
吸完一支烟，老人起身，走回房间。
“祝您愉快！”他说。
“再见！”我说。
星期五下午两点过后，我上到25楼和26楼之间的楼梯转角平台，见沙发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儿，一边看着映在镜子里的自己一边唱歌。刚上小学的年龄。粉色T恤，粗斜纹布短裤，背一个绿色D形背囊，帽子放在膝上。
“你好！”我说。
“你好！”女孩儿停止唱歌。
本来我很想在她身旁坐下，但又不愿意有人路过时怀疑自己不地道，便靠在窗边的墙上，保持距离和她交谈。
“放学了？”我试着问。
“懒得说学校的事。”女孩儿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
“那就不说学校的事。”我说，“你住这座公寓？”
“住。”女孩儿回答，“27楼。”
“常在这楼梯走上走下的？”
“电梯臭。”女孩儿说。
“电梯臭，一直走到27楼？”
女孩儿对着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大大地点头：“不是经常，有时候。”
“腿不累？”
女孩儿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嗳，叔叔，这座公寓楼梯的镜子里边，这儿的镜子照人照得最好看，而且和我家里的照人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自己照照看！”女孩儿说。
我跨前一步，面对镜子，注视一会儿里面的自己。给女孩儿这么一说，觉得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同平时在别的镜子里见到的自己是有点儿不一样。镜子彼侧的自己比此侧的自己看上去多少胖些，还有点儿乐呵呵的。打个比方，简直就像刚吃过满满一肚子热乎乎的薄饼。
“叔叔，你养狗的？”
“哪里，狗没养。热带鱼倒是养的。”
“嗬！”女孩应道。不过好像对热带鱼没多大兴致。
“喜欢狗？”我问。
她没有回答，另外问：“叔叔，没有小孩儿？”
“没有小孩儿。”我回答。
女孩儿以充满怀疑的眼光看我的脸：“我妈妈说不能和没有小孩儿的男人说话，说那种男人当中绝对有很多是莫名其妙的。”
“那倒不一定。不过，的确最好提防陌生男人，你母亲说得对。”
“可叔叔你怕不是莫名其妙的人吧？”
“我想不是。”
“不至于突然亮公鸡出来？”
“不亮。”
“也不搜集小女孩儿的三角裤什么的？”
“不搜集。”
“可有搜集的东西？”
我想了想。现代诗的原始版本倒是搜集的，但这种事恐怕还是不在这里说为好。“没有特别想搜集的东西啊。你呢？”
她也就此想了一会儿，然后摇几下头：“我想我也没有特别想搜集的东西。”
接下去我们沉默了一阵子。
“嗳，叔叔，‘炸面圈先生’里边什么最喜欢？”
“‘老年时装’。”我脱口而出。
“那不知道，”女孩儿说，“好怪的名字。我喜欢的是‘圆圆的月亮’，还有‘泡沫奶油兔’。”
“两个都没听说过。”
“里面有果冻馅的家伙，好吃着哩！妈妈却说光吃甜的脑袋不好使，不常给我买。”
“好像好吃。”我说。
“嗳，叔叔，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昨天也好像在这里了，一闪瞧见的。”女孩儿问。
“在这里找东西。”
“什么东西？”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大概像门那样的东西。”
“门？”女孩儿问，“什么门？门也有好多形状和颜色的。”
我开始沉思。什么形状和颜色？那么说来，以前还从没考虑过门的形状和颜色。不可思议。“不知道啊。到底什么形状和颜色呢？说不定也不是门。”
“没准像雨伞似的？”
“雨伞？”我接口道，“是啊，不准是雨伞的理由也好像没有，我觉得。”
“雨伞和门，无论形状、颜色还是作用都相差好多啊！”
