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有多么瘦、多么饥饿，卡夫卡坚定而执着地继续饿下去。暮色越来越森然，城堡似乎渐渐消失在自己出神的存在中。目光不再仅仅是疲倦，不再仅仅要承受寂静；目光现在还要承受虚无和黑暗的恐惧。然而，尽管被命运判决永远只能在城堡的边缘徘徊，饥饿的艺术家始终在向着城堡进发，穿过永无尽头的道路，一次又一次地抵达它的边缘。"仿佛我的生活明天才开始，这期间我正处于终点。"
Ｋ抵达的时候，夜色已深。村子被大雪覆盖着。城堡屹立在山冈上，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什么也看不见，连一丝灯光——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处的标志——也没有。从大路到村里去要经过一座木桥，Ｋ在桥上站了很久，仰视着空空洞洞的天宇。
《城堡》就以这样的描写开了头。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向布洛德朗诵了《城堡》第一章。在二月份从斯平德勒米尔回到布拉格后，他重新开始了《城堡》的写作。现在，他的健康比任何时候都令人担忧，病假也一再延期。在重新投入"饥饿艺术"的同时，他请求密伦娜别再给他写信，"这样说吧，我一生所有的痛苦都源于书信。"但密伦娜到布拉格时仍然来看望了他，5月，他们见了生平最后一次面。医生鉴定卡夫卡业已丧失工作能力。6月7日，作为高级秘书的卡夫卡正式向公司提出暂时退休的申请。6月底，他与奥特拉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道去波希米亚森林中的普拉纳，在那里一直待到9月，在奥特拉的精心照料下专心写作《城堡》，找到了很好的自我感觉。他的退休申请在7月1日被公司批准。从这一天起，他只能领取远不足过去薪金一半的退休金。生日又到了。在远离布拉格的普拉纳，在构思和继续写作《城堡》的过程中，这位已是四十不惑之年的"饥饿艺术家"一定是思考了许多许多。7月5日，在经过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之后，卡夫卡向布洛德发出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封信。在这封将近四千字的长信中，深知自己已不久人世的卡夫卡提前对自己作出了冷峻、深刻、阴森而又悲凉的自我分析和盖棺论定。在这封信里，他作为被迫天生成为作家的人，对自己的存在意义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和否定，并进而指出了自己恐惧的根源。任何人，只要他了解和理解了卡夫卡悲哀而不幸的一生，在这封信面前就不可能没有潸然泪下的感觉。正如一位作者所说："如果某人几乎要自行撤去安身立命之本，也就是说，如果他揭示出所有他人都敦促他去做、而他在一定意义上也视其为最高使命的东西却属可疑，这是何等无情的自我提问啊！这简直超出了人之所能。"
今天夜间失眠，当我在痛苦的睡眠中对一切进行反复思考的时候，我又意识到那在最近十分平静的时间里几乎被我忘掉的念头，即我生活在一片多么虚弱的、或者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土地上，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从这黑暗之中，那神秘的暴力任其意志产生出来并摧残着我的生命，而不顾我的结结巴巴。写作维持着我，……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是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相反，不写作我的生命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一个不写作的作家自然是一种向疯狂挑战的狂想妄为。但是，作家生活的本身是怎样的呢？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报偿。但是报偿什么呢？这一夜我像上了儿童启蒙课似的明白了：是报偿替魔鬼效劳，报偿这种不惜屈尊与黑暗势力为伍的行为，报偿这种给被缚精灵松绑以还其本性的举动，报偿这种很成问题的与魔鬼拥抱和一切在底下可能还正在发生、而如果你在上面的光天化日之下写小说时对此一无所知的事情。也许还有另一种写作，但我只知道这一种。每逢夜深人静，恐惧袭来，使我不能入睡时，我经历的就是这一种。而在这场合，那种魔鬼性质的东西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是沾沾自喜和享受欲在作怪，即在自己和别人形象的周围不停地拨弄翻掘并以此为乐，而且越搞名堂越多，于是就有了一套沾沾自喜的体系了。天真的人有时暗暗希望着："我恨不得死去，看看人家是怎样哭我的。"一个这样的作家持续不断地实现着这一愿望，他正在死亡（或者说他不活）……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死亡恐惧，……［这种恐惧］能以惧怕变化……的面貌出现。死亡恐惧的理由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他不得不带着可怕的恐惧死去，因为他还没有活过。……我在这样的不眠之夜得出的结论始终是：我能活而不活。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凡是我写过的事情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将真的要死了。我过去的生活比别人的更甜蜜，我的死亡将因此更可怕。作为作家的我当然马上就要死去，因为这样一种角色是没有地盘，没有生存权利的，连一粒尘埃都不配；仅仅在最疯狂的尘世生活中才有一点点可能；那仅仅是一种享受欲的幻想。这是作家。但我自己却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了，因为我没有活过，我始终是粘土，我没有把火星变成火焰，而仅仅是利用它来照亮我的尸首。"那将是一种独特的殡仪，作家，也就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把这具旧尸首，这具自古以来的尸首交给坟墓。在彻底的忘我（不是清醒，忘我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情况下用所有感觉器官来享受这种殡仪，或者说想要叙述这种殡仪，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作家。不过这事不会再发生了。《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67页。
