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又在父母家中开始了那老一套的生活。重新适应这一生活花了他半个多月的时间。然而，不管怎样，楚劳8个月的全新生活，让他大大恢复了元气。今天回顾起来，人们似乎能够说，无论卡夫卡自己对待疾病的心理状态如何，也无论他自己是否希望治愈自己，楚劳的调整使本来并非十分严重的病情已有缓解和转化的趋势，生命有可能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当然完全的康复还是另一回事。现在，他有能力逐渐协调好自己和生活的关系，上午上班，下午学习希伯来文，或前往布拉格郊外的果园参加"劳动生活"。布洛德与他见面的时候大大减少了，但也偶尔找他一道去散步或游泳。这样一种有规律的生活也让卡夫卡产生了某种充实的感觉。对肺结核，他仍然不上疗养院治疗，而采取他传统的自然疗法。
一切似乎都好。随着夏天走向尾声，世界大战的恶梦也快结束了。然而，战场上的屠杀却悄悄地被另一种无形的屠杀取而代之。被称为当代黑死病的西班牙流感从战争的狼籍中森然涌现，并迅速蔓延开来。它不像炮弹和子弹或别的什么武器，它没有确定的攻击目标，但唯其如此，它才像人类文明中某种巨大而无形的运作机制，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到它的运作和传播之内。无论属于同盟国还是协约国或者中立国，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都有可能成为这场现代瘟疫的牺牲品。 "当代黑死病"横扫全球，在短短的时间内夺去两千万人的生命。仅在布拉格一地，感染人数就高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与战场上的屠杀相反，现在是年老体弱的人首当其冲，自然包括本身就格外脆弱、而且本已身患"白死病"的卡夫卡。10月14日，他突感呼吸阻塞，并伴随剧烈不断的干咳，高烧达４０°C以上。流感不仅摧毁了他正在逐渐恢复的机体平衡，而且引发了可怕的急性双侧肺炎，使生命受到威胁，有三个星期之久不得不躺在床上。11月19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公司上班，发现公司的名字、主办人和经理都已更替。原来，战争结束了，哈布斯堡王室退出了历史舞台，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5天前，原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王国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平时期又重新开始了。"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对卡夫卡这样一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回公司上班不到一个星期，他再次病倒了，高烧、盗汗、呼吸困难，不一而足。"母亲整日哭泣，我尽力安慰她。"父亲一直被隐瞒着关于儿子肺病的病情，现在看到他双病缠身，一反平日的严厉，蹑手蹑脚走进房间，在门口站住，伸长脖子看儿子躺在床上，关心地举手打招呼。以至卡夫卡"止不住幸福地哭起来"，甚至以后回忆起来"不禁又潸然泪下"。当时，奥特拉正在农校学习，只好由母亲陪伴他前往布拉格以东的小城镇什累申休养。他在什累申一住就是4个月；正是在什累申的膳宿公寓中，他认识了因故在那里逗留的布拉格人尤丽叶·沃里泽克小姐。
年方28岁的尤丽叶·沃里泽克系捷克犹太人，父亲是位鞋匠，并在布拉格一座犹太教堂内担任打杂工作，未婚夫在第一次大战中丧生。卡夫卡后来向布洛德描述说："她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不是德意志人，也不是非德意志人，喜欢看电影，听轻歌剧和喜剧，喜欢涂脂抹粉和戴面纱，掌握有非常丰富的、大量的、粗野的俚语行话，从整体来说，很无知，乐而不悲……她在心灵上是勇敢的，诚实、忘我……身材漂亮，但是无声无息……"在冷冷清清的膳宿公寓里，与这位布拉格姑娘相识使卡夫卡性情变得极为复杂。"我们每次相会，就要不停地笑上好几天。在吃饭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要笑一通。总起来说，我们的笑声是不舒畅的，因为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这样纵情欢笑，这莫名其妙的笑声是折磨人的、令人羞惭的；这笑声使我们更加疏远……我像一个遍体鳞伤的人，……我和尤丽叶刚认识时，我一到夜里就辗转反侧，彻夜不眠……"由于"遍体鳞伤"，卡夫卡最初高度约束自己，尽量与尤丽叶保持距离，减少见面的机会。
