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卡夫卡返回布拉格，蛰居在老城广场属于父母所有的公寓里。其时，奥特拉一家也住在这幢建筑里面，这多少缓和了他囚禁般的自我感觉。最初两个月内，他继续写出《夫妇》、《算了吧》、《论寓言》（又译《关于譬喻》或《短评》）等若干短篇，并大大修改了《一条狗的研究》。直到一场持续数月的严重肠道感染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这又一次创作高潮，而只能在病床上以克尔恺郭尔和希伯来语法为伴。他给布洛德留下一份新的遗嘱，与上一份相比作了值得注意的改动，表示《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以及几篇《观察》勉强可以留下，"假如它们完全失传的话，那倒是符合我本来的愿望的。不过，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乐意保存它们，我只是不加阻止罢。"至于其余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东西，包括信件在内，则希望尽快加以搜集，并"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马克斯·布洛德：《诉讼》第一版"后记"，见《卡夫卡小说选》，第501－502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寻找和回归犹太之根、移居巴勒斯坦的愿望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了。作为作家，语言始终是他存在的象征。但现在，犹太民族的希伯来语比任何时候都更成为他努力想要弥补和把握的事物。在曾经是那么破碎的中欧土地上，作为布拉格这座悲剧性城市中的德语犹太人，作为始终无法逃脱那"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孩子，他从未在语言中感受到过"故乡"和"母亲"的真意。特别参见1911年10月24日日记。而如今，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向着自己的民族和语言——那在永世的漂泊中顽强地绵延不息的民族和语言，向这曾被自己在不安和恐惧中因年幼无知而冷落和抛弃过的民族和语言，他伸出了孩子般求救的双手。他的努力和执着是那么地催人泪下。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位杰出的以色列女教育家回忆了当年她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的情景。
他满腔热情而又令人同情。每一课他都努力掌握大量的单词。可他的肺总是出卖他。他拼读时如此频繁地伴随着痛苦的咳嗽，以至我总想把课暂停下来。而那时他会看着我，无法说话，但用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哀求我再教一个单词，然后再一个，然后又再一个。仿佛他认为那些课程正是某种神话般的疗救。他跟父母住在一道，他母亲会不时轻轻地打开门，示意我让他休息了。但他始终不满足，并取得很好的成绩……"ErnstPawel,The Nightman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429.
这位女性名叫普阿·本托维姆，当年年方19，青春年少，生气勃勃，充满吸引力，同时又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两年前，卡夫卡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胡果·贝尔格曼正在为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筹建图书馆，他委派普阿·本托维姆常驻布拉格募集资金，并照顾他父母，同时到布拉格大学注册学习，业余时间则教授希伯来语。从1922年秋到第二年春，她每周两天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据说，卡夫卡对这位来自希望之乡的同根少女之间逐渐产生了某种感情。多年以后她回忆说："我很快颇有所感地认识到，他就像失足溺水的人快要完了，他渴望抓住身边不管什么可供支撑的东西。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我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保护这个比我大20岁的男人——即便就我今天对他的了解而言，事情也仍然会是这样。"Ernst Pawel,The Nightmare of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430.