"弗兰克要死了。千真万确！"这的确是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事情。这位为不安、恐惧和罪感追逐了一生的人，这位"最瘦的人"、穿衣服的人中"唯一的裸体者"、永远只能挨饿的"饥饿艺术家"，在身不由己地穿过人间的污秽、肮脏、疾病……之后，似乎终未能爱其所爱，终未能走穿那通向城堡的道路，终未能在暮色降临和笼罩之前抵达，相反仍被恐惧和绝望所压倒，并进入某种恶性循环。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写到："作家不能占有他的房屋，不能占有在实际生活中才能兑现的个性，作家只能叙述，他只能这样享受一下生活。作家在写作时，就离开了自己的房屋，那房屋因为他的写作而变得摇摇欲坠，变得不真实了。作家就是这样，不停地排斥生活，而且，他还认为，唯有写作才能使他免于一死，他这样做、这样想的结果是，他更加害怕死亡。"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311页。"作家害怕死亡，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活过。"这是坚定而绝望的断言。然而应该说，它同时也多少反映了卡夫卡自身的脆弱。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并非作家害怕死亡，而是他卡夫卡害怕死亡。作家的确害怕死亡。但是，卡夫卡尤其害怕。
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他因为与生俱来的惨痛缺失，而比常人更强烈地渴望着此岸的生活。可是，写作不就是一种生活吗？的确，正如有人指出，作家的生命转移到作品中去了。然而，那些不写作的人，他们的生命不也转移到生儿育女、银行存款、住房、汽车、足球、卡拉ＯＫ、或者金字塔等别的东西中去了吗？转移到作品中的生命难道就那么没有意义吗？他不是曾经声称：写作是一种祈祷、一种救赎吗?"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其实，他写过的事早就发生了，而且一直在发生，而且——正如我们就要看到——还将更其可怕地发生。写作本来可以是一种祈祷和救赎，尤其在帕斯卡关于人性尊严的意义上更是如此。人是宇宙间一棵最脆弱的芦苇，但精神和思想却足以保证人性的尊严。只是，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爱我所爱；那就是要坚守这样的信念：人(大写的人)可以被消灭，但无法被战胜。只要拥有这样的前提，人的脆弱就会意味着人的尊严，甚至越是脆弱就越是如此。可是卡夫卡却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他被魔鬼所驱使；或者说，他习惯于向魔鬼妥协，在魔鬼面前放弃自己。他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魔鬼，趁着夜色咬人害人。他不无正确地指出，这本身无所谓善恶，这就是生命；魔鬼是人的固定搭配；如果没有魔鬼附体，人也许就活不下去。这些认识都没有错，甚至可说颇为深刻。但是，当他强调："据说人也可以利用魔鬼来搞点什么名堂"，这就不能不引人注意。这使人敏感到污秽、肮脏、疾病等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最终未能通过写作赎回他自己。用前面第三章的话说，无神的罪感压倒了卡夫卡，阻碍着他生命的展开。
"我本来可以好好生活的，但是我没有在生活。"在回首一生的时候，他的自我否定格外冷峻，但也惨痛得令人难以承受。40岁，这几乎是一个男人最富有的年华。然而，在40岁这一年，卡夫卡却更加坚信了自己悲哀的命运，从而着手忘我而又清醒的彻底放弃。但是，卡夫卡之所以是卡夫卡，不仅因为他能魔鬼般地放弃，也因为他能魔鬼般地执着。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卡夫卡，才是绝无仅有的"单数人格"，才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在试图忘我而又清醒地放弃一切之时，有一件事情他反而显得格外地执着——至少在这封信中，那就是这彻底的放弃本身。他知道他的房屋已经被写作弄得摇摇欲坠了，但是他说他不搬家。因为搬家意味着疯狂，那也许是比死亡更令人恐惧的事情。
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72页。
骨瘦如柴、赤身露体的卡夫卡，以生命拥抱着饥饿的卡夫卡，或者说，毫无妥协能力、没有丝毫自恋和媚俗的卡夫卡，他不会用"殉道"或者类似的词，而是用"替罪羊"。然而，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替罪羊"般的存在和行动，使得那夜色如晦的城堡上空始终存在着某种无可觉察的毫光，那并非通常所谓的希望，而是某种更为复杂难言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铤而走险的倔强、顽固、执着、执拗、偏执、固执……也许这很像卡夫卡自己从《城堡》中删掉的一句话所想要表述的部分意思："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多许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