卡夫卡所谓的遍体鳞伤当然主要是指菲莉斯事件。然而，是否那场事件所留下的可怕记忆就足以让他那么一个人永远对婚姻敬而远之呢？要知道，与正常生活相对而言，单身汉状态也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卡夫卡是否真正能够承受这种状态？我们知道，当年的克尔恺郭尔勇敢地承受了这种状态。他痛苦地斩断情丝，义无反顾地了却红尘之念，作为"永远的单身汉"弃绝此岸的伦理－人际关系，用"绝望的一跃"献身内心的上帝，从而成为亚伯拉罕式的、绝无仅有的"信仰骑士"。当年，为了让蕾琪娜对他不存幻想，他甚至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残酷话语，对蕾琪娜说什么"在未来的十年里，我将播种我所有的野麦，我需要一位青春常驻的小姐，使我保持活力。"其实他并不需要什么活力，他的活力在内心世界，在大山一般沉重的、亚伯拉罕式的信仰境界。与之相比，卡夫卡似乎缺少内心的信仰。因而，他需要疾病这样一种"信仰的事实"来支持自己与菲莉斯断绝关系。似乎，他对菲莉斯也做出了"必要的残酷之举"，也表示将"终生不娶"。但不难想象，这位随时可能"垮掉"的人恐怕难以实现他自己的戒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他将第三次订婚，更将不止一次地考虑婚姻问题，直到去世前一月，在最为痛苦的弥留时光，他将再次向另一位姑娘求婚。
也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才表示他"够不着"克尔恺郭尔这颗"明星"。自然，在他的话语中也不无某种婉转笔法，巧妙地表达了他惯有的"抱怨"，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这"抱怨"中也含蓄而尖锐地包含着对克尔恺郭尔的批评。卡夫卡认为克尔恺郭尔的有关文献是"在云雾中写成"，他"对普通的人视而不见，而是在云彩上画起了一幅亚伯拉罕的像"，用彼岸的力量、用神的力量简单地否定了此岸的道路、泥泞和污秽。"克尔恺郭尔一句话都不必说，仅他的立场本身似乎就已经反驳你了。"《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58-159页。寒冷的冬天到了，在什累申那家膳宿公寓里，其他客人渐渐离去，到最后就只剩下卡夫卡和尤丽叶两人。他们的来往似乎也多了一些。但是，卡夫卡在内心为自己确立的原则并没有改变。
1919年3月，尤丽叶和卡夫卡先后返回布拉格。一回布拉格，卡夫卡就无法再保持对自己的约束。按捺不住的想念促使他立即给尤丽叶写信，然后两人就"像被谁驱赶着似的飞到一块儿去了"。陶醉在爱情中的卡夫卡很快萌发了结婚的念头；于是，在与菲莉斯解除婚约一年半之后，在与尤丽叶相识半年之后，在他的又一个生日之际，卡夫卡再次订婚了。36岁的卡夫卡很快为结婚作了诸多准备。然而，据他称，当他告之父母他准备结婚时，父亲却断然反对，并用刻薄的言词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多半她穿了一件什么迷人的衬衫，布拉格的犹太女人就会来这一套，你当然就一见钟情，立刻决心要和她结婚。而且越快越好，一个星期以内就要结婚，甚至明天，最好是今天。我不明白你，你是个成年人了，你是在都市里，可你却什么能耐也没有，只会随便找个女人马上同她结婚。难道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要是害怕，我亲自陪你去好了。"经商奋斗成功的父亲显然是在说，婚姻必须慎重，不能轻率和着急，必要时可以采用特殊的方式暂时解决生理上的问题。这番话的确很刻薄，而且也未必切中卡夫卡内心深处的症结。然而至少，以一种"现象学"的眼光来看，它们不无某些中肯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们似乎深深刺痛了卡夫卡的某些难言之隐。至少，它们让卡夫卡回忆起16岁那年从父亲那里所受到的类似伤害。