1923年春天，卡夫卡从肠道感染中逐渐恢复过来，身体更其虚弱。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的失眠又来折磨他了，甚至迫使他放弃了拒不服药的自然疗法原则而开始服用安眠药，可似乎仍然没有什么效果。失眠带给他一生的梦魇，滋养着他的创作，也销蚀着他的生命。4月，胡果·贝尔格曼回布拉格进行有关活动，他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卡夫卡撑着病体参加了一次报告会，听取了贝尔格曼关于巴勒斯坦文化的讲演，感到十分高兴。贝尔格曼邀请老同学在身体条件允许的任何时候赴巴勒斯坦，卡夫卡则兴奋地憧憬着。然而，那多半永远是一场梦了！
1923年6月12日，卡夫卡写下他这年唯一一篇，而且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一篇日记：最近这些日子真是可怕，时间无法计算，几乎是连续不断。散步，白天，夜晚，白天，什么能力也没有，有的只是感受疼痛的能力。确实呢。没有什么"确实呢"……写东西时越来越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每句话，在妖魔的手中转过来，翻过去（多变正是妖魔的手的典型特征），变成矛，掉过头来又刺向说话的人。……这情况将永远这样下去。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事情正在发生。你的意志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胜于自慰的是：你也有武器。他还有什么武器呢？也许，那就是"替罪羊"的执着，抑或《城堡》中Ｋ的执着，那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什么东西？
夏天，卡夫卡随大妹妹艾莉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米里茨休养。卡夫卡此行原来有意要往柏林拜访他的希伯来语老师，即正在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学的普阿·本托维姆。但还在米里茨的时候，他和妹妹及孩子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来自柏林的犹太人度假村，并结识了度假村中的孩子和老师。一天，他在度假村的厨房看到一位姑娘正忙着洗鱼，于是颇有教养地发表了表示不满的评价："多么纤细的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姑娘闻言立即害羞了，她向度假村的管事提出要换个活儿干。这位能流利地讲述自己民族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犹太姑娘，就是卡夫卡最后一位女伴，当时年方19岁的多拉·笛雅梦特。像当时许多年轻而果敢的犹太姑娘，多拉离开了犹太居住区来闯世界。她不愿意成为正统犹太教严厉家长制的牺牲品，不愿意让父亲来安排她的婚姻，让她在与之并无爱情的什么男人身边可怜地了此一生。哪怕冒险，哪怕受苦，她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奋斗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情。她敏感，善良，内心充满爱的温情；然而在被战争和欲望所败坏的大地上，在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生活中，却处处感到冷酷和敌意；正在这时她遇见了卡夫卡。在他身上，她发现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有教养、有头脑、有风度的西欧人，而且跟她一样有一颗犹太人的心；温和而多情，深深地关心她；这位男人的智慧让她仰慕和崇拜，能帮助和指导她走上人生和知识的道路；这位男人宁静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悲哀的神态触发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双重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位男人如此饥渴地需要着她，而正是这需要，最终成为多拉最最充分的理由：她爱卡夫卡。真是一首绝唱的悲歌！谁也想不到，穿过所有的泥泞、污秽、肮脏、疾病……
在几乎完全迷失了道路之时，在城堡的暮色就要掩盖一切之时，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却嫣然盛开。由于妹妹奥特拉热心的鼓励和支持，卡夫卡以蔑视死亡的勇气拥抱了这场爱情。在米里茨，在3周时间内，两人的关系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开始周密考虑在柏林共同生活的事宜。
虽然，炽热的爱情和波罗的海的空气都未能改善卡夫卡的健康(现在，他身高一米八二的身躯却只有不足55公斤的体重，几乎是一副骨头架子)，然而，他在情感、精神和思想上却完全解放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卡夫卡终于不顾父母的反对搬到柏林去了。他终于摆脱了父母，终于挣脱了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另一方面，过去迫使他进行痛苦写作的魔鬼也终于离开了他，让他自由了。"我逃脱了魔鬼，搬到柏林来是一个壮举。"他不再是以魔鬼般的写作为唯一生存理由的"替罪羊"。或者更准确地说，现在他即便写作，也不是出于魔鬼的驱使。他终于开始了生活。现在，他活过了，因而，他用不着再害怕死亡。多拉懂得他，正如卡夫卡去世6年后她断然反对出版一切遗稿时所说：她恐惧任何人与她分享卡夫卡的企图。任何出版计划，任何有关的谈话，都是对她与卡夫卡私人领域的粗暴侵犯。"