“相差，的确。不过只要看上一眼，当场就会看明白的：噢，对了，这就是正找的东西。雨伞也好，门也好，炸面圈也好，都无所谓。”
“嗬，”女孩儿应道，“很长时间一直找那个？”
“找了很久，从你出生前就开始找了。”
“原来是这样。”说着，女孩儿看了好一会儿自己的手心，思考着什么。“我也帮忙好了，帮你找那个。”
“若肯帮忙真叫人高兴。”我说。
“门也好，雨伞也好，炸面圈也好，大象也好，反正只要找到莫名其妙的东西就可以的吧？”
“是那么回事。”我说，“不过见到了马上就能知道找对了没有。”
“有意思！”女孩儿说，“可今天这就得回去了，往下要练芭蕾舞。”
“那好，”我说，“跟我说了这么多，谢谢！”
“嗳，叔叔你喜欢的炸面圈名字，能再说一遍？”
“‘老年时装’。”
女孩儿现出困惑的神情，在口中低声反复说了几次“老年时装”。
“再见！”女孩儿说。
“再见！”我说。
女孩儿站起，唱着歌跑上楼梯，消失了。我闭起眼睛，再次把身体交给时间的流沙，让时间白白消耗掉。
星期六，委托人打来电话。
“丈夫找到了。”她劈头一句，没有寒暄话没有开场白。
“找到了？”我反问。
“嗯，昨天中午警察来了电话，说在仙台站候车室长椅上躺着的时候被监护起来了。身无分文，证件之类也没带，但姓名、住所和电话号码渐渐想起来了。我立即赶去仙台。分明是我的丈夫。”
“怎么是在仙台？”
“他自己也不清楚，说意识到时就躺在仙台站长椅上了，被站务员摇醒的。至于身无分文怎么去的仙台，二十天时间里在哪里做了什么，怎么吃的东西，都记不起来了。”
“什么衣着？”
“衣着和离开家时一样。长了二十天长度的胡须，体重减了十来公斤。眼镜好像在哪里弄没了。我现在是从仙台一家医院打电话过来。丈夫在这里接受医学检查，CT扫描啦、X光透视啦、精神鉴定啦。不过眼下头脑功能已经恢复，身体也好像没有问题，单单记忆消失罢了。离开母亲房间和上楼梯之前记得，往下的记忆就没有了。但不管怎样，我想明天可以一起返回东京。”
“那就好！”
“劳您调查到现在，深表感谢。可是看这情形，往下好像没必要再劳驾了。”
“看来是的。”我说。
“所有的一切全都乱糟糟的，费解之处为数多多，但丈夫总之是好端端地回来了。不用说，这对于我是再要紧不过的事。”
“当然。千真万确。”我说，“那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酬金还是想请您收下，收下可以吗？”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说了，酬金之类概不接受。所以，关于这点，请别放在心上。您的心意我自是感谢。”
沉默。该说明的事已大致说明完毕——便是这么一种意味的凉丝丝的沉默。我也不自量力地加重沉默，领略了片刻这凉丝丝的意味。
“那么，请多保重！”少顷，她挂断电话。话中带有未尝不可以说是同情的余韵。
我也放下听筒，随后一边把新铅笔挟在指间旋转，一边盯视着雪白的便笺。雪白的便笺使我想起刚从洗衣店返回的新床单，新床单使我想起在那上面舒舒服服午睡的性格温顺的三毛猫。躺在新床单上面午睡的性格温顺的三毛猫图像使我的心情多少平静下来。之后，我梳理记忆，把她所说的用工整的字迹一一记在雪白的便笺上：仙台站，星期五中午，电话，体重减十公斤，同样衣着，眼镜丢失，二十天时间记忆的消失。
二十天时间记忆的消失。
我把铅笔放在写字台上，在椅子上把身体大大向后仰去，仰望天花板。天花板斑斑驳驳地沾有不规则的图形。眯缝眼睛细看，未尝不像天体图。我一面仰视虚构的星空，一面思忖为了健康或许该重新吸烟才对。脑袋里仍微微回响着上下楼梯的高跟鞋声。
“胡桃泽先生”和我对着天花板一端出声地诉说：“欢迎回归现实世界，回到被患有焦虑性神经症的母亲、脚穿冰锥一般的高跟鞋的太太和Merrill Lynch包围的美丽三角形世界中来！”
我大概又要在另一个场所寻找门、雨伞、炸面圈或大象等形状的东西，在所有可能找见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