然而，如果说父亲的粗暴和刻薄使他茫然，那么母亲的反应则令他格外刻骨铭心。"母亲的举止反倒几乎更引起了我的兴趣，她虽然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她毕竟还是从桌上拿起什么东西，借故离开了房间。"这又跟16岁那年他受到父亲伤害时的情况相似，当时，母亲也在场，却同样在父与子之间保持了缄默。
这一次，卡夫卡以前所未有的独立精神顶着逆风，继续为结婚而努力。他和尤丽叶终于找到一套房子，并发表了结婚预告。然而，就在临结婚之前两天，他们发现那套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于是，第三次婚约又一次宿命般地流产了。然而，如果真有宿命，那只能是卡夫卡自己四分五裂的宿命。他后来的自我分析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这次婚事虽然源于爱情，但根本的基础还是理智。正是理智告诉他，他没有结婚的条件和权利。"你的情况是：紧张过度，完完全全地为文学所吸引了，肺功能已经虚弱不堪，整天在办公室搞那些抄抄写写的事，累得喘不过气来。你还要在这种情况下结婚？而且，你还大言不惭地承认，自己必须结婚。你心怀这个目的，却还有胆量，要求自己心安理得地进入梦乡。第二天，你的头像正在溃烂的伤口，疼得要命，但你还惝恍迷离地到处乱跑。难道，你还想凭着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连累一个完全依赖你、献身于你、对你忠心耿耿的姑娘，让她伤心？"
然而，不管他所说的是什么，他所作的却在事实上让尤丽叶大伤其心。对此他作了一番自我解释，承认"与尤丽叶的订婚完全是我的精神状态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局势对订婚极为有利"。说到底，这场婚事"是外界的客观现实和我虚弱的内心思想之间的竞赛"。毫不奇怪，这样一场竞赛当然注定要失败。对此卡夫卡总结说，他作为一无所有的人孤注一掷想要结婚并非谎话，但结不了婚却也并非不幸。"如果我们真的结了婚，那么我们关系的破裂也许会更加使人恼怒，以至新婚夫妻双双都被埋葬。"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122页。
卡夫卡与尤丽叶的关系就这样不了了之地拖延下去了。10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和《在流放地》出版了。照卡夫卡的说法，每当他有作品问世，总要呈献父亲一册，可不知怎么，其时父亲多半是在打牌，而且总是那句口头禅："把它放在床头柜上！"这句口头禅从来令卡夫卡耿耿于怀，这次就更是火上加油。父亲对他婚姻大事的粗暴干涉，以及对他写作的轻视，使卡夫卡积聚几十年的压抑变得难以忍受了。而肺结核所带来的新生力量似乎也赋予他必要的勇气。11月初，卡夫卡与布洛德结伴再次前往什累申，在那里写下了历史性的《致父亲的信》。11月下旬，卡夫卡回到布拉格，但该信却一直没有发出去，而是交给了母亲。母亲却没有转交父亲。卡夫卡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这事就跟卡夫卡的许多事一样不了了之。也许，他还没有与父亲公开斗争的足够勇气。也许，正像有人认为，卡夫卡非常清楚自己已经达到目的，因为该信的锋芒所向，与其说是直指父亲，不如说是含蓄地针对着母亲。通过这封信，他把父亲对自己的伤害（尤其是那两次刻骨铭心的羞辱）巧妙地转移到母亲身上，从而报复了这位从小没给他应有母爱的女性。参见Ernst Pawel,The Nign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81。也许，以上两者兼而有之。
卡夫卡与尤丽叶的关系继续不了了之地保持着，然而似乎命中注定没有生命力。这一次在什累申，他又结识了一位19岁的犹太姑娘，并同她保持了3年多的通信。更早一些时候，在10月底，他收到一位非犹太捷克女子密伦娜·耶申斯卡的来信，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25岁，已婚。过去什么时候，卡夫卡曾与她和她丈夫在布拉格见过面，但已记不起她确切的模样了。这次，密伦娜在来信中希望能得到允许，由她把卡夫卡的一些作品从德文译成捷克文。卡夫卡当即回了一封短信，可不知为什么差不多半年之久没有收到回音。