只有一个代号般姓氏的Ｋ被委派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然而荒诞和悖谬的是，城堡似乎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因为，在城堡和它所统辖的世界里，一切有关事宜早已按照某种法则作了准确无误的登记。事实上，完全就像在《审判》一书中一样，这法则来自某种巨大而无形、同时又无所不在的运作机构，来自某种非理性的权威。城堡的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精确的世界中，任何移动界石的企图，都会被视为破坏行为而引起怀疑和愤怒。繁复而严密的组织部门，办事认真的官僚和下属、成柜成捆的卷宗和文件……但荒诞和悖谬就在于，那份关于聘用土地测量员的卷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于是，像《审判》、《判决》或卡夫卡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Ｋ发现自己罹受了来自非理性权威的"莫名之罪"，陷入了"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者"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于是，斗争开始了。
然而，这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至少在主观上，Ｋ并非代表着普遍的正义、公正、理性、良知等，而只是代表他自己而要求着进入城堡的权利。他是一个几乎无名的人，就像他的姓氏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个善意的人，"头脑单纯"；他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可他并不追求孤独，也不以孤独为荣；他希望安身立命，结婚，建立家庭……
在城堡边上的那座村子里，Ｋ执拗地坚持寻找通往城堡的道路，从没有生过气，也始终不放弃。他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也像《审判》中的约瑟夫·Ｋ那样通过女人，因为她们"跟城堡有联系"。他甚至跟女人在"污秽"中打滚，以至象征般地感觉到没有了"故乡的空气"，感觉到令人窒息的诱惑，并因而身不由己，只好一任迷失下去（据说这些女人中有密伦娜的形象）。参见维利·哈斯："《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编后记"，见该书第276页。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城堡永远在远处的山冈上，在暮色、夜色、阳光或晨曦下出神地存在着，永远令他可望而不可及。"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蹰也。"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17、118页。Ｋ终因心力衰竭而在斗争中死去。然而，也许由于他至死都在斗争、寻找、眺望，这就产生了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结果：在Ｋ弥留之际，从城堡终于下达了一个决定，它虽然没有确立Ｋ在村子里定居的法律权利，但——"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那里暂时居住和工作。从本质上讲，这仍然是一种"不由分说地悬而未决"的存在，然而，它与斗争开始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某种全新的含义。悲剧在于：当他尚能坚持，他眼前毫无希望；而当希望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城堡》系未竟之作，其结尾据卡夫卡向布洛德所述。见布洛德："《城堡》简论"，载《城堡·变形记》。如果把《城堡》与《审判》联系起来看，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领悟到此中的悲剧意义。在《审判》中，约瑟夫·Ｋ看到，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生活本身是最大的不幸，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这不幸具体说来，就是那巨大而无形、无所不在、不由分说的人类文明运作机制。约瑟夫·Ｋ无法承受这种机制的非理性权威，他让自己作为反常人格从中游离出来，并坚信由上述机制所决定的生活本身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从而执着地进行绝望的反抗。
而现在，《城堡》中的Ｋ具有了另一种成熟，以及相应的勇气和承受力。如果把Ｋ看作约瑟夫·K的延续，那么，他现在愿意放弃人格反常的不幸，而渴望重返生活这更大的、但却是正常的不幸。这表明他现在有勇气承受不由分说或悬而未决，表明一种超越，表明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新生。悲剧在于：当就要或已经新生时，他却因心力衰竭而不得不死去。
正如我们多次谈到，卡夫卡每部作品都具有绝非单纯的复杂涵义，《城堡》一书更是如此。每一种理解，即便正确，也可能只涉及到其中某一侧面。事实上，从卡夫卡留下来的某些手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部小说的内涵越来越复杂，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再加上健康原因，1922年8月底，卡夫卡中断了《城堡》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