总的说来，这个世界并不懂得弗兰茨。他与谁都没有关系，因为谁都不可能懂得他。……除非面对面了解他这个人。……除非通过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接触。可这，他当然再也无法做到。"而多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享受过这种目光和接触。她身上似乎有着东方犹太教美丽的、不竭的源泉，这恰好也是卡夫卡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最为需要的支撑之一。用布洛德的话说，"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很大程度上由于多拉的影响，卡夫卡甚至开始阅读正统犹太祈祷书，并念诵其中的咒语，用以驱除让他感到害怕的各种魔鬼或幽灵。如果不是从理性的把握、而是从人性的体温上讲，多拉比密伦娜更懂得卡夫卡。而作为后人我们知道卡夫卡死后多拉悲恸欲绝的景象，那也是他们爱情的一种大证明。几乎就从他悲哀人生的最后一个生日开始，卡夫卡终于获得了新生。后来布洛德回忆说：他到了柏林以后给我写了许多信，……他告诉我，他在那里很快乐，睡眠也很好（这句话我已经几年没听他说了）……我每次到柏林，都要去看弗兰茨，……我发现，他在柏林郊区过着一种宁静安逸的田园生活。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绪高涨起来了。……卡夫卡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自己的家庭，自由自在地生活。现在，他不再是某个家庭中的一个儿子，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家长了。……我发现，卡夫卡和他的女伴在一起，正过着真正愉快的生活。他充满乐趣地写作，……他计划和多拉一起租一家小小的餐馆营业，因为多拉的烹调技术相当不错，让她掌勺，而他自己准备当招待。后来我从多拉那里得知，卡夫卡要开餐馆的计划，同他移居巴勒斯坦的想法有关，他们俩要去"那边"自谋生计……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242－243页。
贫病交加的卡夫卡与多拉共度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在柏林，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卧床休息。另一位朋友去看望他，发现他"有些不安，神经质，几乎劳累过度，但很坚强，极其思念亲友"。在柏林时期，卡夫卡又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创作高潮，写出了《一个小妇人》、《地洞》以及最后的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地洞》以不厌其详的笔触，描写一只敏感而焦虑的鼹鼠是如何殚精竭虑，惨淡经营，试图摆脱无处不在的存在性不安，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当然也包括它强烈的主观投射和感受）中谋取生存。《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则描写一个不幸族类与其中一位不幸艺术家及其艺术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包含着卡夫卡有关艺术和艺术家及其与种族和民族关系的深刻见解，其涵义比《饥饿艺术家》更为复杂深广。值得指出的是，这部作品包含着对犹太民族及犹太教命运的关怀，这其中，多拉这位具有东方犹太精神和魅力的女性，一定在相当的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绝唱也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涉及到卡夫卡的自形象。
约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离她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变得无声无阒的日子已经相去不远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我们也许根本不会失去很多东西，约瑟芬倒是会幸运地消失在我们这个民族无数英雄的行列里，摆脱了尘世的烦恼，而按照她的看法，凡是出类拔萃者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由于我们并不推动历史，因此她不久就将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样，升华解脱，并被遗忘。《卡夫卡小说选》，第300－301页。
卡夫卡就要升华解脱了。本来，他已经新生了。只是，这却是一场过于悲剧性的、令人不忍正视的新生。问题在于，卡夫卡的病情在恶化，正是这条线索的发展与他的新生形成强烈反差，并导致可歌可泣的悲剧。1924年3月17日，卡夫卡在布洛德的陪同下回到布拉格。4月初，他被送进维也纳森林疗养院。4月10日，他被该疗养院退回：结核病已经蔓延到喉头，形成可怕的喉头结核，嗓子红肿、发烧、不断咳嗽。他被转入维也纳大学医院。现在，他几乎无法说话和进食，只能整日整夜挨饿挨痛，靠麻醉药缓和痛苦，靠一些液体维持生命。他成了真正的"饥饿艺术家"。他写过的事情又一次以令人恐惧的形式发生了，而且，在这最后一次，事情的恐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凡是我写过的事情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然而，在城堡的暮色中，卡夫卡一反常态，像新生的孩子一样固恋着他新获得的生命。他现在如此地渴望着赎回他自己，无论是通过写作还是通过爱情或是通过其他事情。悲剧在于，一切都像他为《城堡》安排的逻辑和结局：当他尚能坚持，眼前毫无希望；而当爱与希望随着夏日里最后玫瑰的开放而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只是这一次他没有放弃。他渴望活下去。他希望冲破笼罩他一生的悲剧命运。他生平第一次停止了对医学文明的任何反抗，绝对服从医生的治疗和处理。多拉唤起了他被压抑和扭曲了一生的生活意志。憾恨就在于，眼下这无比强烈的生活意志没能来得更早、更及时。
5月初，医生认为他喉头的症状有好转趋势。卡夫卡高兴得哭起来，他一再地拥抱多拉，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生活，企盼康复。他向多拉求婚了，并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一个"悔过的犹太人"，一个"回头的浪子"，一个希望赎回自己的人。多拉的父亲则本着自己的反感和犹太教的正统精神予以否定。5月11日，卡夫卡得知了多拉父亲的回音，他在病痛中苦笑了一下。那是绝望的苦笑。结果虽然并非完全没有预料过，但仍给他最后的打击。那天，布洛德最后一次前往看望卡夫卡，多拉悄悄地告诉他说，好像，夜夜都有只猫头鹰停驻在卡夫卡的窗前。
我们宁可相信多拉所讲述的不是幻觉。就在第二天，卡夫卡着手校对自选小说集《饥饿艺术家》（其中包括《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清样。不难想象，他内心受到何等样的震撼。这次，他所描写的事情彻底发生，而且绝对无法赎回。尽管事情尚未最后了结，但他一定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真正永远无法赎回自己了。从求婚失败以及相应打击的意义上讲，他最终未能找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喉头的结核让他无法吞咽，肺部的结核则让他难于呼吸；面对迟到的爱情，他无法爱我所爱，也享受不到可能具有救赎意义的婚礼，因而只能作为毕生的单身汉凄然死去。现在，从身到心，从内到外，他走投无路的绝境与那位弥留之际的"饥饿艺术家"完全没有区别。当他支撑着万般痛苦的身心看完全部清样后，命运般惨痛的交响终于冲决了他一直保持着的控制力，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一直不满意此事的父母准备来看望这位一生苦难的儿子。卡夫卡给他们回信说，他很想跟他们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过上几天美好的日子。但他又说，护照可能不易办理，母亲见到他也可能会太伤心，加之他又无法说话，因而请父母暂缓此行。也许，他是想避免父母与多拉肯定不会愉快的见面。
生日又快到了。仲夏的生日格外地象征生命的美好。回首人生，许多次爱情、艳遇、情感的嬗变和突破，刚好都在生日前后得以发生和展开。然而，这一次生日却前所未有地投下死神森然的阴影。卡夫卡病房中摆满了他终身热爱的鲜花和水果。他似乎在抓紧时间享受鲜花和水果的美丽与芳香。他拼命嗅着鲜花和水果的香味，并希望别人在他面前享用水果或饮料，以便让他共享欢乐。他关注着鲜花、果实、生命、以及永恒……他不能说话，于是以笔代言谈论自己的各种感受和愿望。我特别想要芍药，因为它们是那么脆弱。把丁香花放到阳光下去。永恒的春天在哪里?黄金雨得不到吗?……叶廷芳编：《卡夫卡散文》，下卷，第321－323页。
1924年6月3日，距42岁生日之前刚好一个月，卡夫卡病危。克洛普施托克，这位卡夫卡4年前在马特利阿里疗养院认识的犹太青年朋友，按照他们4年前的约定为卡夫卡注射吗啡。弥留之际的卡夫卡仍然能说出他终生都习惯表述的悖论："杀死我，否则你就是凶手。"又注射了一针安眠药。他在一阵昏睡后醒来，用尽全身力气扯掉身上的各种管子："别再折磨我了，干吗还要延长？"克洛普施托克想去捡起那些管子，卡夫卡对他说："别走开！""好，我不走开。""可我却要走了。"卡夫卡的遗体被运回布拉格，于6月11日安葬在施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他似乎终未逃脱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不仅如此，他似乎也终未能离开父母——1931年和1934年，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卡夫卡先后去世，大概出于他们的遗愿，或者出于其他亲人的安排，他们与儿子合葬一墓，墓碑上依次镌刻着儿子、父亲、母亲的名字。在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的绿荫下和鲜花丛中，三位骨肉之亲的人不知道在感受和冥想着什么。似乎，卡夫卡跟父母一道逃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噩梦。然而，3位妹妹与其他许多亲人都悲惨地死在纳粹集中营。密伦娜也死在那里。多拉在20年代末嫁给德国共产党一位著名领导人，生下一个女儿，并在纳粹掌权后与丈夫先后逃往苏联。在那里，丈夫被捕、受审、被判决继而销声匿迹，她几经磨难，终于在大战爆发之前，于1938年带着久患肾病的女儿离开苏联前往英国，在那里，她自己也因肾病不治而于1952年死去。菲莉斯与家人从纳粹的阴影下于1935年迁往美国，1960年在那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